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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學是研究有機體與環境辯證統一關系的科學，也是一種科學的思維方法。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人類與自然的關系急劇擴展，人口、資源、環境的矛盾日益尖銳，使生態學成為離人類環境最密切的科學，也成為與人類的文化和文明關系最近的科學。社會需求的“動力牽引”和相關學科的“感召效應”，使生態學在自我完善的同時，表現了對人類文化生活的強烈參與，使生態學成為連接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橋梁，成為人類與環境協同共進，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理論基礎。本文嘗試用生態學的原則和觀點，對人類的文化與古文明的興衰作生態學的透視。
　　　　　　一、文化與文明的生態學內涵
　　文化，這一科學的術語，究竟如何給它一個準確的定義呢？古今中外，諸子百家，眾說紛紜，各執一說。美國歷史學家B·M·費根對文化的理解是十分精辟的。他指出：“文化是我們適應所處的環境的重要手段。”〔1〕這已經觸及了文化的生態學內涵。
　　在生態學里，生物和周圍的環境之間的關系成為生態關系。一方面，生物在整個生活過程中，一刻也不能離開它周圍的環境，生物要從環境中取得它生活所必須的物質以建造自身，而環境又能對生物的整個生活過程和生長發育狀態發生影響。另一方面，生物對環境的變化也產生各種不同的反應和多種多樣的適應。這兩方面的作用構成了生物與環境之間相互矛盾、斗爭而又和諧的辯證統一關系，我們稱生物與環境之間的這種關系為生態關系。由于存在這種復雜的生態關系，便不斷地影響和改變著生物，不斷地影響和改變著環境，使生物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到高級不斷地進化，使環境由遠古的嚴酷而缺氧的環境進化成了當今的現代環境。在人類出現以前，所有的生物都通過生態適應來適應環境，以達到繁衍種群的目的。在生態適應的過程中，生物本身也實現了生物的進化。
　　人是生物的人，也是社會的人。人類對環境的社會生態適應即是人類文化。作為生物的人，人對環境的生物生態適應使人類產生了不同的人種，在體質、生理、生化等特征方面出現了差異的人群。作為社會的人，人以不同的生產、生活方式，以自己創造的所有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來實現對環境的社會生態適應，從而形成了由自然文化、民族文化和科學文化3個層次組成的宏大的文化體系。 不同歷史時代以不同的文化層次作為主流，并以此成為各個時代文化的主要特征。
　　人是大千世界的一個物種，人之所以成其為人，并且是所有物種中最有智慧、最能適應環境的高等動物，就因為人具有文化。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在生物進化中，生活在北極的北極熊用厚厚的毛和脂肪層作為生態適應的手段，以抵御寒冷。而在那兒生活的愛斯基摩人并沒有長出厚厚的一層毛和脂肪層，他們靠自己的文化、衣服和住所對環境產生相應的社會生態適應。他們穿上溫暖的皮毛衣服，蓋起暖和的冰屋，把自己與寒冷隔開。
　　生物的生態適應通過遺傳而獲得，而人的生態適應有生物遺傳的一面，更重要的則是通過文化的傳授和共享知識，一代又一代地傳遞感覺和經驗。這就是文化的適應性。由于文化的進化而導致整個人類社會的進化。
　　可以說人類的文化就是人對環境的社會生態適應。在人類文化初期，人類的原始文化以自然文化為主要特點。地球有人類活動的那些區域環境多屬氣候、地形、水源狀況較好的地區。隨著人類社會向前發展，人類活動的區域開始由地球的某些自然環境較為優越的地區進一步擴大，人類居住的地理的、資源的自然環境差異日益增大。隨之而來的社會環境的差異也越來越大，而人類的社會生態適應方式的差異也越來越大。環境的差異使當地的人群用不同的社會生態適應方式，解決衣、食、住、行等一系列問題，因此也就出現了世界上風格各異、五彩繽紛的民族文化。例如，由于各民族居住的自然環境的不同，居住在荒野草甸的民族便以飼養牲畜為業，出現了以畜牧為基礎的民族文化；散居的山地和盆地平原的民族，使用燒荒開墾田地的方式，種植五谷雜糧，出現了以耕作為基礎的民族文化；分布在湖泊沿海一帶的民族，以捕魚撈蝦和獲取海產為生，這樣就自然形成了以漁業為基礎的民族文化。在地域環境的影響和制約下，各民族在生產方式，生產工具等方面也有很大的差異，在生活習慣、服飾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各有其特點。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傳統節日和禁忌，都有自己悠久的歷史文化。
　　由于有了文化，人類創造了文明。著名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把世界歷史視為一個文化系列，把一個文化的整個發展過程稱為“文明”。他提出：“文明發展的階段論，即每個文明都可劃分為起源、生長、衰落、解體和滅亡五個階段。文明的起源和生長的法則是人類對各種挑戰的成功應戰，挑戰和應戰之間的交互作用是超乎其他一切因素之上的決定性因素，一個文明社會如果能成功地應付來自環境的挑戰，那么它就可能走向繁榮和發展，反之則會導致衰落和滅亡。而最適度的挑戰不僅能刺激它的對象產生一次成功的應戰，而且還將刺激它積聚更大的力量去應付新的挑戰，從一次成功走向另一次新的應戰，以此方式有節奏地前進，以致無窮。”〔2〕
　　用生態學的思維方式來對文明作一個定義，可以說文明是某一文化對環境的社會生態適應的全過程。也可以理解為文化的地理、時間和空間的三維進程。因此，人類與環境應該是協同進化的。人類用文化適應環境，也用文化來改造環境，環境在進化，從原始自然環境進化到自然環境、人工環境和文化環境的復合環境。人類的社會生態適應也在進化，從而有了人類文化的演進。當然，如果某一文化在發展過程中，不是與環境協同進化，或在環境巨大變遷中不能創造新文化來適應變化的環境，就會導致生態危機、資源耗盡，以及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戰爭、疾病等等。當人們最后無法用文化適應新的環境時，就會導致文化的退化和文明的衰亡。
　　　　　　二、文明起源的生態學機制
　　考察人類的四大文明古國，不難發現，古巴比倫、古埃及、古印度、古中華的出現，是因為那里有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
　　在古老的年代，當生產力水平還很低下的時候，人類的生活和人口的分布受自然環境的極大影響，凡是氣候適宜、土地寬闊平坦而肥沃的地方，人口就易于繁殖起來。而且，這些地區多為大河流域。大河流域正是水生生態系統和陸地生態系統的結合部。這也符合生態學的邊際效應原理。即：“在兩種環境的結合部或兩類生態系統的過渡帶……具有物種的優勢。”〔3〕人類歷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國的形成， 是與當時當地的自然環境密不可分的。
　　公元前3000年，埃及尼羅河下游建立的社會組織毫無疑問是由于尼羅河流域出現了農業發展所必須的灌溉技術，埃及如果沒有一年一度的尼羅河汛期，也是無法生存的。如果沒有沖積層，這個國家就會像撒哈拉一樣成為一片沙漠。
　　歷史上曾經燦爛一時的古巴比倫文明，也是在亞洲、非洲和歐洲接壤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誕生的。這個平原在長期的地質時代中，主要由發源于小亞細亞山地（現屬土耳其）的兩大河流——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沖積而成。早在人類出現以前，上游山地是一望無際的林海，平原的東部是波斯高原，在其中雖有大面積的沙漠戈壁，但有扎格羅斯等山脈為屏障，該高原也有茂密的森林和豐美的草原。西南面是大面積的沙漠，但這個平原受兩河豐沛的清流所滋潤，就形成了土地豐美的千里沃野。在悠長的歷史歲月中，人類定居在這塊肥沃的土地上，從距今4000～5000年前的巴比倫王國開始，一直到1000多年前的阿拉伯帝國，這里是歐洲農業的搖籃，也是歷史上燦爛一時的巴比倫文明的發源地。
　　黃河流域稱作中華民族的搖籃。從舊石器時代開始，黃河流域已有人類活動。當時黃河有若干支流，春秋戰國時期的《山海經》記載，當時黃河流域有48條河流和78座山。就在這些山河之間，形成了千里沃野。我國古樂府詩：“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窿，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現牛羊。”這就是當時黃河流域的自然景觀的寫照。我們的祖先——中華民族世世代代在這里定居、勞動，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東方文明古國——中國正是在這里誕生的。
　　世界上有許許多多偉大的河流，它們中有的為古代人類提供了天然的通訊和交通的方便，有的為養育古代文明提供了肥沃的土地和充足的水源，在這些河流兩岸，農耕村落如同文明的明珠璀璨奪目。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古文明和當時的自然環境，特別是河流的影響和作用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河流，正是這生命之河創造了適合農作物生長的水濕條件，河流的沖積形成肥沃的土壤，疏松的土質，有利于人類使用當時簡陋的農具進行耕作，河流也是當時交通的樞紐。河流是人類古文明的搖籃，這句話一點也不過分。它同樣適用于人類歷史上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古印度的情況。
　　古印度產生于北印度平原。在印度南部的三角地帶或半島部分的德干，位置處在熱帶。北半部的大陸部分，形狀亦為三角形，這里氣候從熱帶逐次進入北部高山的嚴寒。德干北部是一個半山區，這里森林稠密，是若干山區原始部落的居住地。但是，半島的大部分地區是一個坡度徐緩的高原，境內江河縱橫，土地肥沃，農業發達。在北半部的北面，巍巍的喜馬拉雅山似屏障聳立，南面則以低矮的文迪亞山與德干高原相隔。印度的平原地區面積遠遠大于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的總和。在這廣袤的平疇沃土上，流淌著印度河和恒河。印度史上已知的最古老的文明——摩亨殊達魯和哈拉巴文明，就是在北印度平原的印度河—恒河平原上產生的。廣大的北印度平原被拉其普他拿沙漠和阿拉瓦利山脈分為兩個不等的部分。沙漠以西的平原為印度河所灌溉，以東的平原為恒河及其支流所灌溉。河流將高原上的土壤帶到平原上沉積起來，使土壤肥沃，河流使交通得到便利。印度河——恒河流域豐饒的平原地區，被人們稱之為大自然的慷慨饋贈，古印度文明也就出現在這里。
　　有的歷史學家把地理比作歷史的左眼和右眼，文明的太陽和月亮。把地理稱之為“是歷史的哺育之地和教養之家”。應該看到，以地理因素為主的自然環境在人類早期文明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在生產力極端低下的情況下，自然環境的優越、水源的便利和有利耕作的沃土，使古巴比倫、古埃及、古印度和古中華，都成為人類古文明的搖籃。人類社會依靠河流及其流域的肥沃土地來進行耕作，并以此來加速自己的聚合和定居。文明一經形成，人類就開始把自己的搖籃編織得更大，甚至可以從搖籃中走下來，依靠人類的智力，去創造適于自己生活的環境，創造交往的方式和工具，去攀登文明進步的高峰。但是，不管人類文明如何進步，不管是古文明的搖籃，還是現代文明的居地，都離不開賴以生存的地球環境。
　　　　　　三、文明衰退的生態學原因
　　許多歷史學家把古文明衰退的原因歸咎于戰爭和統治者的荒淫，而很少注意到與文明相依存的生態環境。實際上，“文明是人類在保持環境平衡的前提下不斷導致進步的一種狀態”。〔4〕古代的戰爭往往是以爭奪土地和土地上豐厚的自然資源為目的，戰爭不可能把一個輝煌的文明全部毀滅。只要支撐文明的自然資源還存在，文明就只是統治者或統治者或統治民族的更替、朝代的變遷而已。而真正使一個輝煌的文明徹底消亡的原因，是支撐這個文明的自然資源的徹底破壞。當然，戰爭和其他方面諸多的因素，可以加速支撐文明的自然資源的耗盡。
　　有理由認為，人類的一些祖先正是自己所創造的文化及生產方式的犧牲者，因為這種方式超過了他們所居住的環境的再生能力的限度。他們曾用自己的文化創造過輝煌的文明，但今天，這些輝煌的文明已不復存在，是文明屈服于自然的威嚴，還是人類與自然的步調不一致？
　　古代巴比倫文明從人類利用水——灌溉開始，最終卻因不合理的灌溉造成那個地區土地鹽漬化和沒完沒了的淤泥，成為今天伊拉克境內的荒蕪不毛之地。巴比倫對森林的破壞，加上地中海氣候冬季傾盆大雨的沖刷，加劇了河道和灌溉渠里的淤泥，在巴比倫周圍的灌渠，人們把不斷挖出的淤泥沿著河岸和渠邊堆成山。在這種情況下，人們不得不重新挖新的灌渠，爾后又無可奈何地將它們放棄，這樣不良的循環，人們越來越難于把活命的水引到田里。同時，兩河被淤泥越抬越高，不斷改道。由于巴比倫人只知道灌溉，不懂得排水洗田，他們的兩河又不會像尼羅河那樣泛濫，具有天然的洗鹽脫鹽作用，缺少排水的結果，使美索不達米亞的地下水位不斷上升，給這片沃土罩上了一層又厚又白的鹽外殼，有的地方竟像鏡子一樣閃閃發光。淤泥和土地的鹽漬化，使古巴比倫蔥綠的原野漸漸枯黃了，高大的神廟和美麗的空中花園也隨著馬其頓征服者的重新建都，人們被迫離開家園而坍塌了。如今的伊拉克境內的古巴比倫遺址，已是滿目荒涼。
　　在歐洲文化起源中，“地中海地區文明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土地的管理和使用不當。”〔5〕地中海地區的氣候——冬季的傾盆大雨，在植被覆蓋度較低的冬季尤其容易造成水土流失。加之那里古文明地區的人們對土地的認識十分膚淺，造成這一地區許多璀璨文明的衰亡。地中海地區在5000年來，沒有發生過顯著的氣候變化。那里，雖然植被受到嚴重的破壞，但5000年前的植物代表種類——米諾斯文明時代人們曾種植過的雪松，迦太基人曾大量種植過的橄欖樹仍在今黎巴嫩、突尼斯的土地上生長，只是不如古文明時那樣大量種植罷了。植物指示著環境，如果氣候發生了變化，這些植物就不可能在那里繼續生長了。
　　從考古學家的發掘和研究里，我們可以看到地中海地區文明的盛況。歷史學家證實，米諾斯文明是世界歷史上最早的文明之一。在公元前3000～1300年的這一段時期里，米諾斯文明在克里特興起并發展到它的頂點，然后開始迅速地衰亡。腓尼基文明在黎巴嫩開始出現并且有了很大的進展。赫梯文明在小亞細亞出現并在這個時期中達到自己的鼎盛時期。
　　在公元前1600年以后的兩個世紀中，米諾斯文明達到鼎盛時期。然而，繁華瞬間即逝，在公元前1400年，燦爛的米諾斯文明在希臘征服以后很快就消亡了。米諾斯文明乃至地中海文明的消亡，有其深刻的生態學原因。原來，地中海地區的土地大部分是丘陵起伏的坡地，而這一地區的降水往往在冬季以傾盆大雨的方式降落。因此，這一地區土壤的侵蝕非常嚴重。雖然米諾斯有出眾的建筑學家和航海家，但他們卻缺乏農學家、林學家和生態學家。他們也沒有形成像古中華文明那樣一套養地保水的傳統農業。更沒有古埃及的尼羅河的天然泛濫和沖積層。加之由于領土不大，在這樣的自然條件下僅僅依靠雨水澆灌的農業，一旦山坡的植被遭到徹底破壞，表土的侵蝕是十分迅速的。以至當時的希臘人征服這片土地時，立即發現曾是米諾斯文明的中心的邁錫尼、泰雷斯等城市周圍幾乎全是多石的貧瘠荒地。沖蝕作用已經剝去了克里特島上絕大部分肥沃的表土，在這塊土地上，幾乎已經種不出葡萄和橄欖來了，這個島上的資源已經只能支撐貧困潦倒的文明。于是，希臘人沒有像其他征服者那樣，在這塊被征服的土地上延續已有的文明，這塊土地慢慢地被拋棄了。
　　氣候與環境巨大變遷導致文明消亡的例子，最精彩的要數現在的撒哈拉大沙漠。撒哈拉原來是生命的綠洲，那里曾經是一片雨量充沛、河川涌流、溪澗潺潺、草木繁茂的千里沃野。那里也曾有人定居，并且為后人留下了珍貴的石刻和崖畫。這些石刻和崖畫，以生動寫實的風格，向后人翻開了5000年前人類日常生活的畫卷。圖畫中有人在劃著獨木舟追獵河馬，說明當時的撒哈拉有水流不盡的江河。畫面上茂密的草原及姿態美妙的長頸鹿、羚羊、水牛、大象等等，更說明了撒哈拉那時豐厚的水源和美好的環境。
　　撒哈拉最后之所以失去往日的綠洲而成為滿目凄涼的大沙漠，是因為這塊沃土上原有的水分平衡遭到破壞的緣故。滋潤這塊土地的“季風雨”發生了歷史性變遷，而人類也在自毀家園：牧養的家畜越來越多，大片森林被燒荒，草原過度放牧而退化，最終導致了沙漠的形成。而今，沙漠還像死神一般在吞食中非的沃土，那里的人們還在沿用祖先自毀家園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破壞環境中水的平衡，無限制地消耗森林，過度放牧牲畜，而且把水井越打越深，這實際上是在繼續撒哈拉的悲劇。
　　古文明的衰亡再一次證明，某一地區的社會文化與環境組成一個具一定結構和功能的自然——社會——文化復合生態系統，文明則是自然——社會——文化復合生態系統的一種動態平衡的時空狀態。在自然——社會——文化復合生態系統中，人是通過文化對環境產生生態適應，并達到一種動態平衡，而文明則是某一文化對環境的社會生態適應的全過程。當支撐某一文明的的環境發生變遷，人類可以通過文化的進步和更新，主要是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的進步來適應新的環境，這樣，在文化的發展過程中，文明得以延續和發展。反之，當原有的文化已經不能適應變化的環境，并且又缺乏進步和更新時，變化了的環境已經支撐不了這一地區的文明的時候，文明便衰亡了。歷史證明，古文明的衰亡往往發生在自然——社會——文化復合生態系統的結構較簡單、文化比較單一、文化水平即主要是科學技術水平還比較落后的地區。
　　　　　　四、延續文明的生態學分析
　　既然有古文明產生和衰亡的生態學原因，那也就必然有古文明延續的生態學因素。古文明延續的原因在于與文明相應的文化與其支撐的環境之間，一直保持一種社會生態適應的相對良好的狀態。古代文明往往產生在生存環境條件優越、地域遼闊、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相并存的地區。
　　古巴比倫由于不合理的灌溉，導致了土地的鹽漬化，以及表土的沖刷導致的無休止的淤泥而造成支撐這一文明的自然環境的惡化，最終導致這一歷史文明的消亡。而與巴比倫幾乎同時出現，自然環境十分相似的大河文明的古埃及并沒有消亡，整個埃及文明一直延續到今天，這又是什么原因呢？
　　生態學家和土壤學家們發現，世界范圍內的土地鹽漬化，往往發生在干旱地區，這是和地球的生物及地球化學循環分不開的。因為干旱地區的地面蒸發強烈，在地勢低平、排水不暢或地表徑流滯緩、匯集的地區，或地下水位過高的地區，往往會造成土地的鹽漬化。在這樣的土壤里，通常會有較多的氯化鈉、硫酸鈉、碳酸鈉，以及可溶性的鈣鹽和鎂鹽。從地球化學來看，古巴比倫和古埃及地區的氣候均屬于干旱地區的氣候，灌溉以后如果沒有排水措施，往往會造成土地鹽漬化。這樣，古巴比倫消亡了，而與巴比倫氣候相似、自然環境和出現文明時間相似的埃及，只要尼羅河在流，這塊土地上的文明就會延續下去。尼羅河灌溉沒有導致土地鹽漬化的真正原因是，這個灌溉區得天獨厚，有著充分的排水功能，地表水分能夠有效地流出農田。尼羅河一年一度的泛濫使洪水沖走了土壤中每年積累下來的鹽分。因此，古埃及文明的發祥地歷經幾千年的變化，現在仍然是世界生產力較高和人口最稠密的地區之一。但是，為了解決尼羅河的洪水泛濫問題，埃及政府從1960年起修建阿斯旺水壩，大壩以1630億立方米的蓄水量而名列世界前茅，它解決了尼羅河泛濫給人民帶來的災難，也進一步擴大了灌溉區。可是，阿斯旺水壩也使埃及失去了尼羅河泛濫給人類帶來的利益，使得尼羅河河谷歷史上土壤的自然脫鹽作用也喪失了。如今，水澇和鹽漬給埃及人民帶來極大的困難，要解決這一困難就得有巨額開支和專門的技術。作為現代文明象征的阿斯旺水壩，卻帶來了新的生態問題。
　　與四大文明古國相比，中華文明在世界歷史上被很多學者公認是長期存在的延續文明，中華文明從誕生之后，一直延續下來，始終保持其主要特征。中華文明長期存在的原因有政治歷史方面的，也有自然環境方面的。但是，從生態學的角度來看，首先是支撐中華古文明的自然環境的相對穩定。雖然由于中國歷代王朝對森林的破壞，使支撐文明的搖籃——黃河流域的環境狀況發生了變遷，中華文明已經東遷南移，但中華文明與其他消亡的古文明比較，一是中國地大物博、民族眾多而又大一統，生物的多樣性與民族文化的多樣性，使整個中華文明系統對環境的變化具有較強的反饋機制。二是創造黃河文明的我國先民的生產方式并不像其他大河文明那樣是以灌溉作為起始的，居住在黃河流域的中國先民，首先是“作為旱地耕作者出現的”，〔6〕一直到公元前6世紀才有灌溉設施。而且，無論是黃河流域還是長江流域，灌溉地區夏季雨量集中，氣候較濕潤，地表徑流暢通，不容易造成土壤的鹽漬化；由于夏季植被狀況較好，夏季多雨的氣候也不如地中海地區冬季的傾盆大雨所造成的沖刷嚴重。加上中國先民形成的傳統農業對養地有著一整套十分完備的技術，例如土地的輪歇、輪作套種，種植綠肥和施有機肥等。
　　中華文明產生于黃河流域，土壤以黃土為主，養育華夏人民的黃土地由顆粒細小的肥土和塵埃組成，這些塵埃由亞洲中部高原的西北風刮來，沉積在黃河流域和東北沿海。黃土質地松軟，耕作不費力，使用原始的農具即可耕種，〔7〕而且不受草木叢生的影響。 黃河流域的主要作物是粟、麻、桑等，這些旱作植物一般不需要灌溉。后來，在關中地區以及東部及南部地區才出現灌溉農業。我國從中唐開始到宋時，南方水稻產量才逐步提高并超過北方旱作，使南方成為重要的經濟區。我國南方農民精耕細作的傳統，育秧、移栽技術和排灌水利，使南方的環境后來一直較北方好，這也是后來中國經濟、文化中心發生南移的原因。
　　雖然中華文明是一種延續的文明，但不能說這塊古老土地的自然環境狀況一直是良好的。實際上，這個文明古國的大地上的生態環境由于森林的破壞、過度放牧及其他人為的原因，一直延續著一種十分令人担憂的演化，綠色的悲哀一直籠罩著我們這個文明古國。我國的森林覆蓋率已由古代的53％左右減少到現在的13.97％。 據最新的衛星遙感資料表明，目前我國水土流失面積已達367萬平方公里。
　　作為大河文明的印度古文明也是一種延續文明。這塊古老的土地幅員遼闊、民族眾多、文化多樣，雖然普遍種植水稻、小麥、棉花、黃麻、甘蔗等作物，但是古代灌溉并未引起那里土地的鹽漬化，原因是這里處于熱帶和亞熱帶季風氣候，森林繁茂，雨量充沛，土壤多為酸性土壤，在植被情況良好的條件下進行灌溉，一般不會發生土壤的鹽漬化。但是，印度近代文明最大的環境問題是森林破壞和由此引起的水災、水土流失和土地鹽漬化，這里的很多古文明古城昔日建在河岸上，現在由于河流的變遷而毀滅了。由于那里的人們對大自然無休無止的索取，昔日的沃野良田變成了不毛之地，終于形成了今天的65萬平方公里的塔爾沙漠。森林的急劇破壞，使這個處于熱帶地區的文明古國的土壤極其脆弱。水旱災連年不斷，在印度的干旱地區的灌溉，又導致土地的鹽漬化。
　　從60年代初期開始，在聯合國專家組的幫助下，在印度河盆地采用通過管井將地下水抽出，并以足夠的流量流過鹽漬化的土壤排水洗鹽的方法，并通過在印度河上游建立曼格拉等大壩使渠道中的水流適度以防止滲漏。經過幾年的努力，那里的土地開始出現了奇跡，在昔日的茫茫的鹽堿地上，又重新長出了綠油油的小麥。但是，森林是文明的搖籃，只要森林不恢復，整個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的土地沙漠化、鹽漬化的問題就不可能解決，這里的水旱災依舊頻繁，這仍然是困擾著文明古國的綠色悲哀。
　　西歐文明，包括今英國、法國、德國、比利時、瑞典、丹麥、挪威、瑞士、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西歐文明也可以看作是一種延續的文明。雖然西歐文明只有1000年歷史，大部分的種植業只有不到900 年的歷史，但這些土地至今仍然充滿了活力。而且這些連成一片的眾多國家的歷史與文明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這一地區的文明，雖然在中世紀黑暗時期，遭到了沉重的打擊，確實有許多地方的文明出現了停滯和倒退。而且，諸多的戰爭和災難，包括使歐洲1/4人口死亡的鼠疫， 都沒有使這一地區的文明衰亡間斷。這是由于支撐這一地區文明的環境沒有衰亡，所以，這一地區的文明經受住了考驗，依然延續至今。因此，可以將整個地區作為一種延續的文明來加以研究。
　　西歐地區出現延續文明的生態因素在于，這一地區的氣候非常有利于水土保持。這里大部分是海洋性氣候，常年濃霧彌漫，降雨十分溫和，相對而言幾乎沒有傾盆大雨。冬季厚厚的積雪對保持水土和植被也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而且，這一地區的人民創造的文化——輪作制，對這一地區的氣候和土壤的保護是一種十分貼切的社會生態適應。
　　現代輪作制是公元14世紀至15世紀起源于低地國家的一種農業制度，到公元16世紀已經普遍在歐洲地區實行。歐洲農民一般都用一種谷類植物、一種塊根植物和一種豆科植物組成輪作次序。這樣，人們既有糧食，又有了供牲畜食用的飼料，還能增加土壤肥力和有利恢復良好的地力。小麥、蕪菁、三葉草是比較標準的輪作植物，而且，這里的農民還廣泛使用牲畜的有機肥和石灰作為肥料。〔8〕可以說， 輪作制是歐洲文化與環境的一種良好的文化生態適應方式，它使這一地區較大的土地上的文化與環境常常趨于平衡和穩定。同時，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以后，歐洲大規模的人口向美洲的遷徒，對于緩解人口的矛盾、減輕土地的壓力，也是一種新的文化生態適應方式。由于歐洲的文化與環境的這種適應狀況，使這一地區的自然——社會——文化復合生態系統一直處于較良好的循環狀態，也更易發展新的先進文化，并促成環境向良性方向——保持該地區土壤的肥沃與生物多樣性的方向發展。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工業革命會首先在歐洲發生。雖然歐洲的文明發展中也曾出現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包括本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的西歐的環境污染和環境危機，以及戰爭之類的事件發生，對歐洲環境的破壞也是巨大的。特別是工業化帶來的環境污染，使這一地區的環境特別是城鎮環境惡化。但是，歐洲文化中善于更新傳統和學習應用新的科學技術的特點，使這一地區的自然——社會——文化復合生態系統善于調節自己的內部機制，諸如農業技術的改進，在不損害土地的情況下獲得足夠的食品，發展綠色產業，特別是重視森林的作用，以及在治理環境方面的先進技術。這一地區的丹麥、挪威、芬蘭、瑞典等國，除了建立比較穩健的農業以外，主要靠發展森林產業成為世界上的高福利國家，并以此來改善生態環境。
　　用生態學的原則和觀點對人類的文化和古文明的興衰作一透視，可以看到，文化即是人類對所處環境的一種社會生態適應，而文明則是某一文化對環境的社會生態適應的全過程。
　　面對人口、環境、資源的生態危機，人類必須調整自己的文化來修復遭到生態破壞的環境，發展新文化來與環境協同共進。“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可持續發展觀，正是當代人類生態文化的主流。
　　　　　　主要參考文獻：
　　〔1〕周鴻：《生態學的歸宿——人類生態學》， 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年6月。
　　〔2〕V·卡特等：《表土與人類文明》， 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87年8月。
　　注釋：
　　〔1〕B·M·費根：《地球上的人們·世界史導論》， 文物出版社，1991年9月，第14頁。
　　〔2〕A·J·湯因比：《生物圈》， 載《多維視野中的文化理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81頁。
　　〔3〕馬世駿：《現代生態學透視》，科學出版社，1990年5月，第43頁。
　　〔4〕〔5〕〔8〕V·卡特等：《表土與人類文明》，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87年8月，第6頁、43頁、126頁。
　　〔6〕〔7〕，E·M·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第一卷，商務印書館，1987年1月，第174頁、第175頁。
　　　　　　　　　　　　　 作者周　鴻，云南大學生物系，碩士。
　　　　　　　　　　　　　　　　　　　 （責任編輯　 何斯強）＊
　　
　　
　　
思想戰線昆明82-89C8新興學科周鴻19961996 作者：思想戰線昆明82-89C8新興學科周鴻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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