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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共新聞運動的發端
    公共新聞學（Public Journalism）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美國新聞界興起的一個社會運動，是新聞界面對社會的批評和信任危機而提出的解決方案。①正如羅恩·史密斯所反思的：新聞業正在經歷一個艱難時刻。幾乎所有的民意測驗都表明公眾已不再尊重新聞工作者，他們懷疑自己是否還能信任新聞媒介……記者編輯應該思考自己作為一名新聞工作者應該扮演的角色。新聞事業的意義遠不止為我們提供機會，滿足寫作、出鏡和留名青史的欲望。來勢兇猛的公共新聞運動似對傳統新聞規范形成強有力的震撼、甚至于顛覆。
    被稱為“公共新聞學之父”的紐約大學教授羅森（Jay Rosen）對公共新聞學進行了全面的定義：②
    “公共新聞學”要求新聞工作者：（1）視人民為市民、公共事務的潛在參與者，而非受害者或旁觀者；（2）幫助政治性社群針對問題而行動，而非僅僅知曉問題；（3）改善公共討論的環境，而非僅僅眼看著它被破壞；（4）幫助改善公共生活，使得它值得人們關注。如果新聞工作者能夠找到恰當的方法解決這些問題，他們就能重新得到公眾的信任，重新建立與逐漸遠離的受眾的關系，重新點燃專業的理想，以一種更實質的方式，促進民主的健康發展，而這才是我們給予新聞工作者特權和保護的原因所在。
    在新聞實踐上，佛羅里達中心大學新聞學教授羅恩·史密斯在其專著《新聞道德評價》（美國新聞學經典之作，被譽為美國新聞倫理學研究“最睿智、最全面”的書籍）中以“新聞工作者及其所在社區”為題進行對公共新聞專論：在有些新聞單位，這種定位（客觀不干涉和担心利益沖突的風格，把自己（記者）看做監督者，指出社會中的不足，希望別人為此做些什么。直接改變社會不是他們記者的工作）正在發生變化，新聞工作者正在放松對潛在利益的抵制。更多地參與到社區活動中去。……我們正在求助于一種更為基層，更為多樣化的方式為報紙爭取社區的領導地位。……這種方式需要社區和社區內持不同的觀點的人共同參加。
    雖然許多編輯和撰稿人已投身于這場公共新聞運動，但堪薩斯州威奇托市《威奇托鷹報》編輯戴維斯·梅里特和喬治亞州哥倫布市《哥倫布萊杰問詢報》編輯斯威夫特的行動標志著一場市民或公眾新聞運動開始了。梅里特和紐約大學教授杰伊·羅森（Jay Rosen）成為這場運動最積極的倡導者。雖然，公民新聞沒有正式的規范的一致認可的定義，但其基本主題是努力使新聞媒介更直接地融入其所在社區。這場運動對傳統新聞學的理論內涵進行了質疑。傳統新聞報道處于程式化和困境中：③
    1.過分依靠專家。大部分新聞工作者的報道以從政客、專家和社會名流處得來的消息為基礎，而不重視從公眾處收集信息。有人認為這一做法促使公眾變得消極被動了，使他們以為自己無力左右形勢。
    2.新聞工作者玩世不恭。許多人爭辯說公眾開始不信任公共機構（包括媒介）的原因之一是新聞工作者描繪的公共機構（包括媒介）不值得信任。
    3.受公正所困。傳統的新聞工作者認為如果自己卷入社區事務，就丟掉客觀性。他們想站在局外，觀察并報道社區民眾的活動。但是支持公民新聞運動的新聞工作者認為這給人一種印象，即新聞工作者并不真的關心社會是繁榮興旺還是土崩瓦解。PBS前主持人羅伯特·邁克尼爾警告新聞工作者不要表現得像“看傻瓜搗亂而取樂的旁觀者”。
    公民新聞工作者希望他們的運動將：④
    1.通過促使普通市民關注爭論的起點，邀請他們回到公眾生活中。
    2.克服新聞工作者的玩世不恭，承認市民的共同努力有可能解決一些社會問題。
    3.修正有關公正的規定，接受這一看法，即新聞工作者有責任提高公眾的演說水平，并幫助社會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
    維吉利亞導報（the Virginian-pilot）的編輯“通過在編輯部中改變新聞文化來做‘公共新聞’”，并且總結其經驗（引自人大博導蔡雯教授的總結）：
    1.讓新聞報道揭示出公眾帶給這些新聞事件的價值，而不僅僅向公眾描述沖突。
    2.普通公眾對事件的認識與專家們對事件的認識是同樣有價值的，應該同等看待。
    3.在報道誰、什么事、為什么、什么時間和在哪里的同時，要力圖向公眾解釋這個新聞事實為什么值得他們去關注。
    4.記者應該著力挖掘關于人們是如何解決問題的相關事實，并盡可能提供建議，這樣新聞媒介才有可能幫助社會公眾參與到公共生活中去。
    據了解和調查，特大城市西雅圖以及威斯康星州麥迪遜市、佛羅里達州哈拉市小型社區中的報紙和電視臺實施了數百項公民新聞計劃。根據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蔡雯教授研究：美國學者對“公民新聞”的研究成果在上世紀的十年中數量很多，僅在互聯網上可以搜索到的論文與文章已有上百篇，這還不包括已經出版的專著。在美國很多新聞與傳播學院系的頁面上，在這些院系教授們的簡介中，都能看到關于這個課題的研究成果介紹。蔡雯教授將之評為“激發了美國新聞傳媒做出一系列探索性新聞實踐的一種新理論”。無獨有偶，曾在美國作訪問學者，現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師謝靜將之概括為“美國新聞界興起的一個社會運動”。兩位新聞傳播學研究甚為活躍、前衛的學者得出相似的評價，不是草率，而是在我國南北兩所最著名大學的新聞學院的核心期刊上撰寫專文論述。由此可以窺見公共新聞學在美國的理論與實踐漸形成一股潮流。筆者認為深刻洞見、分析、闡釋、反思公民新聞/公共新聞/市民新聞運動，也許用一詞來概括較為恰當：喜憂參半。至于公共新聞對美國新聞業的震動有多大？程度有多深？是池水興波，抑或是白浪濤天，不可遏制？是對社會責任理論的補充、修正，還是超越、顛覆？卻還有待于歷史的檢視。正如現在想知道公民新聞是否會改造這一職業還為時過早。但是，《美國新聞學評論》的高級編輯卡樂·賽申斯·斯特普提出：這場運動可能來得正是時候。筆者認為：對“公共新聞學”的理論研討和實踐興起，其動因何在？據了解和考察，公共新聞學的直接導因是對新聞媒介的政治報道，尤其是競選報道的不滿與批評。又反問之，動因背后的動因是什么？也即對政治及媒介的嫌惡是現象，這種政治現象又反映何種規律或本質。具體言之，其誕生和崛起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何在？借用馬爾佐夫的話說：“新聞業的每次重大變革都會導致批評的繁榮。事實上我們可以通過考察批評家及其批評內容來了解美國的新聞業。”
    　　　　二、宏觀視野下的媒介批評：羅伯特·麥克切斯尼的警示之言——資本主義與民主不是同義語，媒體變成了一種反民主的力量，商業媒體的壟斷已將反對意見擠壓至社會的邊緣地帶……
    1.媒體的民主性視點　著名政治學家林德布洛姆通過比較研究指出：建立在市場體系基礎上的國家未必是民主的，但民主國家一定是建立在發達的市場體系之上的。從經濟屬性講，媒體是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是其理想境界與最佳選擇；從政治屬性講，媒體是民主的一部分。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多元民主理論創始人代表羅伯特·達爾研究指出：“對民主的發展來說不幸的是，在十四世紀中葉以后，主要城邦中的大多數共和政府都讓位給了民選政府的宿敵：經濟衰敗、腐敗、寡頭政治、戰爭、征服以及無論是國王、君主還是軍人等權威統治者對權力的攫取……”⑤但是，在二十世紀后期的最近20年中，政治變革在世界各國急速成長，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塞繆爾·亨廷頓的“第三波”為此作了最精彩的注解。人們普遍認為當前的歷史時期是一個具有全球化、技術革命和民主化特點的時期，而傳媒與信息系統在這三方面起到了主要的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對于什么是民主？羅伯特·達爾指出：“決定不再把時間花費在這看不到盡頭的定義問題上，你的任務很明確，就是設計一套規則和原則，一部憲法，它規定社團（筆者注：美國是成熟的公民社會，擁有眾多NGO，即非政府組織等）的決策方式。同時，你的憲法必須符合一項基本的原則：憲法對待它的成員，應當把他們當做同等資格參與決策過程，判定社團未來政策的平等個體；所有成員，無論他們在其他事務上怎樣，但在社團的管理上，應該看做政治上是平等的。”⑥各種民主思想，就如一片巨大、無法穿越的灌木叢，但羅伯特·達爾并沒有被灌木叢遮擋住視線，他提出了民主過程的各項標準，解決了民主是什么的“哥德巴赫猜想”：（1）有效的參與；（2）投票的平等；（3）充分的知情；（4）對議程的最終控制；（5）成年人的公民資格。⑦（注：國家——指的是一種特殊類型的社團，它的標準是：它對于它具有管轄權的全部個體可以借助它所擁有的最高級的強制手段，確保它的統治在他們中間得到實行。人們說的“政府”，通常指的是他們生活在其管轄范圍內的國家的管理機構。）關于社團的民主標準，是否適用于國家的統治？達爾認為：“任何國家的政府都不可能完全符合前進民主過程需要的種種標準，這是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做到的。……這些標準為我們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尺度，我們可以用它來衡量民主政府的成就以及各種可能性。”⑧達爾的民主標準就是媒體關注的政治議題。也可以說，媒體與民主社會休戚相關。離開了這些標準，新聞業會墮落為另一種形式的娛樂，這樣一來，我們的社會就會變得更糟。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博士后謝岳對美國大眾傳媒的民主功能撰寫專論《公共通道與政治產品》進行深刻評析。他指出：在民主社會里，這個通道一般指的是大眾傳媒，從政策過程角度觀之，媒介的公共通道功能主要有：信息供給；政策支持；議程設定。公共通道的民主價值主要體現在：公共通道的存在促進官僚機構決策水平的提高；利益表達的公共通道，減輕政治體系的政治壓力；大眾傳媒保證政治產品的公共性。但是，謝岳在文章“余論”部分對美國傳媒之民主的負面作用同樣一針見血。由于媒體只追求公司利益，所以，公共責任失去了承担者，媒體的性質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在媒體影響力大大增長的情況下，媒體也提高影響政策過程的能力，某種程度上，媒體可以使政治機構公司化，媒體通過金錢和意識形態的滲透，將政府這個公共服務機構演變成由大媒體公司（當然還包括其他公司）操縱的私有機構，媒體的介入使得公共政策偏離了公共的方向，公共政策因此也失去了公共性。嚴格地講，這樣的制度已經完全不是一種民主制度了，媒體發展破壞了美國民主的精神，動搖了民主的基礎……
    2.美國媒體的反民主趨勢　美國學者羅伯特·麥克切斯尼在《每月評論》2000年11月號上發表了題為《新聞、民主、……與階級斗爭》的文章，回顧了美國新聞媒體的發展歷程并抨擊了美國媒體只為富人服務的反民主趨勢。
    羅伯特.W.麥克切斯尼（Robert W.Mcchesney）何許人也？麥氏專著《富媒體、窮民主》（Rich Media，Poor Democraey：Communication Politics in Dubious Times），榮獲美國新聞與傳媒學極有分量的莫特獎（Mott Award）；麥克切斯尼從此聲名鵲起，甚至被喻為當代美國的托馬斯·潘恩。正如美國聯邦參議員保羅·韋爾斯通（Paul Wellstone）評價的：對于那些關心民主未來以及民主生存條件（公民參與被告之的公共話語）的人來說，麥克切斯尼的著作是十分有趣的。對寡頭式市場趨勢老練的和富有爭議性的分析，既指向媒介系統，同時也將批評的目標瞄準了經濟本身。拉爾夫·納德認為《富媒體，窮民主》是一部經久不衰的警世之作，一方面，它讓那些在民主事業中無所事事之人蒙羞；另一方面，它激勵著那些正躍躍欲試建立一個更加民主的媒介體系的人們，在他們心目中，這種體系反映的是全部重要的非商業價值，它們是建設一個正義社會之必需。
    麥克切斯尼認為，新自由主義（Newliberalism）的興起是促使媒介大范圍聯合和民主政治生活崩潰的主要原因。新自由主義主張采取市場作用和利益的最大化，非市場制度作用的最小化政策。新自由主義提倡的放松規制原則，在允許媒體聯合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另外，新自由主義還是一套政治理論，它假定，在經濟統治一切、政府“干預”經濟盡可能少的情況下，社會運作才能達到最佳。對新聞傳媒而言，新自由主義指的是國際國內制定的一系列政策，而這些政策有別于商業，在受到最小阻力的情況下，在所有社會事務可占統治地位。新自由主義深信市場比其他任何途徑都更有能力采用新技術來解決好社會問題。實施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核心問題就是要解除對商業傳媒和信息市場的管制，這實際上意味著要對商業傳媒和信息市場進行再調整，以更好地服務于公司的利益。簡言之，新自由主義民主就是那種政治機構控制少、辯論甚至更少的制度。在這種社會，政治冷漠或政治疏離，對政治的漠不關心是公民特別是那些處于社會底層和中層的公民的必然選擇。筆者認為，公民新聞運動興起的宏大背景主要是公眾對傳媒的集體不信任，傳媒公信力集體無意識，傳媒公信力式微，公民的政治疏離，民主政治生活崩潰，其宏大背景后的動因在于對利潤的追求。具體而言：
    1.全球傳媒體系：從當前全球傳媒市場分析其具有兩個明顯而又互相關聯的特點。首先，占優勢地位的公司（幾乎都是美國公司）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向全球擴張。世界主要傳媒公司越來越把它們自己看作全球性的企業。其次，集中與合并已成為當今國際社會發展的趨勢，在某些傳媒領域里，權力正變得越來越集中。據有關媒體報道，傳媒領域里的合并行為現在還在以迅猛的速度發展。僅在2000年上半年，發生在全球傳媒、互聯網和電訊領域里的合并活動就達到了3000億美元，這一數字是1999年上半年的3倍，并高于前10年數字的總和。“現在傳媒公司尋求發展的指導思想非常明確，即要么迅速擴大、要么被其他公司兼并。”傳媒市場是一個在10年內年收入可望達到萬億美元的市場，所以傳媒公司必須變得更大、更加多樣化才能降低風險和提高生產利潤的機會。據羅伯特·麥金切斯尼統計而得出結論：幾乎沒有哪個產業里集中的程度像傳媒業這么驚人，現在世界傳媒市場僅由7家跨國公司壟斷著。例如，美國新聞公司現在擁有的資產有：20世紀美國Fox電影公司、Fox電視廣播網、哈珀—柯林斯出版公司、電視臺、有限電視頻道、雜志、130多家報紙以及職業運動隊，但這些不能完全概括美國新聞公司所擁有的全部財產。這些跡象正在證明：傳媒領域里產業集中的現象仍在擴大。麥氏認為，傳媒產業集中的真正動因在于：對利潤的不斷追求。因為新自由主義的價值觀（新自由主義實質是推行“三化”政策：國有企業的私有化、貿易和資本的自由化、經濟上的殖民化），電視這個過去在很多國家屬于非商業的領域，突然變成了各國商業發展的對象，而且已經成為全球傳媒體系的發展核心。
    關于傳媒領域的集中化，麥氏從經濟和政治視野給予了深刻的洞見：（1）從經濟學角度看，全球傳媒領域里僅存在著部分競爭。（許多大傳媒公司都擁有相同的股東或董事會成員，并互相擁有彼此的股份，“合并熱”和相互擁有股份已構成了“一個令人眩暈的復雜關系”……全球性傳媒市場更像是一個企業聯合體。）（2）競爭模式更接近于約瑟夫·熊彼特所稱的高級壟斷階段里的合作式競爭。如彼此不太友好的默多克公司和時代華納公司認為，他們為了更大的利益，彼此必須合作。（3）同樣，傳媒業的兼并/合并行為，使得大傳媒公司大作用。在美國，傳媒公司的游說團以他們說服政客的能力而聞名。
    2.壟斷、合并、兼并浪潮和新聞職業獨立與式微的變遷。職業新聞是基于這樣的觀念基礎——新聞內容不應該服從公司所有者與廣告商的指示，或者受到編輯與記者的偏見的影響，它只服從公共服務的核心價值。根據美國新聞史的演進，可以得出此結論：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新聞記者有相對獨立的新聞報道權，也有較充分的消息來源可施展他們的才華。進入80年代，美國新聞業的職業自主權受到持續不斷的攻擊，近20年后，新聞業的職業自主已成為一個空殼。其實，職業新聞總是處于一種斗爭狀態，即使在職業新聞發展的黃金時代，記者不得不直接和間接地與有權有勢的公司、商業和政府力量作斗爭。20世紀90年代，由于聯合媒介系統給自己帶來的商業壓力，傳統的職業新聞與戰后相比有著明顯的退步。比如廣播網和NBC，過去，公司寧愿虧本經營也要吸引受眾，新聞是它們的聲譽，但是，今天，新聞已經成為公司贏利的“搖錢樹”。NBC被譽為“電視歷史上最有利可圖的新聞公司，年廣告收入超過1億美元。NBC的聲望不是通過其新聞的影響獲得，而是通過公司經營的非凡業績獲得的。”全國廣播公司委托一家高科技統計機構分析它的新聞報道情況，精確地把握受眾對不同新聞和廣告的反應。它的目的就是為了使那些掏錢看電視的人滿意……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在80年代早期，新自由主義政策興起，里根總統與撒切爾夫人是新自由主義的始作俑者。聯邦政府放松了所有權管制，加上新技術的運用，使得大型媒體聯合體在經濟運作上成為可能和可行。現今，大約15家左右的公司和七八家大公司一起構成了美國的新聞體制，它仍在美國人媒體消費中占有絕對的優勢。私人控制掌握媒體的體制導致職業新聞業本身帶有三個明顯的無法克服的弊端：（1）剝奪平民話語權，壟斷新聞來源，割斷了媒介與公眾溝通的方式，打破了對話的機制和平臺，為消除新聞挑選上的爭論，相關人員在新聞挑選上，常常把政府官員和著名公眾人物所從事的事務作為正當的新聞。因為報紙常以政界和商界人士所說的話作為新聞的導向，這就給這些人很大的權力，也使得新聞報道帶有官方和主流社會傾向。正如巴格迪金（Bagdikian）（著《媒業的壟斷》）指出：職業新聞作為民主政治的一部分，在很多方面受到政治的嚴重影響。為了克服這種矛盾——這個矛盾與決定什么是合法新聞有關，職業新聞不得不以官方提供的信息作為新聞來源的基礎，這就給那些位居高職的官員提供了影響新聞報道內容的機會。“媒體趨向于接受精英人物闡述的所謂‘真理’而篤信不疑。”（2）只有具有新聞價值的事件才予以報道。“職業新聞還需要‘新聞噱頭’來改善發行狀況。這就意味著那些根深蒂固的公共問題——種族主義等被棄之一旁，媒體對公共問題的歷史和意識形態背景避而不談，讀者也就無法知道現在的公共問題究竟是哪些。”（麥金切斯尼語）在現代民主社會，公眾議程大多通過媒體公開報道，構建媒介議程成為民眾和政府關注的焦點。媒體僅以官方重視為導向，而忽視一些重要社會問題已成為常識。（3）職業新聞工作者沒有保持政治上的客觀超然和中立立場，反而悄悄在讀者頭腦中注入了媒體擁有者和廣告商的商業目的以及對有產階級政治目的有利的價值觀。也即美國職業新聞業把“市場”概念的傳播看作比“民主”概念的傳播更為重要。職業新聞已經成為一個國際化的理念。它強調經濟是社會再適合不過的管理者，在這種理念的支配之下，歌頌經濟繁榮的新聞報道與事實上的勞動力失業兩者完美結合，被視為“自然的”和天經地義的。這種結合帶來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它將“歪曲事實”直接演變為職業新聞的行為準則；另一方面，它使記者在處理日常工作時，對于他們與政治權威之間達成的妥協“裝聾作啞”。這種新聞理念已經背離了政治中立或“客觀公正”的原則。
    3.媒介體系的合并、集中與政治疏離、公民離散。羅伯特·麥金切斯尼在其《富媒體、窮民主》中寫道：“我們已經進入了信息時代……另一方面政治疏離（depolitized）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又一種趨勢，公民的傳統政治參與觀念已經變得非常淡薄，他們對社會和政治事務的基本理解力也在下降。……‘沒有公民的民主’……如果民主是一個沒有公民的制度，媒介體系應當負很大責任。……這種集中強調追逐利潤。媒介體系支持廣告的核心趨勢：惟利是圖、玷污新聞和公共機構的正統精神。對民主而言，這是一劑毒藥。”⑨美國公民對社區事務及社會活動的參與程度降低，這最終損害民主的功能，哈佛大學的政治學者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man）專門為這一現象創造了個術語：公民離散（civic disengagement）。⑩一位學者的警世醒世之語，一位學者的燭照探微，都預示著對美國民主的式微憂心忡忡。1996年美國出臺了《電信法》。根據《電信法》美國媒體進行了史無前例的兼并狂潮。對民主而言，媒體兼并與集中直接影響到民主的核心原則。對美國民主而言，媒體是一柄“雙刃劍”。筆者認為，公共新聞的崛起，是對媒介全球化體系、新自由主義、文化帝國主義的宏大背景下的反叛與回應。對媒體而言，是為挽救媒介公信力，同時亦為了生存發展之需；對民主而言，在溝通社會信息、反映民眾呼聲、消解社會差距和矛盾、維護社區穩定、減少犯罪暴力等方面將起到積極作用。應該說，美國公民新聞事業運動（Civic/publie Journalism Movement）的發端、興起絕不是偶然、孤立的事件，是媒體有機運動規律的生動實踐，正如馬克思所說：報刊具有連植物都具有的規律，任何暴戾都將無濟于事。在馬克思時代，雖然無法用“全球化”這一專業術語，但是馬克思卻預示到信息時代的到來及其結果。“人們再也不能互相回避或堅持閉關自守的孤立主義政策。不斷增強的流動性，現代化的交通電訊技術的發展，以及對全球范圍內的共同問題的意識，似乎在迅速地打破不同文化間的時空關系。”“低效率的交往和溝通……可能意味著世界末日的降臨。這些關于人類末日的預言，比起一般的學說，無疑更能令人猛醒頓悟。”（11）從這個意義講，媒介全球化體系是不可逆轉的。問題的關鍵是媒介全球化的兼并、合并、集中最根本的不在于給多數人帶來進步的福祉，而是敲響民主的喪鐘。交往手段的現代化可能會給專制主義提供更強的控制手段。交往手段的現代化關鍵在于對高額利潤無休止的追求，從而將大多數公民的利益和民眾的民主權利擠壓到社會邊緣，這就是悲哀！正如美國學者羅伯特·麥克切斯尼在《每月評論》2000年11月號上發表題為《新聞、民主……與階級斗爭》的文章所指出的：“在過去的20年中（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聞報道越來越定位于占人口1/2或1/3的最富的人群上，這就必然地形成了所謂的主流新聞和‘商業新聞’。現在有關華爾街事態的報道以及如何進行有利投資等方面的報道都被標榜成是符合大眾口味的新聞報道。……監獄里關押的絕大部分都是非白色人種，據統計，美國監獄中大約50％的囚犯是非裔美國人。換句話說，這是一群媒體擁有者、廣告商、記者和高消費層的消費者想盡量避免接觸的人，而新聞報道就反映出了這種傾向……窮人已從富人的視線中消失了，他們也幾乎從媒體中消失了。在新聞媒體的報道中，確實有相當一部分是關于犯罪的報道，但是這些報道的內容幾乎總是脫離社會背景和公共政策，而且進行報道的目的也不過是為了滿足公眾對犯罪行為的好奇心理。這些報道不過起到了廉價的，對社會毫無意義的填補劑的作用……”1998年，哈佛大學教授理查德·里夫斯（Rechard Reeves）認為，經過十年的整合和商業化，美國的媒體可能已經進入一個新聞終結的時代。里夫斯將“真正的新聞”定義為“我和你需要維護我們的自由權——準確而及時獲得有關法律和戰爭、警察和政治家的信息”。正如理查德所言，真正的好新聞在那些媒體世界的統治者眼里恰恰是垃圾新聞。
    　　　　三、公共新聞：模式創新？舊瓶裝新酒？
    為了應付這種可怕現狀和社會境遇，《威奇托鷹報》編輯梅里特，對該報在1988年大選中的報道感到不滿。競選活動是骯臟的。《哥倫布萊杰問詢報》杰克·斯威夫特正調查社會難題：種族主義。兩位編輯正找尋其對策——努力使新聞媒介更直接地融入其所在社區。這就是公共新聞面臨的主題。公民新聞事業的根本目的在于鼓勵公民參與社區事務，而新聞媒介首先更直接地參與到社區生活中去。公民新聞事業的倡導者要求記者走進社區，與居民面對面溝通交談，傾聽其想法，尋找共同關心的話題，解決共同的問題。操作模式上，媒體進行調查，并邀請焦點小組做訪談，以確定哪些問題對選民是重要問題，媒體雇用研究人員采訪地區存在哪些問題以及該如何解答這些問題。除了對該問題組織強大的報道攻勢外，媒體還以組織者的身份發起各種論壇、召開市鎮會議、舉行烤肉野餐會……邀請廣大公眾參與討論，最終找到解決辦法。筆者正在思考，公民新聞運作模式上的創新，是否是革命領袖和導師列寧所倡言“媒體不但是集體的宣傳者，還是集體的組織者……”的現代翻版，公民新聞事業的操作模式契合列寧的早期理論，是否是媒體的民主、政治功能從式微到凸顯這一漸變、躍遷的現實渴求的反映——列寧的理論是動員組織發動革命和建設；公民新聞是鼓勵公民的社區參與熱情，培植民主熱情，糾正扭曲民主選舉的心理和機制，一方面挽救媒體的公信力，另一方面更根本的是挽救媒體，即使是跨國大媒介系統和集團存在的社會根基。從這個意義上講，公民新聞事業是媒體的社會責任在與商業利益沖突中被消減之后更切實具體的反思與挽救，同時亦是社會責任理念的現代意義的延續。因此，公民新聞事業的理念并沒有拋棄和脫離“社會責任理論”的核心，而僅僅是操作程式上的創新、豐富和更適合現代社會危機與公民社會民主心理的開拓。
    　　（一）從運作模式上可分析公民新聞事業呈現的特點：
    1.媒體角色的轉換。媒體已成為信息的報道者、發動者、參與者、組織者。
    2.打破專家、社會名流、官方新聞來源占主導地位的藩籬，以平民的身份、平民的視角、平民的心理為依歸。將強勢話語權向弱勢群體傾斜。新聞來源呈現多元化，可以解決單一匿名消息來源、秘密消息來源的黑暗面。當這些報道見報時，“來自各方的聲音五花八門……不僅僅是專家或政客”。較為徹底地解決了“媒介議程”與“公眾議程”這個孰先孰后的兩難困境。民間力量正在聚集，民間的智慧正在交流平臺上碰撞，從而提升社區民眾的政治參與意識和熱情。
    3.“零距離”：讓新聞回歸民間。零距離以平視的目光，將社區的底層關注真正上升為政府意志，最大程度地實現了民意的公共價值。
    4.大量報道發生在百姓身邊的新聞故事是公民新聞最顯著的標志。他們對百姓投訴的誠實態度，最大限度地表達了底層生活原生態。同時實現了傳者和受眾的民生、民主關懷，并成為民眾和政府之間良性互動的潤滑劑。
    5.從消費者到公民，一定程度上實現公民權的回歸。媒介市場化、集中化最明顯的結果是媒介受眾角色發生錯位：受眾從公民變為消費者。從媒體角度看，公民權包括知情權，接近權，表達權等。公民新聞計劃立足社區，讓民眾通過媒介實現表達自由，一定程度上實現政治參與。1980年，聯合國國際交流問題研究委員會發表報告指出：“不要把讀者、聽眾和觀眾當作消息情報的被動接受者，大眾媒介的負責人應……撥出更多的報紙篇幅和更多的廣播時間，供公眾或有組織的集團的個別成員發表意見和看法”，從這個意義上講，公民新聞計劃正是以公民權為歸依，以知情權、接近權為內容，實現公民權利一定程度的回歸。
    6.媒體聯動。集結眾多媒體聯合出擊，將弱勢群體的呼聲、要求、建議轉換成強勢話語權。
    7.制定長期的報道方案。這將媒體的新聞策劃起點轉移到以民間、社區策劃報道為起點，將報道的問題多方聚焦。這亦是深度報道的再運用、再發揮。同時，對重要的公共問題保持更長時間關注，直到這些問題的所有方面都為公眾了解，并且使他們能夠認真地思考和做出決策。
    8.效果和影響。北卡羅來納州夏洛特市正處于急速發展時期，但犯罪問題也日益嚴重。兩名警官之死使犯罪新聞在該市的新聞媒體占據了更重要的位置。在兩位警官遇害后的18個月中，《觀察家報》和WSOC電視臺：
    （1）在罪案多發區舉辦了6次市鎮大會，有數百名居民接受邀請去電視臺談論自己的憂慮。
    （2）激勵了700多個團體和個人自愿提供服務，滿足街坊各種各樣的需要。
    （3）促使該市夷平了破敗的建筑……
    （4）促使18家當地法律公司將令公眾討厭的案件歸類……
    （5）獲得了同行的注意。《觀察家報》獲得普利策公共服務獎提名并進入決賽，WSOC電視臺贏得了聲望卓著的“標題記者獎”。（12）
    　　（二）爭議：
    1.新聞工作者在促成新聞的過程中扮演直接的角色（發起、組織、解決問題，甚至形成日常報道機制）是否合適？媒體如何保持與新聞來源的距離？如何保持獨立、超然的地位？從哲學視角看，反對公民新聞的重要理由或許是新聞工作者担當這樣的角色是否恰如其分，這與客觀報道理念相沖突。客觀性原則作為新聞專業的一種理想已經深深植根于新聞從業人員的信念和實際之中，客觀性是理解世界的途徑，也是判斷信息可信性的標準和方法。
    2.聯合報道的準確性問題。贊同者認為：更多報道由市民百姓提出建議而弱化領袖或輿論領袖的聲音。這就意味著不僅要從傳統的新聞角度考慮新聞，還要進一步從公眾和公眾利益的角度考慮問題。反對者認為媒體利用民意測驗確定該報道哪些問題后，而不在被選之列的問題就會遭到忽略。北卡羅來納州的共和黨人物杰西·赫爾姆斯稱其為“欺詐行為”。（因為媒體決定不再單槍匹馬地追蹤報道候選人的演說，而是在選民中進行調查，找出他們認為重要的問題。接著記者共同出馬，聚焦問題，撰寫一系列報道。正常情況下相互競爭的記者如今分享報道的署名權。）民主黨的哈維·甘特認為“不在選民可能關心的問題，媒體不報道，這是不準確的。……（候選人之間）存在嚴重分歧，但是所有分歧都受到了凈化處理……報道經過事先包裝，變成了‘令人極端討厭的東西’”。（13）
    3.媒介聯合——公眾新聞計劃的特性——“是新聞的近親繁殖，減少了報道同一條新聞的多種聲音。”還有，新聞判斷落到“民意測驗者手中……焦點小組的讀者或觀眾手中，這些人對國家、政治或政治家沒有專門的知識。”
    4.公民新聞計劃只會淪為市場的工具。公民新聞軟化對新聞事件的報道。新聞工作者沒有把時間花在追查重要新聞上，而是致力于改善新聞單位與所在社區的關系，爭取社區公眾支持率，最終在受眾市場、廣告市場中立穩腳跟。
    5.效果上，公眾新聞計劃在吸引公眾參與方面是否成功？其實這也是媒體有限效果論的再次呈現。如果老百姓對政客或政治問題感到厭煩，報紙在鼓勵選民參與方面發揮的作用就有限。“（媒體）只是綜合體中的一部分，或許并不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6.從經濟學視角看，投入成本大，收益仍處于不確定的風險狀態，長期的報道計劃，媒體的成本將會成為龐大開支的“燒錢機器”；另一方面，假如公民新聞計劃成效不顯著，風險如何承担？
    7.集體無意識傾向的危險性。媒體消息來源多渠道，特別是社區群體意見大體一致，可否形成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制”“非民主”取向。有時候，多數人的意見未必正確，多數人的利益未必合法，當大多數人的利益“合理”地覆蓋個人的正當權利時，集體的力量實際上通過媒體就變成了集體暴力。
    　　　　四、公共新聞的崛起：繼承？超越？顛覆？
    事實上，對媒介的批判和媒介實踐上的反思，媒介批判與新聞專業規范的建構與解構，始終貫穿于美國現代新聞傳播史的進程中。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師、赴美訪問學者謝靜在其《協商規范——美國媒介批評與新聞專業規范之建構和解構》一文中認為：“從新聞專業規范來看，至少有四個重大時期的媒介批評值得關注：一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對新聞煽情主義與商業主義的批評，它解構了新聞的專業主義觀；二是緊隨其后的客觀性理念的成熟期：20世紀20年代當政治與商業宣傳日趨激烈的時候，對媒介控制與新聞操縱的批評導致了新聞專業核心理念——客觀性——的初步規范；三是40年代的社會責任論，它在批評自由放任主義的基礎上，修補了傳統的專業規范；四是近十余年來的公共新聞學運動，它對傳統新聞規范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使得新聞專業的替代性規范地位更加鞏固。”（14）事實上，從一定意義上講，美國現代新聞事業發展史，就是圍繞著“公共事業”與“謀利”這一矛盾的斗爭史。如果歸結到一點來講，自從美國進入現代新聞發展階段，新聞傳播業便進入了兼并、合并、壟斷階段。只不過，20世紀初到20世紀90年代這不到一百年的時間，美國媒介主要觸角集中在國內壟斷。特別有趣的是，深圳特區報業集團助理總編輯、高級編輯辜曉進2001年2月—2002年2月以訪問學者身份赴美進修，并考察美國報業現狀發現：美國的晚報量一直大大多于晨報。但從1980年起，晚報數量開始減少，所占比重到1995年已下降到60％，2000年，全國晚報的數量進一步下降至727家，占日報總數的比例為48.7％，首次低于半數。據了解，美國晚報的式微主要原因：1.城市晚報是以城市藍領工人為主要讀者對象的。到了1980年前后，城市工廠大量遷移，工人也跟隨外流，能留在城里的工人很多變為白領，故晚報漸漸失去讀者群，難以為繼。全球化所造成的社會弱勢群體這一現象，大多傳媒在應對這些弱勢群體中隱藏的危機時應担負社會責任。美國弱勢群體或大眾社區中隱藏的危機集中可以概括為：政治疏離、選舉冷漠……2.更主要原因在于它是處于市場競爭中第二位的報紙。正如麥氏認為，也許最能理解全球商業傳媒體系與新自由主義的全球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密切關系的途徑是看一下廣告的作用。廣告是那些大公司在經濟上所付出的一項重要花費。商業傳媒體系是商業公司把他們的產品推向世界的必不可少的傳輸帶，如果沒有商業傳媒體系的存在就不能實現全球化。全世界廣告花費的3/4最終都落入了20家傳媒公司的口袋。自電視對商業廣告敞開大門后，在過去10年里，廣告花費飛速增長，其增長速度是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的兩倍多。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化浪潮加劇，其觸角已延伸到國際社會，經過十幾年的幾輪合并，目前世界上只剩下了為數不多的幾家大的媒體公司控制著全球信息的傳播與流通，如時代華納集團（Time-Warner Co.），迪斯尼集團（Disney），索尼集團（Sony），維業康姆集團（Viacom），通用電氣公司（GE），新聞集團公司（News Corp.），貝塔斯曼集團（Bertelsmann）等。
    考察美國現代新聞史，美國新聞傳播理念和運作模式始終是這種狀況：負責任的公共傳播者在公眾利益和媒介商業化沖突的歷程中膠著運動、前進。或者說，當媒介的商業化、市場化趨向極端，就會呈反彈態勢，在學界、業界、民眾、政府的多重作用下步上“負責任”的軌道。應該說，由于《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護佑，美國媒體的運作更多的是學界的反思、理論的實證探索，應和著民眾的憤怒或恐懼的呼聲以及業界的強大自律意識而漸入正軌。近三十年來，報紙“已經從傳統的輿論領袖位置轉變為僅僅是新聞的兜售者和供應商”“報紙已變成商業企業，因此隱入這么一種潮流，即商業式企業合并”（《一個自由的和負責任的報刊》）關于這種“自由”和“責任”的困惑，15年后，施拉姆同樣感嘆：（媒介）將如何在雙重身份下——既作為巨大的企業組織又作為巨大的傳播組織完全和諧共存？……這是否是公共新聞事業應運而生的歷史背景的“翻版”，或者遇到的現實悖論的源頭呢？從普利策臨終托明心跡秉承“公共事業”精神來創辦和經營報紙，到時代公司魯斯對“自由”和“責任”困惑、彷徨；從施拉姆的反思到芝加哥大學校長哈欽斯組成的委員會集體攻關，尋求解決“公共事業”和“謀利”這一矛盾的“金鑰匙”；從自由主義報刊理論到社會責任論的演進，從社會責任論的侵蝕、沉寂到公共新聞運動的發端、崛起……艱難的探尋，深刻的反思，都為了“一個自由社會不能允許其報刊運用自由來毀壞自由”。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美國自由主義民主的根基和理念已深深根植民眾的頭腦和信仰中，因此，任何理論的誕生，都無法脫離這一深厚的土壤。這是美國新聞業貫穿的一根主軸。因此社會責任理論對自由主義報刊理論僅僅是一定程度上的修正。同樣，公民新聞運動是在媒介集中化，民眾民主的公共空間急劇萎縮的狀態下生長起來的，它依然無法改變美國的現行新聞體制。雖然，麥克切斯尼曾期望號召民主左派崛起，對媒介系統進行結構性改革，這恐怕太天真抑或是“激情沖動”之后的無奈之語吧！正如施拉姆所言：信息媒介的集中化已經改變了媒介、政府和民眾的古老關系……這些更大、更集中的媒介，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離開了民眾，變成了一群獨立的體系。這是一個與其他體系，如企業、政府那樣的權力中心平行和類似的體系。
    　　　　五、結語
    1.公共新聞理念的誕生和興起，是美國一些哲人、專家、學者和傳媒業界對傳統理論的改良。它既不可能對傳統理論進行根本性、致命性顛覆，亦不可能拋棄傳統理論而另起爐灶。實質上，公共新聞是對傳統理論，特別是社會責任論的延伸，是新聞業界在應對全球傳媒體系、新自由主義、文化帝國主義時所采取的理論補救，或者說是全球化背景下社會責任理論發展的一個新階段，是社會責任理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具體化、細致化，而不是對其理念的背叛和反動。正如羅伯特·麥克切斯尼所指出：“如果說把當前的時代理解成一個新自由主義的時代，而不是一個簡單的全球化時代，那么這一時代不再是一些無法控制的自然力量的作用的結果，而是資本主義制度下斗爭發展的最新階段。”
    2.在批評態勢之下，公共新聞運動潮流，是學界與實踐界的互動，共同探索進行實證研究和實踐運作的創新模式。
    3.公共新聞運動是對新聞消費主義所作的反思。現實中新聞單位一直把讀者和觀眾作為消費者來考慮。公共新聞理念的根基在于把讀者和觀眾當做公民來考慮。從這個意義上講，公共新聞理念是新聞傳媒從大眾傳播向公眾傳播，從受眾消費本位向公民權利本位的“實驗性”回歸。一方面是傳媒市場競爭更徹底的運作模式，另一方面是對媒體反民主趨勢的理論檢視和實踐回應。
    4.公民新聞運作模式將對傳播者的獨立監督者角色、守門人角色、客觀性報道理念、媒介審判、媒介策劃等進行全新的挑戰。
    5.我國諸多都市報都曾采取了公共新聞的理念及運作模式（有意識或無意識，但都產生了類似的行為與效果），比如《華西都市報》的策劃報道，一樣是記者參與、媒體發動、提出解決方案等，深圳《南山日報》慶祝十年出專輯《社區新聞》。公共新聞運動對我國媒體的影響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課題。
    6.我國媒介走向市場化、集團化，如何避免重蹈民主式微的覆轍，亦是不容樂觀的現實。另外，社會轉型，在新的國際國內背景下，媒介的民主功能如何提升，媒介的負功能如何減小到最低程度，公共新聞對此的影響將不可小視。
    當然，任何理論的誕生都是處于爭議、焦慮、批評、解構、重構這一探索進程中。“公共新聞理念”以“公眾利益”為最高理想，就正如客觀性報道原則作為對自由主義理論的回應，社會責任作為對新聞專業規范的成長一樣，公民新聞作為一種專業理念公開進行表述，不僅是社會經濟、技術條件的結果，更是新聞業應對傳媒全球體系、新聞自由主義、社會批評的一種解決方案和策略。公共新聞理念與社會責任論一脈相承，其創新模式和實踐都是以“公眾責任”作為理想和基石，其成長的空間將會伴隨傳媒業合并、兼并的競爭浪潮而引起廣泛關注。對于公共新聞業的前景：喜憂參半？前景黯淡？“風光無限”？都將無法蓋棺定論。對此，西南政法大學學報重慶14～16G6新聞與傳播李洋/唐遠清20042004中外學者對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論與文件連續體理論的關系問題有著兩種迥異的理解：一是后者可以替代前者，另一則認為前者有繼續存在必要和發展的可能。這兩種觀點，誰是誰非，需要一個客觀的分析。本文認為文件連續體理論相對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論而言，更表現為文件管理理論發展到高級階段的特性，但我國學者研究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也有同樣的生長特性。本文為教育部項目“網絡環境中文件、檔案信息資源的開發與社會服務”成果之一。高啟杰張春景/Legal Problems of Documents and Archival Information Service in Net Environ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Laws and Regulations(ZHAO Xue)作者單位：西南政法大學，重慶　400031 作者：西南政法大學學報重慶14～16G6新聞與傳播李洋/唐遠清20042004中外學者對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論與文件連續體理論的關系問題有著兩種迥異的理解：一是后者可以替代前者，另一則認為前者有繼續存在必要和發展的可能。這兩種觀點，誰是誰非，需要一個客觀的分析。本文認為文件連續體理論相對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論而言，更表現為文件管理理論發展到高級階段的特性，但我國學者研究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也有同樣的生長特性。本文為教育部項目“網絡環境中文件、檔案信息資源的開發與社會服務”成果之一。高啟杰

網載 2013-09-10 21:4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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