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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古代“文學”概念，內涵豐富復雜。文、文學、文章、文藝，實是囊括經、史、子、集以及佛、道的一切“人文”，包括今天學科分類的哲學、倫理學、宗教學、語言文字學、文學、藝術等，這是廣義的“文學”，或曰“雜文學”、“大文學”。“文學”的又一內涵是指文學、藝術兩大門類。狹義文學或曰純文學，是近代從西方引進的概念，指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本文所論“文學”以純文學為主，兼顧中國古代文學史實際，有時也包括“大文學”、“文藝”。文學“娛樂”功能是指文學活動可給人們帶來感官和精神上的愉悅和享受。與“娛樂”相同、相近的概念還有“歡”、“快”、“怡”、“悅”、“愉”、“適”、“嬉”、“玩”、“賞”、“戲”、“消遣”、“消閑”、“笑”、“謔”等。“娛”又有自娛、同娛、他娛之分，有審美娛樂和純消遣娛樂之別。“自娛”有時又稱“自怡”、“自樂”、“自適”、“自嬉”等，意謂文學活動包括文學創作和文學接受，只是個人的自娛自樂，滿足個人感官和精神上的享受。本文聯系整個文學史、文學批評和理論史實際，對文學“自娛”說做一番梳理和評價，以期研究者對這一問題予以關注，進一步深化古代文論研究。
　　文學“自娛”功能是文學與生俱來的。詩歌起源時，即是自娛之具，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說：“人在勞動時既用歌吟以自娛，借它忘卻勞苦了。”（注：魯迅《魯迅全集》第八卷，31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歌吟以自娛”可以調節身心，忘卻勞苦。有閑暇自娛的生活，也必有表現閑暇自娛的文學。文學“自娛”本身也為生活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文學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有理論上的總結。我們雖無法確切知道何時、何人最早提出文學“自娛”說，但可以肯定的是：文學“自娛”意識和觀念早在文學起源時就產生了，并隨著文學的發展越來越明晰、自覺。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載：“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愿以自娛。’”這是我們目前知道的較早明確提出的“自娛”說。聽琴自娛，屬“文藝自娛”，尚不是“純文學”的“自娛”。《古文苑》載有揚雄《逐貧賦》，有“子云自序”云：“不汲汲于富貴，不戚戚于貧賤，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此賦以文為戲耳。”“以文為戲”就是以文自我調侃，自娛自樂，實際上揚雄已提出文學“自娛”說。張衡《歸田賦》表達厭惡官場、歸隱田園的愿望，其中有句“于焉逍遙，聊以娛情。”意謂借筆墨來遣興自娛。可見，至遲至東漢，文人已明確認識到文學“自娛”功能。魏晉是文學自覺時代，一方面高度評價文學的價值和意義，認為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論·論文》）；另一方面開始明確提出文學“自娛”說。陶淵明《五柳先生傳》說五柳先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銜觴賦詩，以樂其志。”“五柳先生”實為作者的化身，賦詩著文與飲酒一樣，只是自娛，而不是為了“榮利”、“得失”。陶淵明的“自娛”說對后世影響甚大。《世說新語·棲逸》注引《續晉陽秋》謂戴逵“不樂當世，以琴書自娛，隱會稽剡山。”《惡書·王坦之傳》記載，謝安喜好音樂，居喪期間也不廢伎樂。王坦之勸阻他，他回信說：“仆所求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可為，聊復以自娛耳。”以琴書自娛，以音樂自娛，是廣義的文學“自娛”。南朝以來，文學“自娛”說時顯時隱，一脈不斷。
　　 二
　　“自娛”不只是文學作品的功能，不只是存在于文學閱讀和接受過程中，它存在于文學活動的各個環節、各個層面。作者的文學生活首先是“自娛”的，他們在沒有創作之前即已接受了“自娛”觀念，帶著這種“前理解”進行創作，創作意圖和目的即是“自娛”。進入文學創作過程中，也是“自娛”，構思、寫作、修改、抄寫等，皆是自娛。整個創作過程皆是精神自娛活動。
　　作者的文學創作是自娛，創作意圖十分明確。這種情況不是我們以先入之見強加給古人的，古人多有現身說法，我們只需看看“夫子自道”即可知曉。曾鞏《齊州雜詩序》云：“雖病不飲酒，而間為小詩，以娛情寫物，亦拙者之適也。”（《曾鞏集》卷十三）蘇軾說：“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注：何＠①《春渚紀聞》卷六《東坡事實》，中華書局1983年版。）又《答毛滂書》中謂作文是“閑暇自得”。晏幾道《小山詞·自序》說詞的作用是“析酲解慍”，“為一笑樂”而已，說“試續南部諸賢緒余，作五七字語，期以自誤。”理學家邵雍常以作詩自娛，《安樂窩中詩一編》云：“自歌自詠自怡然。”（《伊川擊壤集》卷九）
　　晚明時，“自娛”說最為興盛。李贄《藏書·世紀列傳總目前論》云：“老來無事，爰覽前目，起自春秋，訖于宋元，分為《紀》、《傳》，總類別目，用以自怡，名之曰《藏書》。《藏書》者何？言此書但可自怡，不可示人，故名曰《藏書》也。”《〈讀書樂〉引》說：“是以老而樂學，故作《讀書樂》以自樂焉。”《與袁石浦》亦云：“大凡我書，皆是求以快樂自己。”李贄極力倡導文學“自怡”、“自樂”、“快樂自己”，不必示人。他是晚明文人的精神領袖，“快樂自己”說一出，自然群起響應。湯顯祖《答張夢澤》自述“時為小文，用以自嬉”。程嘉燧《李長蘅〈檀園近詩〉序》云：“余與長蘅皆好以詩畫自娛。”袁中道《答蔡觀察元履》聲稱不為“世法應酬之文”，“惟模寫山情水態，以自賞適”。
　　創作詩文自娛，創作戲劇、小說更是自娛。王國維指出：“元劇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學問也，其作劇也，非有‘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興之所至為之，以自娛娛人。”（注：王國維《宋元戲曲史》第十二章《元劇之文章》，商務印書館1915年版。）王驥德《曲律》記述自己對王澹翁說：“第月染指一傳奇，便足持自愉快，無異南面王樂。”俞樾寫《耳郵》，自署“戲編”，自序謂作此小說“實則聊以遣日，非敢云意在勸懲”。
　　上述可見，作者觀念中，文學創作只是自己閑暇自適生活的反映，是一種悠然自得的精神創作活動，一種閑雅的個人生活方式。文學不是求功名之具，亦不必示人傳世。
　　文學創作是一種精神愉悅活動，創作過程即充滿快感，是自娛過程，不只是成品（文學作品）才能自娛。邵雍《安樂窩中詩一編》自述作詩過程的快樂：“歡時更改三兩字，醉后吟哦五七篇。直恐心通云外月，又疑身是洞中仙。”（《伊川擊壤集》卷九）《大字吟》云：“詩成半醉正陶陶，更用如椽大筆抄。”（《伊川擊壤集》卷十一）唐順之“半醉作文，先高唱《西廂》惠明不念《法華經》一出，手舞足蹈，縱筆伸紙，文乃成。”（見《操觚十六觀》）屠隆“歸益縱情詩酒，……詩文率不經意，一揮數紙”。（《明史·本傳》）全身心投入詩歌創作中，借美的創造過程以愉悅自身。因此，文學創作過程即是作者自娛過程，娛樂功能早在創作時便已具備了。
　　文學創作是自娛，文學閱讀、欣賞和接受也是自娛。陶淵明《五柳先生傳》中說五柳先生“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陶醉于讀書的快樂，得到精神上的愉悅，這便是讀書的目的。陳師道《咸平讀書堂》云：“近事更漢唐，稍以詩自娛。”（《后山詩注》卷十）倪瓚《玄文館讀書》說：“諷吟古人書，懷澄神自怡。”（《元詩選·清＠②閣稿》）李贄《讀書樂》詩寫道：“讀書伊何？會我者多。一興心會，自笑自歌。歌詠不已，繼以呼呵……歌哭相從，其樂無窮。……怡性養神，正在此間。”讀書得到感情上的渲泄，獲得精神上的快感。袁中道《白蘇齋記》說袁宗道“取文酒以自適”（《珂雪齋集》卷十二）。蔣如奇、李鼎輯《明文致》，亦僅供“案頭自娛”。
　　讀前人、他人作品是自娛，讀自己作品也是自娛，江盈科為自己詩集取名《閑閑草》，自稱“永日無營，取以自娛。”
　　閱讀戲劇、小說等通俗文學作品更是閑暇時純粹的消遣自娛。不少文人自稱喜讀閑書、雜書、奇書、僻書甚至被統治者列為“誨淫誨盜”的禁書，多是出于好奇心，自尋快樂。就是大政治家、正統文人曾國藩也常以小說消遣自娛，如《求闕齋日記類鈔》載，咸豐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日中因眼蒙不敢作一字，閱《世說》以消永日。”咸豐十年十一月三十日：“樹堂因時事日非，憤悶異常，閱看《紅樓夢》以資排遣。余亦閱之。”同治七年閏四月二十一日：“閱小說《儒林外史》以散悶。”
　　不能著文自娛，編輯選錄前人、他人之作也可自娛。明鄭元勛《媚幽閣文娛·自序》云：“但念昔人放浪之際，每著文章自娛。余愧不能著，聊借是以收其放廢，則亦宜以‘娛’名。”清張潮《虞初新志·凡例》云：“敢謂發明，聊抒興趣，既自怡說，愿共討論。”強調編輯點評此書首先是自娛。金＠③閑暇時摘錄古人文章俊語，匯為一書，即取名《自怡小品》。
　　以文學作品消遣自娛，是人類普遍的一種文化行為，也是文學的最基本功能。文學作品首先是一種閑暇時的文化消費品。
　　古人視文學作品為“文化快餐”，只求一時享受，而不顧其他。王納諫《蘇長公小品·自序》稱其“所得于文者，皆一晌之歡也，而非千秋之志也。”王納諫眼中，文學已脫去了神圣崇高的光環，文學接受也僅是求一晌貪歡，與理想志向無涉。
　　古人視一切讀書行為即讀廣義的“文學”書經、傳、史、子等為自娛活動。如宋蔡襄《贈殿中丞陳府君墓志銘》記載陳光現“日與諸子考經傳疑說，雍然自娛，垂四十年。”閱讀研究經傳是自娛。李清《〈明文奇艷〉序》說讀“九經百家之言”，“私自謂世間無復有最樂此者”。視讀書為最大的個人娛樂方式。王＠④《今世說》載，“或問計甫草（東）：‘暇日何以自娛？’計云：‘賦詩彈棋，俱增惡業。但能日誦《楞嚴經》兩卷，便足了一生事。’”讀佛教經典亦為自娛。晚明洪化昭著《周易獨坐談》五卷，雜以排諧，殊乖說經之體，自述云：“日北居士談《易》，每一卦六爻，合成一片，不知者以為迂，而非迂也；發揮文王、周公心事，不知者以為鑿，而非鑿也。謂之‘獨坐談’，聊以自娛，而不以語人也。”獨坐談《易》，僅僅是“聊以自娛”，以極不嚴肅的態度對待居“群經之首”的儒學經典。
　　欣賞好的文學作品，感官、精神上俱得到快樂。王＠④《今世說·賞鑒》載：“徐式令云：‘讀舟麓片言只字，如＠⑤梅臘，可以香口。’”余懷《〈幽夢影序》云讀《幽夢影》“展味低徊，似餐帝漿沆瀣，聽鈞天廣樂，不知此身之在下方塵世矣。”王＠④《〈幽夢影〉序》稱“集中之言有快若并州之剪，有爽若哀家之梨。”焦循《花部農譚》描寫欣賞《賽琵琶·女審》一出的快樂心理感受：“不啻生凄風苦雨中，咀茶嚙檗，郁抑而氣不得申，忽聆此快，真久病頓蘇，奇癢得搔，心融意暢，莫可名言。”
　　袁宏道《徐文長傳》記述與陶望齡一起欣賞徐渭遺詩的快感：“兩人躍起，燈影下讀復叫，叫復讀，僮仆睡者皆驚起。”快樂之極，竟手舞足蹈起來。
　　古人文人閑暇時，多以詩酒聲色自娛，以為作為文學藝術的“詩”、“聲”（音樂）與酒、色一樣，并無本質區別，皆為娛樂消遣之具。欣賞文藝作品，有時只是一種愛好，是一種娛樂方式，如同嗜好下棋、游山水、飲酒品茗、釣魚、養花養鳥、作書作畫一樣，只求娛目悅耳，怡情賞心，如此而已，不必皆與經國濟世之大業聯系在一起。
　　文學作品是精神消遣品，文學閱讀僅屬消費性質，是一種消閑行為，是純個人的私事，不必求什么思想深度、哲理高度、社會關懷和終極價值、永恒價值。
　　 三
　　對以文自娛，我們應做不同層面的理解，弄清其內涵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切勿做孤立、單一、片面、表象、靜態的理解。
　　首先，自娛有“形而下”與“形而上”之分。“形而下”之娛指感官之娛，尋求感官上的刺激和滿足，是“娛耳”、“娛目”，是聲、色之娛。這是較淺層、低級的自娛，主要滿足自然人、生物人的生理欲望，是純粹的消遣，帶有濃厚的世俗氣、庸俗味，如欣賞一些宮體詩、香艷詩詞、色情小說和戲劇、“靡靡之音”的音樂歌曲等。我們一向批評的沉溺于“聲色”、“酒色”、“感官享樂主義”等等，即指這種“自娛”。“形而下”之娛品格不高，負面影響大，不是我們提倡的。
　　“形而上”之娛指精神之娛，尋求心靈上的審美愉悅，是“怡情悅性”、“娛志賞心”。這是較深層、高級的自娛，主要滿足社會人、文化人的心理、情感上的需求。如欣賞一些典雅含蓄的詩詞、清淡閑適的小品文、逸筆草草的文人寫意畫等。這是一種高尚、高雅的自娛，能得到心靈上的凈化，達到一種美善相融的境界。宋朱長文《樂圃記》自述“朝則誦羲文之《易》、孔氏之《春秋》、索《讀》《書》之精微，明禮樂之度數；文則泛覽群史，歷觀百氏，考古人之是非，正前史之得失。……雖三事之位，萬鐘之祿，不足以易吾樂也。”誦讀經典也是人生最大的快樂，心靈上達到至樂之境，絕非一般的消遣自娛所能達到的境界。這才是我們提倡肯定的自娛。
　　對上述兩種“自娛”，我們應分開評價，努力引導欣賞“形而上”之娛，抑制追求“形而下”之娛。
　　與上述情況相聯系，“自娛”有雅、俗之分。“俗”又有淺俗、通俗、庸俗之別，是世俗性的自娛。如文化層次較低的人只能欣賞接受“俗”文學，柳永詞當時是淺俗纖艷的流行歌曲，因此廣受世人歡迎，“市井人悅之”，（注：黃ｓｈēｎｇ＠⑧《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五，四部叢刊本。）“不知書者尤好之”。（注：王灼《碧雞漫志》卷二，《詞話叢編》本。）閱讀欣賞小說、戲劇主要即屬“俗”的自娛。這種“自娛”多是純粹的消遣娛樂，無聊時消磨光陰，尋求感官刺激和一時心理上的快感。這種“自娛”接近“形而下”之娛，但不同的是，它的合理性成分要多一些。“俗”娛是大眾文化消費方式和行為，雖然一直受到高雅文化的鄙視和排斥，但它的生存意義是不可忽視的。
　　“雅”的自娛，是文化層次較高的士大夫、雅人韻士的專利。以文學自娛是一種高雅、清雅、閑雅、文雅、風雅的文化行為方式，是一種高尚脫俗的心靈享受。古人喜稱所欣賞的文藝作品是“雅玩”、“清玩”，是“雅供”。如明末毛晉輯有《群芳清玩》十五卷，即是當作自娛自樂的“清玩快事”。
　　俗和雅只是相對而言，兩者并沒有明顯的界限。有時，雅極反俗，大俗反雅。總體上看，“雅娛”比“俗娛”品位高，但有時雅、俗只是風格不同，并無高下之分。
　　同為閱讀“自娛”，有的是純粹的審美娛樂，是閑暇時的享受，是閑中作樂。有的是單純消遣娛樂，是茶馀飯后或無聊時的排遣時日、消磨光陰。蘇軾《跋李端叔詩卷》詩云：“暫借好詩銷永夜。”王納諫《蘇長公小品》自序謂讀蘇軾小品閑文“暇得之銷日焉”。有的則有明確的意圖，或是驅趕睡魔、振奮精神，或是遣悶釋愁、去憂除煩。這時，“自娛”變成手段。如杜牧詩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陸游《老學庵筆記》引）王世貞說：“懶倦欲睡時，誦子瞻小文及小詞，亦覺神王。”（《藝苑卮言》卷四）鐘人杰《新校〈虞初志〉題語》云：“永日閑窗，以之作辟塵犀、忘憂草，亦不可無一也。”
　　“自娛”有時只是表象，是一種情感上的寄托，而實質是憂愁苦悶。文人身值亂世或仕途上、生活上遭受挫折時，以文自娛是一種郁悶情感的渲泄方式。內心苦悶，往往縱情詩酒聲色，“尋歡作樂”，實是苦中作樂，以娛不寄，寓哭于笑，寓悲于樂，求得精神上的一時慰藉。“娛”實是心靈麻醉劑、鎮定劑。“自娛”是退而求其次的不得已行為，是“載道”無路或無“道”可“載”后的行為。文人失望或絕望于仕途、世事，只得斂縮退避到自我設計的狹小精神天地里，以文學創作自娛，實是自憐自慰，以忘卻煩惱憂愁。明李開先退官閑居時，無心再寫居官時的經世載道文章，而專寫艷詞、詩歌、戲曲之類的閑文，名其集曰《閑居》，曾說：“古來才士，不得乘時柄用，非以樂事系其心，往往發狂病死，今借此以坐消歲月，暗老豪杰耳。”（注：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陳繼儒《廣諧史序》云：“天以筆與舌付之文人，二者不慎，皆足以取愆垢、招悔尤，而又不能悶悶如無口之瓠，則姑且游戲諧史中以為樂。”《媚幽閣文娛·序》亦云：“往丁卯前，ｄāｎｇ＠⑥網告密。余謂董思翁云：‘吾與公此時不愿為文昌，但愿為天聾地啞，庶幾免于今之世矣！’鄭超宗聞而笑曰：‘閉門謝客，但以文自娛，庸何傷？’”明確提出“以文自娛”，實質是全身避禍之方、安身立命之道，是對現實政治的逃避，是精神痛苦的一種慰藉。因此我們要注意不能僅看到“自娛”的表象。
　　有時，自娛是“寓教于樂”，“樂”只是手段，“教”才是目的。強調的雖是教化，但“樂”在其中，這也是一種“自娛”，而且是有意義的“自娛”。吳趼人《兩晉演義·自序》云：“余向以滑稽自喜，……無已，則寓教育于閑談，使讀者于消閑遣興之中，仍可獲益于消遣之際，如是者其為歷史小說乎？”（注：1906年《月月小說》第一號。）在自娛自樂的感覺中讀歷史小說，接受歷史知識教育。
　　“自娛”往往不是孤立的，常與教育、事功、政治等功能結合在一起，密不可分。因此，我們不能只看到“自娛”的一面。
　　 四
　　我們應動態地看“自娛”說的變異。因時代、政治、身份及審美趣味等因素的影響，人們對文學“自娛”有不同的理解。
　　原本“自娛”之文，接受者卻能看出善和知識，將其視為嚴肅的作品。自娛的曲子詞也能從中發現微言大義，“自娛”的戲曲、小說也可經典化、雅化。原生態的“自娛”之文衍生出其他功能。
　　原非“自娛”之文，接受者又從中發現娛樂成分，將經、史、子及正統古文“小品”化、“娛樂”化，甚至庸俗化，以游戲輕佻態度對待莊嚴典重的經典之作。如晚明陸云龍輯《五經提奇》，在《小序》中說“五經”之作“當日不過舒其意而已耳。高者不假修琢，卑者不知修琢，然而正惟不修琢，其氣勢更深，格法更奇，詞調更可味，一披覽令人心目俱快。”他又輯《公附圖提奇》，《小序》中說：“特拔其句調靈雋，議論沉異，奇快可喜者，合為一帙。非敢云已摘其標，夫亦奇我所奇云爾。”以“奇快可喜”為標準看待和選輯儒學經典，原本用以修身養性、經世致用的高文大典也為我所需，自娛自樂。這是“娛”的“泛化”。
　　原本有“自娛”成分的作品，后人見仁見智，有的只重自娛。從接受心理上看，普通讀者偏嗜接受“自娛”之文。
　　對同一作者的作品，讀者也是各取所需。如明末張大復兼擅古文和小品，但世人多欣常其自娛的小品，只求捧腹解頤，而不喜嚴肅正經的古文。錢謙益《張元長墓志銘》議論道：“君未歿，其書已行于世，人但喜其瑣語小言之為之解頤捧腹，未有知其古文者也。”（注：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五十四，四部叢刊本。）這是一種“極端化”的接受方式，于己所不喜者，全然不顧。
　　不同文體對“自娛”有不同的要求。按傳統、正統觀念，文載道，詩言志。正宗的古文是廊廟文學、載道文學、事功文學，不是用以自娛的。詩言志抒情，可興、觀、群、怨，凈化心靈，是一種高雅的審美活動，也不是單純的自娛。詞、曲、小說則以自娛為主。徐復祚《三家村老委談》云：“詞曲，金元小技耳。上之不能博功名，次復不能圖顯利，拾文人唾棄之余，供間謔浪之具，不過無聊之計，假此以磨歲耳，何關世事。”又說詞曲作者是“正業之外，游戲為此”。認為詞曲是超功利的純然消遣自娛的文體。海上漱石生《繁華雜志·題辭》云：“容我著書消歲月，管他飛檄動兵戈。”“誰道書成了無益，茶馀酒后盡人歡。”（注：1914年《繁華雜志》第一期。）弁山樵子《紅樓夢發微·緒言》也說：“夫小說，一茶馀酒后之消閑品耳。”（注：1916年《香艷雜志》第十一期。）創作小說是消遣自娛，閱讀小說也是消遣自娛。
　　正因不同文體有不同功能，故閱讀時可區別對待。宋初錢惟演自稱“平生唯好讀書，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欲閱小詞。”（見歐陽修《歸田錄》）僅將小說、詞視為自娛消遣之詞。
　　不同文體對“自娛”的不同要求也是相對的。寫古文同樣可以“自娛”，如韓愈寫《毛穎傳》、《送窮文》即是自娛。晚明興盛的小品實是古文的消閑化。湯顯祖《答張夢澤》中即將用以“自嬉”的“小文”與“長行文字”、“館閣大記”對舉，“小文”只是自娛而已。歷代宮體詩、香艷詩、閑適詩也多是自娛。不少小說、戲曲娛樂與教化功能兼而有之，是“寓教于樂”，有些小說、戲曲政治色彩濃厚，則完全脫離了自娛功能。
　　正統觀念中，某些文體如詩、文、賦地位越高，則越輕視其“自娛”功能；相反，某些文體如戲曲、小說地位越低，則越重視其“自娛”功能。
　　文體在發展演變過程中，“自娛”功能會發生很大變化。任何一種文體于民間初興時，皆是自娛娛人，文人偶爾染指，也多是自娛，后來便逐漸被統治者利用，政治化、功利化，原來的自娛功能反遭貶低排斥。但“自娛”功能是一脈不斷的。這是一種帶有普遍規律的文學現象。
　　不同時代、不同歷史時期，人們對文學“自娛”有不同的認識。總體上看，唐代特別是盛唐以前的文學基本上屬貴族文學、士大夫文學，是“雅”文學，是少數人的專利。文學功能論上，教化、載道、政治、事功占絕對統治地位，文學“娛樂”說尤其是“自娛”說僅處于邊緣地位，形不成氣候，只少數人偶爾論及。中唐以后，中國文學開始由“雅”向“俗”轉化，詞、傳奇是轉化的標志，元代以后，散曲、戲劇、小說興盛，俗文學大興，與傳統詩文辭賦為代表的雅文學分庭抗禮，并行發展。文學已走向民間大眾，昔日崇高、神圣的光環已大大消退。文學的娛樂功能尤其是自娛功能也受到普遍重視，文人進一步從理論上論證文學“自娛”的合理性。文學“自娛”意識、“自娛”觀念已深入人心，成為文人從事文學活動的自覺追求。文人的別號、齋名、文集名也多喜用“自娛”、“自悅”、“自樂”等字眼，可視為文學“自娛”說的最簡潔、最明確的表達。如元張仲壽號“自怡叟”，清孔尚友號“自怡子”，費寅號“自怡居士”。明聞啟祥、黃應徵有“自娛齋”，宋納有“自怡所”；清何桂芬有“自樂堂”，顏培瑚、黃鏡渠有“自怡齋”，張廷駿、許寶善有“自怡軒”。明謝矩有《自適詩集》，劉璉有《自怡集》，俞琬綸、曹璣有《自娛集》；清趙ｇｕī＠⑦有《自適吟》，石芳有《自怡詩草》，李自新有《自怡集》，陳金銘有《自怡小草》。可見文人對“自娛”的鐘情。他們在觀念上、在主觀意圖上并沒把文學視為崇高、功利的事業，只求自娛自樂。
　　每一朝代，皆經歷了興、盛、衰、亡的過程，文學隨之變化，文學“自娛”觀自然也不同。文學有盛世之娛、衰世之娛、亂世之娛，“自娛”的內涵皆不同，或是樂中求樂，或是苦中作樂，以樂為寄。
　　不同身份的人對“自娛”也有不同的看法。總體上看，政治家、道學家、正統文人基本上是貶斥“自娛”的，下層文人、失意文人、一般讀者多認同“自娛”，欣賞“自娛”。但這不是絕對的。以承繼“道統”、“文統”為己任的正統文人有時也主張以文自娛。最典型的例子可推韓愈。韓愈是文學的“衛道者”，但他在《送窮文》中自稱文章“怪怪奇奇，不可時施，只以自嬉”。《病中贈張十八》詩中說張籍“籍也處閭里，抱能未施邦。文章自娛戲，金石自擊撞”。說明自己也認同“文章自嬉戲”。韓愈將載道之文與自娛之文分別對待，承認后者的合理存在，這是通達的態度。
　　同一人在不同時期對“文娛”認識也不同。如白居易在任諫官時，熱心時政，竭力倡導文學的政治教化功能。政治上遭到挫折后特別是晚年，他又大量創作“閑適詩”，轉而推崇文學“自娛”功能。文學史上有大量的“悔少作”現象，多是作者走上仕途后反悔年輕時所寫游戲自娛之作，實為否定以前的文學“自娛”觀。
　　 五
　　人類情感可分為歡樂快適和悲苦憂愁兩大類。“尋歡作樂”是人的本性，既是人的生理需要，也是心理需要。人生的意義之一就是追求樂，盡情享受生活的樂趣。快樂情感需文學來表達，不快樂情感需用文學表現的快樂加以補償。開心歡樂，人們才能保持身心健康。宴飲、雅集、游賞、養花聽鳥、彈琴弈棋、吟詩作畫、鑒賞金石古玩，聽戲觀舞等，皆是娛樂生活。文人政事余暇時自娛，退隱閑居時自娛，絕意仕進時自娛。文學即表現這些自娛生活。文學“自娛”在一定程度上是合情合理的。
　　“自娛”說屬“在野”的非主流文學、邊緣文學觀，歷代皆受到主流文學觀話語霸權的鄙視、貶斥和否定，處于受壓抑的地位。如司馬遷《史記·樂書》云：“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為治也。”明確否定文藝的“娛心自樂”功能。北齊顏之推批評“今世文人”作文只是“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顏氏家訓》卷四《文章》第九）北宋人多將詞視為“小道”、“末技”，將其排斥到高雅的文學殿堂之外，作家的文集中也不收錄詞作，實際上是鄙視詞體，否定自娛、娛人的音樂文學。
　　傳統、主流文學功能觀強調政教、實用，強調文學的利他性、社會性，而輕視甚至忽視文學的利己性和自娛性。實際上是無視作者有權利消費自己的產品，認為作者生來即是為他人、為社會的，創作出的作品必須流通傳播，供他人閱讀接受。但我們要知道，作者是最有權利也最有資格享受自己勞動產品的快樂。文學家是文學作品的生產者，同時也是其消費者，他在生產文學產品的過程中或以后，同時也消費自己的產品，創作過程是自娛，作品產出后，自己欣賞也是自娛。創作作品，并不一定供給他人消費欣賞，自己卻無權消費欣賞。這是很顯然的道理。
　　自娛不是可有可無的，也不只是工具，而是與文學與生俱來的最基本的本質特性之一。元劉將孫《九皋詩集序》云：“夫詩者，所以自樂吾之性情也。”（《養吾齋集》卷十）劉因《輞川圖記》云：“古人之于藝也，適意玩情而已矣。”（《靜修先生文集》卷二）娛樂本身即是目的，不是手段。文學自娛是一種個人的生存方式，是一種文化創造和消費活動，是個人消閑生活的重要內容之一，這是一種合理性的存在。
　　文學“自娛”觀是對正統、主流精英文學、精英文化的挑戰，認為文學只不過是個人自娛消遣之物，創作是自娛，閱讀也是自娛。文學不必“載道”教化，不必為現實政治服務，也不必是個人追求功名的工具，更不是什么崇高、神圣、不朽的偉業。這種觀念自有其天生的缺陷和消極成分，但其合理性我們也是應當肯定的。
　　晚明鄭元勛《媚幽閣文娛·自序》說：“六經者，桑麻菽粟之可衣食也者；文者，奇葩，文翼之怡之耳目、悅人性情也。”認為與六經的實用功能不同，文學是用以愉悅讀者的耳目、性情的。六經是如同人們物質生活的必需品，文學則是人們精神生活的消閑品，是物質生活的點綴。這就是文學的本質特性。這是對傳統功利主義文學觀念的背離，將文學從政治教化的附庸地位中解脫出來，使之具有相對獨立性。文學創作不必寫高文典冊，不必載道征圣，而只是興會所至，獨抒性靈，自娛自樂而已。
　　文學“自娛”說強調文學是個人的而非社會的，個體的而非群體的，個性的而非共性的，利己的而非利他的；文學是娛樂消遣的，可超政治、超功利；文學“自娛”可滿足自然人、生物人的生理、心理欲求，補償社會人、道德人因過多理性約束而造成的缺憾。
　　自娛是文學與生俱來的特性，自娛使文學具備相對獨立的品格，沒有自娛，文學的自身生存發展也會受到很大限制，將經常處于尷尬的境地。
　　我們也應看到文學“自娛”說的負面影響與消極意義。它有先天性的不足。過分強調文學表現個人的享樂，表現人的世俗之欲，表現人的自然的、生物的本能，降低“社會人”、“文化人”的品格。文學缺乏陽剛正大之氣，缺乏對理想、光明的追求，缺乏催人奮進向上的積極力量。作者游戲人生，游戲筆墨，逃避社會責任和義務，逃避崇高。文學變成一種純粹的個人消費行為，成為專門的“玩”的藝術，是置于案頭的“清供”和“小擺設”。藝術躲進了個人生活的狹小天地，躲進了象牙之塔，遠離現實政治生活，其社會意義也就有限了。
　　“自娛”說是對主流文學功能觀的反叛、疏離，可彌補其局限性，在古代文論中應有一席之地，研究者應給予充分重視。但不能矯枉過正，一味拔高，文學僅僅“自娛”是不夠的，也是缺乏生命力的。
　　近代以來，引進西方純文學觀念，我們對古代文學的認識已有很大的改變，本來不登大雅之堂，以自娛自樂為主的詞、曲、戲劇、小說皆變成文學正宗，成為研究熱門，但文學“自娛”理論研究卻相對顯得滯后。我們肯定自娛文學，卻把它抬到“載道”文學的高度，“曲解”其意，盲目拔高，不顧其原生態，對“自娛”理論卻視而不見，這是亟待糾正的不正常現象。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艸下加遠的繁體
　　 ＠②原字門的繁體里加必
　　 ＠③原字钅加粼左
　　 ＠④原字日加卓
　　 ＠⑤原字日加敢
　　 ＠⑥原字王加當
　　 ＠⑦原字王加圭
　　 ＠⑧原字日下加升
文藝理論研究滬79～86J1文藝理論歐明俊20022002歐明俊 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 作者：文藝理論研究滬79～86J1文藝理論歐明俊20022002

網載 2013-09-10 21:4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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