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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當代公仆文學創作塑造人物形象，以奉獻美、犧牲美為審美價值核心。這種約定俗成的審美價值規格導致虛構性的公仆文學創作陷入困境，而成功塑造公仆形象的文學品種，只有報告文學一枝獨秀。虛構性的公仆文學創作有著自身的獨特規律。當代作家創作公仆文學的藝術才能是“偏癱”的，原因在于其審美心理結構歷史性地發生了故障。
　　關鍵詞　公仆文學　公仆形象　審美規格　藝術虛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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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公仆文學〔1〕創作引起的反響共鳴， 主要集中于作品的社會價值、社會意義方面。作品中的公仆形象的高尚精神品格，總是評論媒介和感動不已的讀者群體頌揚的熱點話語。至于作家如何寫公仆，很少有人關注。當代公仆文學已有近半個世紀的創作實踐，卻未能從作家如何塑造公仆形象的角度引起應有的評說，究竟是作家塑造公仆形象的“技術”無懈可擊？還是他們的藝術弱點被忽視？深思和回答這個問題，對于催生、發展當代公仆文學創作，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一
　　當代文學塑造公仆形象，有一條約定俗成的審美規格。這條審美規格，規定制約著作家的審美價值取向和創作的思路，決定了中國當代公仆文學的格局和命運。
　　公仆文學創作的審美規格，來自社會主義歷史階段人民群眾關于公仆的共識。在一個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的社會，黨和政府各級部門的公職人員應該是群眾選舉、任命并接受群眾監督的“社會的公仆”和“勤務員”，這是革命導師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構想。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后，作為執政黨領袖的毛澤東同志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公仆思想付諸實踐，以白求恩、張思德、雷鋒等共產主義戰士為模式，培養、教育和選拔干部，悉心設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社會公仆，并獲得了成功。因此，人民公仆是我們這個時代一種很高的“社會規格”。在中國當代人的心目中，公仆是無私奉獻的同義語；是富于共產主義犧牲精神的楷模；人民公仆的靈魂世界應該是通體透明、一塵不染的。那些計較牽掛個人利害得失的公職人員，是沒有資格冠之以“人民公仆”的美譽的。這種高尚無私的公仆并非是社會公民一廂情愿的奢望，我們的社會本來就是一個高尚公仆“多產”的搖籃。從焦裕祿、張鳴岐到孔繁森，共和國的土壤里成長出了一批又一批為人民竭誠奉獻、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可歌可泣的優秀公仆。人民群眾在深深感動之余，心目中逐漸沉淀、形成關于公仆的“規格”，并且完全有理由要求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多產生一些焦裕祿式的高規格的公仆來。
　　人民群眾關于公仆的社會規格自然而然地轉化為當代文學塑造公仆形象的審美規格。作家為公仆造型，不加思索就會按社會群體心目中沉淀的高尚規格去操作。“以犧牲為美”成為作家刻劃公仆形象的美學原則。公仆人物愈有犧牲精神，就愈有審美價值；他們為群體利益付出的個人代價愈沉重，就愈能催人落淚。作家塑造公仆的思路，總是習慣于將人物犧牲的一維凸現、拉長、聚光、放大；而將個人利益的一維斬斷、割棄、放逐，以期強化公仆形象的審美價值和分量。當代作家生產公仆文學，事實上已經衍化成這樣一種單一的藝術觀念：公仆就意味著犧牲，無犧牲就不能成公仆。犧牲的劑量是權衡公仆形象“含金量”的唯一標準。塑造公仆形象，不集中筆墨表現和謳歌他們的犧牲美，對于作家來說是很難設想的。
　　這樣，公仆形象塑造就在一個“封了頂”的審美空間中操作，作家必須完成很多“規定動作”，藝術個性化的路子越走越窄。擅長寫新生活的作家趙樹理早在50年代就意識到“不好寫”，他深有感觸地說：“現在我們寫領導人物，總不免外加些，《三里灣》的支書，也很少寫他的共產主義理想。”〔2〕公仆文學很難虛構， 這是涉足公仆文學創作的作家們共同的感悟。時至今日，塑造公仆反映生活的作家并沒有走出趙樹理的兩難之境：他們從直覺上以為，文學作品中的公仆典型，應比實際生活更理想、更感人！他們期望按某種理想化的人格結構，給社會樹立一個富有示范意義的“標本”。但若虛構一位比焦裕祿更富有犧牲品格的優秀公仆，審美效果恰恰適得其反。既然生活中已有真實、感人的公仆，虛構還有什么意義？作家們在種種的嘗試失敗之后，知趣地放棄了虛構。如果說當代文苑依然有催人落淚、富于時代風采和強烈審美感染力的公仆形象問世的話，稍作留意就會發現，成功塑造公仆形象的文學品種，只有報告文學一枝獨秀，占盡風情。
　　檢閱當代公仆文學創作的陣容，可以說紀實性的作品引起的反響熱烈、火爆，而虛構性的作品卻單薄、寂寞。文學畫廊中陳列的成功的公仆形象，和氣象萬千的社會生活相比，僅僅只是一些精彩輝煌的“樣品”。由于虛構力孱弱，公仆文學創作欲望的啟動，依賴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故作家寫公仆處于一種被動的可遇而不可求的期待中。當代文苑并不缺乏迫切呼喚公仆、尋找公仆、渴盼公仆、對公仆文學情有獨鐘的作家，遺憾的是為數不少的作家的審美能力，只剩下最后的看家本領：參照歷史上的清官和共和國曾經“出產”的公仆“范本”，拭目以待，真誠期望生活多出一些優秀公仆，以供他們采擷和攝取。什么地方出了高尚的公仆，記者、作家、戲劇家、影視編導等接踵而至，以熾烈燃燒的藝術激情和插花搭彩的文辭，從公仆自身寫到家庭環境；從催人落淚的業績寫到真切動人的日常生活細節……這條眾人聯手、以聚拢性思路創造公仆之星的“生產線”顯得過于擁擠。感動、流淚、唏噓之余，我們疼痛的內心會產生這樣的缺憾：作家為什么要等待生活中的公仆們精神“涅ｐáｎ＠①”、人格完形、甚至連生命都奉獻出來之后，才匆匆趕去“收割成品”、坐享其成呢？作家沉寂的靈感和沉默的藝術生命，難道真的只有以焦裕祿、孔繁森們的沉重付出才可以點燃和引爆？文學創作本來是作家能動的、富于創造性的精神勞動，而公仆文學卻滯后于生活，成為“后新聞”寫作。誰也不會否認以真實公仆為塑造對象的創造方式，可以生產出長歌當哭、震憾人心的藝術精品。問題是文學功能畢竟不同于新聞通訊，公仆文學創作應有更豐富的審美視野和更開闊的生存空間。現實生活中無數默默奉獻的公仆人反映在文學作品中，不應該只是幾個高規格的“樣品”。而“樣品”特有的美感力度和引發的強烈反響，每每令人們覺得公仆文學創作還行，因而忽視問題的另一面。
　　　　　　二
　　紀實性公仆文學和虛構性公仆文學，屬于兩種有聯系、又有差別的美學范疇。二者的創作遵循著各自不同的藝術規律。過去作家從理論上對兩者的區別并不明晰，虛構公仆形象盲目地步紀實性公仆文學創作的后塵，才陷入困境，導致了虛構性公仆文學生產的長期擱淺。
　　紀實性的公仆文學創作以公仆的“社會規格”為審美價值核心。如前所述，社會規格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中形成的關于社會公職人員的價值標準，并在文學活動中轉化為審美價值規格。從美的本源看，美存在于社會生活中；從美的特征看，美是以現實生活中真、善為依附的倫理美、道德美和人格美。確切地說，我們時代的公仆美，集中表現為以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利益為終極目的、以無私的奉獻、犧牲為價值準則的共產主義精神美。這種美是為我們國家的性質所決定的生活美、社會美在一代又一代人民公仆身上的具體體現。20世紀末葉，隨著歷史的變革和社會的轉型，人們的價值觀念不斷地刷新、嬗變、調整、重構，但關于公仆的價值尺度卻是始終如一的。焦裕祿、張鳴岐、孔繁森式的公仆人格，仍然是人民群眾衡量、評價一個干部美與不美的最高價值規范。這種價值規范在社會主義國家永遠也不可能過時和“報廢”。現實生活中不斷涌現出的高尚公仆，仍然具有很高的美學價值。作家以文學形式再現他們的風采，自然會以統一、流行的社會群體價值標準作為審美規格。
　　紀實性的公仆文學創作，已經形成了有別于一般文學生產的、獨立的美學原則：1.真實是藝術的生命，有關公仆形象的基本情節均不能虛構。否則，審美感染力便蕩然無存。2.公仆形象的精神品位愈高尚、愈完美，就愈有審美力度。如果說“完美”、“通體透明”是虛構性文學塑造英雄人物的大忌，那么，紀實性公仆文學創作卻是一個例外。關鍵是那種臻于完美的公仆人格實實在在，不是作家“人造”的“不明飛行物”。3.塑造公仆形象不受藝術生產不可重復的規律的限制。一般的文學作品因襲復制，藝術上就會貶值；而紀實性公仆文學帶有新聞美的特征，只要是生活中涌現出來的優質公仆，即使情節相近，精神相類，不分孰先孰后，一般都具有同等的藝術魅力。4.紀實性公仆文學具有強烈的社會功利目的。作家并不諱言他就是以筆下的公仆造型弘揚公仆精神，為社會樹立典范和楷模。盡管有些文論家總是苦心將藝術美與社會功利劃清界線，但紀實性公仆文學的形象美和功利美、文學美和公仆人格美是統一的。總之，創作紀實性公仆文學，從題材的把握到思路的展開，都受到真實生活材料的制約；作家當然也可以融入自己的真知灼見，調動創造的才能，但想像、補充、加工的自由十分有限。生活事實起決定作用，作家只處于“二傳”的位置。原始生活中人物的美學規格不夠，作家既不能“破格提拔”，也不能降格低就。
　　虛構性的公仆文學創作，是作家從生活出發、又超越了生活的審美創造活動。作品中公仆形象的美學價值屬于藝術美的范疇，凝聚著藝術構思的心血，是作家在深入生活的基礎上付出艱苦的精神勞動的結晶，表現出鮮明的獨創美和個性美。藝術虛構的公仆形象，不存在一個統一的尺寸或標準，每一個公仆形象都應是作家獨特的發現和創造，并給讀者以美的啟迪和美的感染。他們“每個人都是一個整體，本身就是一個世界，每個人都是一個完整的有生氣的人。而不是某種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3〕。
　　虛構本來是文學創作的基本原理，“沒有虛構，就不能進行寫作。整個文學都是虛構出來的”〔4〕。 塑造公仆形象采用藝術虛構的方法，也是很自然的事。但由于作家始終參照紀實性公仆文學的審美規格去虛構，顯得捉襟見肘，種種虛構的嘗試深一腳淺一腳地不成陣容：1.不少作家把虛構公仆形象，誤解為對人物的靈魂進行凈化、提純、拔高；把高爾基的藝術概括方法和魯迅“雜取種種人”的經驗，誤用為披沙揀金，廣采高尚品格“移花接木”，結果把公仆“虛構”得完美無缺，通體透明，導致虛構的破產。2.一些作家為了表達“公仆也是人”、“也食人間煙火”的創作意圖，浮泛地給公仆犧牲、奉獻的主情節抹上幾筆兒女情、夫妻淚，從而證實高尚的公仆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人。聽了幾聲喝彩，作家便以為虛構公仆形象的大功告成。3.一些作家從歷史上的“清官”那兒受到啟發，虛構出20世紀的“包青天”。如電視劇《新星》中的李向南仗義執言、為民請命、收拾殘局、整治頹風，如入無人之境。從這類形象中可以明顯看到“清官文學”的原型意識。作家“自給自足”的理想化的公仆“神話”的虛構，其實已進入了通俗文學的“運行軌道”。4.有些作品中的人物性格，既有高尚的一面，又有負面的人格缺陷，形象的復雜性和性格的豐富性給人以新的啟示。因此，作家、評論家一度躊躇滿志，以為告別了公仆形象虛構的簡單模式。結果，不少作家又以文人的矯情，為了追求人物性格的復雜多面，以“人工”式的二重組合策略，每每把人物“組合”成一半高尚、一半卑瑣的精神“混和體”……當代虛構性的公仆文學創作，是一條沒有理論航標的河流，個別作家曾在虛構之河“漂流”，作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掙扎和努力。生活中普通平凡的公仆，被作家“捏制”成各式偶象：有共產主義“真人”；有救世的“清官”；有披堅執銳的“圣斗士”……這一尊一尊失去藝術生命的“文物”，記載著作家虛構的敗筆。其中雖也有一些探索不無美學意義，但總體上沒有足夠的藝術沖擊力把虛構性的公仆文學創作推進到一個可以大寫的“開闊地”。站在世紀之巔回望，我們看不到虛構性的公仆文學創作發軔、行進、騰挪、開拓、變革的清晰軌跡。若沒有報告文學支撐公仆文學的天空，誰還能否定公仆文學創作的式微呢？
　　對于采用藝術虛構的方法創造的公仆形象，“我們要求的不是生活的理想，而是生活本身，像它原來的那樣”。〔5 〕這里所說的“生活本身”，既不是西方現代非理性主義哲學、美學思潮昭示的本體意識、生存意志、原欲本能等；也和“新寫實”小說的那種“真實”的“還原”無涉。如果按照世紀末文壇此起彼伏的新潮去還原“生活本身”，將公仆還原成性動物、抑或被解構成“碎片”，豈不等于斷送了公仆文學？筆者認為：“生活本身”中的公仆人，是我們社會歷史中的特有現象，原生活的公仆話語無疑十分豐富多味。而現有的公仆文學創作和關于公仆形象的美學命名，都顯得過于工整精致，令人感覺蘊積豐厚、充滿生機的公仆世界被遺忘或被大片拋荒著。處于非開發狀態、渾沌待鑿的中國公仆人的心史和在歷史的轉型中流動、顯示出生生不已的活力的現代公仆之魂，很值得作家們領略和雕塑。有志于公仆文學創作的作家，應以真正的藝術家的勇氣，切入無數普普通通的公仆人的生存深處，汲取詩情，轉換老化僵硬的審美心理機制，重新虛構公仆形象。如果說，紀實性公仆文學創作旨在線性地跟蹤和謳歌社會生活中涌現出的、公仆人格遙遙領先的典型，那么，虛構性公仆文學創作的思路，應立體地推進，多方位地揭橥公仆人生存的真諦。作家們既和由公仆意識與民族文化血脈熔鑄、經過歷史現實境遇反復鍛造的公仆人格生命對話、交流；又有對當代公仆人尷尬、困窘、無奈、又充滿元氣與活力的生存境況的感悟；既從當代民族文化暴漲暴跌、嬗變沿革的高度，透析公仆人格構成中的恒量和變量；又從市場價值觀念崛起的事實出發，直面當代公仆精神的衰落和追問新的公仆人格的去向……作家應該首先完成自我與公仆世界的融合，然后加大虛構的力度，趟過單純詠嘆公仆犧牲精神的語境，以化入自己獨到真切的現實感遇的虛構情節，創造出令人們感覺是“似曾相識的不相識者”〔6〕的公仆形象。只有通過藝術虛構的方式，作家才可以進入自由創造的境界，以“具有較大思想深度和意識到的歷史內容”的公仆文本，彪炳出作家獨樹一幟的審美“抓舉力”的強悍。
　　可見，紀實性公仆文學創作和虛構性公仆文學創作，鮮明地表現出不同的審美價值“指標”和創作方向。紀實性公仆文學美在社會，公仆人物的形象美屬于社會自身的“產品”；虛構性公仆文學美在個性，公仆人物的形象美是作家在洞析、感受生活的基礎上提煉出來的心靈“產品”。紀實性公仆文學和虛構性公仆文學顯然是當代公仆文學的兩翼，沒有后者，前者就成為公仆文學天空孤單閃爍的星辰。
　　　　　　三
　　當代虛構性公仆文學創作的前景并不令人樂觀。從整體創作實力估計，作家創作公仆文學的實際能力依舊是“偏癱”的。創作紀實性的公仆文學，可以說當代的作家們是勝任的，無愧于公仆多產的時代。而用虛構的手法塑造公仆形象，對于今天的作家群來說，實在是太勉為其難了。當然，作家們應有自己審美取向的自由，沒有必要把審美情趣多元的作家們都“集結”于公仆文學的門下。而值得深思的是，不少愿意代人民立言的作家以傳真的手法寫生活中真實的公仆，便激情噴涌，才華大作；若令他們去虛構公仆，想像就會關閉，靈感就會“熄火”。他們已沒有心思和沖動用文學的基本方法——藝術虛構，為當代公仆人物造型。導致作家公仆文學創作才能“偏癱”的主要原因，是其審美心理機制歷史性地發生了“故障”。
　　第一，作家的藝術悟性和審美思維想像力，已嚴重地被歷史發展的復雜性損壞。包括作家在內的90年代的社會群體，普遍面臨著這樣一個悖論：心目中的公仆“圖式”不斷升高，眼中所見和感到滿意的公仆卻愈來愈少。關于公仆，人們意識深處儲存著五六十年代的美好記憶，又長期為社會輿論及種種宣傳媒介傳頌、褒揚的高尚情節熏染，心理期待和感知的現實事實的逆差，使人們陷于深深的失望。許多作家正是站在同樣的思想、情感的地平線上，形成自己的審美態度。生活中公仆位置上的“角色”，一般是經不起作家的審視和挑剔的眼光的。作家找不到“主角無不超越、事業無不圓滿”〔7〕的完美公仆， 很容易像法捷耶夫小說《毀滅》中那個美諦克一樣，怨天尤人，失望幻滅，心緒很壞，怎么可能產生構思公仆文學的審美沖動呢？而不斷耳聞目睹那些混跡于各級黨政部門的“公仆”贗品丑行劣跡的敗露、曝光，更使作家心灰意冷，泛不起漣漪。一些偶爾寫到黨政干部的作品，分明濃濃地染上作家的鄙夷消解情緒。若把共和國成立前后文學作品中的公仆形象和八九十年代作家筆下的基層黨政干部形象加以比較，兩種截然不同的審美態度是耐人尋味的。前者多是傾注著作家理想的帶頭人，后者多是失去政治光彩的尷尬可憎角色。懸殊的反差說明今天的作家關于公仆的很有普遍意義的審美心理狀態。
　　公仆是歷史的產物，他們的精神品格、意識結構等隨著歷史的運轉而變化。而作家的公仆價值觀若不能與歷史同步，審美悟性就極易被摧折。比如說，一個社會轉型期的公仆人，靈魂同樣受到市場經濟和商品價值觀念的挾裹沖擊；同樣產生個人致富的迫切欲望；同樣需要分出心思居家過日子；同樣承受物價、子女就業、住房等生存負荷的重壓……這些是每個社會成員不可缺少的一筆生命“輜重”。而作家若只為孔繁森“賣血”的情節痛哭，然后操著高規格的“范式”，不是按圖索驥，期待社會提供公仆“杰作”；就是審美情感降為零度，僅僅對“公仆”中的敗類不斷腐化蛻變的事實十分敏感激憤。那么，創造公仆形象的審美“胃口”便被不盡人意的生活事實徹底瓦解、敗壞了。社會歷史在搖晃和顛簸中行進，一邊生產出高尚輝煌的公仆，一邊排泄出“渣滓”。一曝一寒，作家脆弱的主體審美機能變得“半身不遂”：既為真實的高尚者涌出熱淚，又生不出絲毫的創造公仆形象的熱望，虛構公仆的審美感覺變得十分貧困。有些作家情感上強烈渴望公仆，便遠離了現實，遁入寫意的世界盡興作快活之語，或發泄郁積的憤怒情緒，不是編織神通廣大的現代“清官”的神話；就是以極端的政治消解意識，刻意營造青面獠牙、牛頭馬面式的現代“贓官”。
　　第二，當代作家虛構公仆形象，程度不同地存在著隱形心理障礙。表面看，活躍于文壇的作家們貌似瀟灑，寫什么、怎么寫都不拘一格，我行我素。其實，一涉及和社會政治、社會功利有瓜葛的題材、人物，他們就下意識地變得敏感多疑。這也難怪，因為今日的作家們是背負著文學被政治扭傷致殘的遺訓寫作；是以強烈的逆反心理，在清算文學淪為政治婢女的舊帳的氛圍中寫作，便形成隱蔽型的心理障礙：怕天真、怕落伍過時；尤其怕招惹上“粉飾太平”、“歌功頌德”、充當“庸俗工具”的嫌疑。而“虛構公仆”的話語，讓他們一聽也會過敏和厭倦。至于由虛構公仆聯想到為社會制度和共產黨人“歌功頌德”，這更犯了世紀末一代作家的大忌！今天的文壇沒有權威，也沒有“禁區”，但作家的審美心靈世界卻有一片敏感的“忌區”。不少作家帶著棄暗投明、尋找“純種文學”的渴望和對人類終極關懷的審美向往，寧肯像候鳥一樣遷徙流亡，決不愿意犯忌、以文學的形象為社會干些切切實實的事。處于這樣的大氣候，一個作家若能坦然從容，情有獨鐘地發掘和塑造公仆形象，就不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了。
　　第三，作家的“非公仆化”現象，決定和限制了自身的審美視野及作品的藝術境界。共和國誕生前后培養出來的那一代作家，諸如趙樹理、周立波、柳青等，自身就是公仆。趙樹理說：“我覺得最理想的辦法是在一定的地方立個戶口，和農民過一樣的生活”。“我們作家到農村去，就要以農村為家”。〔8 〕作家寫農村就去農村做農民群眾的帶頭人，這對那個時代的作家來說是自然而的事。而90年代的作家更多地站在一般社會成員的愿望上，只盼生活中多出些孔繁森。他們自己無心思、實際上也很少意識到首先去做一個社會公仆。作家身份和公仆“脫鉤”，情感和公仆隔膜，怎么能真正走入處于歷史與現實的聚焦點上的一代公仆人的靈魂呢？做一名90年代的公仆人很不容易。在共和國那些大片還不富裕的版圖上，有癱瘓的企業、倒閉的工廠、發不出工資的學校……為了腳下一方水土告別貧窮，多少公仆人嘔心瀝血，為伊思得人憔悴！然而作家在遠離了公仆的地方，怎么可能體驗到當代公仆人麻辣酸澀的“為官”滋味呢？人們常聽作家被千呼萬喚著去“貼近”生活；聽見作家們吆喝著浩浩蕩蕩地去“采風”；作家只是外來的西裝革履的“看客”，怎么可能把生活深處那些滿面風塵的土改和建國初期，作家們多屬于公仆型，不幸的是受歷史的局限和文學觀念的制約，窒息扭曲了藝術生命。公仆文學創作伊始，很快陷入窘境，嗣后作家們就“打發”筆下的“公仆”帶領群眾搞階級斗爭去了。歷史跨入90年代，文學觀念是寬松自由的，作家們不斷被刷新的審美視野，也是前輩難以比擬的。然而遺憾的是，作家自身的非公仆化，導致作品藝術境界的傾斜：“文人氣”大增，“公仆味”大減。趙樹理的“公仆心”沒有了；柳青式的“愚人”精神沒有了；文學的普羅米修斯之魂沒有了。我們不能不面對這樣的事實：就塑造公仆形象而言，今日的作家高高浮在生活之上，失卻了很多當代文學先輩曾經擁有過的很寶貴的東西。即使那些真正愿意沒入心血寫公仆的作家，除了守護住紀實性文學的地盤，“經營”來自生活中的真實公仆形象之外；除了趕到那些譽聲鵲起、率先富裕了的地方，簇擁著幾位成功的改革家、企業家，一路歡呼喝彩著歸來之外，還能獨創出什么呢？
　　將社會公職人員教育、培養成為人民公仆，這是我們國家一項十分艱巨莊嚴的“干部工程”，我們黨作為執政黨，已經為之努力了近半個世紀。時至今日，人民群眾對公仆的愿望和呼聲依舊很高，公仆話語也變得更加復雜。而當代社會歷史進程中的這一部“重頭戲”，卻未能在當代虛構性的文學中留下震撼人心的回聲。如果對虛構性的公仆文學創作做一個整體估計，可以說，這塊園地曾經留下前輩作家歪歪扭扭、深淺不一的腳印，以冷眼審視的當代人，是不以為虛構的公仆文學昔日曾經擁有過繁華和輝煌的。而世紀末虛構的公仆文學之園，卻更像一方“藝術遺址”，門前冷清，燈火闌珊，偶爾也有零星的佳作點綴其間，顯得花開寂寞紅。當然，這并不是無可奈何的衰落，而是一個背景深遠、原因復雜的插曲。
　　“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只要社會生活中公仆常在，公仆文學便有了源頭活水。至于虛構性公仆文學暫時的不景氣和如何虛構創造，就只是一個文學自身的話語了。
　　〔作者簡介〕李繼峰，1954年生。陜西師范大學成人教育學院講師，文藝學碩士。發表短篇小說、散文、文藝評論、學術論文等20多篇。
　　　　　　　　　　　　　　　　　　　〔責任編輯　張積玉〕＊
　　注釋：
　　〔1〕“公仆文學”這個概念， 很容易使人以為是對某一文學流派、文藝思潮或創作現象的概括。事實上近半個世紀的當代文學創作中，并未形成“公仆文學”這個流派。寫公仆的文學作品，既談不上出現新的文學思潮，也未曾以強有力的藝術沖擊力引起文壇的注目。本文論及的“公仆文學”概念，僅系指中國當代那些以塑造公仆形象為主要人物的文學作品。
　　〔2〕董大中：《趙樹理的寫作生涯》，百花文藝出版社1984 年版，第96頁。
　　〔3〕黑格爾：《美學》第1卷，第303頁。
　　〔4〕阿·托爾思泰：《論文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 第253頁。
　　〔5〕別林斯基：《論俄國的中篇小說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說》，見《西方文論》下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77頁。
　　〔6〕別林斯基：《論俄國中篇小說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說》， 見《西方文論》下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77頁。
　　〔7〕《魯迅論創作》，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第443頁。
　　〔8〕董大中：《趙樹理的寫作生涯》，百花文藝出版社1984 年版，第180頁。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般加木，上下結構
　　
　　
　　
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西安101-10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李繼峰19961996 作者：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西安101-10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李繼峰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5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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