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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F091.34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0117(2002)01-0033-04
　　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是制度變遷理論的三大理論基石。值得注意的是，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或多或少地受到馬克思理論的影響。本文首先從三個方面即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對諾斯的理論進行評述，然后從總體上探討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的內在結構及其對中國改革的影響。
　　 一、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及三大理論基石
　　諾斯通過對西方市場經濟演變史的審視與分析，升華出制度變遷理論的思想，并以三大理論基石來構建他的分析框架。如他所述，“我研究的重點放在制度理論上，這一理論的基石是：1)描述一個體制中激勵個人和集團的產權理論；2)界定實施產權的國家理論；3)影響人們對‘客觀’存在的變化不同反應的意識形態理論，這種理論解釋為何人們對現實有不同的理解”。[1]值得提出的是，諾斯在闡明上述分析框架的過程中，始終以成本——收益為分析工具，論證產權結構選擇的合理性、國家存在的必要性以及意識形態的重要性；而這種分析使得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具有巨大的說服力。
　　 （一）產權理論的評述
　　產權理論是諾斯制度變遷理論的第一大理論支柱。諾斯認為有效率的產權對經濟增長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曾提到“增長比停滯或蕭條更為罕見這一事實表明，‘有效率’的產權在歷史中并不常見”。[2]很顯然，經濟能否增長往往受到有無效率的產權的影響。有效率的產權之所以對經濟增長起著重要的作用，因為一方面產權的基本功能與資源配置的效率相關，另一方面有效率的產權使經濟系統具有激勵機制。這種機制的激勵作用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降低或減少費用；2)、人們的預期收益得到了保證；3)、從整個社會來說，個人的投資收益充分接近于社會收益（在產權行使成本為0時，充分界定的產權使得個人的投資收益等于社會收益）。所以諾斯認為產權的界定、調整、變革、保護是必要的。
　　歸納起來，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評述諾斯的產權理論。
　　1、從產權理論所考察的層次看，諾斯的產權理論沒有區分根本的產權與具體的產權。它是在資本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既定的前提下關于具體產權的理論，其著眼點僅僅在經濟運行的層面上。
　　2、從方法論、世界觀的角度看，盡管諾斯或多或少地受到馬克思分析方法的影響，但是他否認社會存在對社會意識的決定性作用，夸大了意識形態對經濟的作用，過分地強調了法律對經濟的促進作用；沒有區分根本產權與具體產權；否認生產力對生產關系的決定作用；尤其是他出于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需要，回避了階段差別，忽視了作為生產主體的人在經濟發展中的根本性作用，而以抽象的產權來闡明經濟史的變遷。這樣他就墜入唯心主義的泥潭中。
　　3、從產權變遷的原因看，諾斯不像馬克思那樣從事物內部矛盾運動分析出發探尋產權變遷的內在動力，而是從處于經濟運行層面上的微觀主體出發探尋產權變遷的外在動力。
　　4、從理論基礎看，諾斯的產權理論的理論基礎是交易費用理論，交易費用理論不僅是一種分析工具，而且是產權理論的基礎。
　　5、從產權變遷評價標準看，諾斯的產權理論的評價標準是交易費用是否降低。盡管交易費用很難準確計量，并且諾斯注意到交易費用降低不一定是產權制度變遷的結果，產權制度的變遷也不一定產生交易費用下降的結果，但是諾斯認為這些并不重要，他還是以交易費用作為產權制度變遷的依據。
　　6、從產權的主體與客體分析看，諾斯的產權論述中他把土地、勞動力、機器等生產要素都抽象地看作產權客體，卻沒有從這些生產要素的具體特性方面加以考察，尤其是沒有從這些要素在價值、使用價值創造過程中的作用方面加以考察。這必然使得諾斯形而上學地把這些生產要素等量齊觀。
　　7、從對產權制度的評價看，諾斯形而上學地認為只有私有產權才能提高經濟效率，私有產權能夠激勵技術進步、促進知識存量增加，推動社會進步和制度變遷。
　　 （二）國家理論的評述
　　國家理論是諾斯制度變遷理論的第二大理論支柱。諾斯對國家的看法集中體現在這一悖論中“國家的存在是經濟增長的關鍵，然而國家又是人為經濟衰退的根源”。[4]對這一悖論的論證，諾斯是從國家與產權的關系上展開的。如果國家能夠界定一套產權，提供一個經濟使用資源的框架，它就能促進全社會福利增加，推動經濟增長，這就是國家契約論；如果國家界定一套產權，僅使權力集團的收益最大化，而不能實現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造成人為的經濟衰退，這就是國家掠奪論。那么，對國家存在的解釋到底是契約論還是掠奪論呢？諾斯認為“盡管契約論解釋了最初簽訂契約的得利，但未說明不同利益成員其后的最大化行為，而掠奪論忽略了契約最初簽訂的得利而著眼于掌握國家控制權的人從其選民中榨取租金”，[7]所以他把不全面的兩種理論統一起來，用“暴力潛能”論解釋國家的存在。
　　為什么國家對經濟發展起著雙重作用呢？諾斯認為國家作為“經濟人”提供服務有兩個基本的目的：一是界定形成產權結構的競爭與合作的基本規則（即在要素和產品市場上界定所有制結構），這能使統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費用以使社會產出最大，從而使國家稅收增加。事實上，這兩個目的是不一致的。第一個目的實質上指國家企圖確立一套基本規則，以保證統治者收入最大化，但國家為使自己的“壟斷租金”最大化，并不關心交易費用的降低和有效率的制度的創新，從而會阻礙經濟的增長。第二個目的是界定一套使社會產出最大化且完全有效率的產權以推動經濟增長。基于上述兩個目的的不一致性，諾斯進一步認為國家在競爭約束與交易的約束下會界定一套有利于統治集團而無效率的產權結構。
　　另外，諾斯認為國家是一種不可控的神秘的力量，超經濟的力量；因而他在《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中并沒有解釋國家存在的原因，而強調了國家的暴力。他以為“理解國家的關鍵在于為實行對資源的控制而盡可能地利用暴力”。[8]
　　 （三）意識形態理論的評述
　　意識形態理論是諾斯制度變遷的第三大理論支柱。諾斯認為只有意識形態理論才能說明如何克服經濟人的機會主義行為，如“搭便車”現象，才能進一步解釋制度的變遷。在諾斯的制度變遷論中，國家理論說明產權是由國家界定的，而產權理論表明一個國家的經濟績效取決于產權的有效性。但是上述兩大理論并沒有成功解釋如何克服“搭便車”的問題，也許產權的無效率性及其不完全性，可以部分地解釋“搭便車”等經濟行為的存在，但是產權的充分界定及行使、經濟行為的監督與考核是要花費成本的。在成本小于收益的情況下，有效率且完全的產權也許勉強克服了這種經濟行為，然而在成本大于收益的情況下，單靠有效率且完全的產權無濟于事。總之，上述兩大理論無法徹底解釋克服機會主義行為，從而無法完全闡明制度變遷。為此，制度變遷的研究需要一種意識形態理論。諾斯認為意識形態是一種行為方式，這種方式通過提供給人們一種“世界觀”而使行為決策更為經濟，使人的經濟行為受一定的習慣、準則和行為規范等的協調而更加公正、合理并且符合公正的評價。當然這種意識形態不可避免地與個人在觀察世界時對公正所持的道德、倫理評價相互交織在一起，一旦人們的經驗與其思想不相符合時，人們會改變其意識觀念，這時意識形態就會成為一個不穩定的社會因素。
　　關于意識形態的本質，諾斯是先驗唯心的，他認為人們的思想來自于經驗。關于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由于諾斯的階級局限性，他所強調的意識形態的反作用體現在對舊制度的維護上。關于意識形態的滯后性，諾斯認為這與四個時滯（認知和組織時滯、發明時滯、菜單選擇時滯、啟動時間時滯）有關。
　　 二、諾斯制度變遷理論內在的邏輯結構評述
　　以上是對諾斯理論三大基石的評述。下面是對諾斯制度變遷理論內在的邏輯結構的評述。而研究諾斯制度變遷理論內在邏輯結構可以歸結為研究制度變遷的主體、動力、來源、過程以及路徑。
　　首先讓我們考察一下制度變遷的動力機制。諾斯認為稀缺性、競爭、認知、選擇是制度變遷的動因。諾斯認為“在稀缺經濟和競爭組織環境下，制度和組織的連續交互作用是制度變遷的關鍵之點；…競爭使組織持續不斷在發展技術和知識方面進行投資以求生存，這些技能、知識及組織獲取這些技能，知識的方法將漸進地改變我們的制度”。[9]他認為世界普遍存在著稀缺性資源，這就需要競爭，有競爭就有優勝劣汰。而優勝劣汰的過程實際上是市場決策的過程，這使得稀缺性資源得到最優配置。同時，人們對競爭的外界認知以后會理性地作出邊際選擇。于是經濟組織的制度變遷就在這些作出選擇的集團的推動下發生了，因為這種選擇是有效率的，人們可以從選擇新的制度下獲得更多的潛在利益。
　　關于制度變遷主體，諾斯認為制度變遷主體是社會行動團體，即“初級行動團體”、“次級行動團體”，他們是企業家或者是政治家。他認為“任何一個初級行動團體的成員至少是一個熊彼特意義上的企業家”，[10]而“委員（加上他們的助手）就構成了一個次級行動團”。[11]一方面，他并不以為“搭便車”的行為無處不在，因為若是這樣的話，制度變遷的行動集團就不存在了。這是他對新古典理論批評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他批評馬克思忽略了“搭便車”問題。“馬克思主義者強調階級是結構變遷的推動者，以此來巧妙地說明全部問題，然而這種觀點未能解釋問題的全部，因為馬克思主義者簡單地忽略了搭便車問題，而使人們的信念發生了一個大的飛躍，認為人們將會置自我利益于不顧而按一個階級的利益行事，甚至作出相當大的個人犧牲”。[12]所以諾斯以為確實存在一個社會變革集團推動制度變遷，但他又以為在社會行動集團中還存在著搭便車行為，這就需要借助意識形態的力量克服這種行為，限制個人主義理性發生偏差，可見，諾斯從利益驅動和意識形態兩個角度來論證社會制度變遷。
　　關于制度變遷的來源，諾斯指出制度變遷的來源在外在性上，而“外生性變化（如技術、市場規模、相對價格、收入預期、知識流量或者政治和經濟游戲規則的變化）使得某些人收入的增加成為可能”[13]。但是諾斯指出要獲得這些潛在收入，必須克服障礙，“由于某些內在的規模經濟、外部性、厭惡風險、市場失敗或政治壓力等原因，上述可能的所得并不可能在現存的安排結構內實現。所以，那些創新出能夠克服這些障礙的制度安排的人（或團體）才能夠獲得潛在利潤”。[14]
　　關于過程和路徑，諾斯認為一般的制度變遷是漸進的，“集體學習，即從歷史中存活下來的，表現在社會文化中的知識技能和行為規范使制度變遷絕對是漸進性的并且是經濟依賴的”。[15]同時，由于個人、企業家為了從所選擇的政治經濟制度中獲得更多的潛在利潤，“制度都是逐漸地被修改的”。[16]除了這種漸進的演進路徑之外，諾斯以為還有爆發式的制度變遷，他指出“戰爭、革命、入侵和自然災害，均是這種間斷性的制度變遷的原因”。[17]
　　基于諾斯對制度變遷過程的上述理解，進一步探討，可以看出在經濟發展史上，在有的國家制度變遷能獲得加速發展，而在有的國家制度變遷長期徘徊不前。諾斯認為制度變遷的路徑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交易費用高且不完備的市場；二是收益遞增。就前者而言，市場總是復雜多變，制度設計者的有限理性不可能事先掌握完全的信息，因此制度變遷的初始設計不可能與市場實際相吻合，制度變遷并不按照初始設計演進，事實上，可能一個偶然事件就改變了制度變遷的方向。就后者而言，“路徑依賴”出現了。在制度變遷過程中收益遞增的現象出現，從而形成了自我強化力量，促使制度變遷沿著既定方向在某條路徑中不斷發展，并自我強化。可是，沿著既定的路徑，經濟和政治的制度變遷可能進入良性循環軌道迅速優化，也可能順著原來的錯誤路徑往下滑，甚至被“鎖定”在某種效率的狀態下而導致停滯。“這也就是說我們的社會演化到今天，我們的文化傳統，我們的信仰體系，這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制約因素，我們必須仍然考慮這些制約因素”。[18]這說明路徑選擇，還與一個民族文化因素、宗教信仰因素有關。
　　 三、諾斯制度變遷理論對中國經濟改革思路選擇的影響
　　諾斯制度變遷理論會給中國改革者在改革思路選擇上提供那些啟示呢？大概以下兩個方面值得考慮：
　　第一，諾斯關于“私有產權的明確界定與國家對私有產權的保護，是西方市場經濟興起的根本原因”的思想對中國經濟改革的影響。諾斯認為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正是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所在。然而，有效率的經濟組織的產生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確立具有競爭性和排他性的產權，以便對人的經濟活動造成一種激勵效應，使私人收益接近于社會收益。根據這一思想，中國的經濟改革思路似乎就是充分和明確界定私有產權，并依此為基礎，在中國社會內部培育出一個完備的市場體系。可是，在這種抽象的改革思路形成之時，潛伏的使得這種改革思路注定要失敗的兩大風險傾向也產生了。第一種傾向認為私有產權總是有效率的。“事實上，近代出現的私有制是作為中世紀封建共同所有制的對立物出現的，它之所以進步，就是因為它界定了個體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搭便車’行為從而提高了組織的效率”。[19]但是這種私有制與作為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基礎的當代資本主義私有制是有重大區別的。因而聯想到公有制為基礎的中國，產權的充分而明確的界定（國有資產私有化）并不一定有效率。事實上，“產權私有化，并不是解決經濟績效問題的充分條件”，[20]因為經濟績效還與資源配置有關，即與一個公平、有效競爭的市場有關。第二種傾向是認為產權結構的發明與設計必須能夠使國家統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即“界定形成產權結構的競爭與合作的基本規則（即在要素和產品市場上界定所有權結構），這種使統治者的租金最大化”。[21]這就意味著中國的改革者有可能作出不符合中國國情的選擇（這種選擇是人為的。）。根據斯密、哈耶克等人的分析思路，私有產權的形成不是人為的，私有產權是在市場本身發育和生長過程中得以內生的，私有產權的形成并非像諾斯所認為的那樣只是一個國家統治者的簡單設立、界定利實施的短期過程。從這一觀點來看，中國目前改革關鍵不在于產權的充分而明確的界定，而在于“內生于市場機制的專有財產制度的生發、型構、晶化和定型的社會進程”。[22]
　　第二，“路徑依賴”對中國經濟改革的影響。在中國的改革中，中國的杰出的改革家和領導人運用了“路徑依賴”的理論，先不搞政治體制改革，而是先搞經濟體制改革。以漸進、溫和的改革方式，組織和領導了中國的改革。20多年改革的經驗證明這種改革方式是正確的，它順應了人們的心理協調過程，避免了社會的動蕩，保障了人民生活的安定。由此可見，諾斯的關于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的思想，對中國目前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極有積極意義。而諾斯的關于“鎖定效應”的洞見，有助于人們理解中國先不搞存量改革，而是先搞增量改革，這是為了避免“路徑依賴”的阻力。另外，這種洞見“對理解和消除目前中國經濟改革進程中的種種社會機能障礙，以及為削弱和淡化改革進程的種種鎖入效應而殫盡竭慮探索著的中國政治企業家和經濟學家們，亦有一定的參考和普遍意義”。[23]
　　收稿日期：200-12-06
青海師專學報：社科版西寧33～36F11理論經濟學黃曉興20022002試圖全面評析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本文的第一部分對諾斯制度變遷理論的三大理論基石分別予以評述；第二部分探析諾斯制度變遷理論的內在邏輯結構；而探討諾斯制度變遷理論對中國經濟改革思路選擇的影響構成了本文的第三部分。制度變遷/產權/國家/意識形態/路徑依賴/私有產權　　Institution change/Property rights/Nation/Ideology/Path-Depe-ndence/Private property rightsReview of North's Institution Change Theory　　HUANG Xiao-xing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Business College,Shanghai 200062)This passage attempts to review North's institution change theory.The first part comments on three theoretical bases of his theory respectively.The sceond part attempts to approach the logic structure of this theory.The theory's influence on the choice of china economic reform will be discussed in the last part.黃曉興(1975-)，男，江蘇吳縣人，華東師范大學商學院經濟系。華東師范大學 商學院，上海 200062 作者：青海師專學報：社科版西寧33～36F11理論經濟學黃曉興20022002試圖全面評析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本文的第一部分對諾斯制度變遷理論的三大理論基石分別予以評述；第二部分探析諾斯制度變遷理論的內在邏輯結構；而探討諾斯制度變遷理論對中國經濟改革思路選擇的影響構成了本文的第三部分。制度變遷/產權/國家/意識形態/路徑依賴/私有產權　　Institution change/Property rights/Nation/Ideology/Path-Depe-ndence/Private property rights

網載 2013-09-10 21:3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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