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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封建制度的確立和小商品經濟的發展，為確保商路安全，維護商業特權，壟斷北歐貿易，德國北部城市組建了一個政治經濟同盟——漢薩同盟。“漢薩”(hanse)原為一種向外鄉商人收取的稅款，由當地商人負責征收，完稅者將享有與征稅地居民同樣的商業權利。隨著時間的推移，“漢薩”逐漸成為商人團體的名稱（注：庫爾森：《中世紀經濟史資料選》(A Source Book for Medieval Economic History)，紐約1965年版，第217頁。）。中世紀時北歐許多城市都曾出現過德國北部城市商人的團體，它們統稱為“德意志漢薩”，十四世紀中葉以后“漢薩”一詞專指漢薩同盟。漢薩同盟在歐洲中世紀歷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必須予以足夠的重視。本文擬就漢薩同盟的歷史影響和衰亡原因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不當之處，歡迎指教。
　　一
　　漢薩同盟在其形成和發展的初期，客觀上對西、北歐地區經濟的發展產生過相當積極的影響，這種影響首先表現在加強商業聯系和促進經濟發展方面。
　　在漢薩同盟形成過程中，西、北歐各國和地區的封建化過程皆已基本完成，生產力的水平明顯提高，以城市為中心的小商品經濟日趨活躍，但相比于德國北部城市，無論在經驗還是在資金方面都處于相對的劣勢，這就為德國北部城市的商業擴張提供了條件。更兼當時的西、北歐諸國和地區大多苦于封建割據，王權衰弱，財源枯竭，不得不以商業特權來換取德國北部城市商人的巨額貸款和所謂的“津貼”，這樣就使德國北部城市商人獲得了可乘之機，大肆進行商業滲透，并最終壟斷了北歐地區的貿易。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將漢薩同盟視為德國北部城市商人向外進行商業擴張的結果，其中著名的四大商站的建立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它們分別是1229年建立于俄羅斯的諾夫哥羅德商站（注：《不列顛百科全書》(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第12卷，第13版，第928頁。），1252年建立于佛蘭德的布魯日商站（注：伯里：《劍橋中世紀史》(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第2卷，劍橋1968年版，第218頁。），1278年建立于挪威的卑爾根商站（注：湯普森：《中世紀晚期歐洲經濟社會史》(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Europe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紐約1931年版，第165頁。），1320年建立于英國倫敦泰晤士河畔的斯蒂爾亞德(Steelyard)商站（注：德里：《挪威簡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36頁。）。四大商站均享有很大的自治權。英王愛德華四世在爭奪王位過程中得到過漢薩同盟的財政資助，作為回報他在1474年與漢薩同盟簽署的《烏得勒支條約》中規定，同盟商人除了得享愛德華四世及前輩國王所授予的各種特權外，還不受英國海事法庭和其他法庭的司法管轄，一旦同盟商人在英國涉及民事、刑事糾紛，將由國王任命的兩個以上的法官單獨進行處理（注：麥克弗森：《商業、制造業、漁業和航海年鑒》(Annals of Commerce,Manufactures,Fishery and Navigation)，倫敦1905年版，第690頁。）。除了布魯日商站外，其他三個商站均為封閉的場所，且具有防衛功能（注：龐茲：《中世紀歐洲經濟史》(An Economic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倫敦1974年版，第382頁。），商站的勢力由此可見一斑。通過四大商站及其下轄的子商站，漢薩同盟在歐洲，主要是西、北歐地區，組建了一個龐大的商業網，這一地區的經濟聯系因此而日趨密切。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漢薩同盟商人經營的商品基本上都是原材料和生活必需品。同盟商人運抵倫敦的主要是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出產的糧食、蜂蜜、食鹽、鉀堿、水獺皮、野兔皮、鼬鼠皮、貂皮、啤酒、原木、樹脂、瀝青、琥珀、錫、鐵和銅等，運出的則是羊毛、毛線、床罩和粗呢等（注：《中世紀晚期歐洲經濟社會史》，第166-167頁。）；在諾夫哥羅德，進口的商品主要是產自佛蘭德、英國和德國的亞麻、手套、彩線、針、羊皮紙、腌魚、金屬、葡萄酒和食鹽等，出口商品為蜂蠟、蜂蜜、亞麻布、大麻、蛇麻子、皮革、木材和毛皮等，另外豐年還出口部分糧食，災年則反之（注：《中世紀晚期歐洲經濟社會史》，第171頁。）；輸入卑爾根的主要商品是谷物、面粉、酒類、紡織品、大麻、瀝青和食鹽等，輸出的是皮革、毛皮、奶油、木材、海象牙、鯡魚和鱈魚干等（注：《挪威簡史》，第139頁。）；在布魯日，同盟商人用北歐的產品與意大利、法國和尼德蘭等地的商人進行交換，后者帶來的主要是呢絨、葡萄酒和東方商品（注：波梁斯基：《外國經濟史》（封建主義時代），三聯書店1964年版，第365-366頁。）。通過上述商品目錄不難看出，漢薩同盟商人的經營活動不僅加強了原料產地與生產中心之間的聯系，而且也有助于西、北歐地區經濟的整體發展。
　　其次，漢薩同盟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西、北歐地區商業活動的環境。中世紀中期的西、北歐地區雖然小商品經濟有所發展，但商品交換仍然困難重重。影響商貿活動正常進行的因素主要有二，一是盜賊猖獗，旅途多有不測，無論是水路運輸還是陸路運輸皆是如此，盡管商人經常自發地采取一些防范措施，但戰亂頻仍，兵匪不分，防不勝防；二是封建割據勢力亂設關卡，隨意課征，居于水陸商路沿線的封建主更是將過往的商旅視為搖錢樹，肆意盤剝，苛捐雜稅名目之繁多令人瞠目，如貨物稅、通行稅、過境稅、橋梁稅、碼頭稅、河流稅、貨車稅、輪船稅、市政稅、攤位稅和市政管理稅，等等。據統計，萊茵河上十二世紀末設關卡19座，十三世紀末增至35座，十四世紀末幾達50座（注：波斯坦：《劍橋歐洲經濟史》(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第2卷，劍橋1952年版，第134-135頁。）。據說由于征稅的緣故，通過該河流的商品成本要提高百分之一百（注：《中世紀歐洲經濟史》，第390頁。）。封建主的過分貪婪，極大地阻礙了城市經濟的發展。
　　面對諸多不利因素，漢薩同盟運用集體的力量進行抗爭。早在1260年，尚處雛形階段的漢薩同盟在其通過的第一個條例中便明確宣布：“每個城市應全力以赴地保衛海洋，反對海盜和其他為非作歹之徒，使海上商人能夠自由地進行貿易。”（注：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資料選集》，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430頁。）這一條例后來被稱為《盧卑克法》。1293年，來自梅克倫堡和波美拉尼亞地區的城市商人代表在羅斯托克舉行會議，決定今后凡與他們有關的案件均按《盧卑克法》進行仲裁。在這次會議上，共有26個城市的代表對此投了贊成票，遂成決議（注：《中世紀晚期歐洲經濟社會史》，第152頁。）。漢薩同盟的海外商站也紛紛以《盧卑克法》為藍本，制定商站章程，在現存的七份諾夫哥羅德商站章程中有一份明顯是以《盧卑克法》為基礎而修訂的（注：《外國經濟史》（封建主義時代），第364頁。）。
　　雖然漢薩同盟沒有常備軍，但若有需要同盟也會毫不猶豫地采取軍事行動，以捍衛自身的利益。1367年，為了反對丹麥的干預和確保貿易特權，漢薩同盟的77個成員城市派代表聚會科隆，決定組建大規模的海軍艦隊。漢薩同盟最終憑借軍事上的優勢，于1370年迫使丹麥簽署城下之盟——《斯特拉爾松和約》（注：威廉·蘭格：《世界史編年手冊》（古代和中世紀部分），三聯書店981年版，第602頁。）。這是漢薩同盟進入鼎盛時期的標志。在一般情況下，這類艦隊都是由沿海城市提供艦船和人員，內陸城市提供資金，臨時組建起來的。為了強調集體的力量和意志，漢薩同盟對違抗同盟決議的成員嚴懲不貸。1470年，同盟代表會議授權布魯日商站擴大征稅范圍，即從佛蘭德擴大至尼德蘭的其他港口，以籌措派遣談判代表和肅清海盜的費用。科隆率先反對這一決議。為了懲一警百，嚴明紀律，1471年漢薩同盟果斷地將科隆除名，一直到1476年科隆表示愿意遵守同盟決議，始恢復其盟籍（注：《不列顛百科全書》，第12卷，第930頁。）。開除盟籍是漢薩同盟對違規成員最嚴厲的懲罚，這不僅意味著被懲罚者將喪失往日的特權，而且與其他同盟成員的貿易渠道也將被切斷，經濟上的威懾作用不言而喻。科隆是同盟內部屈指可數的實力城市之一，漢薩同盟對其施以如此“酷刑”，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同盟的強硬態度和決心。
　　此外，漢薩同盟還利用自身雄厚的經濟實力，大力改善商品運輸條件，特別是在水上航運方面。為了保證航行安全，漢薩同盟不僅斥資在北歐各重要的港口建立燈塔，設置浮標，配備專職領航員；而且同盟的商船都建有船首堡和船尾堡，貯備一定數量的小型武器，一旦形勢緊張隨時可改裝為戰艦。與此同時，同盟制定了嚴格的海上航行紀律，并鼓勵船員入股其所在的船只，以加強船員的責任感。漢薩同盟還在德國北部地區大力開發內河航運資源，1390至1398年間開鑿了連接特拉夫河與易北河的格萊登運河，1459年又疏通、整治了奧克河，從而開通了不倫瑞克和不來梅之間的水上航路（注：《中世紀晚期歐洲經濟社會史》，第158頁。）。這些地區的商貿環境由此而明顯改觀。
　　然而另一方面也必須看到，漢薩同盟的出現亦帶來了一系列消極的歷史影響。就德國而言，漢薩同盟是阻礙其實現經濟和政治統一的主要因素之一。漢薩同盟的核心城市，如不來梅、漢堡、盧卑克、科隆、斯特拉爾松、羅斯托克等皆位于德國北部邊境地區（注：《錢伯斯世界歷史地圖》，三聯書店1981年版，圖44。），且商業活動均以壟斷性的外貿為主，與國內其他地區少有經濟往來，因此它們之間結成的同盟雖然加強了德國北部地區及德國北部地區與北海—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的經濟聯系，但對整個德國的經濟統一卻無甚益處，有時甚至起了破壞作用。經濟上的分散性嚴重妨礙了中世紀德國政治統一的步伐，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漢薩同盟自身就是一股割據勢力，“它有自己的參議會和眾議會，它們頒布規章和法令，它有自己的賦稅，自己的國庫，自己的法庭，甚至還有自己的紋章。”（注：布瓦松納：《中世紀歐洲生活和勞動，五至十五世紀》，商務1985年版，第296頁。）十六世紀初威尼斯駐德國大使也注意到了這一點，他在關于德國情況的報告中指出，包括漢薩同盟在內的德國城市同盟所轄的自由城鎮，都由“城鎮議會任命暫行執法的長官，而這些長官管理城鎮的收入和公共事務，儼然象一個自由和獨立的國家一樣。”“一些城鎮由于在反對以前的大患——異教徒的斗爭中功績卓著，享有皇帝授予的自由特權。另一些城鎮獲得自由則是因為它們賄賂支持它們的世俗君主或主教一筆錢，于是這些人答應將屬于城鎮的土地讓給城鎮。在日耳曼人管轄帝國時期，有相當多的城鎮用這兩種辦法獲得自由，現在其總數接近一百個之多。為保持其自由，它們通常聯合起來結成同盟，以便互相幫助共同反對那些企圖征服它們的諸侯。它們也接納帝國內希望參加的世俗或教會諸侯加入其同盟。”（注：《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資料選集》，第532頁。）正因為如此，漢薩同盟不遺余力地鎮壓反抗商人寡頭勢力的市民民主運動。1374年，不倫瑞克爆發了反對城市議會的起義，部分議員被處死，部分被流放，漢薩同盟立即作出強硬反應，宣布開除不倫瑞克，并將該城商人逐出所有同盟控制的市場。一直到不倫瑞克商人貴族重新上臺，才允許其恢復盟籍（注：《中世紀晚期歐洲經濟社會史》，第162頁。）。
　　漢薩同盟商人利用自身的經濟優勢介入西、北歐各國和地區的商業體系，此舉雖然在一定時期內有助于所在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但同時也還來了一系列負面影響，這主要表現在兩方面。其一，四大商站均不受所在國家和地區法律的約束，除斯蒂爾亞德商站外，1307年布魯日當局被迫承認德國商人有權根據德國的慣例來處理內部的法律糾紛（注：《劍橋中世紀史》，第2卷，第219頁。）。卑爾根商站和諾夫哥羅德商站亦然。此外，漢薩同盟還明目張膽地干涉主權國家的內政。根據1370年的《斯特拉爾松和約》，漢薩同盟不僅在丹麥確立了商業壟斷地位，同盟商人在其境內享有完全的商業自由，不受丹麥法律的管轄，而且一旦丹麥王位繼承人拒絕承認漢薩同盟的商業特權，同盟就有權否決丹麥的王位繼承（注：《劍橋中世紀史》，第2卷，第222頁。《世界史編年手冊》（古代和中世紀部分），第602頁。）。這時的漢薩同盟無疑成了丹麥的太上皇。這種狀況嚴重制約了相關國家和地區社會政治的發展。
　　其二，漢薩同盟雖然給西、北歐諸國和地區帶去了資金和經驗，但從長遠看漢薩同盟的特權妨礙了這些國家和地區民族工商業的發展。早在13世紀下半葉，挪威國王埃里克二世軍事行動受挫，被迫進一步擴大德國北部城市商人的商業特權，使之在享有挪威城市市民的許多權利的同時，卻逃避了納稅和其他義務（注：《挪威簡史》，第116頁。）。根據1474年的《烏得勒支條約》，漢薩同盟商人在英國也享有優惠的出口關稅，如出口每匹呢絨坯布，英國商人應交關稅14便士，漢薩同盟商人卻只有12便士，其他外國商人則為33便士，另外還要交納12便士補助稅（注：格拉斯：《英國早期關稅制度》(The Early English Customs System)，劍橋1918年版，第112頁。）。稅收方面的優惠，不僅影響了所在國家和地區的財政收入，而且還使當地商人處于一種十分不利的地位。漢薩同盟的排外傾向也阻礙了有關國家和地區正常的商業活動。根據諾夫哥羅德商站的章程，德國商人不得與俄國商人發生金融借貸關系，不得與他國商人合伙開設商號，并嚴禁代售意大利、英國和尼德蘭等地商人運抵諾夫哥羅德的商品。此外，漢薩同盟還堅決反對諾夫哥羅德人在波羅的海地區進行獨立的商業航行，對于抗命者不惜訴諸暴力手段（注：《外國經濟史》（封建主義時代），第364頁。）。為了獨霸諾夫哥羅德市場，漢薩同盟甚至禁止荷蘭人學習俄文（注：《劍橋中世紀史》，第2卷，第243頁。）。
　　二
　　十五世紀中葉是漢薩同盟歷史上的轉折點，此后漢薩同盟風光不再，江河日下。導致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歐洲政治經濟大環境的變化，也有同盟內部利益沖突的加劇。
　　十五世紀時，一股全新的社會政治力量——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開始出現在西歐的歷史舞臺上。隨著政治統一的完成和民族意識的加強，各個民族國家和正在形成中的民族國家的各階層民眾強烈要求取消外國商人的特權地位，民族經濟的發展和繁榮也使這些國家逐漸有能力擺脫對漢薩同盟的依賴。1494年，莫斯科大公率先將德國北部城市商人逐出諾夫哥羅德，關閉了漢薩同盟的貿易市場（注：《劍橋中世紀史》，第2卷，第244頁。）。半個世紀以后，由于安特衛普和阿姆斯特丹取代了布魯日而成為尼德蘭的貿易中心，1540年布魯日商站結束了歷史使命（注：《不列顛百科全書》，第12卷，第930頁。）。1559年，挪威國王派駐卑爾根的總督用武力迫使不愿加入挪威國籍的德國工匠離境，其他同盟成員則在挪威定居，卑爾根商站從此關門大吉（注：《挪威簡史》，第165-166頁。）。1598年，倫敦的斯蒂爾亞德商站亦壽終正寢（注：《中世紀歐洲經濟史》，第380頁。）。昔日漢薩同盟覆蓋西、北歐地區的巨大的商業網從此不復存在，這對漢薩同盟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打擊。不僅如此，周邊地區和國家的商人還開始對同盟城市進行商業滲透，英國商人乃最早的嘗試者，1437年漢薩同盟被迫承認英國商人有權在同盟城市居住和進行貿易活動，并享有免稅的權利（注：《劍橋歐洲經濟史》，第2卷，第247頁。）。
　　新航路的開辟和商業重心的轉移一方面給大西洋沿岸城市注入了強勁的活力，另一方面卻猛烈地動搖了漢薩同盟的地位。1531年，為了適應商業發展的需要，安特衛普新蓋了一座交易所，該建筑物上的銘文充分體現了安特衛普奉行的自由貿易的原則：“為了各國和操各種語言的商人的利益”（注：《外國經濟史》（封建主義時代），第412-413頁。）。歐洲所有的大城市都派代表進駐該交易所，各國商人在這里陳列貨物樣品，并根據這些樣品簽定商業合同。十六世紀中葉，安特衛普成為全歐洲的商業和金融中心之一，交易所里終日人頭攢聚，每天約有五千商人在此進行交易，港口里經常停泊著二千五百艘船，進出港的船只日均五百艘左右（注：摩特萊：《荷蘭共和國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Dutch Republic)，第1卷，倫敦1907年版，第85頁。）。當時安特衛普的貿易額已占全尼德蘭對外貿易總額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注：埃爾登：《新編劍橋近代史》(The New Cambridge Modem History)，第2卷，劍橋1958年版，第59頁。）。在1515至1534年間，倫敦絕對意義上的財富增加了十五倍，所占全國財富的比例亦由百分之二上升到百分之八點九。倫敦在英國經濟活動中的主導地位益發明顯，1524至1525年間倫敦的呢絨出口量占全國呢絨出口量的81.75%，羊毛出口量為全國出口量的66%（注：湯姆森：《中世紀英國的轉變》，1370-1529）(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eval England,1370-1529)，倫敦1983年版，第48、60頁。）。大西洋沿岸城市的迅速崛起和經濟實力的明顯壯大，使之逐漸成為漢薩同盟的主要競爭對手。早在1500年，荷蘭人在波羅的海的船只總數已超過了漢薩同盟（注：《美國百科全書》(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a,Intemational Edition)，第13卷，1980年版，第778頁。）。英國商人也積極在波羅的海地區擴張勢力，1579年伊麗莎白女王同意倫敦商人組建東方大陸公司，并在特許狀中明確宣布由該公司壟斷英國與丹麥、挪威、瑞典、波蘭、波美拉尼亞和普魯士等國家和地區的貿易（注：津斯：《伊麗莎白時代的英國和波羅的海》(England and the Baltic,in the Elizabethan era)，曼徹斯特1972年版，第93頁。）。該公司的成立表明英國商人不僅決意打破漢薩同盟的商業壟斷，而且還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
　　長期以來，條頓騎士團一直是漢薩同盟的重要盟友和強有力的支持者，但自十五世紀以降條頓騎士團厄運不斷，自身難保。1410年，條頓騎士團在格倫瓦爾德戰役遭波蘭、立陶宛和俄羅斯聯軍重創，元氣大傷。1454年，普魯士爆發了反對騎士團高壓統治的大起義，波蘭乘機向騎士團宣戰。1466年，騎士團大敗，被迫與波蘭簽署《托爾恩和約》，騎士團由此喪失了東普魯士以外的全部領土，并不得不承認波蘭的宗主權（注：《劍橋中世紀史》，第2卷，第241頁。）。從此除但澤外，普魯士城市大多一蹶不振，實際上等于退出了漢薩同盟，這對漢薩同盟的外交活動產生了嚴重的影響。
　　外部大環境的變化必然會影響到漢薩同盟的最終走向，但存在于同盟內部的不利因素無疑起了更大的作用。
　　參加漢薩同盟的城市按區域可分為四個城市集團，即以盧卑克為首的文德人城市集團、以科隆為首的威斯特發里亞城市集團、以不倫瑞克為首的薩克森城市集團和以但澤為首的普魯士—立沃尼亞城市集團，由于各個城市集團的利益不盡一致，由此產生了一系列矛盾，進入十五世紀以后這類矛盾更為尖銳。文德人城市集團位于漢薩同盟勢力范圍的中央，控制著連接北海和波羅的海的陸上通道，因此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上都在同盟內部居于主導地位。為了維護自身特殊的經濟利益，文德人城市集團竭力阻止波羅的海東部沿岸城市直接與北海沿岸的各個國家和地區發展貿易關系，此舉不僅導致漢薩同盟與荷蘭、英國的多次沖突，而且也引起了其他城市集團的強烈反感。十四世紀下半葉，普魯士—立沃尼亞城市集團首先突破文德人城市集團的阻撓，通過松德海峽與西方建立了直接的商業聯系。十四世紀末，普魯士—立沃尼亞城市集團的主要城市但澤和里加開始推行利己的貿易壟斷政策，甚至連其他城市集團的商人也在排斥之列。盧卑克雖然極為惱火，但也無可奈何。里加還力圖控制與俄羅斯的貿易，自1418年起已在與俄羅斯的貿易中與盧卑克平分秋色，1459年以后更是完全排擠了盧卑克而居于壟斷地位（注：奧頓：《劍橋中世紀史簡編》(The Shorter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劍橋1978年版，第1052頁。）。
　　威斯特發里亞城市集團主要在尼德蘭和英國開展商業活動，葡萄酒是其大宗商品，利潤豐厚。十五世紀以后漢薩同盟與尼德蘭、英國關系惡化，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威斯特發里亞城市集團十分興旺的葡萄酒貿易開始衰落，由此引起該城市集團對漢薩同盟的不滿。正是由于這一原因，每當同盟與尼德蘭、英國發生對抗時，威斯特發里亞城市集團總是表示異議。1447年，漢薩同盟決定對布魯日實行商業封鎖，此舉招致威斯特發里亞城市集團和普魯士—立沃尼亞城市集團的共同反對，科隆更是以退盟相要挾，召回了出席1452年同盟會議的代表。漢薩同盟最后被迫讓步，規定除了蜂蠟、毛皮和金屬等貴重物品必須在同盟指定的貿易中心進行交易外，一般商品，主要是普魯士的瀝青、焦油、谷物和亞麻，均可在任何地點銷售（注：《劍橋中世紀史》，第2卷，第234頁。）。這實際上是漢薩同盟對威斯特發里亞城市集團和普魯士—立沃尼亞城市集團的讓步，部分地解除了對布魯日的商業封鎖。
　　內部的民主運動也給漢薩同盟的前景蒙上了一層陰影。參加漢薩同盟的城市的領導權一般都掌握在商人貴族之手，隨著市民階層力量的壯大，自十四世紀下半葉起不少城市的市民掀起了要求分享權力的民主運動。一開始漢薩同盟尚能壓服之，如前述不倫瑞克的例子，不過到了十五世紀情況就大不相同了。1407年，羅斯托克和維斯馬的城市當局被迫同意讓發難的行會代表涉足城市議會。從1408年起，連盧卑克也后院起火，持續了整整十年之久的內部斗爭，不僅使該城陷于癱瘓狀態，而且同盟本身也徘徊在崩潰的邊緣。為了維護同盟的權威，部分城市一度企圖用呂內堡取代盧卑克的地位，但由于同盟一些重要成員的反對，最終未能如愿（注：《劍橋中世紀史》，第2卷，第228、229頁。）。當市民民主運動平息之后，部分城市為了取悅行會勢力，開始執行排外政策，從而更加深了同盟內部的矛盾。
　　最后，德國本身政治經濟發展的特殊性也加速了漢薩同盟的衰落。十五、十六世紀時，當英、法、西班牙和俄羅斯等國已形成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時，德國依然處于四分五裂的狀態，除七大選侯外，還有十幾個大諸侯、二百多個小諸侯和上千個獨立的帝國騎士。諸侯領地事實上都是國中之國，擁有獨立的行政、司法、財政和軍事等權力。政治上的分裂嚴重影響了德國經濟的發展，1507年威尼斯駐德國大使在給本國政府的報告中指出，德國的“諸侯彼此或和某些自由城鎮幾乎經常發生沖突。如果他們窮了，他們就讓家臣在大路上搶劫，習以為常。他們生性驕傲蠻橫，仇恨在任何方面能同他們匹敵的任何人。他們對自由城鎮、對所有的共和國和一般的自由城市公社，特別是對瑞士和我們最崇高的元老院心懷仇恨……”“騎士們通常住在遠離城鎮的一些堡壘里、諸侯的宮廷里或者偏僻的山區里……他們非常自豪，世上沒有任何事物足以誘使他們逐利經商。他們專心致志于打仗，遇拮據時，只有求助于打獵和攔路搶劫。若無嚴密防范，誰也不能在德國的任何地方安全通行。甚至在法蘭克尼亞也是如此，因為那里有很多這類的好漢，道路很不安寧。”（注：《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資料選集》，第532、533頁。）這種觀念形態上的滯后和經濟環境的惡劣，導致德國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競爭中顯得力不從心，步履艱難。據對商船貨運量的統計，1470年左右德國尚與尼德蘭持平，均為六萬噸；一百年后，即1570年左右，德國雖然上升到十一萬噸，但還不足尼德蘭的百分之五十，此時的尼德蘭已攀升至二十三萬二千噸；到了1670年前后，德國仍然只有十萬四千噸，尼德蘭卻已猛增為五十六萬八千噸（注：威爾遜：《歐洲經濟史資料導論，1500-1800》(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s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1500-1800)，紐約1977年版，第207頁。）。德國的劣勢一目了然。
　　受制于德國社會經濟的大環境，漢薩同盟喪失了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當英國和荷蘭等國開始遠洋航行后，一度稱雄海上的漢薩同盟裹足不前，事實上退出了海上競爭的舞臺。參加漢薩同盟的內陸城市不少放棄了直接的海上貿易，而改從沿海城市購買外來商品，這些城市從此不再仰仗漢薩同盟的保護，進而逐漸斷絕了與同盟聯系，后來它們大多因人口和收入的銳減而日趨蕭條。同盟的沿海大城市則由于經濟上的頹勢，被迫拋棄了立身之本——商業壟斷，即使是盧卑克也不得不依附于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市場（注：《劍橋中世紀史》，第2卷，第244頁。）。漢薩同盟的窘況由此暴露無遺。海外特權和商業壟斷的喪失，割裂了維系漢薩同盟各城市的紐帶，同盟存在的基礎土崩瓦解。1669年，漢薩同盟舉行了最后一次會議，只有六個城市派代表出席（注：《世界史編年手冊》（古代和中世紀部分），第605頁。）。漢薩同盟遂成為歷史上逝去的一頁。
　　作為歷史發展一定階段的產物，漢薩同盟的出現和存在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但同時也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一系列消極的影響，忽視其中的任何一方面都不是科學的態度。當歷史所能提供的發展余地消失殆盡時，漢薩同盟最終成了歷史的棄兒。這是漢薩同盟的必然歸宿。
　　收稿日期：2001年5月9日
《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滬91～97K5世界史金志霖20012001漢薩同盟是德國北部城市組建的社會經濟同盟，在歐洲中世紀歷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漢薩同盟曾積極地促進了西、北歐地區的經濟聯系和發展，改善了該地區的商貿環境，但同時漢薩同盟也是阻礙德國政治和經濟統一的主要因素之一，并對相關國家和地區產生了一系列消極影響。十五世紀中葉是漢薩同盟發展歷史上的轉折點，隨著歐洲政治經濟大環境的變化和同盟內部利益沖突的加劇，漢薩同盟喪失了進一步發展的任何可能性。十七世紀下半葉，漢薩同盟最終退出了歷史舞臺。漢薩同盟/歷史影響/衰亡原因金志霖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上海 200062 作者：《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滬91～97K5世界史金志霖20012001漢薩同盟是德國北部城市組建的社會經濟同盟，在歐洲中世紀歷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漢薩同盟曾積極地促進了西、北歐地區的經濟聯系和發展，改善了該地區的商貿環境，但同時漢薩同盟也是阻礙德國政治和經濟統一的主要因素之一，并對相關國家和地區產生了一系列消極影響。十五世紀中葉是漢薩同盟發展歷史上的轉折點，隨著歐洲政治經濟大環境的變化和同盟內部利益沖突的加劇，漢薩同盟喪失了進一步發展的任何可能性。十七世紀下半葉，漢薩同盟最終退出了歷史舞臺。漢薩同盟/歷史影響/衰亡原因

網載 2013-09-10 21:3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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