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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的版圖是否正在縮小
    當今的文學稱得上數量浩繁，繽紛多樣，加以各種“炒作”和“命名”層出不窮，使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若僅從表象看，似乎可以用“多元化”來描述。然而，冷靜思之，又會感到，這種“多元”勝景卻不無虛浮成分，甚至遮蔽了某些重要方面的闕失。比如，在文學功能得以全方位展開的同時，是否存在一些功能膨脹了，一些功能萎縮了的情景？是否因之帶來文學生態的嚴重不平衡，并導致了文學功能的弱化？事實上，放在當下的歷史文化語境里，這個問題已變得分外突出，只是我們未加正視罷了。比如，我們是否缺少足夠數量關注政治，關注現實，關注底層的大氣魄，大手筆的文學作品，而這與我們的某種偏頗的認識是否有關？最近，讀了一批作品，震動很大，它們促使我重新思考文學與現實，文學與政治，文學與時代的關系問題，同時思考什么是“文學本身”和“回到文學本身”，什么是文學的活力之源和創新之途？比如，作家張平把他的小說《國家干部》直稱為“政治小說”，周梅森也有類似提法，均不失為一種直率和勇敢。張平在這部小說的“后記”中所提的問題相當尖銳。他說，文學對腳下土地上所發生的一切越來越疏遠，除了用西方某些觀念和書本知識對當今現實生搬硬套外，對底層勞苦大眾并不真正熟悉，對正在發生的政治運作并不了解，對老百姓想些什么并不清楚。由于不了解政治，不了解社會，自然也就無法描寫政治和社會，惡性循環，只能距離政治越來越遠，距離社會越來越遠。這種情況并非只在新生代作家中有，中老年作家中也同樣存在。他還說，令人畏懼的是，總有一些人，一再認為這種現象是社會進步的表現。張平這番話，無形中提出了一個熟視無睹的大問題。對于當今的文學而言，沒必要所有的人都去研究政治，直接描寫政治，如果那樣便很荒謬，但是，一個民族的文學倘若在整體上遠離政治，基本放棄從政治的寬闊視角去解讀社會人生，那將是一種可悲的偏廢，那樣的文學斷難成大氣候。我們知道，把文學作為政治工具的歷史教訓是異常深刻的，在極左路線統治時期，扼殺個人聲音的現象比較普遍，因而新時期開初，有識之士提出了“回復文學的本性”和“回到文學本身”的吁求，自有非凡的意義。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文學該徹底地脫離政治，與政治決裂，或者認為文學的目的只能是為了自我滿足的需要，或只是自說自話的方式，與聽眾無關，無需承担任何使命。文學發生起點的個人感受性并不導致文學是與任何人無關的私密之事的結論。問題在于，究竟什么是“文學本身”？有沒有一種在歷史運動中與社會，政治，經濟，法律，道德，倫理，宗教等等互動著的，卻又被宣稱為與它們毫無關系的純粹的“文學本身”？試想，把一切都剝離掉了，還能剩下什么？本能？食與性？事實上，剝到最后，連“文學本身”也就不存在了。不應忘記，文學終究屬于意識形態，當然是審美意識形態。我們所講的政治理應是一個大概念，應該更側重于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的向度，既表征為權力的中心，經濟關系的集中表現，同時，又是以人為核心的社會性力量的交匯要沖，政治意識總是歷史地沉淀在一個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中，起著深層的控制作用，作為社會的人很難脫離，作為表現社會的人的文學，同樣很難脫離。我們對權力的層面往往比較敏感，對其文化心理結構的層面則往往忽略，在創作上，表現為故意回避和淡化，這無疑會損傷作品的社會歷史價值，大大削弱感染力。有些作品當然是可以遠離政治的，但純粹到一塵不染的，尚未有過。其實，所謂純審美論，無利害說，純“為藝術而藝術”，往往只是一種天真的想法。然而，當今的文學似乎并未意識到其重要性，每每遇到解析歷史，認識命運時，寧可用另外一套觀念，例如愛，死亡，物競天擇等（這也許是同樣需要的），也不愿從社會政治的通道進入生活并深化其開掘。這是一種放棄優勢而不用的自我束縛，不僅限制了文學題材領域的開闊，而且限制了文學眼光的開放程度，甚至犧牲了文學應有的一部分功能。這里存在著一些微妙的關系。比如，強調文學超國界，超種族，超語言，擴大人類普遍性的含量，與文學對本土的、當下的政治，經濟，社會，道德，倫理，習俗現狀的描繪（政治是其中重要的一環）之間的關系。就某種意義來說，后者是基礎，抽去這個基礎，人類性和超越性往往落空。個人化聲音的重要性也一樣。個人聲音的大小，強弱，及震蕩幅度，與其社會歷史人生內涵的深淺和有無批判精神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如果指出，當前的文學在總體上對公眾利益，公共事業缺乏足夠的關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讀者的回應熱情，應該不是無的放矢。與之相聯系的是底層意識的匱乏，對底層勞動者的隔膜，主要是對農民和農村生活表現的乏力，這些也都是形成文學版圖縮小的原因。然而，必須看到，有政治家的政治，也有文學家的政治，兩者之間既不能相互替代，也沒必要追求趨同。完全趨同就可能重返“工具論”的老路。文學家的政治不僅在于必須首先遵循文學的獨特規律，而且在于，必須是通過對人的靈魂審視而達到對人的精神關照，它更多地側重于政治與人的內在關系的角度。現在普遍的問題是，一些關注政治、貼近現實的作品，面臨模式化、平面化的困擾，缺乏新的思想和新的形式，相當多的作品停留在“反腐”的水平上，停留在義憤上，停留在黑幕小說的趣味上，或就事論事地、津津有味地描寫爭權奪利，勾心斗角，貪污受賄，腐化墮落的過程，或僅僅把政治理解為權力的操作，難以站到時代政治文明的高度，以整體性地把握生活和對政治文化的建構精神來統馭題材。在文學史上，我們可以毫不費力地舉出像雨果的《九三年》，斯湯達的《紅與黑》，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米蘭·昆德拉的《玩笑》，君特·格拉斯的《鐵皮鼓》等等作品，它們都含有很強的政治性，毋寧說是在寫政治，但那是何等睿智的眼光，超越了題材表層時空的有限意義。應該說，近年來文壇上以張平周梅森陸天明為代表的一批作家的“政治小說”是引人矚目的，他們的主要貢獻在于，以作家的良知和正義感、使命感，無情揭露和鞭撻了腐敗現象，向世人展現底層大多數人的生存境況，進而思考中國當代政治體制與經濟改革的矛盾關系，既思索政治體制對改革的影響力，同時探索偉大的改革對現存政治體制的反作用力。然而，必須看到，他們的作品包含著較強的新聞因素，政論因素，以及某些報告文學元素，近來更強化了“影視劇化”的因素，就其質素而言，不能說已經進入了揭示人的精神生活的深刻層面，也不能說已提出重大的時代性精神課題。我們的文學還缺乏真正意義上的高超成熟的“政治小說”。
    　　書寫風格的變化
    在今天，幾乎所有傳統的書寫方式和文學體裁都面臨著危機，只是我們不覺得罷了；在今天，幾乎所有文學領域的書寫風格都在發生微妙變化，只是我們尚未及時總結罷了。“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文體上的變化歸根結蒂還是社會生活的變化作用于審美意識的反映，過去這種變化被認為非常緩慢，現在不同了，由于時代變革生活的急遽和深刻，書寫風格的變化似乎也加快了。這里僅就我突出感受到的幾點談些看法。
    在敘事方式上，我們歷來有一種對史詩和全景的膜拜傳統，有一種把文學作為書記員和歷史教科書的傳統。恩格斯稱贊巴爾扎克時說，“他匯集了法國社會的全部歷史，我從這里，甚至經濟細節方面（如革命以前的動產和不動產的重新分配）所學到的東西，也要比從當時所有職業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那里學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這些話對構成所謂巴爾扎克模式有重要意義。誠然，并不是作家的本意要把文學當歷史來寫，而是作品客觀上具有了如此大的知識包容。但是，我們依然要問，在今天，這樣的方式還有多大存在理由，在傳媒如此發達的情況下，文學還要不要把大量篇幅交給經濟學、統計學或其他什么學？還有多少人希圖從作品中學習到比職業的專家那里更多的知識？這是頗可懷疑的。因為知識的結構和意義發生了巨變，人們汲取知識的途徑更多樣了，從文學中獲取的應該主要不是知識。這里，我并不簡單地認同那種排斥宏大敘事，提倡小型敘事的觀點，我只是從生活現實中感到，人們對文學的需要變化了：現在更需要一針見血的東西，更需要撥動現代人深藏的心弦的東西，也就更需要給作品減負，減肥，瘦身了，因為人類知識的重負太大了。于是，在創作上，一種不以展開的社會生活面多么廣闊為務，而是以集中的筆力深掘人性的作品出現了。像《許三觀賣血記》、《白豆》等似乎就代表了這種簡約的風格。記得四年前，正值世紀之交，長篇小說出現過一個競寫百年滄桑的熱潮，幾乎每部作品都是一百年的跨度，歷時性的結構，追求宏大的史詩氣魄，作者們為之耗費了大量體能和精力。應該說，力作也有，卻很少。問題出在傳統的創作方式與現實的文化語境之間的矛盾，作者的雄心壯志與讀者的實際需要之間發生了錯位。這一現象告訴我們，選擇史詩性的百年小說是要承担風險的。家族小說的“硬化”有助于說明這個問題。家族母題中生發的家族小說本是我國文學傳統中的強項，很多百年小說大都襲用家族小說框架，《白鹿原》的成功似更增長了作者的信心，然而，目前大量家族小說卻陷入思想的貧瘠化和情節的模式化不能自拔，無非重復一些任人皆知的道理。但任何事物又都不是絕對的，比如新近出現的百年小說《水乳大地》，就重新召回了史詩型寫法并取得了一定成功。本土化寫作的復興和新探索，應該是近年文學書寫風格變化的又一突出表征。自五四文學革命以來，借鑒外來形式也即“西化”始終是主導的傾向，現代意義上的新小說，無疑是在西化模式上建構的。民族化，民族特色，中國作風，中國氣派，這些口號雖也提倡，總是斷斷續續，有時會成為保守主義的遁詞。但當此全球化語境咄咄逼人之時，本土化寫作和本土化風格則變得意義非凡。莫言在《檀香刑》的后記里說，民間說唱藝術，曾經是小說的基礎，在小說這種原本是民間的俗藝漸漸地成為廟堂里的雅言的今天，在對西方文學的借鑒壓倒了對民間文學的繼承的今天，《檀香刑》大概是一本不合時宜的書，是一次有意識地大踏步地撤退，可惜我撤退得還不夠到位。莫言的這些話不啻是一種宣言，代表的是一批作家的新追求。《檀香刑》就糅合了高密的貓腔，一種韻文。閻連科從《日光流年》開始了對河南方言的改造應用。雪漠對涼州方言的運用。畢飛宇在《青衣》里對京劇韻律的貫注等等。它們既非現實主義，亦非現代主義，把最洋的與最土的結合，把最傳統與最現代的扭合，逐漸形成新的本土化敘述風格。這些追求加深了我們對“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認識。當然，這個“民族的”必須是開放前提下的“民族的”，而非封閉前提下的“民族的”。我們還注意到，文學與影視的聯姻，攜手，正在極大地影響著文學的前途和命運。到底是影視拯救了文學，還是傷害了文學？這是一個需要深思的問題。雖然，因為“觸電”使文學原著和作家本人一夜成名的故事并不鮮見，但在過去，一些清高的作家并不很情愿向影視靠拢，或者對影視能否真正表達他們原作的意蘊心存疑慮。為什么呢？因為文學是一種時間藝術，可以展開無盡的想象和精妙的心理刻畫以及獨白對白議論等等，影視卻是造型藝術，一種視覺語言，畢竟有空間限制，它最需要的常常是一個誘人的故事加上一系列強烈的動作，因之大量的文學性因素被無情地過濾掉了。事實上，最精深的文學作品幾乎是無法改編成功的。然而，影視的豐厚的經濟效益和電子傳媒的覆蓋效益誘惑著作家，正在促使作家們為適應影視話語的要求來改變文學話語的方式，這種傷害是深隱的以致是致命的，但又無可如何，我們無法阻止作家們努力把自己打造成影視寫手，也無法阻止越來越多的小說以“分鏡頭化”的面目出現。我們還將尷尬地發現，越是這樣的“長篇小說”，其發行量越是大得驚人。
    　　人們到底最需要什么
    要吸引住今天的讀者很難。曾經有人統計過，電視節目倘若不能在三秒鐘內吸引住人，觀眾馬上就“跳臺”，文學固然不至如此，但情形也差不了太多。書籍遭到冷遇的現象很普遍，讀者中斷閱讀的概率在大大提高。今天作者年輕化，讀者更在年輕化，他們在決定書籍市場的走向。似乎寫沉重的不大行，寫深刻的也不大行，深度模式受到了質疑，更受歡迎的倒是線索單純，人物有趣，貼近心靈，引人入勝，輕輕松松的那種。《手機》即有此特點。據說它不“觸電”，只能發行二三萬，一觸電，發了30萬冊。人物性格刻畫的深度變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寫出“狀態”。我們有時會感到，在今天，宮闈，反貪，偵破，言情，武俠等等，在熱過一陣子后，似乎都走到頭了，面臨難以為繼的困境。那么，什么才最吸引人，人們到底需要什么，就很值得研究。肯定地說，人們最需要的東西不止一樣，應是多種多樣的，豐富多彩的，舉凡遠古，歷史，現實，政治，軍事，道德，宗教，倫理等等，皆有可能成為熱點。前年，《激情燃燒的歲月》忽然熱播，出人意料。事實上，作品描寫的那個年代，對個人的自由和空間并不是很關懷的，由組織指定婚姻的方式甚至應當引起反思和批評。但是，人們看起來仍然興致勃勃，為什么？是主人公的個性崢嶸，本色，親切？還是人們發現，在物質極為艱窘的年代，人曾經那樣真誠，那樣純樸，那樣美好地活過？似乎都有一點。質而言之，因為它關注了人本身。這可能就是最需要的關鍵所在。對文學而言，最根本的應是關懷靈魂，關懷人的生存狀態，以人為本。所以，我們是否可以說，人們最需要的是富于鈣質的作品和呼喚真情的作品。文學缺鈣，已成嚴重問題，所謂鈣，不僅指人格，良知，正義，還應體現于鈣質的本土生成。它是一些堅硬的質素。凡是揭示民族性格的作品，是有鈣質的。文學的鈣體現在作品的精神追求上，體現在作家的人格精神上，體現在對人的靈魂的關注上。另一方面，如有人所描述的，真情缺失，真愛難求，誠信危機，貞操淡薄，在此道德解構與重建的大背景下，人們渴求于文學的，無疑是真情。缺什么，就需要什么。問題在于，什么是真情，需要哪種真情：古典的，傳統的，解構的，嬉笑的，還是世俗化的？那真是各有所需。我們看到，今天的文學有形形色色的花色品種，但精神探求的力度不強，在許多重大問題上沒有聲音。不少創作者搶占市場的意識很強，沉思默想的勁道不足。作品缺乏思想的魄力和張力，仍是根本問題。許多作者熱衷服務于大眾，服務于市場，服務于都市，服務于消費，獨獨疲于思想精神的探求，以至缺少堅實的思想質地，缺乏整體性，缺乏“社會意象”。這也許就是我對當前文學審美光明日報京B②J1文藝理論雷達20042004希利斯·米勒是國際文學理論學會主席、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院士。最近幾年，他提出“純粹的文學理論已不存在”的觀點在國內文論界引起了很大爭論。6月12日，米勒先生來京參加“批評探索：理論的終結？”國際研討會，國內學者有機會與他直接對話，展開討論。我們發表記者專訪，正是這種對話討論的繼續，其目的還是啟發我們的文藝理論工作者通過這種交流更清醒、更自覺地探索中國文藝理論的發展之路。基金項目：國家人事部留學回國人員科研啟動基金項目(1997)滴石Worker Literature in the Continuous Change of Discourse
  Zang Ce
  The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of Tianjin,Tianjin王先霈　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 作者：光明日報京B②J1文藝理論雷達20042004希利斯·米勒是國際文學理論學會主席、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院士。最近幾年，他提出“純粹的文學理論已不存在”的觀點在國內文論界引起了很大爭論。6月12日，米勒先生來京參加“批評探索：理論的終結？”國際研討會，國內學者有機會與他直接對話，展開討論。我們發表記者專訪，正是這種對話討論的繼續，其目的還是啟發我們的文藝理論工作者通過這種交流更清醒、更自覺地探索中國文藝理論的發展之路。基金項目：國家人事部留學回國人員科研啟動基金項目(1997)滴石

網載 2013-09-10 20:5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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