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

　　（［日］松永正義　著　　秦弓　譯）
　　讀林氏這篇論文，首先感受到的是：臺灣文學史研究，正確地說是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新文學運動史研究，終于進入了新階段，或者在它應該進入新階段的時候來到了。在這個《臺灣的臺灣史研究》特集中，我之所以要對既非單行本又非概括性的論文的這篇論文說點什么，原因就在這里。首先，簡要回顧一下１９４５年以后關于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新文學運動（以下簡稱“日據下新文學運動”）的研究歷程。
　　我認為，從１９４５年以后到７０年代，關于日據下新文學研究歷程，可以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１９４５年到１９５０年前后的光復初期，也就是直接繼承并繼續推進新文學運動的時期。不止文學，這一時期整個臺灣文化界的課題，都在于克服殖民統治的傷痕，實現旨在推進新生臺灣文化重建的臺灣復歸（發掘臺灣的固有文化，繼承日據時期的文化抵抗運動）與中國復歸（學習、繼承五四運動以來的中國新文化運動）。關于日據下新文學運動的研究，也作為這個課題研究的一環，作為日據時期文化抵抗運動的參加者光復后諸活動的一環，而開展起來。在研究者的意識中，這與其說是歷史的研究，毋寧說是為了現在的活動而做的總結。譬如，《臺灣年鑒》［（１）］第十七章《文化》（王白淵執筆）第一節《文學》里面，王白淵就已經把日據下的臺灣新文學運動史做了簡要的概括。這一節從分析光復后文學界沉滯的原因開始，以富于象征性的“臺灣已經光復了”一句結束。說起來，《臺灣年鑒》本來就是基于“本省今后的建設……其著手之初，必須明了以往的狀況”（該書序文）這樣一種認識編成的。另外，王詩瑯的《臺灣新文學運動史料》［（２）］，也寫成于當時圍繞著臺灣文學方向的論爭之中［（３）］。
　　這一時期值得注意的還有：楊逵創刊的《文化交流》雜志創刊號（１９４７年１月）上，作為“紀念臺灣新文學二開拓者”特集，舉出了賴和與林幼春；賴和《善訟人的故事》（民眾出版社，１９４６年）、楊逵《鵝之嫁》（三省堂，１９４６年３月）、楊逵《送報夫》（臺灣評論社，１９４６年７月）等作品集相繼出版。這些都跨越了皇民化運動期的空白，直接繼接了二、三十年代的文化抵抗運動，所以，可以看作表現了想要發起光復后的活動的志向。
　　然而，二·二八事件后好不容易繼續下去的這一方向，卻因１９５０年前后的大鎮壓而銷聲息影了。后面將要述及的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所附錄的詳細年表（林瑞明編《臺灣文學史年表（未定稿）》）中便可見出，從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５３年，作品與評論中幾乎見不到值得一看的篇章。與戰后文學其自身的命運相并，文學史研究也必然體驗到這種決定性的斷絕。
　　研究史的第二階段，從１９５０年前后到１９７０年前后，這一時期也可以叫“保存的時期”。不限于文學，研究臺灣這一工作本身就已被視為危險活動，在這樣一種氛圍中，在年輕的研究者幾乎不參與這種研究的斷代情況下，步履維艱繼續從事這一研究的，是或多或少在日據時代有過文學活動經驗的人們，其中起中心作用的，是各地的文獻委員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的機關刊《臺北文物》（主編王詩瑯）第３卷第２、３期（１９５４年８月、１２月）的《新文學、新劇特輯》。特輯的執筆人中羅致了日據時代文學運動的體驗者。在當事人留下證言極為困難的情況下，特輯不僅集中了許多珍貴的證言，而且黃得時的《臺灣新文字運動概觀》、廖漢臣的《新舊文學之爭》、廖毓文（廖漢臣）的《臺灣文字改革運動史略》等文，可以說是含有許多現在仍有所裨益的基礎性研究，決定了研究的框架。
　　這一時期的其他活動有：１９６４年４月吳濁流創刊的雜志《臺灣文藝》刊載了王錦江（王詩瑯）的《日據時代的臺灣文學》（第３期，１９６４年６月），鐘肇政編《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１０卷，文壇社，１９６５年１０月）第１卷收入楊逵、陳火泉、吳濁流等從日據時代就參加文學活動的作家戰后的作品。這些活動雖然著力于當時當地文學活動的崛起，但也把日據時代納入視野予以評價。引人注目的是，葉石濤在１９６５年就寫了《臺灣的鄉土文學》［（５）］，提出了把日據時代的文學與戰后的當地文學作為“鄉土文學史”來統一把握的視點。以上三人在７０年代重新審視日據下新文學的活動中都起了大作用。
　　然而可以認為，這個時期的這種活動，與其說是現時性的活動，毋寧說為了不斬斷歷史之根的意味更強。把這一時期稱之為“保存的時期”，原因就在于此。把歷史作為當前的文學應該繼承的傳統予以恰當的地位、加以研究，還要等待７０年代。
　　研究史的第三階段。７０年代，伴隨著新民族主義的勃興，日據時代的文化抵抗運動，作為賴以植根其間的歷史，作為反帝運動應引以為據的抵抗傳統，而被精細審視，資料的發掘與研究急速進展。因而這一時期也可以叫再發現與弘揚的時期。這一動向最早的例子，可以舉出陳少廷的《五四與臺灣新文學運動》［（６）］。陳文概述了日據下新文學運動的歷史，同時確認了它的性質是受到五四運動直接影響的啟蒙運動，是抗日民族運動，將其作為現在的運動應該繼承的傳統給予弘揚，把重點放在啟蒙與抗日上面，顯然是為了切合當時的狀況。無論如何，由站在當時思潮潮頭的《大學雜志》來開這一先河，是再合適不過的了。可以說，它以研究的第二階段為媒介，重現了第一階段的志向性。后來，《大學雜志》又編輯了總題分別為《日據時代臺灣新文學與抗日運動座談會》［（７）］與《文學、時代、傳說》的座談會特集［（８）］，著力于史實的發掘。后者后來改變若干內容，整理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回顧》［（９）］，其特征在于：不單考察日據下的新文學，而且將其作為同大陸文學活動與戰后文學相關的文學現象來審視。另外，后來陳少廷整理出《臺灣新文學運動簡史》［（１０）］，這是臺灣文學研究最初的專著。但其內容幾乎盡是由《臺北文物》兩冊特集所載的事實構成，因而也可以說伴隨著再發現階段的終了，它也就完成了自身的使命。
　　陳文發表的第二年，《中外文學》連續刊出顏元叔、張良澤、林載爵等的論文［（１１）］，帶來了新的契機。前兩篇未曾見到，不能說什么，就林文來說，它從比陳文更內在性的視點出發，努力發掘文學傳統，它把楊逵與鐘理和的精神作為植根于鄉土的文學精神的精髓來把握，在評說其成就不足之前，先認定應該繼承這種精神。之后，《中外文學》、《幼獅文藝》、《文季》、《夏潮》等雜志，發掘、登載了鐘理和、楊逵、呂赫若、賴和等作家的作品。繼而，楊逵、張我軍的作品集，還有張良澤編輯的鐘理和、吳濁流、吳新榮、王詩瑯等作家的全集等相繼問世。
　　吳濁流逝世后，鐘肇政主編的《臺灣文藝》編發了鐘理和、吳濁流、張文環、葉榮鐘、廖漢臣等作家特集，與《日據時期臺灣文學日文小說譯作專輯》、《臺灣小說中的太平洋戰爭經驗專輯》等專題特集；改組之后，又刊出了張文環、王詩瑯、楊逵、翁鬧、賴和等的特集。
　　在上述活動的影響下，收入日據時代作品的集子又有《日據下臺灣新文學》［（１２）］、《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１３）］，分別由明潭出版社、遠景出版社推出。進而，又有大致包容了日據時代的主要文學雜志（無產階級文學方面的雜志有遺漏）的重印本《新文學雜志叢刊》［（１４）］問世。這一叢刊連同此前重印的《臺灣青年》、《臺灣》、《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１５）］，可以說，這樣一來，主要作品就容易讀到了（無產階級文學刊物與日刊后的《臺灣新民報》，還是不容易讀到）。另外，《日據下臺灣新文學》第５卷作為“文獻資料選集”，連同日據時代的主要資料，收入了《臺北文物》兩冊特集的主要論文，也可以說提供了最基本的信息，一卷在手，便于考察。
　　研究方面，除了前面提及的《中國現代文學的回顧》、《楊逵畫像》之外，還有葉石濤的《臺灣鄉土作家論集》［（１６）］、黃武忠的《日據時代臺灣新文學作家小傳》與《文藝的滋味》［（１７）］，彭瑞金的《泥土的香味》［（１８）］高天生的《臺灣小說與小說家》［（１９）］等單行本（以上只列舉筆者之所見，恐怕掛一漏萬）。
　　從以上看來，再發現與弘揚的階段已經終了。下一步期待著超出《臺北文物》（二冊）所收資料范圍的事實發掘，多種視點的作品論、作家論的深入。那么，這新階段是否已經到來了呢？依我看，它正在向我們走來。葉石濤的《臺灣文學史綱》［（２０）］，就似乎是走向新階段的過渡期的產物。
　　據鄭炯明的說明，從１９８３年春起，《文學界》的同人，即葉石濤、陳千武、趙天儀、彭瑞金、林瑞明、鄭炯明、陳明臺、陳坤侖、曾貴海等，就計劃編寫臺灣文學史，他們決定一邊收集資料，一邊先由葉石濤撰寫大綱［（２１）］。《文學界》第５集（１９８３年１月）收入了鐘肇政、鐘理和等人的《文友通訊》（５０年代為其同人的聯系、鉆研而發行的非公開同人通信志），著手于文學史資料的發掘。當前述時機來臨，他們投入了更大的氣力。《文學界》第８、９集（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１９８４年２月）收錄了《中華日報》日文版文藝欄，第１０、１３集（１９８４年５月，１９８５年２月）收錄了《臺灣新生報》副刊《橋》，從而集納了光復后不久重要報紙文藝副刊的主要作品，另外，葉石濤執筆的文學史大綱也于第１２、１３、１５集（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１９８５年２月、１９８５年８月）刊出。《臺灣文學史綱》由葉石濤撰寫的大綱本文與瑞明編寫的詳細年表《臺灣文學年表》構成。
　　《臺灣文學史綱》的刊行，有兩個重要意義。第一，在光復后不久的重要資料基礎上寫成，所以，書中的這一部分頗為出色。但遺憾的是本書關于日據時代部分，基本上沒有超出此前我們所知的整理水平。第二，本書把從清代到日據時代直至戰后作為一而貫之的歷史來看待。此前，日據時代與戰后文學各自有數部通史，但將二者一而貫之地梳理出來，本書還是第一部，名符其實的臺灣文學史，本書可說是嚆矢［（２２）］。
　　由以上兩點可以認為，本書的出現標志著文學史研究進入了應當超越此前再發現與弘揚階段的新階段，就日據下新文學的研究而言，超越了兩冊《臺北文物》的框架，進入了發掘新資料、從新視點出發進行研究的階段。
　　那么，這篇論文所探討的賴和的情形怎樣呢？從正文后的附錄的《賴和研究文獻目錄》（本刊從略——編者）可以看出，它正處在前述流脈之中。即：第一階段僅限于作品的刊行，第二階段的《臺北文物》雖對目錄第１３項有所觸及，但過后便被忘卻，到第１４項，提出“賴和是誰”（王詩瑯《賴和是誰》，載《夏潮》第１卷第６期，１９７６年９月）的問題，表明了對賴和的重新認識，另外，其作品重印，加之全集（李南沖編《賴和先生全集》，李南沖編《日據下臺灣新文學》明集第１卷，明潭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３月）的發行，使人們能夠讀到賴和的已刊作品與未刊稿。再發現的工作到此大體完成。就研究而言，第１４、１９、２２、２９、３４等項都可以說是著眼于再發現上面。其中，第１９項（林邊：《忍看蒼生含辱——賴和先生的文學》，《臺灣文藝》第６１號，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可以說是代表性的出色的論考。然而，雖然全集的刊行使再發現告終，但第２４、２５、２６項正是在此基礎上，讓人看到了視點上的新拓展，就資料而言，沒有超出全集的范圍。與此相對，這里所論及的林瑞明的論文，不僅詳查賴和未公開的稿本，細心收集其周邊資料，勾輯此前不為人知的側面與傳記材料，而且就賴和文學的問題做進一步的分析，可以認為，正是這一點表明步入了研究的新階段。
　　林瑞明生于１９５０年，畢業于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現在成功大學歷史學系任教。他是史學工作者，也是詩人，曾以林梵為筆名出版《失落的海》、《流傳》、《未名事件》等詩集。作為文學史家，如前所述，他是《楊逵畫像》的作者，也是《文學界》資料發掘的中心成員之一，又是《臺灣文學年表》的編撰者，從７０年代起就開始了不止于單純弘揚前驅者的出色工作。
　　現在，終于應該來做林氏這篇論文的介紹了。但在這之前，還是簡單地介紹一下賴和為好。
　　賴和生于１８９４年，即日本占領臺灣的前一年。從臺北醫學校畢業后，除１９１７年至１９１９年任職于廈門博愛醫院之外，大部分時間在故鄉彰化開業，作為爽直謙和的名醫，深為民眾敬慕。１９２１年文化協會成立，他當選為理事，為抗日文化運動盡力，１９２３年因臺灣治警事件而入獄。文化協會分裂后成為文化協會代表，又當選為民眾黨干事，由此可知，他不拘于黨派的立場，廣泛地參加各項活動。但有左派傾向。１９２５年寫的散文《無題》，是臺灣最早的白話文作品，以后以其實績成為臺灣白話文的新文學運動的領袖，又作為《臺灣民報》文藝欄責任編輯培育新人，居于應該稱之為臺灣新文學運動之父的重要地位。他的作品大多描寫受虐的民眾的生活，質樸得直如當時的實情，堪稱優秀之作。１９３６年以后鎮壓嚴酷了，他擱筆不寫。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太平洋戰爭開戰的翌日，他被投入監獄，翌年１月出獄。但因獄中落病，１９４３年１月逝世。他的生涯大致貫穿日本占領臺灣的整個時期。
　　關于賴和，這篇論文分下列九章做了論述：一、前言：文學與時代；二、民族意識與復元會；三、來自民間，回到民間；四、從舊文學走向新文學；五、初期作品的白話文運用；六、文學創作與文學活動；七、路線的轉折——《前進》的探討；八、文學內容的分析——作品的藝術性與思想性；九、結論：賴和在文學史上的位置。
　　下面就順著這九章的順序看一下論文的內容。
　　這篇論文大體上以賴和的一生為縱向線索來展開，但同時每一章都抓住一個話題，集中分析那一時期賴和的重點問題。第二章《民族意識與復元會》，作為總督府醫學校時期的話題，論述了賴和很可能加入過復元會。接下來，第三章《來自民間，回到民間》，以廈門時期的心境為中心展開論述。這兩章分析了成為文學家以前的賴和的思想，尤其是與民族意識的關系。關于這一時代的賴和，此前的所有賴和論都完全未曾論及。
　　所謂復元會，是由王兆培、翁俊明等發起的、以總督府醫學校為中心的中國革命同盟會的外圍團體。目前，關于其會員只能判明極少數。林瑞明舉了許多理由來判定賴和是其會員，這里擇要列出：１、在賴和的未刊稿中，有一首作于這一時期的七律《登樓》，詩中之樓可以認定為復元會集會常用的江山樓，另外，其末聯為“如此江山竟淪沒，不知此責誰担承”，可以認為表現了復元會“光復臺灣”的宗旨。２、賴和不用日語及日本年號，另外，在后來發起的詩社——應社——成立的章程里也可以見出民族意識的志向性。３、賴和傾向孫文的感情。４、這一時期賴和與翁俊明、王兆培等的合影。５、他與既是同盟會員又是復元會員的社總明的親密關系。６、就他與翁俊明的關系來說，賴和去廈門，也許就與翁有關系。另外，１９４１年賴和被捕，似乎也是由于他同翁的關系。林瑞明的上述推論，富于說服力，并且，在其推論過程中，自然而然地讓人理會到賴和的民族意識的存在。
　　接下來是廈門時期。在展開論題之前，林瑞明首先追溯了賴和的家系：其祖父因在戴萬生事件中積極參加起義而零落，后來作為宗教性的民間藝人而立身行世，其父也繼承了前輩的“事業”，以道士為業。林瑞明指出，在這種與民間習俗保持密切關聯的“小傳統”（little tradition）中度過的幼年生活，在考察賴和與民眾的關系時相當重要。隨后，由于漢學塾先生的影響，接受了那種“大傳統”（great tradition），賴和的民族意識更為明確。加上與復元會相關的民族主義，正是賴和廈門之行前夕的思想狀態。
　　接下來，本章通過作于廈門的未刊舊詩的探討，論證了廈門時代的賴和內心世界的糾葛與痛苦：一方面五四運動后反日情緒高漲，另一方面他又在作為臺灣總督府的對岸政策之一環而設立的醫院中任職；一方面他懷有民族意識，另一方面對大陸的現實感到失望，也就是說，他以受挫的心情回到了臺灣。回臺后，他以一介鄉醫身份度日，即所謂“來自民間，回到民間”。
　　賴和身上矛盾，源于一方面作為理念的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打開了他的新視野，另一方面他處在實際上被大陸的政治過程疏遠的位置。雖說對于在大陸者來說并非想要疏遠，但對于從臺灣去大陸的人來說，還要回到日本殖民統治之下，而這未必意味著放棄中國近代民族主義。返回民間（回歸本土）同中國近代民族主義也并非矛盾，但可以想象二者之間生有某種間隙。這樣的事情，在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中關于大陸的部分也能見到。怎樣來理解臺灣的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意義呢？即使在思考現在的統一與獨立問題的歸趨上，這也是個關鍵性的問題，所以怎樣思考這種間隙就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雖說在這篇論文中，只不過觸及了這一問題的切口，但找出未刊稿中的幾首詩，以此在賴和身上注意到這一問題，可以說是這篇論文的功績。事情既然進行到這里，那么在今后的研究中，應該做出超越語面上主張中國或臺灣的深層分析。
　　論文第四、五兩章探討的是開始白話文創作之前的情形，也就是文學家賴和的形成過程。
　　第四章指出，作為初期賴和文學素養的，是傳統文學與通過日文翻譯接觸的雨果、屠格涅夫、羅伯遜等西方文學。在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影響下，這些文學素養結出白話文創作之果。進而根據未刊稿本的考察，論證了賴和早在１９２１年就已有了文白夾雜的詩歌創作嘗試，１９２３年寫了完全用白話的新體詩（臺灣公開發表的最早的新體詩，是同年謝春木的日語詩），１９２４年作了大量白話詩，也就是說，在張我軍倡導白話文的新文學之前，他就已經有了白話文創作的練習，而這種練習成為賴和最初發表的白話文創作、也是臺灣新文學運動第一步的《無題》（１９２５年）的基礎。從論文中引用的未刊稿中的白話詩，我們可以明了：當時賴和的思想，是怎樣活生生地體現了五四運動的新思想。
　　第五章，通過對初期作品的分析，論證了賴和的文體基本上是中國的白話文，是一種與臺灣語的語匯、結構有相當距離的異質文體，這“足以證明從臺灣新文學出現之初，就受到中國白話文的影響。若是受了日本的影響，那么其發展的方向會是別一種情形”。但林瑞明又細致地分析到，賴和在其文脈中引入了臺灣語的語匯、結構，因而也能見出和諧的臺灣地方色彩。另外一個值得注目的見解是：賴和担當《臺灣民報》文藝欄的編輯，對投稿認真加工，在白話文草創期提供出色的白話作品，與此相并，白話文的能力也是臺灣文壇推重賴和的重要原因。
　　第六章《文學創作與文學活動》，是對賴和的全部白話文創作的概觀。關于這一章沒有什么應該說明的，只是值得注意的是林瑞明在章末指出：賴和贊成１９３０年以來提起的“臺灣話文”（以臺灣語來記載），１９３１年他還就此問題寫了文章，而后不久（到１９３４年１１月的《善訟人的故事》）便擱筆不再創作。這表明賴和深為這一問題而苦惱。這是因為開始用臺灣語創作是幾乎要用與開始中國白話文創作同樣精力的難事。１９３５年，賴和最后的作品《一個同志的批信》是用臺灣白話文所寫，顯然是一篇失敗之作。而這一失敗，正是后來賴和擲筆不作的原因。林瑞明得出結論說：“賴和因其漢文基礎與民族意識，對中國白話文懷有深厚的感情，也能夠運用自如，所以成為臺灣新文學史上的第一位作家。１９３１年以后，本土意識越來越強，嘗試用臺灣土語進行創作，結果顯然失敗了。而賴和也就此沉默了。”
　　３０年代初到１９３７年，是臺灣新文學史上成果最多的時期，但在這期間，賴和的創造力與作品質量一并衰退了，１９３６年以后完全告別了新文學創作（作傳統詩）。林瑞明把賴和沉默的原因歸結于中國近代民族主義與臺灣本土意識的矛盾。
　　然而，這一論斷未必說得上論證充分。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賴和對此未發一言，毋寧說賴和緘口默言這一事實本身成為喚起上面的假定的最大原因。所以，林瑞明的論斷，是對賴和之沉默的“閱讀”。而這是與第三章所見到的中國近代民族主義在臺灣的意義問題相呼應、與第九章結論里的賴和評價問題相關聯的“閱讀”。所以，關于這一點當做結論時再來考慮，現在還是繼續往下看。
　　關于第七章《路線的轉折——〈前進〉的探討》。１９２７年，臺灣文化協會分裂為社會主義派與民族派，文協成為左派占領的陣地，民族派組成了臺灣民眾黨。《前進》是為分裂后的文協機關志《臺灣大眾時報》而作的，是一篇包容著賴和對于分裂前后狀況的心緒的寓言性的散文。第七章分析了《前進》發表前后的賴和，指出賴和雖然對左派抱有同情，予以應援，但與臺灣共產黨保持一段距離，與民族派也有協同之處，賴和的思想基本上是民族思想，而不是階級思想，其立場是傾向于廣義的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我認為這是公允的評價。林瑞明通過未刊遺稿《赴會》（后收入全集）的分析，指出賴和對民眾所抱的同情與一體感，以及與此相反，對文化協會干部等的上流意識與奢華生活所持的反感，都建立在上述對左派的同情的基礎之上。這一論斷頗具說服力。
　　第八章《文學內容的分析——作品的藝術性與思想性》，以賴和的小說為中心，分析了作品對舊社會的批判（反封建）與對殖民地統治的譴責（反帝）以及充溢其間的抗議精神，進而對這些小說的現實主義風格、詩歌里面更為主觀性的理念、理想的表現等予以關注。尤其是把“覺悟”作為支持著賴和從殖民統治下的“死”走向“再生”這種轉換的關鍵詞，頗具說服力。
　　以上介紹的部分，都是在對未刊資料等的細心調查基礎上得出的創見，教益頗多。而不曾如此熱心去讀賴和的我，自然說不出更多的東西來。
　　下面來看第九章《結論：賴和在文學史上的位置》。林瑞明所認定的賴和的位置，大致可以歸結為：“賴和首先用中國白話文創作，在其創作中加入臺灣的語調，染上濃郁的臺灣色彩。此中自然具備了臺灣意識，但其臺灣意識在日據時代是同日本意識對立的，而并非同中國意識相對立。其后，隨著本土色彩濃厚起來，漸漸表現出弱小民族意識，這在日本的高壓統治下是必然的反應。臺灣的出路何在？在３０年代，這還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無論是本土色彩，還是弱小民族意識，都多少有點費解。連同第三、六章一并考慮，就會明白這指的是從中國近代民族主義視點出發進行總括時難以概括的某種意識。林瑞明對賴和的評價，似乎是在中國近代民族主義與這種“弱小民族意識”之間走鋼絲。而其背景中存在著賴和名譽恢復時評價的對立與其背后的“中國意識”、“臺灣意識”等問題。
　　１９５１年，賴和作為抗日烈士被祀于彰化的忠烈祠。而１９５８年卻作為臺灣共產黨的關系者被掃除出忠烈祠。其后直到１９８４年才有所謂恢復名譽、再度被祀于忠烈祠［（２３）］。同年２月，召開紀念此舉的講演會，但據說黨外雜志亦載文批判這次講演會。大概批判是臺灣意識派搞的，他們認為那次講演會的基調成了統一派的。其時恰值“中國結”與“臺灣結”的論爭最為激烈。若把這一問題引入賴和評價的問題，那么就變為：是重視中國民族主義的契機，還是重視與民眾密切相關的本土色彩。
　　我在前面說過林瑞明似乎在走鋼絲，是因為二者之間取此或取彼，難以裁斷，另外也不易折衷，要盡可能切入賴和作品自身，又要在兩者之間架起橋梁。尤其是對于單從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視點看來似乎難以理解的賴和，要充分切入他的實際提出問題，以此才能弄清中國近代民族主義在臺灣的意義。能象這樣提出問題本身便功莫大焉。當然，自不待言，所謂“尋找意義”，是說那是在臺灣，還是不在臺灣，也就是并非漫無邊界的尋找。在這一意義上，可以說這篇論文超越了泛泛而論的水平，為尋找問題本身找到了入口。
　　可是，之所以看起來像是走鋼絲，是因為這里不能不讓人感到一種危險。這恐怕不是林瑞明所說的“弱小民族意識”的實情被賴和作品自身所論證，而是源自看起來是否需要林瑞明對賴和的沉默進行的“閱讀”。而要搞清這一問題，恐怕僅僅局限于賴和論是不夠的，必須深化對包含賴和在內的臺灣文學史整體的研究。一般認為，關于３０年代“臺灣話文”的提倡，也有民眾化（黃石輝等）與本土化（郭秋生等）兩個方向，未必拘泥于單一的方向性，把３０年代的臺灣文學的傾向概括為本土化是否恰當也是個問題。就白話文創作夭折的原因而言，有臺灣文學的日語化問題，也有另外的問題，即如果臺灣普羅文學的形成與這種日語化趨勢相重迭的部分（譬如楊逵等），那么，它與白話文新文學在怎樣的脈絡上相關聯呢？
　　作為這些問題的背景，就有了怎樣認識中國近代民族主義在臺灣抗日運動中的意義這樣一個問題［（２１）］。它確實對臺灣抗日運動的形成發生過決定性的影響，但３０年代后半期以降，在臺灣島內卻不再見其表現。如果站在二者擇一的立場上，那么勢必認為二者是交替出現的，這個時期是常態的，另一個時期就成了變態的。若非如此考慮又能怎樣？林瑞明所站的立場就象是這樣的立場。
　　林瑞明所說的“弱小民族意識”，恐怕不是把中國近代民族主義作為變態而排除在外，也不單是其延伸，而是暫且對某種具有悲愴性質似的精神的命名。林瑞明在賴和的沉默中讀出它來，由此賦予賴和形象某種沖突的矛盾形成。而這也正如顯示了從自身矛盾出發的林瑞明的立場一樣，為我所能夠讀出。是否如此呢？
　　林瑞明的這篇論文載《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歷史學報》第１２號，１９８５年１２月。
　　注釋：
　　（１）　臺灣新生報社編《臺灣年鑒》，１９４７年６月。
　　（２）　王錦江（王詩瑯）《臺灣新文學運動史料》，新生報副刊《文藝》，１９４７年７月２日，收《文學界》第１０集，１９８４年５月。
　　（３）　比這些更早的有楊云萍《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回顧》（《臺灣文化》第１期，１９４６年９月），因未見而在本文中沒有觸及。
　　（４）　這方面資料的發掘，《文學界》第１０集（１９８４年５月）的特集《臺灣新生報〈橋〉副刊小說選刊》（《橋》自１９４７年８月至１９４９年３月發刊）所代表的努力功莫大焉。
　　（５）　見《文星》第９７期，１９６５年１１月，后收入葉石濤《臺灣鄉土作家論集》，遠景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３月。
　　（６）　見《大學雜志》第５３期，１９７２年５月。陳少廷論文發表的前一年，有黃得時《臺灣光復前后的文藝活動及民族性》（《新文藝》第１９０期，１９７１年１月）、吳瀛濤《概述光復前的臺灣文學》（《幼獅文藝》第２１６、２２１期，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１９７２年５月），均因未見而未觸及。黃得時、吳瀛濤是與第一、二階段的研究者同代人。同一年，同代人執筆、葉榮鐘等編的《臺灣民族運動史》（自立晚報叢書編輯委員會，１９７１年９月）也問世，時機也許可以說成熟了。
　　（７）　見《大學雜志》第７９期，１９７４年１１月。
　　（８）　《大學雜志》第１１９期，１９７８年１１月。本期整個安排為這個特集。
　　（９）　丘為君、陳連順編《中國現代文學的回顧》，龍田出版社，１９７８年１２月。
　　（１０）　陳少廷《臺灣新文學運動簡史》，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１９７７年５月。
　　（１１）　顏元叔《臺灣小說里的日本經驗》，《中外文學》第２卷第２期，１９７３年７月。張良澤《從鐘理和的遺書說起》，《中外文學》第２卷第６期，１９７３年１１月。林載爵《臺灣文學的兩種精神》，《中外文學》第２卷第７期，１９７３年１２月。均未見。
　　（１２）　李南衡編《日據下臺灣新文學》明集，５卷，明潭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３月。
　　（１３）　《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共１２卷，遠景出版社）１—８卷由鐘肇政、葉石濤編，集入小說，１９７９年７月出版，９—１２卷由羊子喬、陳千武編，集入詩歌，１９８２年５月出版。
　　（１４）　《新文學雜志叢刊》，共１７冊，影印中國期刊５０種之第２９種，東方文化書局，１９８１年３月。
　　（１５）　《臺灣青年》，影印中國期刊５０種之第１２種，東方文化書局；《臺灣》，同上，第１３種；《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同上，第１４種，出版年不詳。
　　（１６）　葉石濤《臺灣鄉土作家論集》，遠景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３月。
　　（１７）　黃武忠《日據時代臺灣新文學作家小傳》，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１９８０年８月；《文藝的滋味》，自立晚報社，１９８３年１０月。
　　（１８）　彭瑞金《泥土的香味》，東大圖書有限公司１９８０年４月。
　　（１９）　高天生《臺灣小說與小說家》，前衛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５月。
　　（２０）　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文學界雜志社，１９８７年２月，收入葉石濤本文與林瑞明《臺灣文學年表》。
　　（２１）　鄭炯明《為〈臺灣文學史綱〉的出版說幾句話》，《文學界》第２０集，１９８６年１１月。
　　（２２）　不過，通觀日據時代與戰后的嘗試，此前也并非沒有。譬如《中國現代文學的回顧》即是。另外，也不能忘記，給我們以臺灣現代文學之樂趣的《臺灣作家選集》（香港、臺灣作家選集編委會刊，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其開篇就是賴和的作品。
　　（２３）　關于這期間的經緯，詳見王曉波《臺灣新文學之父賴和先生平反的經過》，《文季》第１卷第５期，１９８４年１月，后收入王曉波《被顛倒的臺灣歷史》，帕米爾書店，１９８６年１１月。
　　（２４）　若林正丈《臺灣抗日民族主義的問題狀況再考》（收入《海峽——對臺灣政治的視座》，研文出版，１９８５年１０月），就１９２７年前后的“臺灣解放印象”的分岐，分析了臺灣抗日民族主義的動態，林瑞明在這里所做的工作，是把那種分歧作為一個作家的主體問題來把握，以究其深意。
　　（譯自臺灣近現代史研究會編《臺灣近現代史研究》第６號，綠蔭書店，１９８８年１０月）
　　　　　　　　　　　　　　　　　　　　（責任編輯　邊哲）
　　
　　
　　
臺灣研究集刊廈門073-080,08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松永正義/秦弓19951995 作者：臺灣研究集刊廈門073-080,08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松永正義/秦弓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42:45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