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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小說”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個特異的文學現象。它始于“五四”，終于“五卅”，以魯迅的《狂人日記》發端，在短短的六年時間內，涌現大量作家，他們以巨大的社會熱情與自覺的理性精神去擁抱、透視與剖析當時社會各種問題，呈現出強烈的思想性和社會針對性。有人在描述當時“問題小說”繁榮狀況時說，出現于1918至1921年之間（即“問題小說”高潮期間）的新小說家幾乎都是“問題小說”家。可見，探討問題成為當時創作界的一種時代風氣。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問題小說”在這一特定時期如此興盛，其主要內容、特征、意義及局限何在呢？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選擇了在“問題小說”上有卓越貢獻的女作家冰心為例來進行探討。
　　盡管從后來的創作看來，冰心為中國現代文學貢獻的最有價值的部分在散文而不在小說，但是，冰心這個名字在中國現代文壇的出現卻是和問題小說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首先，從時間看，她創作這類小說為期最長，從1919年《兩個家庭》的發表到1925年的《往事》集的出版，幾乎貫穿了“問題小說”發展的全過程；其次，從數量上看，包括《去國》、《超人》、《往事》三集，共計三十多篇，數量較多；第三，從內容上看，她的“問題小說”包括國難問題、青年問題、人才問題、婦女問題、家庭問題、下層勞動人民問題，雖然具備“問題小說”泛而不精的普遍缺點，但是幾乎囊括了“問題小說”所涉及的大部分問題；第四，從影響上看，《斯人獨憔悴》、《去國》、《超人》、《悟》等作品都引起了廣泛的反響，影響較大。從這里可以看出，冰心曾以極大的熱情專注于“問題小說”的創作，為“問題小說”的興盛作出了不小的貢獻。因此有人稱她為“問題小說”的“首席作家”。由于她的“問題小說”的優點代表了當時“問題小說”的一般優點，其缺點也代表了當時同類小說的普遍不足，這樣，考察她的“問題小說”便具有了既有個別性又有普遍性的意義。
　　冰心的“問題小說”習慣上被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社會問題小說，時間從1919年至1921年。主要包括《去國》集以及集外的七八篇小說。這一階段的“問題小說”涉及的問題比較廣泛。如關于青年問題，有《斯人獨憔悴》、《去國》，著力于對封建家長制和腐敗的政治制度的批判；關于國難問題，有《一個軍官的筆記》、《一篇小說的結局》等，控訴戰爭罪惡，宣揚反戰思想；關于婦女問題，有《最后的安息》、《是誰斷送了你》、《秋風秋雨愁煞人》、《撞鴻的妹妹》等等，宣揚男女教育平等和女性婚姻自主的思想；關于家庭問題，有《兩個家庭》、《小家庭制度下的犧牲》探討合理的現代家庭制度。其它的還有一些反映下層人民困苦生活的如《三兒》，反映農村愚昧落后的如《還鄉》，反映人們迷信陋習的如《骰子》，反映青年內心苦悶的如《一個憂郁的青年》、《煩悶》、《一個奇異的夢》等。可以看出，冰心是廣泛地切入了社會的，她與“五四”第一代大多作家一樣，具備了強烈時代責任感與歷史憂患意識，自覺將改造社會的重任置于自己的肩上，真誠地、大膽地看取人生，采用現實主義創作手法。這一點，她與稍后由創作心理問題小說起家而后轉入自述傳抒情小說寫作的廬隱、始終專情于浪漫抒情小說創作的馮沅君、石評梅以及描寫“溫飽而微愁”的家庭生活的凌叔華、蘇雪林是有鮮明差別的。而跟陳衡哲的小說比較相近，故有人稱她們的小說為啟蒙主義的“問題小說”。從這個意義上說，后來有些評論家把二十年代出現的這批女性作家統稱為“閨秀派作家”實際上是過于籠統的。實際上，在“五四”狂飆突進的歲月里，冰心不僅走出了閨閣之門，而且是全身心地投入了社會。她這樣描述了當初的創作情形：那時“抱著滿腔的熱情，白天上街宣傳，募捐，開會，夜里就筆不停揮地寫‘問題小說’……”（注：冰心：《從“五四”到“四五”》。）可見，她的創作源泉來自社會，她的筆是作為“服務社會”的工具，而不是宣泄閨怨的手段，因而其意義也不僅是“閨秀派”所能涵括的。
　　在回顧冰心這一階段的“問題小說”時，我們不能不特別注意一下她的婦女家庭題材的“問題小說”，因為這是一個最大眾最敏感的話題。茅盾在《評四五六月的創作》中對1921年第二季度的一百多篇“問題小說”進行了整體考察和歸納，得出的結論是：描寫男女戀愛的小說占了百分之九十八。這一現象的產生首先需從“五四”特殊的時代氛圍來尋找答案。從國際背景上看，十九世紀初正是歐美諸國女性運動如火如荼之時，我國“五四”運動產生于這一國際背景之中，不能不受到影響；從當時中國婦女的社會情形來看，由于倫理傳統的根深蒂固，中國婦女所受的壓迫異常深重；從歷史傳統來看，舊民主主義時代對婦女問題的關注與啟蒙主義思想已促進了一批受到資產階級教育的青年的覺醒。這樣，婦女自身解放的迫切要求加上歷史上的進步傳統，在國際女權運動的推動下，不可避免地在中國涌起了一股婦女解放的思潮。我們翻看當年的史料便可發現，從1919年至1921年各地出版的專門婦女刊物多達十余種，許多當時很有影響的報刊雜志如北京《晨報》、上海《民國日報》、《星期評論》等均辟出專欄討論婦女問題，而當時散見于各報刊的討論文章更是不勝枚舉，這說明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婦女問題的重視，以及對婦女問題研究和探索的熱烈程度。婦女解放運動既成為“五四”時期整個社會運動的一個重要方面，與此緊密聯系的男女戀愛、婚姻家庭問題成為人們熱心探討的話題自然很容易理解了。其次，從當時從事“問題小說”創作的主體看，他們大都是剛走出校門或仍在學校的青年男女，有些正憧憬著愛情的美好，有些正體驗著戀愛的苦惱，也還有些或許已飽嘗了不幸婚姻的痛苦，這樣，他們的處境、經歷使這類題材的小說不僅成為了解決社會問題，而且成為了解決他們自身問題的切實需要，所以他們不厭其煩地向人們喋喋不休地敘說他們自己的或就他們生活圈子內所見所聞的戀愛的苦惱、不幸的婚姻。作為一個敏感的青年女性作家，冰心當然不能避開這樣的題材。在她1919年至1925年發表的三十來篇問題小說中，婦女家庭小說共八篇，約占三分之一。比起當時洶涌如潮的同類小說來，在數量上不算多。但是作為一個關注婦女解放的啟蒙主義作家與作為一個同樣是被解放對象的由傳統向現代過渡的女性來說，她的作品就不僅具備了此類小說的普遍特點，而且具有一般男性作家所不具備的獨特性。
　　在探討婦女解放的問題上，她一方面控訴了封建家庭的罪惡，對女性不幸命運表現出人道主義的悲憫，同時指出婦女要得到解放，必須爭取受教育與婚姻自由的權利。例如《秋風秋雨愁煞人》中的英云迫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得不中斷她心愛的學業，去過她所厭惡的少奶奶生活，一腔改革社會的宏偉抱負化作輕煙一縷。《莊鴻的姊姊》中由于重男輕女的封建觀念剝奪了繼續求學權利的“姊姊”最終郁郁而死。《最后的安息》中的童養媳翠兒在愚昧的婆婆折磨下悲慘地消失了她青春的生命。這些小說具備了當時“問題小說”共通的毛病，一是偏重描述現象，缺乏對其社會根源的揭示，因而找不到救治社會的良方。例如《最后的安息》中把翠兒悲慘命運的根源歸結為“鄉下人沒有受過教育，自然就會生出翠兒她婆婆那種頑固殘忍的婦人，也就有像翠兒那樣可憐無告的女子。”而對造成鄉下人無法接受比較正規教育的社會根源——經濟上的貧困，作者并未指出。又如《是誰斷送了你》以一“須發半百”的老人的“彈淚”憑吊“可憐的怡萱侄女呵，到底是誰斷送了你？”作結，把解決問題的責任推給了讀者。二是主人公極端的軟弱性，他們在社會的壓迫下沒有一絲掙扎或僅在輕微的掙扎下就迅速走向了悲劇結局。茅盾曾經尖銳地指出過她的這一毛病，說“她的問題小說里的人物就是這樣軟脊骨的好人”，說她是“五四”時期許多具有正義感而在孱弱的好好人中“典型”的一個（注：茅盾：《冰心論》。）。關于這一點，我們應該一分為二地看待。一方面這固然體現了她的改良主義思想，不喜歡極端與斗爭的手段，誠如茅盾所言就是“中庸思想”（注：茅盾：《冰心論》。）。由于這一思想的存在，妨礙了她作為一個思想性的“問題小說”作家所必備的觀察生活的深度與看待問題的高度，所以，她超不出當時社會所提倡的僅浮于現象表層的“平等教育權與婚姻自由權”兩個口號，這是冰心的遺憾；但另一方面，她之所以極力描寫那舊社會家庭的不良現狀，描寫悲劇的主人公，也是為了激起讀者的注意，“好叫人看了有所警覺，方能想去改良……若不說得沉痛悲慘，就很難引起閱者的注意，就難激動他們去改良。”可見，這也是在客觀上借著“消極的文字”，去做那“積極的事業”（注：冰心：《我做小說何曾悲觀呢》。）。
　　在冰心的婦女題材小說中，比較體現了她的獨特性的是她的家庭問題小說。如上文指出的，由于她具有一定的“中庸思想”，所以在探討現代家庭的合理范式時，她體現出了比較濃厚的封建倫理思想。代表作是《兩個家庭》。這是冰心發表的第一篇問題小說，連載于1919年9月18日—22日《晨報》。盡管這篇小說的發表在當時并未引起多大反響，但是這篇小說卻透露了此后很長時間都很少改變的她對于女性與婚姻家庭的看法。在這篇小說中，通過對不理家政、未受新式教育的陳太太的否定，旗幟鮮明地表達了她對現代女性職責與現代家庭理想范式的看法。她認為相夫教子仍是現代女性的責任，“紅袖添香對譯書”是她理想中幸福家庭的圖景。茅盾稱她這一觀點為“新賢妻良母主義（注：茅盾：《冰心論》。）。”范伯群、曾華鵬進一步對這一“新”字做出解釋：指鍍上一層薄薄的西方文明的金液的中國封建式的賢妻良母主義者（注：范伯群、曾華鵬：《五四驚雷“震”上文壇的新星》，見《冰心評傳》，人民文學出版社，第83頁。）。作品通過對封建官僚家庭教育出來的陳太太的否定和對新式資產階級教育出來的亞茜的肯定，表明了她對封建官僚家庭教育制度的否定和對新興資產階級教育的肯定，這是文章的積極方面。但另一方面，盡管亞茜受過比較完備的教育，但她仍只是丈夫的陪襯，家庭的附屬，沒有自己獨立的事業，宣揚的是如何改造女性以適應變化了的時代與變化了的男人的思想。值得注意的還有一篇《小家庭制度下的犧牲》，講敘的是一對老夫婦含辛茹苦養大兒子，期冀兒子贍養天年，不料兒子羽翼豐滿之后，卻以一紙“脫離封建家庭關系”的宣言殘酷地打破了他們的美好愿望。小說末尾以烏鴉尚知反哺，暗示人豈不若禽獸。這已是站在舊家庭一面，對那些不負責任的新式青年的公開譴責了。由于她的家庭、所受的教育及她的個性的影響，她常常不自覺地站在傳統一方，企圖維護她認為不應舍棄的傳統中合理的東西。關于這一點，阿英在《〈謝冰心小品〉序》中有比較中肯的論述。她說：“反映在作品中的冰心的思想，顯然是反封建的，但是同時也多少帶一些封建性；這就是說，她的傾向是反封建的，但她的觀念形態中，依然有封建意識的殘余。”不過，我們并不能因此就否定她的女性意識的價值。相反，這正向我們昭示出幾千年的封建因襲重負存在于每個人的思想里，一個思想型的作家要克服這一點是多么艱難；另一方面，傳統道德中究竟有沒有合理的因素？我們應不應該對它們全盤拋棄？西方資產階級道德是?完全適用于我們的國家？我們應該如何融合二者的差距？在當時一片反封建的強烈呼聲中，冰心能有這樣的意識——盡管帶著某些不自覺，但仍是十分可貴的。在“五四”“問題小說”（注：見《現代十六家小品》，光明書店，1934年版。）作家中，冰心在這一點上體現了她的“自己”性。
　　第二階段是人生探索小說，即有人所說的心理問題小說。習慣上以1921年《超人》為界，到1925年為止。這一時期的“問題小說”由著重“反映社會現象”轉入“表現并討論人生一般的問題”（注：茅盾：《〈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由對社會問題泛泛的捕捉轉向對人生觀、世界觀的專注探討。這一題材的轉變主要是由于時代的變遷。在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中，受過西方啟蒙主義思想影響的一部分青年以極大的社會責任感將目光投注于巨大的落后的中國社會時，他們發現了那么多的不合理性：“眼前的事事物物，都有了問題，滿了問題。”于是，他們熱衷于提出問題，并竭其所能力圖找到解決這些問題的答案。然而，“不想問題便罷，不提出問題便罷，一旦覺悟過來，便無往而不是不滿意，無往而不是煩惱憂郁。”（注：冰心：《一個憂郁的青年》。）加之“五四”退潮的影響，對社會的失望，加上對自己無力改變這一切的失望，這雙重的失望使許多青年由“五四”初期的意氣風發轉變為悲觀抑郁，出現了嚴重的信仰危機。由于“青年的煩悶”成了當時最重大的問題，“把光明的路指導給煩悶者，使新信仰與新理想重復在他們心中震蕩起來（注：茅盾：《創作的前途》。）。”自然成為此時文學家義不容辭的責任。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社會問題小說與心理問題小說的區別：在描寫對象上，前者面向的是廣闊的社會人生。青年知識分子往往是以一種啟蒙主義者或引路人、民族精英的形象出現的，而后者則將描寫對象縮小到了這些精英們自身，探討他們內心的苦悶，他們由眾生的拯救者變成了前途的迷憫者。這并不是對自身的否定，相反，這正是“問題小說”的深化。
　　可以說心理問題小說是冰心小說創作中用力最勤反響最大也是后人對她評價最為復雜的部分，不僅包括《超人》集中的絕大部分篇章，還包括《去國》與《往事》以及未收入集中的一些篇章，如《世界上有的是快樂……光明》、《一個憂郁的青年》、《悟》等等。這不但因為這一題材成為了時代題材，而且還因為她自身也掙扎于這種苦悶中，便變得異常切實和容易引起共鳴。在這些小說中，她竭力尋找一種救治時代苦悶也是解救自己苦悶的藥方，這一藥方便是“愛”。“愛的哲學”在她這段時期的創作中逐漸成熟并體系化。代表作是她的“愛的三部曲”：《超人》、《煩悶》、《悟》。三部作品的共同主題是：人類是相連相愛的。《悟》則更進一步，指出人類不僅是相愛的，愛還是萬能的，救世的，只有“肩起愛的旗幟”，就能“在這荊棘遍地的人生道上，走出開天辟地的第一步來！”《悟》是冰心“愛的哲學”真正成熟的標志，自此以后，她再也沒有一篇如此系統而理性的探討“惱苧А敝髁恕９視腥慫怠段頡貳鞍尋惱苧葡蚣拢簿褪前閹葡蛄司貳！保ㄗⅲ貉鉅澹骸噸泄執∷凳貳罚?40頁。）
　　要正確認識冰心心理問題小說的價值，我們不能回避其“愛的哲學”這一話題。對冰心“愛的哲學”歷來持批判態度者多。普遍的看法是她雖然出于良好的動機，想拯救“五四”運動退潮期的青年“懸在天上人間的中段”的精神危機，但是她所貢獻的卻是一個幻美的影子。對真正解決青年的煩悶并沒有根本意義上的成熟。所以有人說：“冰心女士不是位醫院的大夫，只是一位看護婦”（注：草川未雨：《〈繁星〉和〈春水〉》。），給予病人只是一些暫時緩解痛苦卻不能救人于根本的慰安。而且，由于她專注于心靈世界的探索，主人公思想的轉變并非由于現實社會的影響，而是借一點點現實的契因，主要是在主人公自己思索中完成的。例如“超人”何彬即是“聽了三夜的呻吟，看了三夜的月，想了三夜的往事”便頓悟了人生；《悟》中星如臥病七日，便打通了“思想的難關”。所以有評論家認為她的心理問題小說比她的社會問題小說離現實主義更遠一些，社會批判的力量也削弱了一些。上述觀點都是比較切中實際的，但是我們若能多注意一點當時的實際便會對她多一點寬容。我們上文已經說過，當時的社會狀況是隨著“五四”逐漸退潮，“青年的危機”已成為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因而作家們依著自己受到的西方資產階級教育與尚還淺薄的社會人生經驗企圖解答這個對社會來說迫在眉睫而對他們來說又有些力難勝任的問題。應該說選擇“愛的哲學”不僅僅是冰心，還包括當時一大批男性作家，如葉紹鈞、王統照等，只不過是，由于他們后來很快投入了現實斗爭自然放棄了這種不切實際的哲學，而冰心則由于缺乏這一客觀條件，因而變化緩慢得多罷了。特定的社會狀況決定了在尚未找到更好的辦法之前社會對這一觀念的暫時接受，這一點從《超人》發表后強烈的反響就可以看出。所以，就當時“喚醒民眾”并給他們“力量”的時代要求來說，冰心至少是部分完成了這一歷史責任的。正因為如此，這類小說有別于她社會問題小說的“悲觀”，極力想做出一種“樂觀”來。在當時的主流藝術觀——即社會功利性的藝術觀的影響下，她“視藝術是慰藉人們”的手段、工具便是“愛”和“希望”。關于這一思想，她在《最后的使者》中有過比較詳細的闡述。她認為智慧與理智不足以使人勇猛精進，反而因“泄盡了宇宙的神秘，寫盡了人類的深思”，使意志薄弱者憂愁、煩悶、悲傷、絕望。冰心希望以愛使人忘其“分內的悲傷”，“模糊了過去，拒絕了現在，閃爍著將來；歡樂沉醉地向前走——向著渺茫無際的盡頭走。”在當時有此思想者不獨冰心，就連一向“憂憤深廣”、“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的魯迅不也“聽將令”，因而在《藥》的結尾平添了花環，在《故鄉》的結尾加上了一段關于“路”的議論嗎？可見冰心的心理問題小說仍是立足于現實主義的文學，只不過帶了一點理想主義的色彩。
　　縱覽冰心的“問題小說”，我們可以看出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思辯性。“借小說發表自己的思想”這是冰心“問題小說”的重要追求，也是當時“問題小說”最普遍的特色。這首先是與“五四”反封建進行思想啟蒙的革命任務有關。當時歷史要求于文學革命者的是呼吁“人性的解放”，掃除“舊式的成法”，順應這一思想啟蒙的歷史任務，作家們從思想、倫理、道德等角度進行契入，通過展示各種人生的悲劇與不合理，來達到反封建和覺悟民眾的目的。這一觀念不僅突出表現在“問題小說”創作方面，而且貫穿到當時幾乎一切文學樣式中，例如詩歌、散文、戲劇。重說理的載道派文學成為當時文學的主流。
　　二是問題單調、清淺。前者指廣度后者指深度。雖然“問題小說”家們對當時社會存在的各種問題進行了大量的涉獵，但是他們的注意力仍是有所側重的，對某些敏感問題注意得多些，對某些問題則注意得少些。這一情況從茅盾《評四五六月的創作》的統計中可以見出。他將21年第二季度的百來篇小說分為六類：描寫男女戀愛的、描寫農民生活的、描寫城市勞動者生活的、描寫家庭生活的、描寫學校生活的、描寫一般社會生活的，它們所屬的篇數分別是：七十篇以上、八篇、三篇、九篇、五篇、二十篇左右。從這則材料可以看出，描寫男女戀愛的最多，占了半數以上，描寫城市勞動者生活的最少，只有三篇。這一方面說明青年作家們對勞動者生活的隔膜，另一方面則是個性解放滑入個人主義軌道所致。盡管描寫男女戀愛和家庭問題的小說占據了絕對優勢，但是并不說明這類小說達到了怎樣的深度。相反，由于不注意社會根源的剖析和時代背景的展示，這些小說普遍表現出清淺弊病。例如《莊鴻的姊姊》中，作者一連提出了三個問題：“我不明白為什么中交票要跌落？教育費為什么要拖欠？女子為什么就不必受教育？”這三個問題都觸及到了當時敏感的社會現象，但作者僅對這些社會不合理現象起了一些“感慨”，對造成這些現象的根源，作者并未作出任何剖析甚至暗示。這是她這些小說往往止于“印象式的感悟”，缺乏必要深度的主要原因。
　　三是與過分注重思想觀念的宣泄相隨而來的對小說技巧的某些忽視。在處理人物與事件時，她習慣于采用敘述式的手法，雖然題材是現實的，但一經她處理，就變成了一種主觀性的東西。她急于把自己的思想加在筆下的人物上，不是讓人物自然流露自己的思想，這使人物失去了自己，僅僅是作者筆下一個傀儡，既扁又平。正如成仿吾在《評冰心女士的〈超人〉》一文中所指出的：她的作品一個共通的大缺點，就是“都有幾分被抽象的記述脹壞了模樣”，作者認為這是她“偏重想象而不重觀察的結果。”這也是當時許多“問題小說”家共有的毛病。當然冰心的文學語言是非常出色的，她善于融文言入白話，形成一種非常典雅流麗的文風，阿英稱之為“冰心體”。在某種意義上說，她的“問題小說”能引起廣大青年的共鳴相當大程度上得益于她流光溢彩的文筆。所以阿英說：“青年的讀者，有不受魯迅影響的，可是，不受冰心影響的，那是很少。雖然從創作的偉大性及其成功方面看，魯迅遠超過冰心。”（注：阿英：《〈謝冰心小品〉序》。）
　　“問題小說”的高峰期在1919年—1921年，當大半個世紀過去后我們重新來審視這一文學現象時，我們忍不住要對這群啟蒙主義家表示深深的敬意，為他們解救社會的熱情，為他們探索人生的執著，為他們對待文學與人生的嚴正的態度。我們并不諱飾他們的幼稚與不足，但是，他們曾經努力從事的一切，及這一切努力的結果，對今天很大程度上缺乏責任感、嚴肅性及憂患意識的當代文壇來說，確實是不無意義的。
南京師大學報：社科版96～10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稂詩曳19981998“問題小說”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個特異的文學現象。冰心以她創作“問題小說”的時間、數量以及思想內容、藝術特征方面所體現出來的典型性成為“問題小說”的“首席作家”。她的“問題小說”創作既體現了她鮮明的個人性，也體現出了當時同類小說的時代特色及其普遍優缺點：即注重思辯而不徹底，面向社會而有所偏愛，注重觀念而忽視技巧等等。因此，本文以她的“問題小說”作為全面考察、綜合評價“問題小說”的立足點，試圖以此解釋“問題小說”在這一特定時期如此興盛的原因，其主要內容、特征、意義及其局限何在。問題小說/首席作家/社會問題/心理問題稂詩曳　作者單位　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　210097 作者：南京師大學報：社科版96～10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稂詩曳19981998“問題小說”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個特異的文學現象。冰心以她創作“問題小說”的時間、數量以及思想內容、藝術特征方面所體現出來的典型性成為“問題小說”的“首席作家”。她的“問題小說”創作既體現了她鮮明的個人性，也體現出了當時同類小說的時代特色及其普遍優缺點：即注重思辯而不徹底，面向社會而有所偏愛，注重觀念而忽視技巧等等。因此，本文以她的“問題小說”作為全面考察、綜合評價“問題小說”的立足點，試圖以此解釋“問題小說”在這一特定時期如此興盛的原因，其主要內容、特征、意義及其局限何在。問題小說/首席作家/社會問題/心理問題

網載 2013-09-10 21: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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