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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詩歌在１９４８年５月１４日以前是不存在的，甚至連這一概念都是不可思議的。所謂“以色列詩歌”主要是指以色列建國以來的現代希伯來語詩歌創作。當然，歷史是連續的。以以色列獨立日為界線劃分以色列詩歌與廣義的現代希伯來語詩歌只是為了方便起見，雖說這一歷史事件無疑對以色列作家的心理有重大影響。
　　　　希伯來語詩歌的發展
　　猶太人深具宗教精神，且多罹苦難，故在古代，他們所歌所寫的一切大都與其宗教和歷史有關，幾乎沒有什么純文學可言。即便有，也不許進入正統典藉，很難流傳下來。著名的《所羅門之歌》（即《雅歌》）就是經過長期激烈爭議后才被尷尬地收入“圣經”的，但其中的男歡女愛被曲解成了猶太人對錫安山的宗教感情的諷喻。無論如何，成書于公元前十三至二世紀的“圣經”保存了最古老的希伯來語文學。盡管在它之前和同時都有其它希伯來語文獻存在，但至今都已失傳了。現存最早的一首希伯來語詩集《創世紀》第４章第２３－２４節的“拉麥之歌”：

亞大和洗拉，聽我講話。呵，拉麥的妻子，聽我說：有一人傷我，我殺了他；還殺了個孩子，他打了我。若殺該隱，遭報七倍，拉麥報仇，七十七倍。

　　“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猶太性格蓋可溯源于此。
　　在隨后的一千年間，不再發現有《雅歌》一類的世俗詩歌傳世。這并非意味著絕對不存在這類詩歌的創作，而可能是由于受宗教勢力的壓抑而未能流傳下來。流傳下來的是作者姓名大都亡佚了的大量的宗教詩，其形式有悔罪詩、哀歌和祈禱詩，其技巧基本上不出“圣經”詩歌技巧的范圍。
　　公元八世紀初，信奉伊斯蘭教的北非柏柏人入侵西班牙，解放了在那里受西哥特人奴役的猶太人。希伯來文化不僅因此復興起來，而且開始同化吸收新征服者的文化精華。不久西班牙猶太人就開始用阿拉伯語交談和寫作論文了。惟有宗教詩的性質要求其內容必須用希伯來語寫作，但其標題往往是阿拉伯語的。而且，猶太詩人還模仿阿拉伯詩人歌頌西班牙城市的技巧來贊美錫安山。西班牙成了希伯來文化的中心；１０００－１２００年被稱為希伯來語詩歌的“黃金時代”。那里涌現出一大批希伯來語詩人，其中最著名的是耶胡達·哈一勒維（１０７５－１１４１）。他不僅寫宗教詩，而且寫世俗詩，甚至愛情詩。
　　其后，西班牙被基督徒征服，隨之而來的是對猶太人施行的迫害、強迫改宗和驅逐。希伯來文化的繁榮中止，中心轉移到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法國的普羅旺斯和巴勒斯坦的策費特。這些地方的詩人和神秘主義者同樣保持著希伯來文學藝術的生命火種。就這樣，一代代苦難深重的猶太人薪火相傳，走過黑暗的中世紀，迎來啟蒙時代的曙光。
　　十八世紀后期，西歐的猶太人初次獲得了公民權。這促使他們急于與周圍世界同化，以便結束中世紀式的貧民窟生活。他們認識到，要克服猶太人的隔離主義生活方式，讓外界接受他們，就必須借助于理性和知識。于是，他們從對“圣經”詮釋的執著轉向對科學和世俗文學的研究。希伯來語言又一次復興，盡管是出于實用目的。希伯來文學也開始從意大利擴展到德國、荷蘭、奧地利、俄國等地。１７５０年，出現了第一本希伯來語雜志。不過，啟蒙文學大都是充滿樂觀主義的宣傳品，藝術性低劣，也少有作者至今仍為人所熟知。但是，啟蒙運動為希伯來語的真正復活打下了基礎，為現代希伯來文學的產生創造了條件。
　　現代希伯來詩歌暨文學始自俄國猶太詩人哈依姆·納赫曼·貝阿里克（１８７８－１９３４）。１８９２年，他發表了《致一只鳥》一詩，立即受到猶太讀眾的歡迎，不久就贏得了“民族詩人”的稱號。貝阿里克的作品反映了他對猶太民族復興運動的熱忱，既有再現猶太歷史的長篇史詩，又有描寫愛情和自然風光的純抒情詩。在堅持傳統體式和典雅句式的同時，他還努力擺脫“圣經”語言的巨大影響，創造出一種接近正在萌生的希伯來口語的新詩歌用語。同時的重要詩人還有索爾·車爾尼考夫斯基（１８７５－１９４３）。他既寫抒情詩又寫戲劇史詩、歌謠和寓言，試圖通過在作品中注入一種自尊精神和對自然與美的高度意識來矯治猶太世界。他的語言風格接近猶太教法典文體。這兩位詩人代表著希伯來語詩歌從傳統到現代的過渡。在十二世紀初，他們響應猶太復國主義的號召，先后移居巴勒斯坦地區，“去建設它且被它所建設”。故他們被視為巴勒斯坦而非歐洲猶太詩人。
　　第二代詩人的主要代表有亞伯拉罕·施隆斯基（１８９８－１９７８）、納坦·阿爾特曼（１９１１－１９７０）、麗婭·戈爾伯格（１９１０－１９７０）和尤里·茨維·格林伯格（１８９８－１９８１）等。他們活躍于以色列獨立前和建國初期。
　　施隆斯基對詩歌語言進行實驗創新，并運用豐富的意象歌頌鋪路、涸澤、造屋、定居的開拓者們。阿爾特曼的作品貼近現實，具有明顯的評論時事的特點，反映了猶太社區各個發展時期的風貌。其語言豐富，體式、語調、韻律、意象和比喻復雜多樣。戈爾伯格創作風格較為保守，但她的作品以細膩的筆觸描寫城市、自然和尋求愛情、聯系及注意的人類，拓寬了抒情的幅度。格林伯格的作品則充滿憤怒和絕望，主要運用狂暴剛烈的意象和文體處理民族主義運動和反猶大屠殺所造成的身心創傷等題材。這些詩人首次把口語節奏引進希伯來語詩歌；他們還復活古詞尾，創造新詞語，給古老的文學語言注入了新鮮的生氣。
　　由于移民主要來自俄國，這一時期的希伯來語詩歌主要受俄國象征主義和未來主義影響，在技巧上則傾向于古典結構和整齊韻式的旋律性。許多作品都被配以樂曲，成為民間文化的一部分。它們反映了詩人們出生國的風物景致和他們對新國家的新鮮觀感，以及來自“那里”的記憶和在“這里”扎根的愿望；表達著－－如麗婭·戈爾伯格所寫－－“兩個祖國的痛苦”。
　　　　以色列詩歌的特點
　　大致地，如果說現代希伯來語文學始于巴勒斯坦地區的猶太移民詩人，那么以色列詩歌就可以說始于在這一地區土生土長（或幼年即移居此地）的“本土”作家。他們屬于第三代，因在以色列建國前后進入成年，參加過獨立戰爭，故通常被稱為“獨立戰爭一代”或“解放一代”。其中重要詩人有耶胡達·阿米亥（１９２４－）、納坦·扎赫（１９３０－）和大衛·阿維丹（１９３４－）等。這一代以希伯來語為母語的戰后新詩人的思想感情與他們的前輩截然不同，他們傾向于降低聲調、退避集體、對現實做自由觀察、采用自由詩體以及從以普希金、席勒等歐洲古典和浪漫主義作家為主要偶像轉向接受現代英美詩歌影響。他們宣告了觀念性詩歌的終結以及與戰前古典結構和整齊韻式傳統的決裂，真正完成了希伯來語詩歌的現代化。
　　耶胡達·阿米亥寫詩幾乎是出于本能，他輕理論而重常識，極少空泛地處理民族、宗教、政治、理想等大題材，而總是聚集于個人日常生活經驗，從中提煉具有普遍意義的樸素哲理。他的最主要的題材是愛情。英國大詩人泰德·休斯評論說：“幾乎他所有的詩作都是披著這樣或那樣偽裝的愛情詩。……在以戰爭、政治和宗教的詞語寫他最隱私的愛情痛苦的同時，他不可避免地要以他最隱私的愛情痛苦的詞語寫戰爭、政治和宗教。”在技巧方面，他顯示出營造悖論和不尋常意象的天才和嗜好。一如他的用語兼容希伯來文言和當代白話，他的意象則并置當代事物和傳統典故，從而造成聯想和反諷效果。阿米亥的作品深受以色列讀者的喜愛；據說年輕人去服兵役必帶兩樣東西，一是隨身行李，一是阿米亥詩集。他也是以色列詩人中作品被譯成外文最多的一位，在國際享有盛譽，被公認為最著名的以色列詩人和“本世紀主要國際詩人之一”。
　　盡管阿米亥擁有眾多模仿者，但是他卻謙抑恬退，與文學圈保持著距離。而在５０年代反傳統運動中叱咤風云的主將應是納坦·扎赫。扎赫不僅在創作實踐中接受歐美現代主義的影響，追求一種實驗性的開放詩風，而且還通過辦刊物、寫評論來向流行的施隆斯基－阿爾特曼式的朦朧濫情、程式化、概念化、多用“圣經”典故的詩風宣戰。他認為阿爾特曼們的詩執著于形式結構，而無任何邏輯意義可言。當然，這種論斷不無偏激，但其用意即在于矯枉過正，為一種全新的詩風開道。扎赫的詩幾乎不用象征和典故，而多營造一系列戲劇性場景或事件來表現情感和心理經驗，其主題涉及生命的無常、死亡的困擾、人情的冷暖、世態的炎涼等，情調悲觀。但他的語調卻充滿機智、詼諧、諷刺、調侃；措辭用語主要來自當代口語，偶爾也用文言詞語表示強調。
　　大衛·阿維丹則完全是個偶像破壞者。他受同時代歐美各種最新潮的現代主義，如法國超現實主義、德國表現主義、美國“垮掉一代”的影響，自稱“猶太無業游民”，為探索詩歌表現的可能性而無所不用其極地進行“藝術”實驗。他夸口在以色列創下若干“第一”：第一個利用電腦寫詩；第一個攝制黃色電影；第一個在致幻劑作用下寫作等。他把詩視為一種權力，用以抨擊社會習俗和中產階級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鼓吹以個人的“主動”體系攻擊正常生活的“強迫勢力”。他的詩憤世嫉俗，離經叛道，個人中心主義。技巧以自由聯想為主，洋洋灑灑，不拘一格，不守成規。其作品可以說代表著一種具有反叛性格的先鋒時尚。
　　以上三位詩人都從五十年代，即以色列建國后不久開始發表作品，至今仍筆耕不輟，在以色列詩壇占據著領袖地位，對年輕詩人們發生著巨大的影響。他們的創作實踐為以色列詩歌的發展提供了新的路標。其后的年輕詩人們更是各辟蹊徑，樂于從各種文化汲取營養，發展更具個性的詩風。當代的以色列詩壇像西方國家詩壇一樣，呈現出多樣的形態。不過，無論他們的藝術觀念變得多么世俗化、西方化，以色列詩人們總不忘同時把自己的根須扎入傳統文化和集體經驗的沉積層中，不忘自己的猶太人身分。
　　正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以色列詩人可以說得天獨厚：民族苦難和個人不幸的歷史就像圣城耶路撒冷層層疊積的遺址廢墟，有待于發掘、考證、展出和重建。他們無須也無暇像發達國家生活優裕平靜的詩人們那樣閉門造車，無病呻吟，而只須如實寫出所見、所聞、所思、所為。然而，他們也因此時時處于沖突之中。一方面也許是由于苦難太多，他們感到厭倦了，想轉過臉去看看別的東西；另一方面對痛苦念念不忘的集體無意識仍舊要求他們為社會負責，為民眾代言。一方面為了藝術，他們反對前人的理想主義宣傳，追求個性的自由發展；另一方面傳統的宗教、民族和倫理觀念仍舊要求文以載道，為集體服務。以色列詩人就因對納粹反猶大屠殺題材關注不夠而受到批評。總之，以色列詩人雖然遠比他們的前輩享有更多的個性自由，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仍面臨著社會義務與個人表現孰先孰后、孰輕孰重的矛盾選擇。這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的矛盾：宗教與自我、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家庭紐帶與浪漫愛情等。
　　在以色列，每個人從小學起每天都受到宗教的熏陶。但是，為了生存，國家必須允許分別宗教與世俗生活。因此二者的沖突幾乎無處不在。甚至今天仍有正統派用石頭襲擊在安息日行駛的公共汽車。對于詩人，這種沖突則多表現在心理和信念上。一方面，他懷疑上帝的存在；另一方面，在時時發生暴力死亡的國家里，他又需要相信靈魂的不朽。這就難怪在以色列詩歌里仍有祈禱的味道，只不過懷疑多于虔誠。納坦·扎赫就把上帝比做一個坐在街邊的人，注視著毫不留意其存在的過路人。耶胡達·阿米亥在“上帝的命運”一詩中的觀察則更具理趣：

上帝的命運如今就像樹木巖石太陽和月亮的命運。這些他們已不再崇拜，一旦他們開始信仰上帝。但是上帝是被強留與我們共處的，一如樹木，一如巖石太陽月亮和星星。

　　對于以色列人來說，愛國熱情與宗教熱情是不可分的。猶太復國主義便是這二者的混合產物。因此，詩人還處于來自外界和內心的另外兩股壓力之間，一方面他應該保持民族傳統，推動國家事業；另一方面他想要在世界的大框架內表達自我的藝術真實。而在一個為生存斗爭的國家里，需要有勇氣才寫得出的社會批評之作也會變成反面宣傳。以色列詩人還被指責不處理以色列－阿拉伯沖突題材。一如對待反猶大屠殺的態度，他們大多保持著沉默。然而，參加過獨立戰爭的詩人們并非完全一語不發，只不過他們處理這類題材的態度很謹慎，往往對事件、時間、地點不作具體交代。
　　猶太人家庭觀念很強，大概是父系氏族文化傳統使然。他們的上帝就是神格化的父親形象。以色列詩人寫父子關系的作品較多，而且其中表現的對父親的感情往往是愛怨參半的（這種情結蓋源于雅各之不受寵和以撒之被其父作為犧牲獻祭上帝）；這與古代詩人對上帝的感情相似，故這類作品似可以看做是中古祈禱詩的世俗化產物。
　　
　　
　　
文藝報京006J4外國文學研究傅浩19951995 作者：文藝報京006J4外國文學研究傅浩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4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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