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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邏輯方法作為一種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有它獨立的學術價值。但理論經濟學的邏輯起點從哪里開始？我們以往認為研究資本主義經濟是從商品開始，是從分析商品的價值和使用價值的矛盾開始。然而這種對起點的認識曾使我們產生嚴重的理論誤解。誤解之一是，使用價值與價值的矛盾結構是商品元素最深層的矛盾結構。誤解之二是，價值在商品矛盾中總是居于支配地位，使用價值始終處于陪襯的地位。這些誤解與辯證法的原理和科學發展的一般規律是不相稱的。從唯物辯證的角度看，為事物設立某種“極限”是不妥的；將人與人的關系放在人與物的關系之上也不恰當。在自然科學中，生物學家在對宏觀生物現象有了深入研究之后，也在研究細胞核內部的微觀的DNA結構； 物理學家在對宏觀物理現象不斷探索的同時，也已經發現了幾百種“基本粒子”。而經濟學家還缺少自覺地探索更加微觀的經濟學結構的意識。筆者以為，經濟學的研究可以從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中獲得啟發和靈感。這種借鑒不等于簡單的機械的模擬和類推，而是在觀察到不同事物的相同的現象結構時，注意不同學科的內在聯系和辯證法規律的普遍性。不同學科的交叉發展顯然已經成為科學發展的一種趨向。筆者在本文中對商品元素進行了微觀結構的探索，并與物質元素的原子結構進行了跨學科的比較（對跨學科比較不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跳過物理內容而不影響連貫性）。由于邏輯方法是《資本論》使用的重要方法之一，我們的分析就從《資本論》的邏輯起點開始。
　　在《資本論》第一卷開篇，馬克思敘述的邏輯起點是使用價值。他把使用價值當作商品二因素之一的單純的因素，類似黑格爾稱之為邏輯學開端的“純有”。然而，在馬克思的精湛敘述里，無意中暴露出使用價值概念的內在矛盾性。馬克思對使用價值規定如下：物的有用性使物成為使用價值，商品體本身就是使用價值。但馬克思馬上補充規定：使用價值只在使用或消費中得到實現（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8頁。）。顯然，前后兩處對使用價值的規定有形式邏輯的矛盾。前一句規定商品體就是使用價值，這意味著商品在被使用和消費之前，使用價值是現實的。而后一句又說，使用價值在使用和消費中才實現，這意味著商品在沒有使用和消費之前，使用價值是不現實的。為了討論的方便，我把這種由詞義解釋而產生的形式邏輯矛盾叫作釋義矛盾。很顯然，釋義矛盾違背了形式邏輯的同一律（前一句的使用價值與后一句的使用價值內容不同）和不矛盾律（如同為使用價值，不能既然是現實的，又不是現實的），從而也違背了充足理由律。問題在于，釋義矛盾是否違背辯證邏輯？我們知道辯證邏輯允許概念上的差異，但概念要準確反映事物發展不同階段的主要特征。前一句的使用價值概念指物的有用性，使用價值還處于潛在的可能的階段。如果將商品體規定為現實的使用價值，便產生了可能與現實的矛盾。
　　然而，在社會物質循環的動態過程中，卻可以從理論上抽象出兩種不同的使用價值。計劃與生產的結果，是形成待實現的、可能的使用價值。這是其一，是對使用價值的供給。該階段使用價值的本質特征是商品體的有用性（usefulness）。另一方面，消費活動是使用價值得到實現的過程，那些符合社會需求的即將實現的使用價值就是經濟學上的現實的使用價值。這是其二，是對使用價值的需求。該階段使用價值的本質特征是效用（utility）。
　　進一步說，從社會物質循環的角度，抽象出兩個有差異的使用價值的內容。經濟學上的使用價值概念應該兼有這兩個內容。這種方法是從社會物質運動的連續性和統一性出發的，是合理的。但這種方法一經確定，就孕育著概念自身的矛盾性。因而，把握物質運動的概念本身，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性。而辯證邏輯允許這種概念自身的矛盾性存在。這是釋義矛盾產生的客觀基礎（注：參見《使用價值的“釋義矛盾”與經濟學的微觀結構》，《天津社會科學》1995年第4期。）。
　　研究釋義矛盾的目的在于發掘它留給后人的重要啟示。釋義矛盾引導我們認識到使用價值概念的矛盾性，這就提出了如何深入研究商品元素的微觀結構的問題。古典政治經濟學完成了將商品分解為價值和使用價值的任務。馬克思則明確地在商品“元素形式”的基礎上建立了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矛盾結構。其后的經濟學家實際上已經完成了對使用價值的分解，但至今卻不能自覺描述分解過程并建立一個明確的理論結構。筆者在這里借用物理學的“原子結構”這一概念來描述商品元素內部矛盾的結構（這里的“原子結構”代表了“原子結構”和“原子核結構”這兩個層次——以下同）。我們不妨把物理學家在1932年發現的、在當時就已經正確描述的物質原子的結構與商品元素的結構作一比較（見圖1）。
　　附圖
　　辯證法的規律應該是具有普遍性的。把物理學和經濟學的模型互相比較，其學術上的風險與可能獲得的啟發是成正比的。我們發現這兩個模型的結構是完全相同的。商品元素和物質原子分別構成商品經濟和自然界物質的基本元素；商品由使用價值和價值構成，原子由原子核和電子構成；使用價值可以分解為有用性和效用，原子核可以分解為中子和質子。不僅如此，兩者的關系結構也完全一致。原子核是決定原子性質的核心，而核外電子的數目和分布狀態是受到原子核控制的。原子核發生了變化，核外電子數目及分布就發生相應變化，該原子就蛻變為別的物質原子。很顯然，使用價值也是商品元素的“原子核”，是決定商品性質的核心，而價值是“核外電子”。沒有使用價值的物品就沒有價值，使用價值的多少決定了價值實現的多少。圖1 的物質原子結構曾被認為是不可再分的“終極結構”，加上當時對光子和場的認識，人們已經能夠解釋很多自然現象。而當今的高能物理學家已經深入到更深的物質結構，發現了幾百種“粒子”。然而質子、中子、電子和光子等是相對穩定的粒子，并構成世界的穩定物質。人類在不同學科中的認識規律往往有相同之處。從馬克思以后，我們事實上把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矛盾，也當作商品元素的不可再分的“終極結構”，并一直用這個結構來解釋經濟現象的宏觀世界。然而，當我們繼續延伸馬克思的分析方法時，卻可以突破這個“終極結構”，打開商品元素的“原子核”的秘密。圖2概括了這種分析。
　　附圖
　　首先看圖2—（a），勞動價值論是《資本論》的基礎。勞動一方面是私人勞動和具體勞動，它生產“使用價值”；勞動另一方面又具有社會勞動和抽象勞動的性質，它“形成”價值。由于馬克思把有用性規定為使用價值的內容，他實際上像盧瑟福分解物質元素的原子核一樣，分解了商品元素的“原子核”——使用價值。遺憾的是，在這個“原子核”破裂的時候，馬克思捕捉到的只是有用性。因為他使用的唯一的檢測手段是勞動。然而，勞動只生產有用物，卻不生產效用！值得一提的是，盧瑟福在1919年首先用人工方法分解了原子核，卻只發現了質子而漏掉了中子。因為當時的理論準備和檢測手段都不充分。但是，盧瑟福在發現質子后的第二年就預言了中子的存在。12年后，查德威爾證實了中子的存在，并由此形成了人類對物質原子結構的科學認識。當馬克思在有用性的基礎上把勞動價值論推到了頂峰的時候，奧地利學派立即打起了“邊際效用價值論”的旗幟。所以，經濟學家事實上早已分解了使用價值，可由于種種限制，人們始終把“勞動價值論”與“效用價值論”視為水火不相容，至今不能在使用價值的理論框架內統一這兩種學說。
　　我們已經知道，馬克思雖然沒有捕捉到效用，效用與有用性卻并列為使用價值的內容，因此用虛框的形式將效用并列在有用性的右側。效用的出現打亂了圖2—（a）的結構平衡。商品的有用性向效用的轉化是價值存在的充要條件，但效用在圖2—（a）中竟然沒有立足的基礎！毫無疑問，為了確定效用存在的基礎，必須引入需求。
　　再看圖2—（b），我們將需求引入了商品矛盾的分析模型X 軸以上的部分是《資本論》的結構。我們略去了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這一對矛盾，是因為不能同時解決所有的問題。用商品體的概念（本文忽略無形商品）替換使用價值的概念，符合修改后的更為準確的邏輯結構。因為使用價值已經被分解，而具體勞動只生產商品體。X 軸以下的部分是新增加的。將效用放在Y軸右側，一是為與有用性取得對稱， 二是因為它與Y軸右側上下的因素合乎邏輯地銜接。需求首先是具體需求， 是對形形色色的具體商品的消費需求。比如對衣食住行和藝術品的需求。具體需求與商品體結合才產生有用性。另一方面，需求又具有抽象需求的性質。如果我們從衣食住行和藝術品這樣的具體需求中抽象掉像溫飽、便利和美感這樣的不同的有用性，剩下的便是人類生理和心理發展的一般滿足。這種抽象需求形成效用。因此，我們發現了需求二重性（見圖2—（b）虛框內），它決定使用價值的矛盾性。現在暫時回過頭來， 我們看到勞動二重性只是“商品體”和價值的來源，而不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來源。勞動二重性只決定了商品物體和價值（實為物化勞動）。僅僅靠勞動二重性還不能決定商品的二重性。勞動二重性和需求二重性共同決定了商品元素的矛盾結構。這雖然是階段性的結論，卻與我們已往的傳統認識有重要的區別。
　　我們來詳細研究商品元素的“原子核”的內部結構。圖2—（b）中的有用性依賴于商品體，又不等同于商品體。商品體產生于具體勞動，有用性產生于具體需求，所以將它們分列在X軸兩側，形成了完全的X軸對稱。在使用價值內部，有用性與效用對立而統一，所以兩者沿Y 軸相對而立。它們之間的互相轉化構成了商品的核心。至于效用和價值的關系，孤立地看，效用是獨立于價值的，沒有價值可以有效用；效用的多少不取決于價值的多少。相反，價值是依賴于效用的，沒有效用就沒有價值，效用的變化影響價值“實現”的多少。兩者不是同一的。因為它們產生的基礎不同，一個來源于勞動，一個來源于需求。兩者的關系又十分密切。從生活本原看，價值是勞動、辛苦和時間的付出，是負效用。而效用是生理或心理的滿足，生命與社會的延續，是正效用。在人類的廣義價值判斷中，兩者完全可以比較。近來在價值哲學的研究中，已有用“效應”來定義廣義價值的。而“效應”不過是域義更廣的效用。按圖2—（b）的結構，效用和價值應該極性相反而數量相等。可以認真比較一下，物質原子的原子核與電子也是電極性相反而電荷數量相等。其直接原因是原子核中的質子與核外電子數目相同，而所帶電荷相反（中子不帶電）。質子數目決定了電子數目。效用很像質子，而價值又很像電子，連它們的極性特征也相同。電子為負電，價值為負效用；質子為正電，效用為正性。有用性則來源于兩個方面，它與商品體和具體需求的關系同樣密切，像中子一樣為中性。另外，中子與質子的互相轉化構成了物質的原子核，又通過質子與電子的等電量的異性相吸而形成了完整的物質原子；有用性與效用的互相轉化構成了商品元素的“原子核”，又通過效用與價值的等量的異性相吸而形成了完整的商品元素。這的確是令人吃驚的天衣無縫的巧合！筆者絕對不是說已經用物理學證明了經濟學，或者用經濟學證明了物理學。但這種巧合實在值得引起人們的注意！從最低的限度來講，這種跨學科的比較，可以讓一個普通的高中畢業生（已掌握基本的物理常識）輕而易舉地理解這種連資深經濟學者都感到困惑和晦澀的思維方式。僅此一點，這種方法就具有不可估量的應用基礎和應用前景。
　　現在來解決一個頗為困難的問題， 尋找需求二重性的根源（見圖3）。
　　附圖
　　圖3　勞動二重性和需求二重性的根源
　　讀者一定會問，為什么圖3 中使用“個別勞動”和“一般勞動”的概念？這是迫于需求的特殊性質。的確，私人勞動在社會分工深化中往往日益單一化，與社會勞動可能更加對立，因而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可以構成一對分析范疇。而私人需求卻隨著社會產品的日益豐富而不斷多樣化，與社會需求多樣化的界限無法區分，因而私人需求與社會需求的概念不能準確地反映需求內在矛盾的差別。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使用個別和一般的概念。人類需求具有兩種性質：個別需求和一般需求。需求總要體現在個別的具體的商品上。就某一個別需求來說，需求似乎是沒有限度的。譬如我們無法指出服飾需求上質與量的最高限度是什么。另一方面，所有的個別需求都包含人類正常發展的一般的抽象的效用滿足，個別需求的總和又構成一般需求，而一般需求總是受到特定條件下可支配資源的限制。所以，某一個別需求又必須與其他的個別需求相互依賴和協調。個別需求和一般需求的矛盾是需求二重性的根源。
　　由于在需求上必須使用個別和一般的概念，為了取得邏輯對稱，在勞動上也相應改用個別和一般的概念。這種被動的改變竟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個別勞動與一般勞動這對矛盾對人類社會所有階段的勞動都具有更一般的更普遍的意義。它不僅適于公有經濟和私有經濟，甚至對于孤島魯賓遜來說，他的個別勞動（捕魚、造屋、采集淡水……）和他的一般勞動（總勞動時間的分配）也是涇渭分明的。他不能因酷愛捕魚而甘受寒冷和缺乏淡水的煎熬。此外，這種變動很容易地顯露出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矛盾概念的一種誤導性。當我們認為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矛盾是商品經濟的基本矛盾時，就很自然地推導出私人占有與生產社會化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的主要的矛盾；而社會主義經濟由于實行了公有制，就基本解決了這一對矛盾。這已經是不爭的歷史事實了。這也只是階段性的結論。
　　細心的讀者可能會發現，圖3雖然有著完全對稱的結構， 其實卻并不完全對稱，而且其中的某些概念經不起推敲。我們從《資本論》最初的勞動價值論的邏輯結構出發，只能先達到這種階段性的分析結果。從單一商品元素的分析看，圖3的結構似乎是對稱的。 從商品元素總合的分析來看，圖3的結構不可能對稱。 勞動固然提供了人類需求的主要商品，但勞動必須與其他的生產要素或自然要素相結合才能生產商品體。商品體這個概念反過來要求表現所有的參與要素。從這個意義上說，“勞動”實際是“勞動過程”，它包含了其他生產要素的參與。作為諸要素之一的“勞動”，其實正是馬克思最早論述過的“勞動力”。馬克思的這一科學分析又一次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另外，滿足需求的商品并非全部是勞動產品，如稀缺的自然資源可以成為商品。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勞動力與其他要素同為“資源”（應為“可支配經濟資源”，以下以“資源”代替。可支配經濟資源在理論經濟學里應該是一個多重的概念，它既表示抽象的經濟資源或社會總的經濟資源，也表示有限資源的相對約束，還表示生產關系對資源分配的影響）。圖4 反映了這些新的調整。
　　附圖
　　圖4　資源二重性與需求二重性
　　圖4 的對立結構的框架對所有種類“資源”的要素分析都是適用的（為簡化這種階段性分析，仍忽略無形資源）。任何一種有形資源都包括有用物形體、價值和使用價值（有用性與效用），即圖4 虛框以內的結構。圖4是一般結構，可以分析人類所有歷史階段的物質形態， 如“商品”、“產品”或“自然物品”。對任何一種商品（或產品、物品）的分析，X軸以下的部分沒有任何改變，而X軸以上的部分要對一些概念進行修改。首先，勞動二重性作為資源二重性的特例，雖有相對獨立的學術價值，卻必須要讓位于資源二重性。任何一種資源，一方面可以作為一種個別的具體的經濟資源來使用，生產某種有用物；另一方面，任何一種經濟資源都可能用于其他經濟用途，都是社會資源總量的一個部分，從而又具有一般資源和抽象資源的性質，并形成價值。任何一種有用物，在它的有用性轉變為效用的同時，在它里面所消耗的具體資源就轉化為抽象資源，它的價值就獲得承認。譬如水資源，可以當作飲用水這種個別的具體的資源，生產成凈化水這種有用物。另一方面，水資源還有多種用途。它又需要作為社會的一般資源和抽象資源而進行最佳配置。如果凈化水這種產品的數量和質量被證明是符合需求所限定的比例的，在生產凈化水上所消耗的個別資源和具體資源也就轉化為一般資源和抽象資源，價值就得到承認。很顯然，又是“需求”迫使我們進行了這種調整，因為需求決定了可支配資源總量的最佳配置。“需求”有能量與所有種類的“資源”對稱，而不是僅僅與“勞動力”對稱。需求可以通過檢驗有用性向效用的轉化程度，來確認所有可支配資源的價值量，而不是僅僅確認勞動力的價值量。如果某一具體資源的運用超過了資源總量限定給它的比例，需求只承認分配給它的那部分資源價值量。而如果某一具體資源的運用少于資源總量分配給它的比例，需求照例承認相當于分配給它的資源價值量。在需求進行資源價值的分配時，并不考慮是勞動力還是其他資源支配權利控制著這一資源，也不會考慮資源所有者是坐享其成還是勞而無獲。在這種辯證的充滿生命力的對稱結構中，也隱含著一定的制度安排下邏輯結構扭曲的可能性。這是圖4 的對稱結構的啟示。
　　既然需求和資源都對商品矛盾有決定性的影響，這兩者的關系如何？很顯然，是個別需求的具體多樣性促進了個別資源的具體多樣性；是一般需求對個別需求組合的限定，促進了一般資源對個別資源組合的限定；是需求的抽象同質性（效用）促進了資源的抽象同質性（價值）。如此看來，是需求二重性決定了資源二重性。然而，資源的消耗過程同時也是對生產要素的需求，需求的消費過程同時也是對生產要素的生產。就像原子核中的質子和中子通過不斷交換π介子而轉化為對方一樣。我們必須承認兩者間的辯證關系。實質上，正是資源和需求之間的矛盾關系決定了商品矛盾的性質。而資源和需求的對立統一關系的實質又是人與自然的對立統一關系（也包含人與人的關系）。首先是自然資源的相對匱乏逼迫人類的祖先奮力開發新的資源，而資源的不斷豐富又促進人類需求欲望的增長。需求的相對無限性和資源的相對有限性形成尖銳的矛盾，并使需求內在的矛盾和資源內在的矛盾更加尖銳。
　　現在可以相對地討論價值和效用的關系了。在任一歷史時點上，人類的可支配經濟資源是相對有限的，而人類的需求則是相對無限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資源價值（近似為可支配經濟資源總量）不僅存在，而且強制性地限定了需求和組合效用的極限。但在資源價值的分配組合上，卻是按邊際效用均等的原則，效用發揮同樣的強制性作用。而資源成本的變化規律和組合效用的變化規律，使得兩者都具有不確定的性質。所以價值和效用的決定是互為條件的。圖4 表明了效用與價值互相決定的客觀性。實際上，瓦爾拉在上一個世紀就用數理方法得出了同樣的結論。
　　我們一向強調勞動二重性在理論經濟學中的重要性，卻不了解它僅僅是資源二重性的一種特例。而這一認識又依賴于需求二重性的發現。現在，我們看到一個沿X軸和Y軸雙向對稱的辯證結構。這就如同所有的物質微觀“粒子”都有對稱的“反粒子”一樣（連中性的中子也有中性的“反中子”與之共存。圖4 中除有用性與有用物這兩者之間同為中性共存，其余概念均沿X軸和Y軸對立共存）。我們有理由說，商品經濟乃至一切社會形態經濟矛盾的真正根源是可支配經濟資源與需求的矛盾。這一結論當然沒有否定生產關系的重要影響。讀者已經看到圖4X軸以上的結構為生產關系留下了充分的余地。對可支配經濟資源的制度安排顯然是一切經濟社會中的重要問題。
　　讀者看到，當我們把理論經濟學的邏輯起點深入到使用價值的矛盾體的時候，必須對我們以往的認識結構進行重要的調整。只要看一看生物學界如火如荼的“基因工程”，對于在經濟學中采用同樣的方法來進行嘗試就不應該感到奇怪。筆者的目的就是試圖發現理論經濟學的“基因”，通過矯正對“基因”的認識來進一步矯正對經濟表象的理解。生物學家在研究生命奧秘的時候，可以集中研究細胞核內的DNA結構， 而對于細胞質和細胞膜則可以擱置一旁。這并不意味著生物學家可以在沒有與外界交換的適當條件中培養細胞。某些外界物質對細胞的侵入，還可能破壞DNA的邏輯結構，產生癌變。對于商品元素來講， 使用價值是決定商品性質的核心，而使用價值的矛盾是有用性與效用的矛盾，也即人與物的矛盾。這也不意味著可以忽略生產、交換和分配關系的影響。經濟活動中也存在癌變。但我們一向停留在商品矛盾的層次上，使用價值與價值的關系表面上是平等的，哪一方起決定的作用是含混的。其結果卻是忽略對使用價值的分析，偏重對價值的分析，以為價值關系和生產關系是第一位的，甚至是決定社會經濟矛盾性質和社會經濟發展基本規律的。這導致了歷史上一系列的錯誤實踐。所以承認使用價值是一個具有獨立特征的矛盾體，是理論經濟學的出發點，對進一步解放思想具有極其重要的理論意義。
　　馬克思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形成與當時自然科學的成果是密切相關的。從另一個角度看，他也必然受到當時科學認識水平的限制。人類對物質原子核的分解是20世紀的一項偉大發現，它不僅開拓了對物質微觀結構的深入探索和深層能源結構的開發，并不斷將科技成果造福人類，而且從根本上影響著人們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人類對細胞結構的認識與對原子核的認識過程是相同的）。馬克思對使用價值的分解比盧瑟福對原子核的分解早了50年。以馬克思的睿智和洞察力，如果他知道物質原子核可以繼續分解，他絕不會停留在商品矛盾的層次上。除了自然科學的限制之外，馬克思還受到其他方面的限制。但即將跨入21世紀大門的經濟學者，沒有理由再受這些限制的束縛，也沒有理由在原有水平上徘徊。
　　哲學方法是認識世界的一般方法，但它不可能代替經濟學的具體研究。馬克思的哲學觀點恰恰是在他的經濟學著作中才得到完整的體現。在經濟改革20年后的今天，如果我們仍然滿足于從哲學方法上尋找改革的依據，改革就不可能是徹底的。我們的經濟改革需要理論的支持，更需要理論經濟學的支持。而理論經濟學的變革必須從它的“基因”開始。這種變革需要繼承前人的方法和成果，又要勇于開拓。另一方面，用邏輯方法研究經濟有可能比用唯象方法研究經濟達到更深邃更完美的認識境界。而我國的經濟學工作者在這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已經洞悉了西方經濟學的精髓，如果能兼收并蓄，我國的理論經濟學的研究應該具有廣闊的前景。
天津社會科學49～54,59F11理論經濟學陶江19991999本文作者：陶江　南開大學國際經濟系副教授 作者：天津社會科學49～54,59F11理論經濟學陶江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1: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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