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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進入80年代以來，臺灣新女性文學異軍突起，自成格局，一批作家以現代社會知識女性群體覺醒的姿態，再創了臺灣新女性文學歷史的輝煌。新女性文學的強烈的反叛精神，對傳統文化積淀予以揭露，對男權中心秩序進行顛覆；新女性文學以直面人生的現實精神，從婚姻結構、家庭模式、愛情觀念、事業前程等問題切入，寫出了臺灣婦女從傳統女性到現代女性之間角色轉換的難題；新女性文學以重建與再塑的積極導向，塑造出一大批充滿現代精神的女強人形象，以喚起女性勇于不斷發展自我，完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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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80年代以來，臺灣文壇出現了多元化的創作趨勢，現代派文學或鄉土文學一枝獨秀的局面成為歷史。新女性主義文學于此時的異軍突起，不僅來勢迅猛，自成格局，更以鮮明的女性意識和豐富的社會人生內涵，揚起女性前衛的旗幟。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學創作現象，新女性主義文學在作家群體、創作數量、小說品位、社會影響等方面，大有壟斷臺灣文藝界暢銷排行榜首之陣勢。對臺灣新女性主義文學進行考察，我們會得到許多有益的啟示。
　　臺灣當代文學創作的歷史流向中，女性文學為嚴肅文學的一種表現形態，它區別于瓊瑤、華嚴、姬小苔、玄小佛為代表的女性言情小說；作為充滿鮮明性別意識的創作現象，它又不同于男作家筆下的婦女題材和出自于女作家之手的所有作品。總體看來，以女作家的切身體會描寫女性的自身經歷、生命方式和情感體驗，以不同于男人的女性價值觀來更正現存的價值觀，以女性獨特的感覺方式來探討女性自身的性別，以企圖超越男性話語的個性化的女性話語來寫作，構成了女性文學的基本內容。在這個意義上觀照臺灣女性文學，她就有了比較嚴格的創作界定。
　　女性文學的產生離不開特定的社會條件，女性文學的內涵有它獨特的性別意識和文學素質。發軔于50年代初期的臺灣女性文學，離不開現代知識女性的成長和作為人的女性意識的覺醒，它與大陸遷臺的女作家群體對“五四”以來的女性文學傳統的繼承緊密相連。另一方面，不斷吸收20世紀以來西方女權主義的思想影響，同時又立足于臺灣本土的文學環境，這使臺灣女性文學以自己的風貌獨立于世。追溯臺灣女性文學的歷史，它是在萌生與發展、創造與豐富的過程中，逐漸走向了80年代新女性主義文學創作的繁榮。
　　50年代，可謂臺灣女性文學的奠基期。以蘇雪林、謝冰瑩、張秀亞、琦君、林海音、孟瑤、郭良蕙、徐鐘佩、鐘梅音、繁露、張漱菡等人為代表的女作家群，對臺灣女性文學的發展功不可沒。這群來自大陸的臺灣女作家，在自身命運的轉折點上來創作，對故鄉女性人生命運的憶舊和對臺灣女性生存境遇的感懷，就成為她們共同關注的內容。林海音作為這一時期最重要的女性文學作家，她的作品，從清末民初的北平社會到五六十年代的臺灣現實，“歷史的推移、社會的蛻變、世事的滄桑，皆透過女人心身來尋覓表現。”〔1 〕金鯉魚永遠跳不過妾的“龍門”，甚至不能在兒子的婚禮上顯示一次母親的存在（《金鯉魚的百裥裙》）；朱淑蕓為沖喜而受命結婚，成為寡婦人生的殉葬者（《殉》）。形形色色的婚姻故事與命運遭際，寫盡了男性社會強權下被封建禮教所摧殘的女性悲劇。50年代的女作家創作，主要描寫受屈辱的女性人生，它雖然蘊含了反封建的思想意義，但哀怨的控訴多于積極的抗爭，人道主義的關懷超過女性意識的觀照；其女性形象仍然是被社會命運所左右的走不出父權家庭的一群。
　　六七十年代，是臺灣女性文學的發展期。在西方現代派文學思潮影響下出現的學院派女作家，充分顯示了文學的創新精神。從陳若曦的《婦人桃花》、《灰眼黑貓》、聶華苓的《失去的金鈴子》、歐陽子的《花瓶》、施叔青的《壁虎》可知，她們對女性命運的考察，由外部存在形態的描述轉向內部本體生命的發掘；由一味的控訴揭露轉向對世俗倫理道德的大膽挑戰。其創作更多地側重于人性、潛意識、性心理對女性人生的影響力量，表現方法也從傳統的現實主義，一變而為象征的、暗喻的、意識流的現代派文學創作流向。這種女性文學創作的實現，主要訴諸于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技巧的借鑒，而非西方女權主義思想的觀照，其女性解放的社會意義的傳達，自然受到一定的局限。
　　80年代以來，臺灣進入了新女性主義文學的勃興期。曾心儀、李昂、廖輝英、呂秀蓮、肖ｊìｎｇ＠①、朱秀娟、袁瓊瓊、蘇偉貞、蔣曉云、李元貞、楊小云等人為代表的女作家，以現代社會知識女性群體覺醒的姿態，再創了臺灣女性文學歷史的輝煌。新女性主義文學面向社會的現實性、關心普通女性人生的大眾性、以及引導女性意識的前衛性，使它產生了強烈的社會影響力；不僅作品讀者甚眾，許多作品的題目，如《自己的天空》、《不歸路》、《陪他一段》等等，都以社會大眾流行語的形式而頗具傳播效應。新女性主義文學于80年代的崛起，原因有二：其一，在臺灣社會工商化的過程中，女性大眾文化教育水準與就業率的提高，帶來了女性人生背景與女性角色的轉換。現代知識女性群體的擴大，為文學反觀女性自身命運提供了歷史的契機；由閨閣走向社會的角色變化，使女性面臨新天新地的同時，不可避免地遭遇著工商社會與男權傳統的多重癥結。新女性主義文學的勃興，正是臺灣女性所面臨所選擇的生存境遇的反映。其二，女權主義運動的思想影響，為新女性主義文學的勃興提供了強大的思想背景。直接受到美國當代女權運動沖擊的呂秀蓮，70年代初留學歸來后大力倡導臺灣新女性主義運動，她開專欄，設熱線，組織演講，出版書籍，參與時政，成為亞洲當代女權運動的“第一人”。臺灣新女性主義運動的內涵，已經不再僅僅是解決女性人生疾苦、婚姻悲劇和經濟獨立的問題，它升華到以男權統治的批判和女性自身的完善來建立兩性和諧的社會，以女性的社會參與、人性自由和精神建樹來實現女性解放的更高層次。80年代脫穎而出的臺灣女作家，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這種新女性主義的洗禮。李昂曾經直言：“我不否認我受到女權運動者的影響”〔2〕， 呂秀蓮和李元貞則是從新女性主義運動走向新女性主義文學創作的。新女性主義的思想啟蒙，帶來了新女性主義文學富有前衛意義的探索，也使它呈現出不同于以往女性文學的創作新質和作品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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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的新女性主義文學，是以強烈的反叛精神作為先導的。對傳統文化積淀的揭露和對男權中心秩序的顛覆，使文學達到對女性邊緣生存模式的反思與抗衡。這種清晰明確的創作指向，帶來了新女性主義文學對過去那種囿于一時一事、單純控訴揭露的女性文學的整體超越。
　　人類幾千年的文化歷史，是一部失卻了女性話語的男性歷史。從母權社會的“女神”淪為父權社會的“女奴”，女性作為歷史的失敗者和現實的異己者，被放逐于男性權力文化之外的邊緣位置，其生存模式、行為準則、道德規范都被納入了男性中心的社會秩序。“天道陽尊陰卑，人事男尊女卑”，父權制的巨型話語和歷史的因襲重負，不僅湮沒了女性的歷史的聲音，也制造著女性現實處境的失落。深受女權主義思想影響的臺灣新女性主義文學，創作伊始，就以叛逆者的現象，向千百年來盤根錯節的父權制社會猛烈抨擊，以廓清一代又一代女性的歷史生存真相。廖輝英與李昂的小說，最典型地代表了這種女性批判精神。
　　被譽為純粹的“女性問題作家”的廖輝英，1982年以短篇小說《油麻菜籽》而一舉成名，并榮獲《中國時報》文學獎首獎。這部“一筆寫盡臺灣婦女30年悲苦生活”的作品，深刻地揭示了婦女的命運、地位、境遇以及自身解放的多重問題。小說中，阿惠的母親出身名門，卻不幸誤嫁了一個浪蕩公子。她既憎恨丈夫的自私、懶惰、不負責任，又心甘情愿地替他收拾爛攤子，一生的“日子在半是認命、半是不甘的吵嚷中過去”。女人的含辛茹苦與丈夫的逍遙浪蕩形成鮮明對照，男尊女卑的傳統再度表明了男權社會中兩性地位的不平等。小說的成功之處，在于其中大量藉由世代口耳相傳的方式，對臺灣文化營造男性中心神話、刻板認知性別角色的歷史與現實給予了深刻的揭示，并以近似符咒的攝人力量，凸現出父權傳統的強大與頑固，以及女性人生被男權話語所統治的悲劇。故事開始不久，那位連娶六妾而苦無一子的阿惠的外祖父，曾用“查某囡仔是油麻菜籽命”來勸慰婚姻不幸的女兒；而多年以后，面對學習上與哥哥一較長短、待遇上抗議男女差別的女兒阿惠，母親竟振振有詞地說：“你計較什么？查某囡仔是油麻菜籽命，落到哪里就長到哪里。沒嫁的查某囡仔，命好不算好。……你阿兄將來要傳李家的香煙，你和他計較什么？將來你還不知姓什么呢？”得知阿惠考入了眾人稱羨的名牌大學，母親“竟沖著成績單撇撇嘴；‘豬不肥，肥到狗身上去。’”男孩子是傳續煙火的香鼎，女孩子只是祭供用的豬頭，母親對女兒的這種“教導”，反映了一種根深蒂固的男權情結。阿惠的母親作為父權統治下的受害者，一生扮演婚姻的悲劇角色，已經是兩性地位不平等社會的一種悲劇。更令人可悲的是，“男性為自己創造了女性形象，而女性則模仿這個形象創造了自己”。（尼采語）阿惠的母親不僅把自身地位的低下和被輕視，看作天意命定，而且忠實地傳播著這種鞏固父權統治的命運觀，這不能不說是女性自身的深層悲哀。如果說，以前表現女性遭遇的控訴文學總把婚姻不幸的責任推卸給男性，歸之于愚人不賢和封建婚姻制度的桎梏；那么，《油麻菜籽》的突破，一是在“男尊女卑”的社會現象背后，發掘出男權中心的巨型文化語碼和因襲生存秩序，以喚起女性對自身生存真相的警醒和對男權秩序的質疑。二是通過阿惠的母親對“油麻菜籽”命運觀的自覺認同，深刻剖析了中國傳統文化造成的集體無意識對女性人格精神的扼殺，從女性自身發掘了悲劇命運的成因。
　　以《殺夫》而駭世驚俗的李昂，其作品從性角度切入，批判鋒芒直指男性沙文主義，對父權中心秩序顛覆的力度，令看慣了閨怨文學的男性社會震驚、憤怒。從作者偏愛的《婦人殺夫》的小說原名，可見其女性主義色彩之一斑。將《春申舊聞》一書中“詹周氏殺夫”的社會新聞，移植到日據時期的臺灣鹿港，李昂認為“這樣才能顯現出我企圖對臺灣社會中兩性問題所做的探討，更為了要傳達出傳統社會中婦女扮演的角色與地位。”〔3〕《殺夫》的世界里， 一方面是林市的叔叔為代表的兇惡、無恥、虛偽的封建家族勢力；一方面是屠戶陳江水為標志的獸性與血腥的夫權統治。弱女子林市為了生存的輾轉掙扎，無論是在暴力、侮辱下的馴服、哀求、拜禱，還是嘗試經濟自救、企圖逃離家庭的“突圍”，都無法改變她受人宰割的絕境。林市被逐步非人化、被迫走上精神崩潰的過程，赤裸裸地見證了傳統架構下男性權力的猙獰面目。在這個男性權力統治的世界里，叔叔為了換取長期吃肉不要錢的“肉票”，可以把孤女林市賣給野屠戶陳江水為妻；陳江水因為掌握家庭經濟權力和男性役使權力，可以任意對林市進行原始獸性的性虐待和性掠奪，并屢屢以食物作為充滿病態快感的獎懲工具。而林市，為求免于饑餓，惟有默默地忍受男性所施加于自己的性暴力。性欲、暴力和食欲這些人類原始本能在男權社會中的交織，把女性變成了任意買賣的物品，被人泄欲的工具，服侍男性的奴隸。林市在父權統治桎梏下經濟不能自立的生存凄涼和自我被放逐的物化悲哀，寫盡了舊時代里“生為女人不是人”的女性悲劇。林市后來在忍無可忍的精神恍惚中，將陳江水瘋狂地斬成肉塊，這種以弱殺強的原始性突圍，蘊含著一種對男權秩序的顛覆精神。“在象征意義上，可說是代表了對于女性遭受物化的反抗與控訴，將女性分崩離析、飽受切割的自我主體，投射到男性的肉體上。 ”〔4〕從《殺夫》可知，李昂作為80年代臺灣文壇上最見力度的女作家，她在性文學領域的大膽挑戰，她在女性本體意識上對臺灣不平等的兩性關系所做的深刻思考，使她當之無愧地走在了新女性主義文學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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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臺灣經濟轉型時代女性遭遇的現實癥結，面對社會價值觀念急劇變革背景下女性的人生調適，臺灣新女性主義文學是以直面人生的現實精神，從女性感同身受的婚姻結構、家庭模式、愛情觀念、事業前程、角色沖突等問題切入，寫出了臺灣婦女從傳統女性到現代女性之間角色轉換的難題。
　　廖輝英在《今夜又微雨》一文中指出，身處轉型期社會之中的現代男女，“不僅自處艱困，相處也或明或暗，如此那般的危機。對紅塵兒女而言，一切皆在不安定的轉換與錯亂之中紛擾，于是個別行為通常也有意料之外的非常情況表現。所以，現代男女必須飽受傳統例行與現代專有的雙重磨難之煎熬，無疑苦過從前那些世代的男男女女。”〔5 〕新女性主義文學在這種社會變遷的背景上寫臺灣女性所面臨的生存困惑，所經過的人生歷練，所選擇的兩難境地，它所體現的正是對女性現實人生的當下關懷精神。
　　新女性主義文學對臺灣女性現實境遇的描寫，從傳統女性和職業女性兩個層面上展開。在傳統女性那里，婚變、外遇帶來的情感危機和生存擱淺，是她們遭遇的致命創傷。變遷中的臺灣社會，帶來女性角色的多元化，男性更有機會將他們接觸到的社會女子與滯留家中，依附丈夫的家庭主婦相比，婚姻的冒險與誘惑，比較與失衡自然增多，也加大了夫妻情感的危機。加之社會對于男性情感走私的一向寬容和庇護，婚變中的女子不僅在財產分配、孩子監護方面得不到平等待遇，離婚后還往往被人指責“連一個丈夫、一椿婚姻都保不住”。傳統女性以終生幸福維系于男子的舊觀念來對待急劇變化的工商社會，往往出乎意料地遭受人生的滅頂之災。肖ｊìｎｇ＠①《唯良的愛》中的唯良，袁瓊瓊《自己的天空》中的靜敏，廖輝英《愛與寂寞散步》中的李海萍，《不歸路》中的李蕓兒，就是這種掙扎于婚變和外遇之中的傳統女性。對唯良、靜敏、李海萍這些家庭主婦來說，小時候生活在父親的家，長大了擁有丈夫的家，自己全部的生活就是丈夫、孩子、家。一味籠罩在男性主體的話語之下，希望通過愛情和婚姻，全身心地依賴男人，直到家庭這舟沉沒，才發現自己紅顏已老，身無所長，淪陷于情感困境和生存困境難以自拔。對于婚變后的抉擇，唯良千呼萬喚不見丈夫回頭，絕望之中走向毀滅之路。而靜敏、李海萍她們，雖然一度沉落于萬念俱灰的生命谷底，最后終于走向人生挫敗中的自我拯救，在復出社會工作的過程中爭取了為生存自主、為人格獨立、為生命張揚的女性權利。經過了開店、跑保險業務的社會歷練，靜敏從一個哭哭啼啼的弱女子，變成了自主的、有把握的女人，奮斗出一片自己的天空。從一個擺地攤賣衣服的小販，到“亦然”飲食店的服務員，再到“人杰VIP俱樂部”的職員，最后成為T報婦女版的主編，李海萍以一個能做自己的主人、能心智成熟地承受生活寂寞、能把小愛轉化為大愛的形象，走出了婚變女性自我拯救、自我成長的人生之路。比起現代子君的愛情悲劇，當代“娜拉”們再度出走的實現，是以經濟獨立的追求作為前提的；但經濟的獨立并不意味著女性解放的全部，沒有人格精神的自立自強，能夠獨立生存的女人也仍然要依附男人而生存。如同《不歸路》中那個柔軟不幸的李蕓兒，經濟的獨立，感情的掙扎，都無從改變她結婚無望、求妾不得的“黑市夫人”的尷尬位置。男性情結的苦苦纏繞，使她注定踏上失去自我的“不歸路”。
　　對于現代職業女性而言，女性角色多元化引起的人生沖突，造成了她們在事業與家庭、愛情與婚姻、個人與社會之中選擇的兩難境地。廖輝英的《紅塵劫》、《今夜微雨》、蔣曉云的《姻緣路》、呂秀蓮的《拾穗》、曹麗娟的《紅顏》，集中反映了那些事業領先、學有所成的現代女性的情感困境。在生存競爭激烈的工商社會，現代女性往往以一種男人式的強悍和苦行僧式的克制，將女人的天性、情感和世俗生活欲望壓抑到最低點，全力以赴成就事業。但事業成功的同時，又伴隨著感情的落寞，不是佳期已誤，就是知音難覓，特別是大男子主義傳統依然深重的現實社會里，事業女性常常被男性排斥和冷落，他們狹小的人生之船載不動雄心萬里的豪客。《紅顏》中的路敏得到了留美博士的學位，卻嫁杏無期，成為眾人的話柄；《拾穗》中的“她”，堪稱優秀出眾的女子，在愛情的田野上“拾穗”，力求完美卻是兩手空空而歸；《紅塵劫》中的廣告界女強人黎欣欣，雄心與能力敢與男子一爭長短，卻注定不該動情，每一動情，必有損傷，終于在弱肉強食的人生逐鹿中敗下陣來，對充滿劫難的紅塵世界深感絕望。《今夜微雨》中的杜桂洛，容貌美麗，精明干練，事業一帆風順，婚姻卻一再觸礁。因為男人無法容忍女人的能干，她總也難以實現“過一家一業、正正常常的夫妻生活”這個起碼而普通的愿望。對這些踽踽獨行在無望的姻緣路上的事業女性，新女性主義文學滿懷同情地描寫了她們內心的失重和哀怨，也幫助她們反省自身的偏頗和局限，努力從事業與生活兩者分離的困境中走出來。同時，作品通過現代女性血淚交織的人生拼搏畫面，讓人們意識到臺灣工商業畸形發展，物質文明與精神建設不相協調的現實，認識到要清除封建殘余思想、爭取真正的兩性平等，還必須經過漫長曲折的奮斗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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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新女性主義文學以重建與再塑的積極導向，塑造了充滿現代精神的女強人形象，意在倡導女性的自我覺悟與自我完善，做一個“以生為女人自傲，能充分發揮志趣，適度保持自我，負責任盡本分，有獨立人格思想而與男女兩性均維持和睦真摯關系的女人。 ”〔6〕
　　新女性主義文學的創作者歷經社會磨練，又深受新女性主義運動影響，她們本身就是時代的強者。廖輝英“在廣告圈和企業界沉浮了十多年，因為職位的關系，練就了一層外表，被稱為‘廣告界的女強人’”；〔7〕朱秀娟愛文，習商，寫小說，開貿易公司， 是臺灣文壇的一個異數。以倡導新女性主義運動而聞名臺島的呂秀蓮，更是事業女性的前衛代表人物。在他們看來，“女性在謀生技能、常識基礎這些方面，絕不輸于男人之體力、智慧和耐性，其實也不弱于男人，因此，有些卓撥的女性，必然超群而出。”〔8 〕新女性主義作家們的自身歷練與人生理解，成為她們塑造女強人形象的現實生活土壤。廖輝英《盲點》中沖破封建的家庭倫理規范、開拓自己事業天地的丁素素，蘇偉貞《世間女子》中艱難創業與人生突圍的唐寧，肖ｊìｎｇ＠①《霞飛之家》中一生創建、經營“霞飛之家”西餐廳的桂美，朱秀娟《女強人》中從高考落榜生成長為商界女經理、兩度拒絕沒有自我的婚姻傳統的林欣華，《丹霞飄》中具有東方女強人氣質的服裝設計師尹桂珊，以及呂秀蓮《這三個女人》中的新女性高秀如，《貞節牌坊》中堅持獨立人格的舞女藍玉青，盡管她們性格各異，境遇有別，卻都有著從普通人到新女性的共同奮斗歷程：一方面，以抗衡和顛覆的勇氣，她們敢于面對男性的道德規范和世俗偏見；另一方面，以新女性理想的張揚，她們勇于發展自我，塑造自我，從而成為女性的強者。
　　呂透蓮的創作以兩性之間的關系作為取材的對象，藉以呼應她所倡導的新女性主義思想，從而把臺灣的女性文學提升到新的社會層面。中篇小說《貞節牌坊》“是就傳統貞操觀念所作的‘世說新語’。我以為貞操不應限于兩性的性關系。它是每個人對自己尊嚴的維護，與對生活原則的堅持。現代化的貞操觀念，應從禮教的桎梏提升為人性的修煉，從被動的束縛轉換為主動的操持，更從女性片面的倫理擴充為兩性全面的道德戒律。”〔9〕作品中的女主人公藍玉青， 家道中落后被迫輟學當舞女養家，她不為“菲華企業董事長夫人”的桂冠所誘惑，堅持與普通醫生葉明真誠相愛，并貞節互期，富貴不移。藍玉青的獨立人格精神，她向世俗挑戰的現代貞操觀念，則顯示了臺灣普通女性的成長。
　　《這三個女人》作為臺灣新女性主義文學的經典作品之一，它主要透過起點相同而際遇各異的三種女性人生狀態，來探討知識女性的業力因緣在現代社會生活中的激變。以少女時代全部豪情壯志換來家庭城堡入境許可證的洋博士夫人許玉芝，雖然不乏世俗稱羨的幸福，卻時時感到失去自我的困惑；沉溺于愛情的象牙塔的美麗少婦汪云，到頭來竟發現自己守護的是一樁荒謬而慚愧的婚姻；而熱心事業追求和社會工作的名教授高秀如，雖然單身卻擁有充實的人生和獨立自主的人格。不再以尋找男人的庇護作為生命依托，不再以男性世界的規范作為行動準則，高秀如在實現自我價值的奮斗中走向了新女性的成熟。作者以理想型的高秀如、矛盾型的許玉芝、家婦型的汪云在社會人生激變中最終的殊途同歸，奏響了新女性生命的三重奏，也為臺灣社會提供了不斷走向自我覺醒和自我重建的女性楷模。
　　新女性主義文學的批判鋒芒、現實指向和重建精神，體現了女性意識的自覺和文學創作的進步，也為臺灣社會的價值觀念變革和兩性關系改善帶來了新的曙光。同時，我們又必須看到，傳統與現實的沖突，新舊價值觀念的矛盾，男性規范與女性解放的ｄǐ＠②，又常常纏繞著現實人生，影響著文學創作。如同經濟獨立并不能代表完全的女性獨立一樣，新女性主義文學也難以造就所有的、真正的新女性。問題的癥結在于：一方面，從掙脫傳統權力關系格局出發的某些現代女性，雖然經歷了兩性關系的重整和經濟自立的奮斗，她們仍然掙扎于傳統與現代角力的泥淖，以致于迷失自我，重蹈人生怪圈。《自己的天空》中的靜敏，從被第三者顛覆的家庭中出走，成為經濟自立而自信的女強人，卻又重復歷史般地成為他人婚變中的第三者——“這次是她了，她是那另一個。”蘇偉貞筆下那些看似現代卻又無所自處的女性，每每控訴著父權統治，骨子里又纏繞著父權情結；一心否定傳統婚姻，卻又勘不破情關，走不出老舊故事的幽怨。新女性主義文學的這種創作缺失，自然影響到新女性形象的素質與品位。另一方面，新女性主義文學對女強人形象的塑造，理想色彩過重，浪漫虛幻有余，本真深刻不足。朱秀娟那部頗有影響的《女強人》，完美得象“一本中規中矩的‘勵志’小說”。主人公林欣華的女性創業史，一是充滿了際遇的巧合，二是憑借個人的努力可以無往而不勝。這種充滿生活幻象的描寫，恰恰掩飾了工商社會生存競爭的真相。林欣華以工作狂的形象出現，要強到動輒鋒芒畢露，凌厲逼人，生命的血肉被過濾干凈，婚姻與工作的沖突被刻意鋪陳，周遭的人物為她所調度和驅使，這個形象的真實程度難免不被人懷疑。由此可知，女性意識的確立和女性解放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新女性主義作家在塑造筆下新女性形象的同時，也仍然面臨著現代女性價值觀的重建與提升。
　　注釋：
　　〔1〕葉石濤：《林海音論》，載《臺灣鄉土作家論集》， 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266頁。
　　〔2〕李昂：《我不是大女人主義者》，載《女性的意見》， 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70頁。
　　〔3〕李昂：《寫在書前》，載《殺夫·鹿城故事》，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年版，第8頁。
　　〔4〕張惠娟《直道相思了無益》，載《當代臺灣女性文學論》，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55頁。
　　〔5〕廖輝英：《今夜又微雨》，載臺灣1986年3月23日《聯合報》。
　　〔6〕呂秀蓮：《新女性主義》，敦理出版社1986年版。
　　〔7〕廖輝英：《油麻菜籽·自序》，載《油麻菜籽》， 皇冠出版社1983年版。
　　〔8〕轉引自《〈紅塵劫〉作者與作品簡介》，載《紅塵劫》， 海峽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
　　〔9〕呂秀蓮：《鐵窗下搖筆桿·自序》，載《這三個女人》， 北方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 ＊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立加夾
　　　＠②原字為牛加氐
　　
　　
　　
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93-9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樊洛平19961996 作者：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93-9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樊洛平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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