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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242(2003)03-0013-03
　　民間，是一個充滿靈性、廣闊而偉大的世界，它常常在人文文化面臨枯竭的危難時刻成為拯救人文的洞天福地，因而，我們的祖先總結出這樣一種文化規律——禮失則求諸野。禮即人文，是一種特殊的文化，而且，它僅僅是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文化是一個整體，它原本并無雅與俗之分，只是由于一部分掌握了文明話語發布與運行權利的人目光狹隘，才有了這般鄙夷與獻媚的文化態度，即時尚的新概念——價值立場體系確立的偏頗。今天，我們固守了幾千年的農耕文明生活方式就要結束了，新的工業文明以高技術的發展滲透進我們生活的各個方面，于是，那些古老的民間文化作為珍貴的文化財富就要大面積地消逝于文化的視野了。這宗培養造就了我們這個民族文化精神的偉大財富，面臨著一系列危難的命運；而事實上，我們今天仍然需要它來武裝我們，需要它作為不竭的思想資源和精神資源，使我們的軀體更加健壯——若一味強求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所謂的文化認同，狹隘地將這宗財富當做民族文化的沉疾頑疴而棄之，則會真正使我們處于一種絕對的尷尬——我們有什么資格去同他人進行平等的對話?歷史上，抱著金飯碗求乞的文化現象并不少見。同時，如何對待我們的民間文化，也直接涉及到我們在目前條件下的文化自尊與安全問題。
　　有許多學者都談到了搶救和保護的迫切性問題，政府和相關部門也做出了實實在在的努力，而我以為有兩方面應該更具體、更深入、更細致地去做。其一，是技術保證的理論資源；其二，主要是浩如煙海的民間文化的檔案處理。
　　無疑，這次浩浩蕩蕩的民間文化搶救和保護運動，應當是現代民間文藝學的發展良機。搶救和保護作為一種文化實踐，應該得到現代民間文化的理論支持，尤其是技術手段的實施。也就是說，以民間文化科學為背景的現代民間文藝學，在這次將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的民間文化運動中，應該形成良性的理論與實踐的互動，通過搶救和保護的實踐，使現代民間文藝理論更加完善，同時，通過科學的理論指導，使我們的搶救和保護更富有成效，能夠避免歷史上的教訓。目前，令人遺憾的是，自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起，在學科調整和分類中，民間文學的命運出現了根本不應該出現的尷尬。民間文學的神話研究部分，往日被劃歸古典文學，民間文學理論被劃歸現當代文學，這多多少少還能使民間文學理論有應有的學術地位，而后來干脆將民間文學與民俗學一起劃出中文大學科，劃歸了社會學，劃入法學大學科，近一百年的現代民間文藝理論建設就這樣輕易地被人武斷地抹去了。這其實是一種無知，說嚴重一些，是學閥作風，是學霸作風。舉世皆知，現代民間文藝學運動為新文學的發展提供了多么可貴的文化資源，當年在五四歌謠學運動中，錢玄同、劉半農他們直接為新文學尋找白話范式，顧頡剛他們高呼打倒以圣賢為中心的歷史，建立以民眾為中心的歷史，新的學術理念與學術方式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的學術格局。我們的現代民間文藝學學術體系的確立、建設和發展，給我們留下極其寶貴的精神財富，至今我們受用著茅盾、魯迅、朱自清他們的學術思想，更不用說胡適、魯迅、鄭振鐸、顧頡剛和江紹原他們的諸多理論的系統和深邃，影響著我們的學術品格。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們的民間文藝學兩大傳統，即幾千年的古典傳統和近百年的現代傳統，都沒有得到必要的整理，這也給他人留下忽視、漠視這個學科的口實。但是，無論如何，這個學科的獨立性在現代學術史上已經被證明，今天，我們在堅守“為人民服務”的文化理念時，沒有任何理由讓這一學科出現被抹殺、被冷遇的局面。況且，諸如顧頡剛他們關于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理論成果，鐘敬文他們關于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的研究，江紹原的民俗學理論等，在文化實踐中已經得到了顯著的驗證。在這樣一個“目光向下的革命”中，關注民生、貼近民眾、面向人民大眾的價值立場的確立，直接決定了這場民間文化運動的學術品格，如何建立和完善更具科學意義的現代民間文藝學學術體系，是一個刻不容緩的事情。沒有必要的理論支持，這場運動將重蹈1958年“大躍進”民歌運動的覆轍；科學地總結和認識現代民間文藝學發展中的經驗教訓，將使我們避免許多彎路。技術手段的運用，若失卻現代民間文藝學進程中的成果，它的科學性也就相應地減弱了。舉目過去的一個世紀，我們在民俗學、民間文學的理論建設上，固然出現了鐘敬文、張紫晨、烏丙安、陶立ｆáｎ@①、葉春生、李惠芳、劉守華、段寶林等一批學者的著述，但不能不承認，限于諸多條件，在學派建立、學術爭鳴等必要的學術活動中，我們還缺少與世界那些大師級學者相比肩的內容。特別是在搜集整理的方法研究上，這直接涉及到技術質量問題。我們清晰地認識到這是“一項特殊的調查研究活動”，是“各項工作的重要前提和基礎”，我們尤其強調“掌握可靠而充分的民間口頭文學的第一手資料”，也確立了“全面搜集、重點整理、擴大推廣、加強研究”的工作方針，但是，我們更多的是原則上的要求，科學的搜集整理方法及必要的指導和訓練一直未得到應有的規范，這就不能不影響到相當長一個時期的學術質量。更應該指出的是當前在學術發展中存在的兩種傾向，一是忽視傳統文獻典籍的理論價值，一是忽視必要的田野作業，這兩種傾向嚴重影響了當前民俗學的迅速發展。有一些人片面強調“學術接軌”，動輒用西方社會人類學理論等問題去橫刀奪取學術話語的制控權力，甚至有人洋洋得意于去做“民俗學的叛徒”，而問題在于我們究竟對西方學者的理論懂得多少?當然，西方文化人類學的理論方法直接影響了我們的現代民間文藝學體系的建立，這是一種事實，但若我們忽視了“本民族”的基礎，一切努力恐怕更多的是枉然。借鑒必要的西方民俗學理論和方法是必要的，問題在于我們依據于必要的實踐，結合自己的歷史和現實進行深入持久的探索和創新。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現代民間文藝學的理論創新直接關系到學科的前途和命運。搶救和保護民間文化不惟是我們中華民族的職責和使命，而且是全球性的，尤其是我們中華民族面對歷史和時代應盡的職守，那么，在這樣偉大而神圣的搶救與保護運動中，現代民間文藝學為其提供必要而科學的技術手段和理論資源就應該是責無旁貸的事情了。
　　民間文化的檔案處理問題不僅是一個技術方法問題，而且是一個價值立場確立的具體問題。我在前面講過，搜集整理作為搶救和保護的具體方式，應該得到必要的科學的理論支持，但是，我們不能僅僅停留在這樣一個層面上，除了必要的搶救和保護之外，我們還應該采用必要的技術手段使之有效延續和發展。這樣，民間文化就獲得了鮮活的生命。在我國漫長的農耕文化歷史上，民俗、民間文學、民間藝術作為一種文化整體融入全民族的精神生活之中，盡管在具體的文化詞中有不少士大夫極力鄙薄這些內容，“野”、“俗”、“淫”等名號，是文人階層對民間文化的概括，這也恰恰證明了民間文化的個性；統治者對其介入的方式，也因之形成了一種“求俗”、“問風”的傳統，即我國傳統的民間文化控制和管理問題。諸如“樂府”等問題，就是這種傳統政治經驗的有效方式，它確實起到了緩和社會矛盾、調整文化策略的積極作用。在文獻保存上，相應出現了“祭祀志”、“五行志”和“風土志”等文化傳統，尤其是明清方志材料中，“入境問俗”成為修志治史的必要環節。諸如《風俗通義》、《荊夢歲時記》、《帝京景物略》，包括《廣東新語》等文獻，成為我們認識和理解古代民間文化歷史的基礎參照系統。但是，我們必須看到，由于文化理念的差異，這些典籍幾乎清一色地存在著“缺失”，即任意刪節，許多有珍貴價值的材料被人不經意地丟棄了。那么，我們今天“全面搜集”和“忠實記錄”就成了更為有意義的活動。究竟“全面”和“忠實”到何種程度，才算得上具備了科學性呢?顯然，我們中華民族的歷史悠久，幅員遼闊，要將每一個民間文化生活內容都完整地記述(錄)，這是極其艱辛的工作。而現實又確實要求我們這樣去做，去詳盡它，盡最大努力保存它的原貌。建立民間文化檔案，是全民族共同的職責和使命，需要各個方面齊心協力，急需專業的博物館、檔案館作為硬件來參與其保存。我們又不能不承認，在全國各地像發達國家那樣建立大量的博物館和檔案館又是不現實的，在許多地區，溫飽這樣基本的生存問題還未解決的情況還不少，教師的工資拖欠問題、下崗工人的生活保障問題、農村醫療保險問題都放在文化的前面，兩者之間的矛盾如何解決呢?像股市那樣吸收社會閑散資金在更實際的意義上是一種想像，做文化收藏的人又是社會成員中相當少的一部分，在許多地方，我們不得不眼巴巴地看著那些珍貴的文化財富一個個消逝。問題還在于理念的確立，如何使全社會都行動起來，使每一個社會成員都具有這樣一種神圣的職責與使命，是我們面前的首要問題。作為文化決策者和文化工作者，都應該正視這種現實。選取典型的民間文化生活片斷，有步驟、有計劃地全面搜集和忠實記錄與保存，與大規模的普查相結合，我們尤其應當鼓勵各種專題形式的個人行為；同時，將這種搶救和保護與政府的修志工作、文化開發工作相結合，也是完全可行的。有許多學者埋怨政府只顧開發而不注意保護，政府中一些官員的文化素質與知識結構確實是個問題，但我們不能不注意到我們的期望從來都是高于全社會的，很容易與社會實際相脫節。特別是一些急功近利的開發商，其素質低劣的程度令人發指，他們對文化的破壞其實是我們搶救和保護運動中的敵人，但這就是一種實際；問題在于社會發展中他們又常常是強勢階層。那么，正視現實，社會行為和個人行為相結合，普查的地毯式搜集、整理和個人的專題式搜集、整理相結合，包括把民間文化作為產業進行開發，以及向全社會進行多渠道、多層次的宣傳，應該引起我們的充分注意。特別是在社會行為中，“普查”的論證應給予高度重視。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由國家文化部、民委和文聯等單位共同組織的三大集成(故事、歌諺、諺語)確實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是，我們對民間戲曲的忽視卻令人扼腕——盡管十大集成中有戲曲志一項，但是，民間戲曲的特殊性又決定了它更大的難度。十年前，我曾經在許多村寨考察廟會，親眼目睹了一些民間戲曲發生的變異，它更多的是口耳傳授，并沒有固定的文本，對它進行記錄就有了更為艱難的困境。民間戲曲是綜合的民間藝術，在我國文化史上的地位異常重要，從某種意義上講，它包含了故事、歌謠、諺語的內容。但是，隨著農村娛樂手段的改變，尤其是大量民間藝人的去世，這種保存和搶救就顯得更迫切了。建國前，張長弓先生嘔心瀝血，將民間藝人請到家中記錄民間鼓子曲，整理出《鼓子曲譜》、《鼓子曲存》、《鼓子曲言》、《鼓子曲詞》等珍貴資料，為戲曲研究者提供了有很高學術價值的“文本”，這應該成為我們的典范。全社會的共同努力是非常重要的，個人的努力更加重要，尤其是學有所養的學者應該走在時代的前列，從個人做起，從眼前做起。這樣，民間文化的檔案保存才能免受更大的損失。
　　同時，民間文化的搶救和保護不應該僅僅是一群民俗學、民間文藝學學者的事業，還應該更積極地、更廣泛地吸收相關學科的支持，在這一方面，我們過去的民俗學和民間文藝學在理論建設上有著相當深刻的教訓。事實上，民間文化研究拓展了許多學科，諸如王國維的《宋元戲曲考》、任半塘的《唐戲弄》等著作就是明證。然而，近些年來，相當多的學者追求所謂的學術規范，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拒絕了在民俗學和民間文藝學發展中與其他學科的聯系機遇，學科的前途和命運因為其方法等問題衰微的現象應該引起我們深刻反省。搶救和保護民間文化遺產，是偉大的文化實踐，更是偉大的文化創新，是民俗學、民間文藝學等學科發展飛躍的重要機遇!
　　本刊責任編輯注：“中國民間文化搶救與保護”筆談共五篇，本刊第10期轉載前三篇，本期續完。
河南大學學報：社科版開封1～15G0文化研究高有鵬20032003河南大學　文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1　　高有鵬(1964-)，男，河南項城人，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民間文學研究室主任，民俗學碩士導師，學科帶頭人。 作者：河南大學學報：社科版開封1～15G0文化研究高有鵬20032003

網載 2013-09-10 21:4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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