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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美國戰略重點在哪？
　　蘇聯解體，華約解散，美國原來的戰略對手消失了。關于美國戰略重點在哪里，幾年來有各種不同說法。近一年多來的事實表明，美國的戰略是“歐亞并重”，其戰略重點既不存在從歐洲東移問題，也不僅限于歐洲，而是在整個歐亞大陸。美國主要的戰略盟友和對手都在歐亞大陸，所以其戰略重點不能不放在歐亞大陸。這樣，有三個相關的問題要解決：第一，美國為什么要做這樣的調整，其深層原因是什么？第二，這是屬于什么性質的調整，是否意味著冷戰又開始了，和平與發展的趨勢要發生逆轉？第三，美國是否已決定聯合歐日對付俄羅斯和中國了？究竟應如何認識美國的戰略對手和戰略盟友？
　　（一）美國戰略思想的調整因應于國內經濟持續增長和近年來國際形勢的一些變化。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之初，美國國內問題成堆，輿論要求利用國際上戰略對手消失之機，把目光投向國內，振興美國經濟，解決失業等嚴重社會問題。于是克林頓上臺伊始提出了置“經濟安全”于首位的外交戰略，把加強“經濟安全”、“防止核、生、化武器擴散”，加強“環境保護”和打擊“國際恐怖主義”等列為美國優先關注的戰略重點問題。由于將“經濟安全”置于首位，與歐洲和日本的經濟摩擦不斷增多，造成西西矛盾一度較為突出。
　　近年來隨著國內外形勢的發展變化，美國的全球戰略思想發生了一些變化。一是由于美國經濟持續增長，歐日被甩在后面，“經濟安全”不如過去那么強調了。1994年以來，美國調整了對日、歐政策，不再強調把經濟因素置于彼此關系的首位，緩和了與歐、日的經濟摩擦，從而出現了西西矛盾趨緩，美與歐、日軍事同盟明顯加強的趨勢。另一變化是，“軍事安全”因素在美國際戰略中的地位有所上升。隨著美國內經濟的增長、大國關系的調整，特別是印巴核試以及朝鮮發射導彈，美感到“防擴散”是“防不勝防”，而將重點轉向加速建立國家導彈防御系統（NMD）和戰區導彈防御體系（TMD）。近來美參院拒批核禁試條約，還打算修改反導彈等軍控條約，致使國際關系中軍事因素重新上升。與此同時，傳統的地緣政治理論倍受重視。在強調歐洲仍是戰略重點的同時，稱亞洲已成為美國根本戰略利益所在，并在軍力布置上采取“歐亞并重”戰略，把歐亞大陸視為其全球戰略重點，并按這一新戰略加緊全球戰略部署。
　　（二）美國的戰略調整屬于“間歇期”之內的調整，其預警性大于現實必要性。在美國全球戰略調整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這樣兩大行動：在西線加速北約東擴，把北約的東部邊線推到俄羅斯的家門口；在北約成立50周年之際制定了北約“戰略新概念”，并糾集北約對南斯拉夫實施狂轟濫炸，在“人權高于主權”的口號下發動了一場“制造人道主義災難”的戰爭。這是美國試驗其利用北約實現稱霸世界圖謀的北約“戰略新概念”的行動。在東線，美國加強了日美安保條約，制定了防務“新指針”，將美日防務合作的范圍擴大到日本“周邊事態”，與日本共同研制戰區導彈防御體系（TMD），增加對臺灣的軍售， 還計劃把臺灣納入戰區導彈防御計劃。同時在東南亞和南亞加快了戰略調整步伐。對南沙的態度由過去的中立“不介入”悄悄轉向表示“關注”，露出了插手南沙爭端的意圖。在南亞，一改50年來對印巴沖突的態度，采取了明顯偏袒印度的立場，改善了美印關系，為建立美印戰略關系奠定基礎。
　　美國的這一系列調整決不是偶然孤立的。上述行動是美國從東西兩面夾擊歐亞大陸，在其跨世紀戰略“大棋盤”上布下的兩步棋。從軍事戰略看，美國的調整是瞄準俄羅斯的，并加強了對中國的遏制，很值得引起嚴重關注。但美國為稱霸世界所進行的調整，又不僅僅是對付俄羅斯和遏制中國的，也有駕馭和控制歐日的一面，并嚴重威脅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美國的戰略調整，是否意味著美國已把俄羅斯和中國定為“戰略對手”，而歐洲、日本已成為其“戰略盟友”，新的一輪“冷戰”又開始了呢？看來，問題并沒有這么簡單。美國的上述調整，雖然明顯地對準了俄羅斯，并加強了對中國的遏制，但仍然屬于其所謂在2015年之前“無現實對手”的戰略“間歇期”之內的調整，其預警性大于現實必要性。與冷戰時期存在蘇聯現實威脅的情況不同，即使美國有重開“冷戰”的意圖，目前歐洲日本從自身的利益出發，也未必愿意加盟其“新冷戰”的行列。科索沃戰爭后，美國為修復其對美俄關系、美中關系的傷害，陸續采取了種種修補行動。看來美國還沒有下決心與俄羅斯或中國全面對抗，仍要維持協調合作的“戰略伙伴關系”。在美國的威逼下，有關國家出于自衛必然會采取相應措施增強國防力量，但這是有限度的，不可能同美國搞軍備競賽。中國要抓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會同美國搞軍備競賽。俄羅斯鑒于歷史教訓、迫于國內形勢，既不會也沒力量同美國重搞軍備競賽。美國想搞也無對手。因此世界不穩定因素會增加，國際關系中軍事因素有所上升，但估計冷戰還不會開始。
　　（三）美國的戰略對手和盟友是錯綜復雜的，既沒有純粹的盟友，也沒有純粹的對手。美國與歐洲、日本、俄羅斯、中國等幾大力量的關系是錯綜復雜的。任何一股力量都不是美國“純粹的”戰略盟友或戰略對手，而盟友與對手在不同問題、不同情況下又是可能換位的。總體上講，在未來15—20年美國所認為的“無現實對手”的“間歇期”內，無論是美國與歐洲和日本，還是美國與俄羅斯或中國，都是既有矛盾斗爭又有協調合作的“雙重關系”，只是性質和程度不盡相同。在經濟上，美國與歐洲、日本是戰略對手更現實，在軍事安全上美國把俄羅斯當成潛在戰略對手，把中國當成遏制對象，然而同任何一方都同時還有協調合作的一面，不會搞全面對抗。在美國強調經濟安全時，美國與歐洲、日本的矛盾要大些。眼下美國經濟持續增長更重視軍事安全，美國與歐洲、日本的關系緩和，而與俄羅斯、中國的矛盾和斗爭更多些。但情勢一變，關系又要調整。不宜簡單地說歐日純粹是美國的戰略盟友，俄中純粹是美國的戰略對手。
　　首先，美歐、美日之間，既有合作，也有矛盾。在未來相當長時間內，美國經濟上的對手，決不是俄羅斯，也不可能是中國，而只能是歐洲或日本。在軍事、政治和價值觀上，美歐日的共同點、一致性雖較突出，但各自的利益不完全一致。特別是歐洲的獨立傾向是不可逆轉的，它經濟上的聯合在增強，獨立發展防務的意圖沒有放棄。日本的大國企圖對美國來說也是有兩面性的。當然，目前歐日依賴和離不開美國，而美國在戰略上又需要利用和借重歐日。所以美歐、美日間雖有分歧和矛盾，但協調與合作的一面是占主導的。對美國來說，歐洲日本既是“戰略對手”，又是“戰略盟友”。但從總體上講，目前美國把歐洲日本當成主要“戰略盟友”的一面，要大于當成“戰略對手”的一面。
　　其次美俄關系，在蘇聯解體后，俄已不是美國的現實對手，但其龐大的核武庫仍令美國不安。美要繼續推行其弱俄、遏俄政策，防其“東山再起”，攪亂其獨霸世界之美夢；同時美國也需要俄羅斯的戰略配合與合作，不可能與其全面對抗。在美國看來，俄羅斯既是其“戰略對手”，又是其“戰略伙伴”。美國的戰略調整是瞄準俄羅斯的，但仍然是作為“潛在的”、“未來的”對手的成分更大些。而目前仍要同俄發展“戰略伙伴關系”，利用俄地位下降、經濟困難為自己戰略利益服務。在科索沃戰爭中，要是沒有俄羅斯的“調解”和配合，美國和北約恐怕會騎虎難下。美國在戰略上還需要俄羅斯。
　　最后美中關系，中國還不是美國的現實對手，但美國對中國的崛起不安，要在接觸中加強遏制。美在調整全球戰略時，既加強了西線，也調整了東線，遏制中國的因素明顯上升。但是對美國來說，中國不像歐洲是其經濟上的對手，也不像俄羅斯軍事上對其有威脅，而中國廣大的市場、較好的投資環境、經濟上的互補性，為美國企業提供了發展機遇和合作潛力。中國對美國的戰略威脅是潛在的，而對其軍事上的威脅不如俄羅斯，經濟上的威脅又不如歐洲和日本，使其感到頭痛的主要是在政治上。盡管美國會中反華勢力不斷興風作亂，但理智的政治家應當能掂量出“中國威脅論”的可信度。美中間矛盾和摩擦是不可避免的，但不可能導致全面對抗。美中關系中有嚴峻的一面，但仍存在著積極的因素。
　　　　　　二、“多極化”問題
　　科索沃戰爭以來，人們改變了原來對“多極化”發展一些不切實際的估計，在肯定“多極化”趨勢不可逆轉的同時，看到了其發展的復雜性、曲折性和長期性。
　　“多極化”，作為“現實格局”目前尚未形成，但作為一種“發展趨勢”是不可逆轉的，作為“政策主張”是有針對性、有國際基礎的，未嘗不可堅持。近來，美國人感到搞“單邊主義”太孤立，一再表白美國不反對“多極化”，而俄羅斯、法國等大國則明確主張“多極化”。這說明提倡“多極化”對“單邊主義”是一種牽制，并有國際基礎，我國沒必要放棄已堅持多年的這種提法。“多極化”實際上是主張世界的事情不應當由一個國家說了算，而主張世界事務應由國際成員平等協商，反對強權霸權，反對“單邊主義”，這是提倡“國際民主”的口號，有吸引力和號召力，名正言順，應理直氣壯。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把“多極化”解釋為就是幾個大國，甚至就限于幾個強國，而忽視廣大發展中國家，這是不合適的。“多極”實際是“多股力量”，當然應包括發展中國家的力量在內。由于發展中國家力量分散，已出現分化，難以形成整體，可解釋為包括其中有影響的大國和國家集團，如巴西、埃及、印度和東盟、南方市場、非洲統一組織等。例數“多極”時，不要封頂（僅限于幾個），隨形勢發展有多少算多少。
　　有同志認為，“多極化”的內涵可理解為三個層次：1、 我們現在所說的多極化的“極”，不同于兩極爭霸時的“極”。現在任何一“極”都不能單獨或聯合主宰世界。2、 “極”與“非極”的關系：“極”不是霸主，不能凌駕于非極之上，極與非極都是平等的國際社會的一員。3、“極”與“極”國家或集團的關系：既不是對抗的關系， 也不是從屬的關系，而是相互既合作又有競爭，既矛盾又相互依存的關系。這種解釋很有參考價值。
　　　　　　三、人權與主權的關系
　　西方有人主張“人權高于主權”，為“新干涉主義”提供理論根據。但是簡單地強調“主權高于人權”，無意中將二者對立起來，也未必合適。應當強調：1、人權必須得到保障，但必須考慮國家和民族特點；2、人權的實施和保障要以主權為前提，沒有主權就談不上大多數人的人權；3、人權與主權不是對立的，改善人權與維護主權應當結合， 不能同意“誰高于誰”的主張；4、 在“人權高于主權”口號下的“制止人道主義災難”的行動，已變成了“制造人道主義災難”的行動，國際社會應從中吸取教訓；5、世界的多樣性是客觀現實， 人權在各國有不同體現是正常的，不能搞一個模式。要尊重各種意識形態，允許不同價值觀的存在，不能借人權問題上的分歧干涉別國主權。發展中國家近代歷史證明，沒有主權就根本談不上任何人權。
　　在維護主權不可侵犯原則的同時，也要重視研究冷戰后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有必要的靈活性。但必須堅持：1、 要維護《聯合國憲章》、國際法和公認的國際關系準則的嚴肅性；2、 要維護聯合國的權威性，任何國際干預行動，必須有聯合國授權，不得繞開聯合國；3、 不得把需要實施“人道主義干預”的“特例”作為“慣例”普遍化，國際社會應從“維和行動”的實踐中吸取教訓，減少國際干預。4、 反對在人道主義干預問題上的雙重標準，反對借口“人權高于主權”推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
　　　　　　四、“全球化”與國家主權的關系
　　首先，“全球化”是在世界仍處于“民族國家時代”的條件下形成的一種趨勢，“主權”概念沒有過時，國家民族利益仍是最高行動準則。近年來歐洲聯盟在“一體化”方面的確取得了一定進展，各國讓出了自己的部分主權，同時也相應地享受了別國的部分主權。在這里“共享”是“讓渡”的前提，沒有“共享”就沒有“讓渡”。西方學者說這是“主權讓渡”，實際上不如說是“部分主權的交換”。
　　其次，國家主權問題，現在和今后相當長時間內仍是南北國家間斗爭的焦點，而發達國家言行不一，各取所需。發展中國家因為經濟實力弱，必須借助國家行政力量來捍衛自己的利益；西方國家往往言行不一，實行雙重標準。他們口口聲聲說要實行“自由化”，但其保護主義卻很厲害。發達國家非關稅壁壘的花樣很多，使發展中國家每年在貿易上要蒙受巨大的經濟損失。發展中國家不能在民族國家主權問題上麻痹大意，解除了思想武裝。
　　第三，“全球化”造成的資本國際流動加快，國際金融動蕩、危機頻繁，令國際社會担心“失控”，要求加強金融監管。1990年全球金融衍生物交易為5萬億美元，1993年是15萬億美元，1994年達45 萬億美元。這些遠離物質生產過程的國際金融資本，為追求最大利益，使世界成為“瘋狂的大賭場”，使“金融癌癥”通過所謂金融自由化、貿易自由化的渠道在全球傳播和蔓延。國際上普遍認為不能完全采取自由放任態度，而要加強金融監管，才能有利于世界金融的穩定、世界經濟的健康發展。
　　　　　　五、如何認識和對待“全球化”
　　“全球化”作為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到現階段的一種反映，有符合和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歷史進步性和客觀必然性。從產業革命以來，人類社會生產力經歷了“生產社會化”到“生產國際化”（專業化），現在正在向“經濟全球化”（已不限于生產領域）發展。另一方面，作為目前世界上占主導地位的生產方式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全球范圍的擴展，它必然有利于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經濟利益，雖然也同時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發展機遇，但與發達國家相比利弊得失是不均等的，因而存在事實上的不平等、不公正性。但無論何種情況，也不管人們喜歡與否、承認與否，“全球化”都是世界經濟不可逆轉的一種必然趨勢。人們只能認識、利用和適當防范其弊端，或采取一定政策措施決定本國參與“全球化”的步驟、進度和深度，然而卻無法完全阻止、回避或徹底改變其發展趨勢。
　　有人說“全球化”對每一個發展中國家都是“弊大于利”。看來不宜籠統地這么講，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一個國家從“全球化”中獲得的利益多還是遭受的損害多，歸根結底取決于本國的基本條件和對“全球化”利用的好壞。
　　“全球化”的基本標志是“信息化”、“市場化”和資本、技術、勞力、商品等要素流動的“跨國化”（國際化）。這種趨勢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沖擊和挑戰，同時也帶來了發展機遇。如果發展中國家內部不具備必要的條件，甚至不具備起碼的條件，政局和社會持續動蕩，內亂不止，先進的有利的東西再好也進不去，進去了也無法在那里扎根發展，加上政策方針如果不對頭或出現失誤，那么他們在“全球化”條件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只會越拉越大，當然只會造成“弊大于利”的結果。但是如果具備或創造了必要的條件，對“全球化”利用得好，趨利避害做得好，那就有可能后來居上。
　　“全球化”從根本上講是有利于人類并造福于人類的，但是它同歷史上任何一次科技進步和生產力飛躍一樣，不可避免地伴隨著激烈的社會陣痛。在全球化條件下，世界一百多個發展中國家要一下子達到“共同發展”、“共同富裕”是不可能的，他們必然會發生分化，而且已經發生了分化。基礎好具備必要條件的一部分國家，如果戰略策略政策方針對頭，可能借機發展起來，如中國、巴西、印度、東盟以及拉美和非洲的一些國家。基礎和條件差的國家，特別是國內局勢動蕩，民族宗教矛盾尖銳的國家，很可能要落水，成為“地球村”中的“特困戶”。“全球化”是不依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但是如何認識和對待它，在主客觀條件允許的范圍內，各國政府還是有一定選擇余地的，其選擇的正確與否，結果會迥然不同。
　　中國作為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還應特別注意幾個問題。1、 要注意“全球化”不同于“一體化”。世界經濟完全“一體化”是不可能的。不僅社會主義國家不應該與資本主義國家“一體化”，發展中國家也不可能與發達國家“一體化”。當前即使是發達國家也沒有能夠“一體化”。歐盟與北美的利益就不一致，分別搞了兩個經濟集團。近年來歐盟的經濟“一體化”雖有重要進展，但離完全“一體化”還很遠。 2、參與“全球化”進程，必然要與“國際慣例接軌”，然而不宜簡單籠統地說中國經濟要與“世界經濟接軌”。世界經濟從大的方面講，包括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方面，其中每個方面又有許多子項。生產力特別是科學技術是無階級性的，當然要學習和借鑒，是完全可以“接軌”的。許多管理機制、管理經驗、包括現代企業制度是“中性”的，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也可以借鑒和利用，也是可以“接軌”的。但是某些國家的以私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對外違反平等互利原則，掠奪、欺壓、剝削弱小國家和民族的政策、制度和原則，根本談不上與其“接軌”。從根本上講，中國經濟的發展必須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即使是外國先進的東西，也只能借鑒，而不能照抄照搬，更不是“接軌”能解決問題的。總之，對具體問題，要進行具體分析。
　　
　　
　　
現代國際關系京1～5D7國際政治肖楓20002000作者單位：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 作者：現代國際關系京1～5D7國際政治肖楓20002000

網載 2013-09-10 21:4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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