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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化研究領域，消費、消費社會、消費文化、消費主義都是頻繁出現的關鍵詞，但是這些概念又都有些模糊不清，這一方面是由于對它們自身的邏輯和歷史沒有達成普遍的共識，而在現實生活中，它們的具體呈現也有地域和時代的差異，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相關的研究、批評有著很多的重疊和互相借鑒。因此，這里將首先梳理基本的歷史和邏輯的淵源，概述相關的研究、批評都必須有所借鑒的幾種具有原創性的思想資源，在此基礎上，討論一些結構性地內在于消費文化與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的基本問題。
　　一、從消費到消費主義
　　廣義的消費是對物品的占有、使用、飲食、體驗、消耗等等。這是人類社會得以存在和延續的基本活動之一。這種廣義的消費自然是古已有之。而消費的現代含義則跟資本主義的發展有關。據雷蒙·威廉斯《關鍵詞》：consume（消費）一詞自從14世紀起，出現在英文里；在幾乎所有早期的英文用法里，consume這個詞具有負面的意涵，指的是摧毀、耗盡、浪費、用盡；從16世紀開始，與之相應的consumer（消費者）的較早用法，具有同樣的“毀滅”或“浪費”的一般意涵；而從18世紀中葉開始，consumer這個詞開始以中性的意涵出現在有關中產階級的政治、經濟的描述里；然而，consume的負面意涵，一直持續到19世紀末期。①由此可知，在20世紀之前的資本主義社會，崇尚勤儉、注重積累的資本主義精神對于消費保持著謹慎、節制，甚至傾向于否定的態度。
　　一般認為，以大眾消費為主要表現特征的消費社會、消費文化開始出現在20世紀初期。羅鋼在《消費文化讀本·前言》里寫道，消費社會“始于1913年福特汽車公司設在密西根德爾朋的生產流水線隆隆馳下第一輛汽車之時”，因為20世紀大眾消費社會的興起與以福特主義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大規模工業生產方式有著密切的聯系，福特主義使生產進入標準化、規模化的新階段，大批量生產構成了福特主義的時代特征，而大規模的生產必然要求大規模的消費。②而丹尼爾·貝爾在《資本主義文化》一書中提出，大眾消費始于20世紀20年代。它的出現，除了歸功于技術革命之外，還得助于三項社會發明：首先，他也同樣提到，采用裝配線流水作業進行大批量生產（亦即福特制的工業生產方式），這使得汽車的廉價出售成為可能；其次，市場的發展，促進了鑒別購買集團和刺激消費欲望的科學化手段；最后，貝爾強調，比以上發明更為有效的是分期付款購物法的傳播，徹底打破了新教徒害怕負債的傳統顧慮（他稱之為“道德習俗的革命”）。總起來看，大規模消費意味著人們在生活方式這一重要領域接受了社會變革和個人改造的觀念。③
　　但是，通常所說的消費主義所指涉的消費與福特主義時代的消費還有些微妙的、然而卻是十分重要的區別。在福特主義時代，大眾消費以大規模工業生產為前提，整個社會以“生產”為中心，“消費”是整個資本主義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的一個中間環節。到了20世紀60、70年代，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福特主義向后福特主義轉變④，或者說，隨著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轉變，經濟重心從制造業轉移到服務業，社會的中心也就從“生產”轉移到了“消費”。與此相應，日常生活的消費領域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其中，特別值得關注的是：非物質形態的商品在消費中占據了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說，人們所消費的不僅僅是食品、服裝、電器等物質商品，而是更多地表現為生活方式和所謂個性化的生活風格，包括休閑、運動、旅游等等；并且，在物質商品中也滲透著越來越多的非物質因素，在消費者購買某種商品——尤其是在促使消費者選擇某種品牌的商品——的過程中，發揮作用的不僅僅是這種商品的使用價值，它的“物美價廉”、“經久耐用”等優點，而更多的是由廣告（往往訴諸視覺形象和想象）附著在這種品牌的商品之上的符號和象征意義，相比之下，商品的使用價值、它對于某一個消費者來說的實際用途反而退居其次了。
　　這樣的消費觀念、消費方式不斷擴展、衍生，就逐漸形成了作為日常生活中的一種社會意識形態的消費主義。不管對于消費主義這個眼下非常通行而又有些模糊的概念有多少種不同的理解，它的真正的關鍵在于：消費行為不只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種必要手段，而且這一行為本身就已經成為一種目的。人們不只是通過消費來滿足某些基本生活需要，不只是解決溫飽問題，而是通過消費，表明自己的經濟能力和文化品位（在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籠罩下，大眾傳媒所宣揚的、人們所注重的文化品位與經濟能力幾乎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往往難以分辨某個人是想要表明高人一等的文化品位，還是想要表明高出自己一等的經濟能力），實現某種自我認同。對個人而言，個人的工作、勞動都在消費活動中才最終實現了它們的價值，也就是說，消費也具有生產能力，它生產著地位、身份、價值、尊嚴等等。諸如此類的思想觀念就是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的核心。
　　當然，日常生活中的實際情形要更為復雜。說得寬泛一點，可以認為，所有消費行為共同構成了我們置身其中的消費社會、消費文化，但是，并非所有消費都是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的表現。甚至同一個人，在不同的生活狀況下，在不同場合，也會有不同性質的消費行為。從歷史上看，消費主義意識形態也并非只是后工業社會才出現的、在此之前從未有過的新鮮事物，因為各種各樣的攀附和炫耀的心理幾乎是人性所固有的。⑤從地域（或經濟區域）上看，消費主義意識形態也并非只是經濟發達國家和地區所獨有的，它伴隨著全球化的浪潮，無所不至，無所不在，正如鮑曼指出的，消費的不平等“是一種壓制同時也是一種刺激”，雖然貧窮限制了參與消費的可能性，但它未必能阻止消費，相反，它也能促使人們融入消費文化中——而不是反抗消費主義意識形態。⑥
　　二、消費文化研究的思想資源
　　馬克思以商品作為資本主義生產的最簡單的元素，由商品這個邏輯起點出發，他揭示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建構起《資本論》的理論體系。而他對消費文化的研究產生深遠影響的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異化”(Endremdung)理論和《資本論》中的“商品拜物教”概念。從消費的角度看，資本主義造成的最嚴重的異化是人的需要變成一種抽象的需要，由于需要的滿足依賴于商品的獲得，因而唯一真正的需要是對金錢、對財富的抽象形式的需要。彼得·斯特利布拉斯非常敏銳地指出：在馬克思看來，拜物教不是問題之所在，問題在于商品拜物教；商品拜物教意味著對整個拜物教歷史的顛覆，因為商品拜物教是對無形的、非物質的、超感覺的東西的崇拜，因此，商品的拜物教是從崇拜物品的（不管如何受到扭曲的）物質至上主義的倒退。⑦盧卡奇的“物化”(Verdinslichung)概念是從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發展出來的。他說：“物化了的世界最終表現為唯一可能的、唯一從概念上可以把握住的、可以理解的世界，即為我們人類提供的世界。”而且，無論是工人還是資本家，都無法逃脫物化的命運。對工人來說，“在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當單個工人以為自己是自己生活的主體時，他的存在的直接性立刻就把這一幻想撕得粉碎”，他的一切（包括個人消費）只是資本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的“一個機械化了的、合理化了的零件”；而資本家也存在著人格的雙重化和主體的分裂，“忍受著他的商品化和被簡化為純粹的量”。⑧法蘭克福學派的馬爾庫塞是另一位發展了異化理論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他猛烈批評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應該承認，他的批評基本上是準確的，比如他所說的、也是經常被引用的“最流行的需求包括，按照廣告來放松、娛樂、行動和消費，愛或恨別人所愛或恨的東西，這些都是虛假的需求”，⑨但是他現在最為人所詬病的正是關于“真實需要”和“虛假需要”、“真正利益”和“直接利益”之間的區別，批評者認為他有明顯的精英主義傾向，過于輕視大眾和大眾文化，而這些批評也基本上是準確的。
　　在現代社會，消費是一種經濟活動。關于消費文化的研究當然離不開經濟學的思想資源。眾所周知，　“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提出，人們從利己本性出發，追求個人利益，最終會在“一只看不見的手”指引之下，促進全社會的利益。⑩然而，很多人 （包括一些經濟學家）似乎沒有看到：斯密曾經指出，幸福的真諦在于保持內心的平和，而不在于物質財富的無度集聚和揮霍。 (11)他跟亞里士多德、阿奎那和約翰·洛克等傳統道德哲學家一樣，“未曾割裂經濟學與道德的聯系，或宣稱財富創造的本身即是目的。相反，他們都把物質生產看作是促進美德、創建文明生活的手段”。(12)美國經濟學家索爾斯坦·凡勃倫對人的經濟行為的心理基礎（不是基本生活需要，而是虛榮心）的看法被認為是亞當·斯密的翻版。他最為人所知的是他的第一部著作《有閑階級論》，以及其中所提出的“炫耀性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　概念——它已經成為消費主義文化研究的關鍵詞之一。薩繆爾森的《經濟學》說凡勃倫“有時被稱為美國的馬克思”，這或許可以從他的另一部著作《從事勞動的本能》這個書名上看到某種跡象。而在《有閑階級論》里，也可以看到他關于勞動本能的一些非常自信的想法：“只要沒有別的方面的阻力，這種本能就會促使人們對生產效率和一切有用的東西懷有好感、憎惡金錢或勞作上的浪費。每個人身上都有這種勞作本能；而且，即使是在逆境之下，它也會發生作用。”(13)他卻非常懷疑消費者的理性，并且讓人注意在經濟體系背后發揮更大作用的文化價值體系。
　　消費文化研究最為豐富多彩的思想資源來自各種類型、風格、流派的社會學家。西美爾是較早——有人說他是第一個——研究現代性、都市文化和消費文化的古典社會學家，在后人心目中，他卻經常游離于古典社會學家的行列之外，跟波德萊爾和本雅明聯系在一起(14)，而且對于后現代文化研究產生著深遠的影響。他以哲學家的稟賦，以審美的眼光和形而上的思考，考察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現象和感性碎片——這種帶有幾分親近而又有幾分疏離的態度，或許正是對待消費文化的最好的方式。而作為古典社會學三巨頭之一的馬克斯·韋伯和在文化方面持保守主義態度的丹尼爾·貝爾雖然也是今天研究消費文化不可忽略的重要參照，但是他們的一些論述對于后現代社會的消費文化而言，確實有些格格不入的感覺。在丹尼爾·貝爾看來，崇尚享樂的大眾消費文化顛覆著馬克斯·韋伯所揭示的“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他帶有幾分懷舊情調，希望重建資本主義社會的精神紐帶、道德和價值秩序。相比之下，布爾迪厄和鮑德里亞的一些概念和方法在消費文化研究中顯得更為游刃有余。布爾迪厄的研究領域極其廣泛，他努力克服社會理論和思維模式上各種二元對立，以“習性”(habitus)、“資本” (capital)、“場域”(field)這三個中心概念，建構起他自己的實踐理論。他在《區分：趣味判斷的社會批判》導言里的一句話可以簡單說明他所要批判的對象：“鑒賞力使對象分類，也使分類者分類。”換言之，“藝術和文化消費天生就傾向于，有意或無意地，實現使社會差別合法化的功能”。鮑德里亞和布爾迪厄一樣受到過凡勃倫和索緒爾的影響，但是鮑德里亞在符號學的方向上走得更遠，甚至有些趨于極端，在他看來，消費決不能理解為對使用價值、實物用途的消費，而應主要看作是對意義、符號的消費。值得注意的是，鮑德里亞一方面認為，確定何為“實際的”需求是不可能的，無法證明“正當的”和“錯誤的”需求之間的區別，確切地說，所有需求都是社會制造的；另一方面，他也指出，“越來越多的需求、需要和欲望被帶進了意義王國，個體丟失了自控權，屈從于代碼。符號的潛在的重要性使社會變得井然有序，同時使個體產生一種自由和自我決策的幻覺”。(15)而德·塞都在《日常生活的實踐》里提出的觀點無疑具有更為積極的政治內涵。他否定了在消費中既定的秩序強加給大眾的被動身份，他具體揭示了在各種消費實踐中，消費者如何利用既有的資源和材料，在使用過程中顛倒其功能，生產出符合自己利益的實踐，并通過這種消費實踐挑戰既定的社會和文化秩序。在現有的消費文化研究里，德·塞都的“Making Do” （“將就著干”，或曰“權宜之計”）幾乎是我們所能看到的現代消費者僅有的一線希望。(16)
　　三、基本問題
　　或許可以說，從負面的意涵和否定的態度來看待消費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雖然在一些發達國家，出現了一些抵制消費主義的個人行為或者小范圍的集體行為，但是實行起來有很大困難，幾乎根本不可能推廣。(17)而在發展中國家，在只有小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地區，消費文化和消費主義意識形態肯定還將在較長時間里繼續存在，也會產生各種問題，就更有必要繼續加以認真的關注和研究。這里暫且將討論的范圍限定在結構性的內在于消費文化和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的邏輯和歷史中的基本問題，而不涉及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與之相關的審美和倫理等各個方面的問題——當然，這個內外界線十分模糊，事實上也難以截然分開來，因此這個限定毋寧說是側重點的不同。
　　回顧消費文化和消費主義的發展過程，可以看到，消費的地位和重要性越來越突出，與此同時，自從人類社會初期（在奴隸社會）就已經萌生的對于勞動的輕視盡管沒有明確的表現（在文明社會，這是基本道德準則和“政治正確”之一種），實則根深蒂固地包含在消費、尤其是有閑階級的炫耀性消費之中。在19世紀末，凡勃倫說：“有閑之所以令人仰慕，之所以必不可少，部分是因為它表明這個人與賤役無染。”(18)到了 20世紀末，鮑德里亞甚至說：“沒有人需要休閑，但是大家都被要求證明他們不受生產性勞動的約束。”(19)消費主義價值觀對生產性勞動的輕視，使得受其影響的人們在不同程度上輕視自己的勞動，而只有當自己的勞動轉換成抽象的貨幣，并且最終在消費中得到具體的呈現，才能感受“成功”和“實現自我”的滿足，確立自我認同。甚至可以認為，那些缺乏誠信的商業行為，也多少與此有關，因為那些人無法從自己的勞動和手藝中獲得成就感，獲得自尊心的滿足。消費主義價值觀使人們輕視勞動，或者說加深了對勞動的輕視，也就反過來加深了勞動尤其是異化勞動的痛苦和傷害。在“勞動成為人的第一需要”　（馬克思）的時代遠未到來，人的“勞作本能”　（凡勃倫）還受到各種壓抑和扭曲的今天，絕大多數人還得承受異化勞動的痛苦。而消費主義價值觀只會加深這種痛苦，雖然消費文化的幻覺又給予了一定的慰藉——而不是最終的解決和救治，只是讓人在麻木中繼續這樣生活下去。或許有人會說，社會重心從生產轉移到消費是資本主義發展或現代化進程的必經之路，然而，這也不能為消費文化和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的過度膨脹提供足夠的合法性，而只能引出更具有根本性的質疑：對于這種資本主義發展或現代化進程之合法性的質疑。
　　消費文化、消費主義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形成是歷史性的，大眾消費和與之相應的消費文化出現在進入快速發展的工業化社會，消費主義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主要是后工業社會的產物。而在發展中國家，各個時代重疊在一起：人們的腳上還沾著農業社會的泥巴（包括各種古老的思想觀念），身上已經穿戴著工業社會的名牌服飾，頭腦里卻又向往著后工業社會的生活方式。時代的重疊會讓人獲得一種奇特的體驗，也造成了社會的生產與消費之間的脫節，或者說，造成了生產、消費與全球化的時尚潮流之間的雙重脫節：整個社會還沒有能力生產出足夠的消費品，也還沒有產生足夠的消費者，洶涌而來的全球時尚潮流卻讓人迫不及待。在消費主義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籠罩之下，追趕潮流的強烈欲望讓人無法忍受這種脫節，情愿忍受現代社會原本就難以避免、在脫節狀態下更為不堪的粗鄙化。(20)向往和追求更好的生活固然天經地義，甚至貪圖享受也不見得全是壞事，很多人都曾為之辯護，說它會激發出從事生產、創造的強大動力，而奢侈生活 （不同于揮霍和浪費）也并不天然具有腐蝕性(21)。但是，全社會都想要在生活方式上的“趕英超美”，這是一種大眾消費的“大躍進”心態。這種“瘋狂的激情”對全社會的心理和精神狀況是一種嚴重的侵蝕，而它所造成的實際后果也不僅僅是大規模的浪費和污染。
　　前面已經提到，消費文化給人造成很多幻覺。這些幻覺都是具有欺騙性的。商品廣告可以說是消費文化的集中呈現，它“把羅曼蒂克、奇珍異寶、欲望、美、成功、共同體、科學進步與舒適生活等等各種意象附著于肥皂、洗衣機、摩托車及酒精飲品等平庸的消費品之上”。(22)在更為基本的層面上，消費似乎給人帶來自由、平等的幻覺。因為在市場上，每個消費者都可以自由選擇，沒有任何強制，無需其他特權。但是，商品永遠具有稀缺性(scarcity)，這就決定了它們不可能讓所有人隨意分享。(23)而且消費者之間也存在著購買力的不平等。人類社會的階級／階層差異必定還會存在下去，人們也就還得不斷努力消除各種不平等狀況。消費雖然在這個不平等的階梯上打開了一條向上走的便捷通道（最常見的情形是在日常生活消費中，多數人總是傾向于表現得“體面”一點），但是，事實上，這多少有些自欺欺人的成分，絕不是真正消除不平等的手段，而且恰恰相反，它實際上就是接受和鞏固了現有的不平等狀況。至于消費者在消費中的自由，當然也是來之不易的，其中包含著一些積極的因素。但是這種自由也同樣令人懷疑。且不說消費者的出發點是所謂真正的“需要”還是在廣告和別人的目光激勵之下產生的“欲望”，也不說消費者從中選擇的幾種商品（比如，肯德基或麥當勞、可口可樂或百事可樂）都具有高度的可替代性，它們之間往往并沒有實質性的差異，更重要的是，在消費主義時代，越來越多的研究者發現，理性的“經濟人”只是一種靠不住的假設，因為廣告所制造的虛幻意象和一切銷售手段都在誘使人們進行非理性消費，至少是以非理性因素引導消費活動。消費者的自由變成失去理性支持的自由，這種自由即使不說它是虛假的，也沒有什么價值，更何況這種自由往往還會變成一種枷鎖，要求消費者必須承受相應的經濟負担。再者，與其說消費文化給人帶來自由、平等的幻覺，還不如說它是一種消弭沖突和反叛，趨向平庸的文化，因為從根本上說，消費文化是一種帶有濃厚的中產階級趣味的文化。在今天的發達國家，中產階級占據社會中間位置，也是保證社會穩定的中堅力量。而在一些發展中國家，所謂中產階級，從整個人口結構來看，實際上處在社會上層，也正因為如此，在這些社會里，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帶有中產階級趣味、趨向平庸的消費文化和消費主義意識形態又具有一定的壓迫性。
　　注釋：
　　①雷蒙·威廉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劉建基譯，三聯書店，2005年，第85～86頁。
　　②羅鋼、王中忱主編：《消費文化讀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前言》第3、5頁。
　　③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趙一凡等譯，商務印書館，1989年，第113～117頁。
　　④關于這個轉變，可以參見丹尼爾·貝爾的《后工業社會的來臨》。而就這里所討論的問題而言，不如參見戴維·哈維的《后現代的狀況——對文化變遷之緣起的研究》一書，它的第二部分“20世紀晚期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轉變”詳細討論了這個轉變。
　　⑤參見克里斯托弗·貝里：《奢侈的概念：概念及歷史的探究》，江紅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這本書并非直接討論消費文化，但是可以提供很多啟發。
　　⑥西莉亞·盧瑞：《消費文化》，張萍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5～6頁。
　　⑦彼得·斯特利布拉斯：《馬克思的外套》，參見《消費文化讀本》，第111～114頁。
　　⑧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杜章智等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179頁、第253～254頁。
　　⑨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張峰等譯，重慶出版社， 1988年，第6頁。
　　⑩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稱《國富論》，嚴譯《原富》）是“第一部偉大的完整的政治經濟學著作”（據《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其實，此書是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論》（前后修訂六版，歷時三十年，第六版在他去世前幾個月出版）的續篇。這里只想指出一點：在《道德情操論》第六卷第三篇，斯密提出，“完美的謹慎、嚴格的正義和合宜的仁慈”這三種基本美德如果得不到“自我控制”的支持，人就非常容易被激情引入歧途。而通常對于亞當·斯密的解讀往往只側重于那只“看不見的手”所起的從私利到公益的作用，實際上是為利己的動機和行為作辯護。對亞當·斯密的“誤讀”也正是對整個經濟學的誤解。
　　(11)汪丁丁：《在中國語境里讀斯密》，參見《市場經濟與道德基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2頁。
　　(12)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趙一凡等譯，商務印書館，1989年，第21頁。
　　(13)維布倫：《夸示性消費》（按通用譯名是凡勃倫：《炫耀性消費》），《消費文化讀本》，第19頁。
　　(14)他們都讓人想到倘佯于大都市，流連于千姿百態的商品、櫥窗所構成的夢幻世界的“游手好閑者”　（或曰“游蕩者”）的形象。這是一種令人心醉神迷的形象。
　　(15)西莉亞·盧瑞：《消費文化》，張萍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63、65頁。
　　(16)在消費主義時代，抵抗和反叛主流文化也可以成為一個很好的“賣點”，最顯著的例子是帶有各種革命或反叛色彩（比如印著切·格瓦拉的“標準頭像”）的“文化衫”。面對消費文化的“吸星大法”，德·塞都的的招數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它也在一定程度上被類似“宜家家居”那種讓消費者買回家之后自行搭配、組裝商品的銷售手段吸走了“內力”。
　　(17)這些行為（簡單說來，就是在某一段時間內只限于購買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而且這是一種主動的選擇，生活在貧困線上和貧困線之下的人不在此列）最初出現在美國（全球化的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的大本營）。據說這已經成了一種時尚，就像是一種行為藝術。2006年，美國一位自由職業者朱迪思·萊文(Judith Levine)以自己的體驗出了一本書：《別買它：我的一年不購物經歷》 (Not buying it, My year without shopping)。這本書很快就有了中譯本，不過并不暢銷。
　　(18)維布倫：《夸示性消費》，《消費文化讀本》，第19頁。
　　(19)波德里亞：《消費社會》，劉成富、全志鋼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76頁。這些年來，旅游、度假逐漸成為一種幾乎具有壓迫性的需要，給這句話下了一個注腳。當然，它也有些偏頗：從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開始，閑暇就是從事學術研究的一個基本條件。
　　(20)現代社會的“粗鄙化”通常用來描述文化和精神生活方面的問題，這里暫且借用這個習語來說明包括消費在內的整個日常生活的粗鄙化。消費的粗鄙化也表現在很多方面，比如，假冒偽劣產品的泛濫（在相對落后的農村地區尤其嚴重），“假冒不偽劣”產品得到普遍的認可和接受（在最前沿的“國際化大都市”亦然），這不僅僅是生產者和銷售者的問題。又如，旅游產業中各種項目（從景點到表演，從飲食到商品）的粗鄙化。
　　(21)18世紀的曼德維爾就說，“一席華榻或是鎦金馬車并不比冷地板或是農夫的馬車更銷蝕體力”；休謨還提出了“清白”奢侈的概念，據此，只有“被瘋狂的激情搞得亂成一團的人”（即固守基督教禁欲傳統的僧侶們）才會視華衣美食為邪惡、罪孽，他還闡述了精美、奢侈和文明之間的重要關系：享樂越精細，過度放縱的可能性就越小。參見《奢侈的概念》，第134頁、第143～ 144頁。
　　(22)費瑟斯通：《消費文化與后現代主義》，劉精明譯，譯林出版社，2000年，第21頁。
　　(23)稀缺性是經濟學的一個基本概念。薩繆爾森在《經濟學》第10版（1976年。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87年）第一章提出的“經濟學”定義之一就把商品、消費和稀缺聯系在一起：經濟學研究人們如何進行抉擇，以便使用稀缺的或有限的生產性資源（土地、勞動、資本品如機器、技術知識）來生產各種商品（如小麥、牛肉、外衣、游艇、音樂會、道路、轟炸機）并把它們分配給不同的社會成員以供消費。而在這本書的第16版（1998年。中譯本：華夏出版社，1999年）第一章，薩繆爾森從所有經濟學定義中提煉出一個與上述定義頗為一致的定義，并且明確把稀缺與效率定為經濟學的雙重主題。
上海文化24～30G0文化研究朱生堅20082008
消費文化/消費主義意識形態
籠罩著當代社會日常生活的消費文化和消費主義意識形態是20世紀的產物，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動下遍及世界各地。馬克思主義思想家、西方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為研究消費文化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在此基礎上，可以看到結構性地內在于消費文化和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的一些基本問題，包括對于勞動的輕視，生產與消費的脫節對于社會心理和精神狀況的侵蝕，以及消費文化的欺騙性和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的壓迫性等等。
作者：上海文化24～30G0文化研究朱生堅20082008
消費文化/消費主義意識形態

網載 2013-09-10 21:3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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