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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　臺灣當代著名作家余光中的文學成就之超卓令人驚嘆。本文著重從三個方面探討其文學創作成功之啟示，認為余光中對于永恒的精神生命之不懈追求，是發自內心深處的創作原動力；求新、求變的創作心態，促使其創作風格不斷變化；從古典詩、現代詩吸取藝術技巧，對現代散文藝術創造有重要意義。
　　　　　　一
　　余光中，祖籍福建永春，１９２８年生，臺灣當代著名作家。他上承中國文學傳統，橫涉西洋文學藝術，在綿長四十余年的創作生涯中，筆耕不綴，已出詩歌、散文、評論、翻譯集子四十余本，成為當代文學的重鎮，其文學影響，已跨越海峽兩岸，詩風文采，為不少讀者所贊賞。當我們翻閱那琳瑯滿目的佳作，沉浸于他那融匯中外，通變古今，頗具雄長之氣；瑰麗多姿，變化多端，令人嘆為觀止的詩文之中時，不能不驚嘆他的文學成就之超卓。可我們不禁要問，余光中何以能創造出如此輝煌的文學成就呢？是怎樣的一種精神動力在推動著他，使他在短暫的人生行程中，走出了一條特立獨行，不隨波逐流的人生道路呢？
　　原來，余光中對于個人的生命情境，有著超乎常人的關切。他認識到：短暫的人生，僅僅“是閱歷春秋的惠蛄”，他時時驚聞“背后時間的飛車迫近的駛聲。”他特別敏感于夜的來臨，從傍晚漸暗的窗口，感受到自己在與光陰竟走。他在“守夜人”這首詩里寫道：
　　最后的守夜人守最后一盞燈
　　只為撐一幢傾斜的巨影
　　作夢，我沒有空
　　更沒有酣睡的權利。
　　他把自己喻為“守夜人”，實際上是他自己在燈下不停地勤奮寫作的生動寫照。特別是經歷過失子之痛與喪母之哀以后，他更是無時不在尋求生命的意義，追求自我生命的超越與永恒。
　　余光中曾經說過：“我覺得，一位作家的才氣，在于對生命的敏感和對文字的敏感。”這句話在很大程度上是他自身創作經驗的結晶，他對于中國文字的敏銳感覺，促使他在中國文字的風火爐中不斷錘打鍛煉，出新見奇，已經形成了獨標一幟的風格，而他對生命的敏感，也時時在鞭促著他，催發著他內在才情的發揮。因為“時間是風，能吹人年輕，能吹人年老”（《自塑》），當白發在耳邊飄落，在詩人看來，那是“飄落白色的咒語，好奇異的侵略，死亡空降的傘兵，預示一場大風雪的開始……”余光中不時意識到生命的短暫促迫，非常敏感于自我的生存定位，可以想見他內心的生存焦慮有多深，生存意志有多堅，創作欲望有多強。難怪余光中在文學創作中，上天入地，驅遣文字，河川山谷，信手拈來，萬般題材，多種主題，悉心營構，精雕細鏤，乃臻得心應手之化境。所以他不斷向自己宣戰，不斷對自己的詩風、文風實行新的變創。可見一個作家的文學成就，是與他的人生價值觀密切聯系在一起的，這就從深層探觸到余光中從事文學創作的內在動因。他力求追摹韓、柳、歐、蘇等我國古代散文大家的風范，以求精神生命超越時空的延續，這是一種入世的積極的人生價值觀。他認為，“當我死時，只要確信自己能活在中文，最美麗最母親的中文里，僅此一念，即可念笑暝目。”可見其人生追求之終極目的。他非常推崇莎士比亞的詩句：
　　“大理石，或是帝王鍍金的墓碑，
　　都不能比我的詩句更長壽。”
　　于是他追古鑒今，窮畢生之精力，不斷追求文學的永恒生命力，追求有限生命的無限延伸，以達到精神不死。
　　通常，我們對自己的生命，并沒有充分的了悟和自覺，對自己的人生也缺乏必要的把握和預算，而一旦突然接觸到生命和死亡的問題，會訝然生起一片驚震和沉思，對生命產生一種“存在的自覺”，進一步追問生命的價值底蘊，對自己的生命油然生起一份傷逝之情和珍重保愛之念，從而激起更為積極的人生態度，產生更加奮發進取的處事精神。我們從余光中積極進取的文學創作生涯中，不也可以深切感受到一種執著人生的生命情懷吧？
　　　　　　二
　　如果說，余光中對于生命的執著與生存定位的自覺，是他發自內心深處的創作原動力，那么我們也就可以理解他那不斷地求新、求變的創作心態，以及創作風格的不斷變化。我們縱觀余光中的詩歌、散文創作，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人生歷程的變化，其詩風文風也在不斷變創。
　　就拿詩歌創作來說，其詩篇融匯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題材廣闊，情思深邃，風格屢變。大學時代，他深受英國浪漫派詩人雪萊、柯勒律治、濟慈、拜倫等的影響，詩風浪漫而詩境未深。代表作有《飲一八四三年葡萄酒》、《女高音》等。１９５８年赴美就讀于愛荷華大學，浙入現代詩的領域，風格呈現多樣化，陽剛之風益顯，節奏變化亦漸繁富，《西螺大橋》、《悲哉我之冰河期》是其第二期的代表作。嗣后又傾向于民族風格的追求與表現，懷念民族的祖先，關懷國家命運前途，融入古典詩詞的辭采及句法，《蓮的聯想》標志著他詩歌創作歷程的重要轉折。而寫于１９６４年的《敲打樂》則是詩人對現實人生的進一步楔入。此后以《白玉苦瓜》、《與永恒拔河》、《紫荊賦》為代表的幾部詩集，詠史懷古題材的份量加大了，比喻的新奇，想象的奇詭，聯想的奇特，意象的營造頗見功力。曾有一段時期，他還轉入口語化的節奏，從事平易如民歌的試驗，其鏗鏘流動處，進一步證明了詩人不斷的追求精神。
　　同樣，在散文創作方面，他也是在有意無意地追求一種“交配”的雜交文體，有理論主張，有創作實踐，從６０年代到７０年代，追求“以詩為文”、“為文近詩”，寫出那種“把螺絲釘全部上緊了的富于動力的東西”，創作了《逍遙游》、《蒲公英的歲月》、《登樓賦》等意象豐奇、節奏鏗鏘的作品。轉入８０年代，他又追求散文的純體例，把散文放在與詩并列、同等重要的地位來看。他在出版于１９８６年的散文集《記憶象鐵軌一樣長》的序言中，闡明自己新的散文觀，對于過去“以詩為文”的創作主張進行反省與糾偏，認為“散文著重清明的知性，詩著重活潑的感性，以詩為文，固然可以拓展散文的感性，加強散文想象的活力，但是超過了分寸，量變成為質變，就不象散文了。”隨著散文觀的轉變，他也創作了《我的四個假想敵》、《何以解憂？》等本位散文。
　　從余光中對于散文審美規范的不斷變創中，我們感受到他絕少陳陳相因于前人之成見，也不理睬什么“抒情文”或“議論文”的硬性標準，總是在尋求一種能夠充分表達自己的個性與才情的文體。
　　應當指出的是，余光中這種求新、求變的自我超越，在某種程度上是受到我國古代文人的啟示與影響的。他認為，“韓公以文為詩，蘇髯以詩為詞，”而且都取得了彪炳千秋的文學成就，“東坡先生寫起抒情散文來，也常常愛發議論”，“歐陽修的《秋聲賦》還不是一樣”。既然古人可以如此，為什么他不可為呢？因而在余光中的散文集子里，也混雜了一些“批評不象批評，創作不象創作”的作品，顏元叔先生認為有些篇章如《伐桂的前夕》一文，兩皆不類甚以為病，可他也不予介意。
　　余光中深深懂得：“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在繼承前人文學藝術經驗的同時，一定要不斷求變創新，出奇生發，創造出渾涵光芒、雄視百代的作品。
　　余光中曾在《誰是大詩人》一文中論證成為大詩人的條件，推崇博大、深度與超越性。他認為，“一個大詩人，從摹仿到成熟，從成熟到蛻變到風格的幾經推陳出新，象杜甫，象莎士比亞和葉慈那樣，必須不斷超越，超越古人，超越時人，超越自己。”可以說，余光中本身就是在不斷地自覺地調整其心靈狀態，不停地吸收、感受、思考、重建他的新美學大廈的一個作家。
　　余光中非常佩服美國詩人葉慈“老得好漂亮”，贊賞葉慈在四十三歲以后一直到七十三歲逝世為止，他的詩的深度和濃度，“永遠在尋求，永遠在變”。我們可以想見，如今已在詩壇、文壇取得重大成就的余光中，也一定會生命不息，寫作不止，“冷眼觀世，熱心寫詩”，繼續追求著將在永恒里結晶的文學事業。
　　　　　　三
　　余光中的最愛，是詩歌，他首先是作為一個詩人而聞名的。他曾戲稱自己是“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作為詩人散文家，我們能從他身上獲取怎樣的藝術啟示呢？
　　余光中以詩人對文字的特殊敏感，兼收古今中外的詩歌創作特點，注重詩的意象節奏、語言的彈性、質料等。他認為中國的文字彈性極大，可以在語法上和意義上獲致最大的彈性與可能性。他把中外文學名人對于語言文字改革的得與失進行對比，從中感覺到，“文藝復興的但丁，浪漫運動的華茲華斯，現代小說的海明威，現代詩的艾略特”，都是“把老文學浸到語言里，使它再度年輕發育，而且成熟。”他在追隨歷史上文學巨人的足跡中，確立了從文學語言入手改革散文的方向，從語言藝術的運用上翻空出奇，融匯中外，通變古今，使人讀之獲得新鮮的審美感受。
　　針對中國文字的特點，余光中可以把它壓縮、捶扁、拉長、磨利，把它拆開又拼拢，折來且迭去，為了試驗它的速度、密度和彈性，從而使他豐沛的才情在散文中有著創造性的淋漓盡致的發揮。我們試讀他下面這幾段文字，可以領略一下他作為詩人散文家的才情：
　　“那淡淡的霧氛，要迭迭不拢，要牽牽不破，在無風的空中懸著一張光之網。”
　　“在純然的藍里浸了好久。天藍藍，海藍藍，發藍藍，眼藍藍，記憶亦藍藍鄉愁亦藍藍復藍藍。”
　　　　　　　　　　　　　　　　　　　　　　　　　　　　——《南太基》
　　“比起來，臺北是嬰孩，華盛頓，是一支輕松的牧歌。紐約就不同，紐約是一只詭詰的蜘蛛，一匹貪婪無饜的食蟻獸，一盤糾糾纏纏敏感的千肢章魚。”
　　　　　　　　　　　　　　　　　　　　　　　　　　　　——《登樓賦》
　　值得注意的是，余光中非常推崇中國古代的詩人散文家，他覺得韓、柳、歐、蘇；他們本身都是很好的詩人。同時他還認為當代最好的散文，半出詩人之手，許多詩人，都寫得一手好散文，而且從中國文學傳統來看，散文接受詩的影響。所以多讀好詩，對于培養抒情散文的技巧和胸襟，有絕大的幫助。
　　余光中極力推崇中國的古典詩，還常把吟誦古詩作為自己的休閑方式。他認為“中國的古典詩達到了至高無上的純樸和簡潔，同時又不失朦朧迷離之美。”因此他很注重研究與吸收中國古典詩人的藝術技巧，尋求藝術借鑒。例如他對于唐朝鬼才詩人李賀的詩，作了專門研究，特別欣賞李賀“敏銳的想象力”，在意象的構成上面，“很注意貫通不同的感官的橋梁，融和兩種物態”。
　　他對中國古典詩人的研究，以吸取藝術方法為主要目的，他欣賞和取法杜甫詩的句法，認為“草堂集中多的是這種虛實互轉主客交替的奇幻句法”，贊賞杜詩“蟠蜿旋轉，蓄勢待發”句法的高妙。由此我們也可看出余光中詩歌散文中句法節奏的多變，乃為善于取法，其藝術淵源有自。
　　從現代詩與現代散文的藝術關系來看，余光中認為現代散文至少應是現代詩的“一個師弟”，“要把散文變成一種藝術，散文家還得向現代詩人們學習”。從葉珊、夏菁、管管等臺灣現代詩人寫的現代散文看，的確是浸染了現代詩的色澤，散文中頗有現代詩和抽象畫的意味。余光中強調散文作者向現代詩吸取藝術技巧，這無疑是他的經驗之談，也給我們提供一個藝術創作的啟迪：一個散文作者應該合理地吸收現代詩藝術積極的一面，學習現代詩意象的經營、知性的抒情、語言的張力和暗示力，不斷培養自己豐富的聯想力與想象力，不斷擴展一己特殊性的靈視，去向時空與生命做深入的探索，突破傳統的審美束縛，把新鮮的表現手法與可感的題材內容結合在一起，提升自己的獨特的審美風貌，從而避免流落入貧庸之境。
　　可見余光中的散文創作論，常與詩掛鉤，立足于與詩歌的藝術交匯點上。追求散文藝術的求新變創，也是把詩與散文“雜交”，甚至品評散文作品，也離不開詩的標準，例如他評張曉風的散文，也注意到曉風樂于運用現代詩“跳接的意象”，“武斷且迅疾的句法”等現代詩語言的特色，稱許曉風散文多度空間的藝術創新，“筆法精簡感情逼人眉睫”，出現神乎其想的“豪喻”。
　　甚至，余光中還以詩人所寫散文的藝術成就之高下，反過來品評這一詩人的詩作。他考察我國現代詩人李金發的散文，認為“實在不好，令我對他的詩更加存疑。”這種詩文互見的評判視角，的確是獨特而又頗有見地的。
　　以上我們考察了余光中作為詩人散文家的一些特點，可見對語言文字的敏感與創造性使用，吸取中國古典詩與現代詩藝術，對現代散文的藝術創造，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
　　綜上所述，我們研究余光中的文學創作，可以從他對于永恒的精神生命之不懈追求，求新、求變的自我超越，以及他作為詩人散文家的藝術獨創中，獲得有益的啟迪。
　　　　　　　　　　　　　　　　　　　　　　　　（責任編輯　王建士）＊
　　
　　
　　
華僑大學學報：社科版泉州87-9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倪金華19961996 作者：華僑大學學報：社科版泉州87-9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倪金華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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