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生活準則,每一代人對審美需求的相類似態度,就形成了人們所說的主流文化。近來,圖書市場飆行以一些女性作家為主體的“新新人類文學”(也有人稱之為“文學新人類”、“另類寫作”)。開始,這些作品并未引起人們的特別注意,但后來媒體報道的規模令人瞠目,大有時尚文化的流行勢頭,一些作品被炒得沸沸揚揚之后,更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因此,對“新新人類文學”現象的分析和透視就顯得很有必要了。
何為“新新人類文學”
“新新人類文學”最近出版得相對集中,且重復性較大,市場上見到的大約有十幾種。這些被稱之為“新新人類文學”的特點是“個人化寫作”,刻意暴露私生活,在表露感官欲望,提供新奇刺激,追求物質享受中表現出“反叛性”探索,并在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中,表現出空虛、冷漠、頹廢和浮躁。“酒吧、毒品、酗酒、做愛……”是其詞語的主要符號,大城市“邊緣人”的生活常常成為他們描寫的重要資源,他們有著濃厚的“酒吧”、“旅館”、“迪廳”情結,常以自由職業者或無業游民等城市“灰色人群”作為描述對象,在寄生的生活中自閉、自戀、自虐和自狂。有人直言不諱:“任何時候都相信內心的沖動,服務靈魂深處的燃燒,對即興的瘋狂不作抵抗,對各種欲望頂禮膜拜。”“不要上學不要工作是我們對生活的理想,我們從出生那一刻就退休了,在這個工業社會我們日夜游蕩,除了尋找自己的影子外無事可做。”讀著“新新人類文學”代表者這樣的內心獨白,看著他們毫不遮掩地把自己的性經歷和感受直面讀者,我們感受到的是精神層面的頹靡與墮落,對理性的絕對否定,對積極向上的社會主流精神的排斥與反叛,以及對欲望的瘋狂追求與恣意滿足。他們不去也不屑于使自己的作品成為大眾認識生活的窗口,而只為記錄個人生活體驗,在乎自我感受。其實歷史發展到今天,已經進入個性張揚的時代。越來越多的個性化創作橫空出世,并能得到大眾的認同,這本身就代表著時代的進步——對個性化的尊重與寬容。人們有選擇的權利,也有確定個人生活方式的自由。我們不主張文學把人神化,但這決不是說,文學可以把人獸化,可以把“性”與“愛”隨意分離,可以沉浸在無休止的酗酒、做愛、甚至毒品中,可以充分享受寄生生活,在空虛無聊中靠玩游戲機打發時日,任由自己自生自滅。
作家有創作的自由,但作家的作品通過媒體正式出版,那就成為社會的產物,它就不僅是個人體驗,而要影響整個受眾,作品所流露的思想傾向就在事實上成為一種主張。作者的審美心理和審美活動都是通過作品中人物言行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并在或大或小或深或淺地影響讀者。事實上,“新新人類文學”雖然表面上是在自閉狀態中進行“個人化”創作,實質上對社會并非漠不關心,他們是以自己的思維方式關心著社會的發展,關注社會潮流和時尚的演變,通過自己的作品與社會溝通,尋求同類,感動他人,進而得到更多的人的認同,否則也就不會積極找出版商并急于出版和炒作了。
“新新人類”產生的社會背景
“新新人類文學”的出現決非偶然,是有著深刻的時代因素并以復雜的文化思潮為背景的。作為創作主體,“新新人類文學”的作者都誕生于七十年代。那個時候,“全國山河一片紅”,知識青年帶著“造反”的印記,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而在西方世界,新的一代青年臉上掛著憤世嫉俗、叛逆不羈的表情提出口號:“毒品加革命”,“到大街上做愛”。盡管這兩個世界互相封閉隔絕,但都表現出時代的瘋狂性。到他們懂事時,中國已進入改革開放時代,他們接受的是與父輩們完全不同的教育,傳統的文化常常受到外來思想的沖撞。在他們步入青年的時候,正是我們社會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時期,社會的轉型與人格的再造在他們身上同時經歷,他們在受到社會良好的文化教育同時,崇尚金錢、重視價值、追求時尚、擺脫性壓抑、強調個人化、忠實于內心感受等各種觀念鋪天蓋地向他們涌來。九十年代在他們開始擇業時,愈來愈濃的商業意識教會了他們務實,涉世不深的他們沒有經受集體主義的熏陶,過分講究實際的結果,又一度使人們對社會責任和政治信仰弱化,這使他們對父輩們的傳統話語有很深的隔膜,也使他們所受的教育在快速發展的現實社會中顯得蒼白無力。面對他人的說教,他們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眼睛和感受,更相信自己對生活的理解,而與脫胎于同時代背景下的同類相交流,彼此認同,有助于擺脫個體孤立于社會的恐慌,填補與父輩代溝的真空。在精神意義上,他們沒有經歷過像父輩那樣的創傷與恥辱,不去在乎他人的議論與評說,行為上表現出很強的隨意性。他們感受強烈的是缺錢時的尷尬,求職時的妥協和戀情受挫時的憂傷。在同類之外,他們關閉自己的內心,為了不去壓抑自己,他們不僅在工作之余與酒吧、舞廳、時尚書刊等緊密結盟,而且把對事業的妥協與玩和樂的瘋狂奇妙地集中在一起。這就是時代的因素為這一代人留下的刻痕。
“新新人類”與外來思潮
本世紀六十年代以后興起的當代后現代主義思潮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對現代西方哲學的發展進行新的反思和變更的需要,但由于其基本哲學思維方式并無本質的改變,致使原有的各種矛盾不僅無法解決,而且由于商業炒作等原因,更加走向極端,具有更為強烈的主觀主義、虛無主義、非理性主義等傾向,陷入了哲學的困境,以致使那種試圖以取代和超越它為目標的所謂后后現代主義等思潮也由之而起。與此同時,由于對越戰的厭倦和“水門事件”帶來的對政治的失望,美國青年在文化和精神上茫然、困惑,又出現了以威廉·伯羅斯等人為代表的“垮掉派”和后來的“垮掉的一代”,他們不顧社會的約束而滿足自己的一切沖動。盡管“新新人類文學”接觸當代后現代主義思潮和后后現代主義思潮并不直接,也沒有因果和師承關系,但哲學的影響無時不在、無孔不入,觀念和思想并不一定都是通過理論來繁衍和傳播的,很多行為本身、言語交際、藝術形態和社會交往等都在事實上將哲學的思潮表現出來并在發生著作用。
與其他文化思潮相比,搖滾樂對他們有著更為直接的影響。這從他們對搖滾樂隊的欣賞和對搖滾樂的描述中可以得到印證。搖滾樂于本世紀五十年代興起于美國,八十年代崔健作為中國搖滾第一人,以當代城市無業游民形象,抱著電吉他在臺上大吼《一無所有》,反映出在社會轉型中“文革”、后“文革”一代青年的痛苦、迷惘和無可奈何的精神狀態。崔健之后,黑豹(竇唯)又異軍突起,他演出時高分貝的電子樂、打擊樂和叫喊聲混成一片,構成相當的震撼性和沖擊力,口語化的歌詞直接將人世間的滄桑與挫折、痛苦與歡樂,觸目驚心地展示給人們。從社會學和心理學的角度看,這種“反文化”心態源于他們面臨巨大的心理沖突和文化矛盾:他們從自身需要出發,既相信內心的沖動,服務于靈魂的燃燒,又常常不得不屈服于傳統的規范和現實的制約;既要肯定自我生命的價值認定,又常常對各種欲望頂禮膜拜,并且苦惱于父輩乃至社會對他們行為的否定;既渴望自己無拘無束的精神游戲,又哀嘆在現實生活中的挫折和失落。反映到作品中,就不可避免地流露出瘋狂的焦慮,頹靡的煩躁,在空虛的生活中自我封閉,對人冷漠,自戀自狂。至于他們在作品中對個人性經歷的暴露,不過是在物質欲望追求中進行商業炒作的一個賣點而已。
馬克思曾經說過,我們不僅要認識個別人的行為,而且要看到他的反社會根源。本來,出現這樣的消極作品也不過是文壇中、出版過程中的一些疵點,不足為奇,不足為怪。但被一些媒體特別是一些小報大肆炒作,并要成為一種文化思潮的時候,那就不能坐視不顧了。常常是一些有素養的評論家們不屑于關注的,卻往往被某些不稱職的或不負責任的評論者炒得火熱,而炒作又并不去分析作品的內容,卻在用作者本人或其經歷招徠讀者,進而達到商業的目的。對于“新新人類文學”的作者,我們不愿意看到他們輕易地斷送自己的創作生命,希望他們能貼近社會,投身于能喚起激情的改革事業中去。他們畢竟還年輕,人生的路途還很漫長,時間的長河和社會的實踐將逐漸教會他們如何尋找價值的坐標,担負起歷史所賦予的文學創作使命,成為我們偉大時代前進的積極力量。
北京日報(13)J1文藝理論王大路20002000 作者:北京日報(13)J1文藝理論王大路20002000
網載 2013-09-10 21:4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