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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沈從文的文學史地位的評價，自30年代開始，迭經變遷，迄今尚未止息。自魯迅認定沈從文是“自新文學運動以來”“所出現的最好的作家”(注：尼姆·威爾士：《現代中國文學運動》，《新文學史料》1978年第1期。)之一，是“年輕一代‘京派’的代表”，“北平文壇的重鎮”(注：姚雪垠：《學習追求五十年》，《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3期。)，到了1949年前夕，被宣判為“一貫的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的反動作家(注：郭沫若：《斥反動文藝》，《大眾文藝叢刊》第1輯。)，“地主階級的弄臣”(注：乃超：《略評沈從文的＜熊公館＞》，《大眾文藝叢刊》第1輯。)，不啻從峰巔跌入深谷。“文革”結束以后，開始了對沈從文重新評價。從大家抑或名家的論辯，到沈從文是否文學大師之爭，一直延續到沈從文身后。
　　一個作家的文學史地位，主要取決于其文學創作的自身價值。而對文學創作價值的評估，又包括著作品的思想蘊含及藝術構成兩個層面。我們是思想價值與藝術價值的統一論者，但存在于同一作家身上的二者不兼容、不對稱現象卻常常使人犯難。就沈從文而言，當其被抬上巔峰時，自然是出于對其創作思想層面與藝術層面價值的綜合考量；當其被貶入深谷或不欲予其更高的文學史地位時，其著眼點似乎均不在其創作的藝術品位，而在其創作的思想蘊含。從“沒有思想的作家”(注：賀玉波：《沈從文作品評價》，《中國現代作家論》，第2卷，上海大華書局1936年版。)，到只是一個“僅僅把自己的視野局限于本民族的狹隘界域”，“特別是把自己的視野局限在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市俗范圍內”(注：王富仁：《在廣闊的世界性聯系中開辟民族文學發展的新道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5年第1期。)的作家，而且，其創作的藝術特征、情感色彩、抒情性質的文學樣式與風格，散文化的文學樣式，只不過是“更有效地表現小農經濟社會的思想和生活習慣”(注：趙福生：《論沈從文的湘西小說》，《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5年第1期。)，再到沈從文建造的“希臘小廟”供奉的人性，其形態，是全然不足稱道的“貧困和簡陋”(注：見《人性的貧困和簡陋——重讀沈從文》，載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0年第2期，以下引文凡未另加注者，均見于此文。)。——沈從文創作的思想價值成為沈從文價值評價的焦點。
　　　　　　一　三族互動與千年孤獨
　　重讀這個選本各篇章時，我才感到十分離奇處，是這四個性質不同，時間背景不同，寫作情緒也大不相同的散文，卻象有個共同特征貫串其間，即作品一例浸透了一種“鄉土抒情詩”氣氛，而帶著一分淡淡的孤獨的悲哀，仿佛所接觸到的種種，常具有一種“悲憫”感。這或許是屬于我本人來源古老民族氣質上固有的弱點，又或許只是來自外部生命受盡挫傷的一種反應現象。(注：沈從文：《散文選譯·序》，《沈從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4年版。)
　　同哈代筆下的“荒原世界”、福克納筆下的“約克帕塌納法”世系一樣，“湘西世界”已經成為沈從文以湘西為題材的創作所展示的人生境界最集中的概括。湘西，是沈從文創作的主要源泉，是沈從文人生情感的生發與寄寓之所，同時還與沈從文人生觀、價值觀的形成密不可分。沈從文創作的獨特性，與湘西歷史的獨特性根連枝接。
　　湘西是中國南方少數民族的聚居區。一部湘西的歷史，是一部土家族、苗族、漢族三族關系互動的歷史。土家族與苗族，是湘西兩個主要的世居土著民族，漢族則是后來移居湘西的“客民”。宋代以前，土家族與苗族被視為“蠻族”，至宋時，方有“苗蠻辨”，進而將苗族與包括土家族在內的其它少數民族區分開來。有周一代，湘西對周為“荒服”，且不為楚統屬。秦統一中國后，開始以武力強迫湘西土著民族歸于王化。而湘西土著民族則“時叛時服”、“叛服靡常”。于是，征服與反征服，同化與反同化，便成為長達兩千年的湘西民族關系的主旋律。在明代以前，由于“蠻強而苗弱”(注：《鳳凰廳志·苗防志》，清道光三年刊本。)，民族沖突主要表現為漢蠻沖突(蠻以土家族為主體，卻又蠻中含苗)；自唐代以降，由于蠻“群思歸化”，并“皆受朝命”，“國家亦賴以撻伐”(注：《鳳凰廳志·苗防志》，清道光三年刊本。)。于是，至明清兩代，苗漢沖突則取漢蠻沖突而代之，成為湘西地區的主要民族沖突(有清一代，是滿漢統治者與苗族的沖突)。遺存至今的溪州銅柱與南方長城(邊墻)遺跡，就是這兩個階段最具代表性且極具象征性的文化遺存物(注：溪州銅柱：國家保護文物，現存永順縣王村民俗館。晉天福4年，土司首領彭士憨與楚王馬希范之間，爆發了湘西歷史上著名的溪州大戰。最終，彭士憨敗北，馬希范也無力平定湘西，雙方遂訂約休兵，并在酉水河畔的會溪坪，立銅柱為信。南方長城，即始修于明代萬歷年間，續修于清代的邊墻，西起貴州銅仁亭子關，東止湘西保靖縣喜鵲營(現屬古丈縣)，全長190余公里，是專為防范苗民叛亂而修建的。當時有“客不入峒，苗不出境”的規定，這實際上是清王朝實施的一種民族隔離政策。)。
　　如何解讀這長達兩千年的湘西族際關系史，的確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一方面，歷代統治者對湘西的征服與同化，推動并完成了中華民族內部的統一進程，而另一方面，歷代統治者恃強凌弱，對湘西土著民族實施的一次又一次血腥殺戮，又無疑是對人類最基本的道德準則與民族關系準則的踐踏。然而，對這每一次沖突的起因與孰是孰非，人們從歷史中看到的卻是一面之辭。在歷代統治者撰寫的正史及其它相關典籍中，留下的只是歷代統治者對湘西少數民族不服王化、無端生事的譴責與撻伐之聲。而土家族、苗族則是歷史記載中失言的民族。即便是刻在溪州銅柱上的土家族首領與楚王馬希范議和休兵的盟約，也純然是出自馬希范之手的對土家族的訓誡之辭。留在溪州銅柱與南方長城遺址上的，只是民族沖突的斑斑血跡與土家族、苗族無言的哭泣。
　　沈從文對湘西的歷史是了然于胸的。大量散落在他的小說、散文(如《鳳子》、《七個野人和最后一個迎春節》、《湘行散記》、《湘西》等)中有關湘西民族關系及土著民族歷史命運的敘述，便是明證。并且，這些歷史記憶已經凝聚成沈從文思想情感生成的凝重背景。
　　雖然，在沈從文筆下，并沒有誕生如同馬爾克斯《百年孤獨》式的從正面描述有關湘西民族互動的史詩性的作品，但沈從文卻執意站在湘西土著民族立場向世界發言。“苗人所受的苦實在太深了，所以我在作品中替他們說話”(注：沈從文與筆者的一次談話(1983年6月)，見《長河不盡流》第350頁，湖南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且為他們長久以來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深深不平”(注：沈從文給吳重陽的信(1979年11月4日)，轉引自《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卷第337頁，中山大學出版社1998年8月版。)。在他的早期創作中，有關鄉土的回憶，便留下了對苗族充滿溫情的描述。
　　1929年前后，誕生了沈從文以苗族或南方其它少數民族文化習俗為依據，加以想象完成并充滿浪漫想象與傳奇色彩的小說系列——短篇《龍朱》、《月下小景》、《媚金，豹子，與那羊》，中篇《神巫之愛》等，這些以難題婚姻為母題的作品，其旨歸均是愛的完成，必須經由屬人的取證。這種對土著民族具原始特征的人性的張揚，甚至通過苗漢兩種不同文化存在方式的對比獲得加強：“地方的習慣是消滅了。民族的熱情是下降了，女人也慢慢的象漢族女人，把愛情移到牛羊金銀虛名虛事上來了，愛情的地位顯然已經墮落，美的歌聲與美的身體同樣被其它物質戰勝成為無用的東西了。”(注：沈從文：《媚金，豹子，與那羊》，《沈從文文集》第2卷，1982年3月版。)附在《龍朱》篇前的《寫在＜龍朱＞一文之前》，還直接抒發了沈從文的內心感慨：“血管里流著你們民族血液的我，27年的生命，有一半為都市生活所吞嚙。……所有值得稱為高貴的性格，如象那熱情，與勇敢，與誠實，早已完全消失殆盡。”(注：《寫在(龍朱)一文之前》，《紅黑》第1期(1929年1月)。)
　　寫于1932年的《鳳子》，是沈從文最后一篇直接標明人物與故事的苗族身份與特征并以苗族的現實生存方式為題材的小說。作品通過一位城里人應邀去湘西鳳凰苗族作客的所見、所聞、所感，全面地展示出苗族的歷史命運、生命的文化存在方式，以及經由主客論辯，客人在將大都市中由廟宇、和尚、信徒組連起來的迷信崇拜與苗族祭神儀式對比后得出的極富文化哲學意味的判斷：在漢族地區，神已經完全解體(其背后是愚昧、虛偽、殘忍)；而在苗區，卻是“神之存在，依然如故”(其背后，是人生情感的素樸，觀念的單純，以及環境的牧歌性)。
　　到1934年的《邊城》，作品中的人物、故事的身份與特征的苗族指稱被隱去了，并且在他后來的創作中再未得到恢復。個中原因不得而知。不知是否沈從文借此以強調其筆下“湘西世界”的普遍性意義?然而，《邊城》內蘊的苗族文化內涵，卻是不言而喻的。這不僅是故事發生的原型地茶峒屬于苗區，邊城之邊的本意，也是防范苗民的戌邊之邊。而更為重要的，是作為小說敘事深層結構的車路—馬路、碾坊—渡船兩組意象的對立與沖突，在本質上便是苗漢文化的對立與沖突，所謂“車路”，意指媒人說媒提親，男女婚姻由雙方家長做主，是典型的普遍見于漢族地區的封建婚姻形態；所謂“馬路”，意指男女雙方以歌傳情，一切由男女雙方自己做主，是苗族社會中一直保存并延續至今的原始婚戀形態。碾坊，是買賣婚姻的象征——團總女兒以一座嶄新碾坊作陪嫁，其收益，頂十個長工干一年；而渡船，則是“一個光人”，即除了人之外，一無所有。——《邊城》在骨子里，是一場苗漢文化沖突的悲劇。
　　如果說，從《鳳子》到《邊城》，沈從文的苗漢意識由顯而隱，那么，到《長河》，這種苗族立場更是明顯地讓位于金介甫所說的“地方主義”立場(注：金介甫：《沈從文與中國現代文學的地域色彩》，臺灣《聯合文學》1987年第27期。)(確切地說，是沈從文單一苗族立場讓位于更廣泛的湘西土著民族立場)。小說所展示的，是做為一個整體的湘西地方與外部世界的對立與沖突。故事發生的背景，是發生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后的湘西事變(注：湘西事變：1934—1936年間，湘西民眾以“革屯抗日”為號召，爆發了以龍云飛等人為首的苗民起義。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鍵乘機揮兵入湘西，迫使“湘西王”陳渠珍下野。因戰事不利，何鍵又被去職。其后，南京政府派員與起義軍談判，起義軍接受改編，并開赴抗日前線。)。然而，這一背景在小說中被淡出，只是隱隱約約地在人物的對話中獲得透露。——“新生活”是國民黨中央勢力的象征，從省里來的那位保安隊長是何鍵勢力的具象化，身為老總的那位“家邊人”，即陳渠珍。小說通過人物之口，對參與湘西事變的四種力量作出了不同的價值評價。對苗族起義軍，沈從文是予以肯定的。正如他在寫于同一時期的《湘西》中所說：“湘主席何鍵的去職”，“就是苗民‘反何’作成的”。作為外來勢力，國民黨中央勢力與何鍵勢力對湘西事變的介入，則是湘西社會動亂的真正根源；而那位作為“家邊人”的老總，則具有對地方剝奪和也想“為地方做做事”的兩面性。
　　“湘西事變”是發生在20世紀的又一次五溪會獵。然而，沈從文不欲將它推置前臺。他所追求的，是“這個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的‘常’與‘變’，以及兩相乘除中所有的哀樂”(注：沈從文：《長河題記》，《沈從文選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這里的“常”是指湘西本土千年不變的恒定生存方式，而“變”則是社會急劇變動的過程中，自外而來的異質文化因素。《長河》的敘述重點，是湘西土著民族準乎自然的生存方式及其面對人生大患(社會急劇變動)所作出的反應及選擇。無論是夭夭純然天真的靈魂及其面對憂患的從容與鎮定，體現在老水手與三黑子身上的欲與外來勢力抗衡的雄強氣質，還是在他們中間萌生的對未來民治主義政治理想的憧憬，都標志著湘西土著民族的生命形態，上升到較《邊城》更高的階梯。
　　綜上所述，湘西土著民族的生存方式及其歷史命運，是通過特定的文化視角獲得顯示的。沈從文不欲以湘西歷史上充滿血腥的政治、軍事沖突，再現湘西土著民族的悲劇遭遇。——或許正如他自己所說：“敘述到地方特權者時，一支筆即再殘忍也不能寫下去。”(注：沈從文：《長河題記》，《沈從文選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而是通過普通山民平凡的人生情態及生命中所有哀樂，突顯湘西土著民族與外部世界雖異其趣卻不失人之本性，且長達千年的文化承傳。其文字表層，實近于一種平靜而浸透傷感的傾訴。沈從文采用這一敘述策略的目的，在于讓湘西土著民族獲得外部世界的理解、同情，乃至于認同。
　　在他們的生活愛憎得失里，也依然攤派了哭，笑，吃，喝。對于寒暑的來臨，他們便更比其他世界上人感到四時交替的嚴肅。(注：沈從文：《湘行散記·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沈從文散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
　　他們生活雖那么同一般社會疏遠，但是眼淚同歡樂，在一種愛憎得失間，揉進了這些人生命里時，也便同另外一片土地另外一些年輕生命相似，全個身心為那點愛憎所浸透，見寒作熱，忘了一切。(注：沈從文：《邊城》，《沈從文選集》第4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上面引文中在一般表述中完全可以省略的加點文字，以及《鳳子》中特意安排一位“城里人”到苗區見證一切，均見出沈從文的良苦用心。而在這傾訴的背后，正是湘西土著民族不為人理解的千年孤獨。這種孤獨感，有時甚至變成一種直接的申訴：“湘西在過去某一時，是一例被當作蠻族看待的。雖愿意成為附庸，終不免視同化外。”(注：沈從文：《湘西·苗民問題》，《沈從文散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一種湘西土著民族不為外部世界理解，強烈渴求被接納、認同的悲愴之音。
　　在《邊城》與《長河》中這種民族孤獨感還通過作品中人物的情緒狀態被傳遞出來。在過去的研究中，人們總是過分強調《邊城》與《長河》的牧歌性與平和、寧靜的一面。然而，沈從文恰恰是在“常”與“變”、“動”與“靜”的交織中完成作品的構圖。正是這自外而來的“變”與“動”，使人物置身于山雨欲來的情境，并催生出人物的人生憂患感。這種對外部力量侵入引發的變動的恐懼，植根于湘西土著民族特有的敏感與警覺。無論是翠翠遇陌生人時，“作成隨時都可舉步逃入深山的神氣”，還是《長河》中鄉下婦人背籠里的那只豬，被“新生活”嚇得“一路尖起聲音叫下坳去”，都是這種文化心理的象征。孤獨感更是直接成為《邊城》人物的情感基調，并恰恰源于人與人之間因文化沖突造成的隔膜與相互不理解，最終落得翠翠在渡口孤獨地等候儺送的歸來。
　　上述人物心理及情緒狀態，融入了沈從文自己的情感經歷。他的性格的內向，富于幻想與敏感，以及不為人理解的內心孤獨，均與《邊城》里的翠翠相對應，翠翠的性格“顯示出從文自己這方面的性格”(注：朱光潛：《從沈從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藝風格》，《花城》1980年第5期。)。然而，沈從文的孤獨從深處看，也源于他自己的湘西文化根性。正如他自己所說：“我正感覺楚人血液給我一種命定的悲劇性。”(注：沈從文：《潛淵》，《沈從文選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因而，《邊城》、《長河》表現出“受過長期壓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數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郁隱痛”，沈從文“不僅唱出了少數民族的心聲，也唱出了舊一代知識分子的心聲”(注：朱光潛：《從沈從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藝風格》，《花城》1980年第5期。)。
　　在中國文學史上，沈從文是一位具有自覺的少數民族意識的作家。然而，他并沒有走向狹隘的民族主義，更沒有走向狂熱的民族復仇主義。——盡管發生在湘西歷史上的民族沖突，留下的是一筆無法結清的血賬。恰恰相反，他提出的解決湘西土著民族問題的方略——“必須放棄二三千年來以征服者自居的心理狀態。應當有一根本的原則，即一律平等。……去蛙視，去成見，去因習慣而發生的一切苛擾。在可能情形下，且應獎勵客苗交通婚姻”(注：沈從文：《湘西·苗民問題》，《沈從文散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無疑是具有超前性的遠見卓識。而且，他以其特有的文化視角，敘寫湘西土著民族世代相襲的生存方式，并將其置于現代理性的觀照之下。如果說，魯迅的小說與雜文，是中華民族中以家族制度與禮教為中心的主流文化占統治地位的中國中心區域的生存方式最集中、最深刻、最典型的顯示，那么，沈從文筆下的“湘西世界”，則是主流文化不占絕對統治地位的邊緣文化區域生存方式的縮影。離開沈從文筆下的“湘西世界”，中國現代文學對20世紀中國的書寫將是不充分、不完整的，人們通過文學認識到的20世紀中國也將是不充分、不完整的。
　　　　　　二　人性與“重造經典”
　　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致，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筑。這廟里供奉的是“人性”。(注：沈從文：《習作選集代序》，《沈從文選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彰顯人性，是沈從文筆下“湘西世界”的基本特征。這不僅是沈從文為湘西土著民族尋求外部世界理解、同情乃至認同的重要途徑，而且是沈從文思考“經典重造”——民族文化重構問題的重要邏輯環節。
　　寫成于20世紀40年代的《燭虛》、《水云》、《綠魘》、《黑魘》、《白魘》等，組成沈從文充滿人生哲理思辨的散文系列。其中，呈現出沈從文以生命觀為核心的人生觀的基本脈絡。在沈從文看來，人生表現為“生活”與“生命”的二元對立。所謂“生活”，是指衣、食、男女等人的基本需求。人需要“生活”，但如果只有“生活”，便與動物無異，是一種生物學上的“退化現象”(注：沈從文：《黑魘》，《沈從文散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人之為人的根本特征全在“生命”。所謂“生命”，則是超越“生活”層面的屬于人生高尚理想與情操的活動。按一般的詞義理解，生活是指人的一切活動(既包括物質層面的，也包括精神層面的)，生命則是有生物存在的所有特征。由于人的存在的所有特征，是通過人的一切活動獲得顯示的，因而，這兩個概念是人的存在現象從不同角度的兩種表述，其內涵可說是二而一的。沈從文將這兩個概念的內涵加以分割重組，并分別成為沈從文人生觀中兩個內涵截然不同的范疇。
　　正是在“生命”與“生活”的二元對立中，引入了沈從文的人性觀。沈從文認為，如果人囿于“生活”，而“生活”的必需條件，又是靠不義的行為或坐享其成維持，就必然導致“人性的扭曲”。“生命”則是人之為人的基本特征，換言之，“生命”內涵的種種，即人性的主要存在方式。然而，所有的“生命”形態又并非等同一律的，而是表現為不同的等秩。因而，人性的表現形態也具有不同的等秩。“生命”的原始形態表現為“人與自然的契合”(注：沈從文：《湘西·瀘溪·浦市·箱子巖》，《沈從文散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這種契合并非動物式的本能反應，而是不受現代社會存在的秩序和觀念的束縛，作出人之為人的應對。但這種處于原始自在狀態的“生命”或人性，“雖不為人生瑣細所激發，無失亦無得”，卻“‘其生若浮，其死方休’，雖近生命本來，單調又終若不可忍受”(注：沈從文：《綠魘》，《沈從文散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因而，“生命”或人性在第二個層次上，表現為從自在走向自為，即人類個體具有認識人我的理性，既不在“生活”中迷失自我，又能擺脫對環境的依附，取得人生的獨立與自由，并進而實現自我存在的價值。但這仍不是“生命”或人性的最高形式。只有將自我與民族乃至人類的命運聯系在一起，為民族乃至人類的獨立、自由與完善而努力，即“時時刻刻能把自己一點力量，粘附到整個民族向上努力中”(注：沈從文：《燭虛·白話文問題》，《沈從文選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為人類遠景凝眸”(注：沈從文：《從文自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這才是“生命”——人性的最高形式。到了這個階段，“生命”便具有了神性。
　　貫串于《燭虛》等散文中的“生命”——人性的思辨脈動，與沈從文筆下“湘西世界”的人性觀照諧振。《龍朱》、《媚金，豹子，與那羊》、《神巫之愛》、《月下小景》等以南方少數民族習俗為題材的作品，正是沈從文對“生命”——人性原始形態的“假設的、有條件的推理”(注：盧梭：《論人類平等的起源和基礎》，轉引自恩斯特·卡西爾《人論》，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12月版。)。出現在作品中的男女對愛情的選擇，沒有現代社會有形秩序與無形觀念的束縛，不以“牛羊金銀虛名虛事”為條件，經由難題考驗確證的真摯、熱情、智慧、忠誠乃至逾越生死的勇敢，這些源于“生命”——人性本來的人格特征，構成男女之間情愛不可或缺的前提。但沈從文不只是一個原始的“生命”——人性的浪漫歌者，他看到了這種原始的“生命”——人性形態在現代生存環境中的自在狀態。出現在他諸多短篇小說中的人物，如虎雛、柏子、貴生、黑貓、會明、蕭蕭等，一方面，由于現代生存環境鉗制著他們的人身自由，同時他們也無從擺脫對環境的依附；另一方面，由于現代理性的缺失，依舊保留在他們身上的人性——對愛的憧憬、渴求，對自由的向往，對軍人職責的忠誠以及生命強力等等，也總是與原始、野蠻、混沌、粗陋乃至于近乎本能的反應纏雜在一起。基于對處于自在狀態的“生命”——人性的反思，沈從文在《邊城》、《長河》中奏響了一曲自為的生命之歌。無論是《邊城》中翠翠對馬路、儺送對渡船的選擇，還是《長河》中老水手、夭夭、三黑子身上萌生的與邪惡抗衡的勇氣及對老百姓自己當家作主的民治主義渴望，都顯示出與柏子、虎雛、蕭蕭輩既相承傳又大不一樣的“生命”——人性內涵。在《過嶺者》、《黑夜》、《早上——一堆土一個兵》等篇章中，沈從文還從下層士兵身上，發掘著“生命”——人性具神性的一面。在小頭顱、羅易、老兵等人物身上，集中體現出源于“生命”——人性的不畏強敵、前仆后繼的雄強精神以及為階級、為民族的群體利益而甘愿犧牲自己的價值觀。雖然從整體上看，這些作品表現出一種較薄弱的質與量，但從思想內涵上看，卻是沈從文對“生命”——人性表現形態考量的重要一環。
　　探求“生命”——人性的存在方式，并非沈從文的最終目的。在他看來，現代社會的種種，即各種“綱要”、“設計”、“理想”及“禁律”，均建立在“少數人的霸道無知和多數人的遷就虛偽上面”。而“政治、哲學、文學、美術，背后都給一個‘市儈人生觀’在推行”(注：沈從文：《潛淵》，《沈從文選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于是，“人與人關系變得復雜到不可思議，然而又異常單純的一律受鈔票控制”(注：沈從文：《水云》，《沈從文散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人性即因之喪失凈盡”(注：沈從文：《燭虛》，《沈從文選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為了結束這種少數人以不義行為獲得幸福，而多數人“活得卑屈而痛苦，死得糊涂而悲慘”(注：沈從文：《黑魘》，《沈從文散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的不合理局面，沈從文提出了變革社會的要求。這變革的第一步，便是在思想領域內開展一場“清潔運動”，并用新的抽象原則重建“民族的自尊心與自信心”(注：沈從文：《看虹摘星錄·后記》，《沈從文選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到40年代，沈從文明確地張起了“重造經典”(注：沈從文：《談進步》，載于1938年9月《文藝季刊》1卷3期。)的旗幟。這所謂的“重造經典”，即民族文化的重構。沈從文的“重造”思想，建立在他對中國傳統文化根本性懷疑的基礎上。在他看來，傳統經典中的“抽象原則”，已如被風浪摧毀的船舶的破碎板片，“已腐朽到全不適用”(注：沈從文：《水云》，《沈從文散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而統治者正是利用佛釋、老莊、儒教“收容讀書人并愚弄普通人”(注：沈從文：《看虹摘星錄·后記》，《沈從文選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但沈從文并非全盤性反傳統主義者，佛教的人性向善、儒家的入世進取、道家的人與自然契合的思想要素被沈從文接受并吸納，從而形成沈從文自稱的“新道家思想”(注：沈從文：《水云》，《沈從文散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他的創作對“生命”——人性的發現與張揚，其目的，就是獲取重造經典——重構民族文化的思想文化資源，即如他在談及《邊城》創作目的時所說：
　　在《邊城》題記上，且曾提到一個問題，即擬將“過去”和“當前”對照，所謂民族品德的消失與重造，可能從什么方面著手。《邊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熱情，雖然已經成為過去了，應當還保留些本質在青年人的血里或夢里。(注：沈從文：《長河題記》，《沈從文選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沈從文重造經典，即重構民族文化的思想，觸及到的，恰恰是20世紀中國最為嚴峻的問題。
　　無論是沈從文對湘西世界原始的“生命”——人性的發掘與張揚，還是對儒、釋、道具積極意義的思想文化因素的肯定，其最終旨歸是重造經典，即民族文化的重構。因此，沈從文創作中的思想指向是未來而不是過去。然而，從30年代開始，對沈從文創作思想價值的否定，恰恰集中表現為一種“向后看”論。這其中，又包括著兩種觀點。其一，沈從文所表現的，是小農經濟社會，其思想情感，是小農經濟社會的思想感情；其二，沈從文建造的希臘式神廟中供奉的人性，其形態與內涵，恰恰是一種無足稱道的“貧困和簡陋”(注：見《人性的貧困和簡陋——重讀沈從文》，載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0年第2期，以下引文凡未另加注者，均見于此文。)。
　　前者是以作品表現的社會形態及作者傾注其中的溫情、關愛甚至于某種眷戀，斷定沈從文的世界觀是“向后看”的。其實，論者的邏輯是很難成立的。人類的歷史發展證明，現在包含著過去，將來也必然包含著過去與現在。人類的文化遺傳便是溝通過去、現在與將來且從未斷裂的鏈條。弗洛姆在談及人類在其歷史行程中倫理承傳問題時指出：“由于每一制度代表著不同的利益，因此，這些制度的代表人物就更多地強調了各種倫理的區別，而不強調它們共有的核心。對人所應持的立場來說，這些教義的共同因素比它們的區別更重要。”(注：弗洛姆：《為自己的人》第162頁，三聯書店1988年11月版。)無論是《紅樓夢》、《家》，還是沈從文的《邊城》，就其主導面而言，其所張揚的，正是屬于人類過去、現在、將來“共有的核心”。
　　后者是近年來出現的一種“新論”。論者認定人的各種社會關系是人的社會性的表現。因而，“豐富的社會性永遠是人性真正優美健全的必要條件”。而沈從文筆下的湘西世界，由于當地社會環境無法使當地人充分地、全面地、有效地社會化，因而，表現在沈從文作品人物身上的人性一例是“貧困和簡陋”。而沈從文“自以為那就是優美、健康的人性”，從而導致了沈從文“在人性探索的道路上失足”。
　　按照論者人的社會性是人性必要條件的觀點，社會性愈豐富，人性也就愈豐富。按此邏輯，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人的社會性無疑是豐富了，通過社會性獲得表現的人性不再貧困和簡陋。這種將社會經濟的貧困、社會的不發達必然導致人性的貧困和簡陋的推論，不僅厚誣了生活在經濟貧困與社會不發達地區的人們，在理論上也是站不住腳的。歷史證明，人類社會的發展，一方面，為人的自由自覺的活動不斷拓寬著領域，但在另一方面，自私有制誕生的那一天起，社會的生產關系、上層建筑及意識形態，不是拓展，而是壓制、縮小了人的自由自覺的活動范圍，它導致的不是人性的豐富，而是人性的扭曲、萎縮乃至于退化。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對此有過精辟的論述：
　　專一婚制乃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進步，但同時它又是跟奴隸制和私有財富一起，開辟了一直延續到今的時代，這時任何進步同時也意味著相對的退步，這時一部分人的幸福與發展，是用另一部分人的苦痛和受壓抑為代價而實現的。(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在恩格斯看來，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的人類發展，是“巨大的歷史進步”與“相對的退步”同時并存的。換言之，伴隨人類社會化活動的拓展，人性的進展、豐富與人性的退化、扭曲是同時并進的這一相互背反的結論，是經由恩格斯對人類的社會化活動的價值判斷作出的。沈從文所說的人性，也是經過他特有的有關真、善、美的價值尺度的估量而獲得定性的。因此，新論作者將沈從文筆下的人性同自己給出的將善惡、美丑、真假混為一談的社會性—人性相比，必然得出“貧困和簡陋”的結論。由此出發，“新論”作者進一步推導出“女人們把愛情獻給金銀牛羊比獻給‘美的歌聲’、‘美的身體’更有人性”，“會打牌、念經、拜佛的紳士淑女比根本不會打牌念經拜佛的人更有人性”，“當婊子而豎牌坊的女人比當婊子而不豎牌坊的女人更有人性，前者意味著道德觀念的生成。暗里偷情明里正統的紳士和太太，比起明目張膽更換性伙伴的人更有人性，他們的虛偽意味著羞恥感的出現”之類的奇談怪論。
　　誠然，在沈從文的一些作品，諸如《虎雛》、《柏子》、《旅店》、《蕭蕭》、《會明》、《貴生》中人物身上呈示的人性，的確是貧困的、簡陋的，其外部表現形態甚至是原始的。然而，這種人性的貧困和簡陋，恰恰是沈從文意識到并反思著的，而絕非如新論所說，將其當作優美、健康的人性頂禮膜拜。肯定中有否定，否定中又有肯定，正是作者刻意制造的復調式的閱讀效果。《柏子》中“他們不曾預備別人憐憫，也不知道可憐自己”的畫外音，《蕭蕭》結尾隱含一代又一代重復其悲劇命運的人生描寫，《虎雛再遇記》中“我”對虎雛不要勇于私斗的勸喻，乃至描寫柏子與吊腳樓妓女交合時給出的“丑的”、“神圣的”形容，均見出沈從文對人物身上呈示的人性尚不健全的批判意識。
　　新論的作者似乎感到了當婊子而豎牌坊的女人比當婊子而不豎牌坊的女人更有人性之類的推導太不像話，于是不得不把這類“更有人性”的部分歸結為人類通達自由自覺之境“必須付出的代價”和“人類逃脫不了的宿命”。但既然是一種代價，一種人類雖欲規避，卻又逃避不了的宿命，那么，人類社會的未來發展，則將必不可免的要收回這代價。也就是說，新論所認定的“更有人性”的那一部分終將消失。到那時，人性豈不是又要重新陷入貧困和簡陋?
　　綜上所述，有意回避對社會性—人性的價值判斷，泯滅善惡、美丑、真假的界限，并將為沈從文否定與反思的，當作沈從文肯定與張揚的，并進而否定其作品的思想價值，是新論作者的論辯邏輯。如果說這不是一種肆意歪曲，便是沒有讀懂沈從文。而這，只能說明論者閱讀能力的貧困與思想的簡陋。
　　　　　　三　“鄉下人”與現代理性
　　請你試從我的作品里找出兩個短篇對照看看，從《柏子》同《八駿圖》看看，就可明白對于道德的態度，城市與鄉村的好惡，知識分子與抹布階級的愛憎，一個鄉下人之所以為鄉下人，如何顯明具體反應在作品里。(注：沈從文：《習作選集代序》，《沈從文選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這是沈從文關于自己創作整體構圖的舉例式的說明。《柏子》屬于以湘西為題材的作品，是“湘西世界”構成的一部分；《八駿圖》則屬于沈從文以都市為題材的作品。都市人生與鄉村世界或“湘西世界”的互參與對立，是沈從文創作的總體指向。在這里，上流社會與下層社會、紳士階級與抹布階級的對立，構成沈從文創作中都市與鄉村對立的基本內涵。而這種對立，又集中表現為人格構成與道德形態的對立。在這種對立中，彰顯出沈從文自稱的“鄉下人”立場及其愛憎好惡的情感傾向。
　　都市上流社會與紳士階級的人生情狀，構成沈從文以都市為題材小說的主要景觀。《紳士的太太》、《八駿圖》、《大小阮》、《王謝子弟》、《自殺》以及后期創作的《看虹錄》、《摘星錄》等等，連軸式地勾畫出了都市上流社會的人物群像。人格或精神病態成為這些作品中人物的共有特征。而這種病態，又一律源于人性的扭曲。無論是《八駿圖》里“八駿”們受源于中外的理性的壓抑造成的人格分裂，《紳士的太太》中的男女逢場作戲式的性欲橫流，還是《大小阮》中的大阮以不義手段攫取向上爬的資本，《道德與智慧》中那位大學教授人類同情心的缺失，都表現為人的本質的退化或喪失。
　　幾乎所有沈從文以都市為題材的作品，都強烈表現出對都市上流社會的厭憎(其中，也包括著沈從文對自己躋身都市社會后“毀碎于一種病的發展中”(注：沈從文：《題＜沈從文子集·丈夫＞題下》，《沈從文家書》，臺灣商務印書館1998年2月版。)的反思。在《八駿圖》中的達士先生及《夫婦》中的璜身上，都留下了沈從文自我反省的痕跡)。正如他在《紳士的太太》中通過敘述者所說，是為“你們高等人”“造一面鏡子”(注：沈從文：《紳士的太太》，《沈從文小說選(上)》，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
　　的確，在情感層面上，表現出沈從文對都市的某種偏激，也似乎印證著自己的“鄉下人”立場。——在上述這些作品里，都市人生沒有提供可資信賴的痕跡，沈從文不欲提供善惡交并的都市人生全景，更忽視了在這種都市病態——人類社會發展不得不付出的代價背后，所取得的歷史進步。然而，沈從文對都市的偏激，恰恰產生于對上流社會、紳士階級傳統或世俗認知的有意顛覆。在世俗或傳統觀念中，上流社會、紳士階級是“社會中堅”，知書達禮、聰明大度、穩重文雅是其標識。沈從文卻刻意從他們的“聰明”中見出虛偽、“大度”中見出自私、“文雅”中見出骯臟、“穩重”中見出庸鄙。這種平民主義傾向，恰恰是“五四”以后開創的現代文學傳統。從陳獨秀倡導針對貴族文學傳統的“國民文學”主張，到周作人提倡“平民文學”，再到毛澤東提出文藝的工農兵方向，這種平民主義傾向，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主要特征之一。沈從文的偏激與其創作所具有的平民主義立場(或“鄉下人”立場)密不可分。
　　而且，沈從文是從社會文明的進步與道德的退步，即歷史主義與倫理主義二律背反的角度透視都市病態的。在世界文學史上，處于文化轉型期的西方作家，從處于文明程度滯后、尚未被“現代文明”異化的民族那里，發現著野性的生命強力及不受現代社會秩序與觀念束縛的人性自然與生命自由，并以此返照現代社會人性的萎靡及生命活力的退化，以及上流社會的墮落與無恥。在這方面，沈從文對都市上流社會的觀照，恰恰是對這一世界文學潮流的呼應。這種呼應，同時也產生了沈從文都市上流社會觀察中的弗洛依德心理學視角。弗洛依德心理學對沈從文創作的影響，早已是一個自明的問題。意識與下意識的沖突，常常成為沈從文筆下都市上流社會人物生存尷尬的心理根源。《看虹錄》、《八駿圖》中，人物意識層面所擁有的獨身主義、泛愛主義、道德名分觀念等等，與其下意識層面依然涌動著的愛欲、情欲之間發生的沖突，造成人物言行、表里的嚴重分裂；《自殺》中的劉教授突然想到自殺，也源于他“下意識愛的正是那已逝去的與尚未長成的”(注：沈從文：《給某教授》，《沈從文選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然而，沈從文運用下意識概念剖析都市人生，并不意味著沈從文走向弗洛依德主義。存在于都市上流社會人物身上的意識與下意識沖突的心理現象，在沈從文那里，不是作為人生的常態，而是作為人生的病態被把握的，并與沈從文意識到的健全人性相對立。在沈從文看來，其救治之道，是去除社會不合理的有形秩序與無形觀念對人性的枷鎖，重返人性的自然。即如《八駿圖》中所說“用海來治療”——大海是自然的象征。并進而張揚人的內在的“生命”潛能。如前所述，對人生作“生活”與“生命”二分以及分別賦予二者的特定內涵的思想，顯示出沈從文對人生的心理學把握方式。同弗洛依德將求生與繁殖看作人的主要存在的觀點相反，沈從文認定人的存在價值，在于“生命”。
　　沈從文將人生作“生命”與“生活”二分及其各自的內涵，與馬斯洛將人的心理構成分為基本需要與發展需要，基本上是吻合的。馬斯洛從對印第安人部落的研究中，發現了人的“內在的本性”，而沈從文則是從具有原始特征的湘西世界，發現著生命的內在潛能；基于對人類潛力和“生命”內涵的認知，確立起沈從文與馬斯洛共有的對人類的信心。
　　無論是從平民主義、歷史主義與倫理主義二律背反角度觀察都市人生，還是其創作整體指向，實現著對弗洛依德的超越，都表現出沈從文人生觀察所具有的現代理性。正是這種現代理性，使得沈從文“鄉下人”的角色定位成為問題。換言之，沈從文決非一般意義上的鄉下人。因而，他的“鄉下人”自況，除了情感層面對鄉村的認同，也許更多的是一種反諷，一種有意為之的對都市人生、知識階級的疏離姿態。
　　但是，情感層面對都市的疏離與對鄉村的認同，并沒有導致沈從文走向鄉村迷狂。在理性層面，沈從文在完成他的都市批判的同時，也完成著他對鄉下人的現代生存方式的沉重反思。
　　沈從文以湘西為題材創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如《柏子》、《蕭蕭》、《燈》、《會明》、《虎雛》、《丈夫》等，都是將鄉下人安置在現代社會環境中，敘述其命運的必然流程。現代社會結構，迫使鄉下人置身于社會底層，諸如雇工制、佃農制、童養媳制、賣淫制，直接作成了鄉下人悲劇性人生處境。柏子長年風里來雨里去，“吃酸菜南瓜臭牛肉”，一月所得收入，僅夠他去吊腳樓一夜的花費；蕭蕭十二歲即出嫁充當童養媳，丈夫卻只有三歲；貴生是個“干窮人”，平日靠給人打短工為生，無家無業，在一座山坡前砌一間房子安身立命，還是以給地主看守桐山為代價實現的；《丈夫》中黃莊這地方的農民，由于官府的盤剝，一年勞苦所得，不足以為生，年青的丈夫不得不把新婚不久的妻子送到河船上去賣淫。——鄉下人的人生命運是悲涼的。然而，由于鄉下人的理性世界還處于蒙昧狀況，雖身處悲涼的人生境地，卻不覺其悲涼。對自身悲劇命運的渾然不覺與無關心，構成鄉下人的主要精神特征。
　　這一去又是半月或一月，他很明白的，以后也將高高興興的作工，高高興興的吃飯睡覺，因為今夜也得了前前后后的希望，……不到兩月他可又回來了。(注：沈從文：《柏子》，《沈從文小說選(上)》，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
　　這一天，蕭蕭抱了自己新生的毛毛，在屋前榆蠟樹籬笆間看熱鬧，同十年前抱丈夫一個樣子。(注：沈從文：《蕭蕭》，《沈從文小說選(上)》，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
　　前者敘述柏子從吊腳樓返回船上時自得其樂的情形，后者則是蕭蕭終于與丈夫圓房并生下第二個兒子后，家里又忙著給大兒子迎娶媳婦，當迎親的嗩吶吹到門前時蕭蕭的行狀。在人物這種安于現狀的神情背后，我們聽到的，是沈從文沉重的嘆息。
　　由于外部環境的影響，鄉下人也有過試圖掙脫鉗制的努力，即如蕭蕭對城里女學生“自由”的向往，并一度促使蕭蕭產生與花狗一起逃走的念頭。然而蕭蕭對自由的理解，恰恰是出于鄉下人對自由的誤讀。在另一些場合，也有過抗爭，如虎雛式的為小小恩怨爭強斗狠，貴生式的放起一把無名之火以為報復。然而，其行為方式，是自發的、原始的情緒性的反應。《燈》、《會明》等作品，還有意讓鄉下人置身于一種異質的環境中，考察其悲劇遭遇。《燈》里的老兵與《會明》中的會明，是兩個廁身行伍的鄉下人。一個陰差陽錯地跑到了大上海，一個則置身于從20世紀初的反袁起義到20年代的軍閥紛爭的軍旅環境中。由于這兩個人物的精神世界與已成過去的世界相聯結，因而對急劇變化的世界和前后發生質變的戰爭，表現出一種無法理喻的迷惑與陌生，幾近于“白日見鬼”。他們擁有的道德觀念與行為規范，諸如善良、純樸、誠實，對軍人職責的虔誠信守，反變得不合時宜，現出一種呆、傻和拙像，并成為人們嘲弄的對象。這注定了他們在激烈的現代競爭中，必然成為失敗者。
　　——現代理性精神的缺失，成為沈從文對鄉下人現代生存方式反思的焦點。沈從文創作的目的在于呼喚鄉下人沉睡的理性，擺脫對環境的依附，獲取生命的自由空間，并投身到新的生存競爭中去。在《湘行散記·箱子巖》中，沈從文從鄉下人劃龍船的習俗中，感受到了蘊藏在鄉下人身上的巨大生命潛能。然而，如何使鄉下人這種在娛樂上的狂熱換個方向，即“改造這些人的狂熱到一件新的競爭方面去”，“使他們還配在世界上占據一片土地，活得更長久一些”?在沈從文看來，這“是個費思考的問題”(注：沈從文：《湘行散記·箱子巖》，《沈從文選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沈從文從生存權利的高度，提出了鄉下人獲取現代理性的嚴峻性與急迫性。其言說方式、話語模式及思想內涵，都顯示出沈從文上述作品的啟蒙特征。自“五四”以來，中國現代文學開創了有別于中國古代文學的傳統。其中，肇始于魯迅的啟蒙傳統，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性的主要標識之一。無論是對下層勞動者勤勞、善良、純樸諸品德的肯定與張揚，還是對普遍見于下層勞動者身上的愚昧、落后的精神狀態的解剖，在這兩個層面上，沈從文上述作品與魯迅的小說取同一方向，并且，沈從文是在較魯迅小說更為廣闊、也更具特殊性的人生領域內，承担著呼喚國人靈魂的歷史使命的。
　　然而，沈從文的創作并不止于對鄉下人現代生存方式的反思。從整體看，他的創作最終指向對民族未來生存方式的終極關懷。對鄉下人現代生存方式的反思，只是沈從文思想鏈條中的一環。在《二三十年代鄉土小說中的鄉土意識》一文中，我曾經說過，在二三十年代的鄉土小說中，鄉土意象是由時間三維——過去、現在、未來交互作用于鄉土的結果。由此而呈現出來的過去、現在、未來三種不同的鄉土影象，積淀著中國現代作家桃源尋夢——夢斷桃源——桃源重構的思想歷程。沈從文以鄉土為題材的小說，是其中最為典型者。
　　在過去的研究中，人們曾不斷強調沈從文創作具有的牧歌情調、田園視景，指陳《邊城》一類小說展示的，只是一個桃花源式的人生境界。勿庸否認，在沈從文的鄉土觀照中，確實擁有一個桃源情結。姑且不論那些以少數民族習俗為題材的作品，展示的是一種什么樣的浪漫情境，就是在他以現代時空為特征的作品中，也彌漫著濃郁的牧歌情調。《長河》中夭夭與老水手的談天說地及酬儺愿戲、《貴生》中貴生與同伴間相互調侃的口角齟齬、《邊城》中主客間的禮尚往來以及買賣雙方執意不讓對方吃虧的你推我讓——直如一幅《鏡花緣》中君子國的景象。但是，沈從文曾說：“我主意不在領導人們去桃源旅行。”(注：沈從文：《習作選集代序》，《沈從文選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當他將目光轉向鄉土的現代境遇時，鄉下人在現代社會的悲劇命運，使他夢斷桃源，一種濃重的鄉土悲憫浸潤在作品的字里行間。
　　面對“在在令人痛苦”的現實，沈從文沒有如同廢名式地從對人生的絕望走向“厭世”，也沒有如同魯迅式地走向決絕的反傳統主義。他所尋覓的，是存在于前“現代文明”(注：這里的“現代文明”，具有特殊的時空形式，即非一般意義上的現代文明，而是指在湘西確立或傳播不久的封建文化與都市文化——傳統的封建文化與西方資本主義文化雜交而生的畸形兒。因為對湘西而言，封建社會政體的確立，是在清雍正年間對湘西實施“改土歸流”之后，至20世紀30年代初，尚不足300年。)中的具有人類共有價值的文化因子，并希望讓他筆下人物的正直與熱情，“保留些本質在年青人的血里或夢里”(這里所說的是本質，而非具體的存在方式與形態)，以實現民族品德的重造。《邊城》中那座白塔的坍塌——重建，便是他的這一思想指向的象征性書寫。這決定了沈從文創作整體的浪漫主義指向。正如他自己所說：“即用一支筆來好好保留最后一個浪漫派在20世紀的生命取予形式。”(注：沈從文：《水云》，《沈從文散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
　　綜上所述，沈從文并非一般意義上的鄉下人。他所擁有的現代理性，使他已經實現了對自己曾置身其中的鄉下人的超越。是他當年獨自離開湘西、進入都市尋求知識與理性的必然結果。
　　當他用這種具現代特征的知識、理性觀察都市文明時，他得到的只是失望，使他在情感層面上與鄉下人認同。可是，當他從深處凝視鄉下人的現代生存方式時，他獲得的同樣是失望。也許，歸根到底，正如有的論者指出的，沈從文是一個文化邊緣人。而正是這種邊緣處境，加深了沈從文深心里的孤獨。
　　2002年8月
　　
　　
　　
文學評論京5～1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凌宇20032003本文試圖從沈從文創作內含的湘西土著民族立場及情感傾向、人性與民族文化重構、“鄉下人”與現代理性三個方面，論述其思想價值。文章認為，浸透在沈從文創作字里行間的孤獨感，正是湘西土著不為人理解的千年孤獨。其筆下的“湘西世界”，則是主流文化不占統治地位的邊緣文化區域的縮影；沈從文是一位人性的歌者，其人性觀植根于他的以生命觀為核心的人生觀。而其最終旨歸，則在“重造經典”，即實現民族文化的重構，其所觸及到的，則是20世紀最為嚴峻的“中國問題”；沈從文自稱“鄉下人”，他的都市批判，顯示出一種“鄉下人”的偏激。但在他的都市觀察中所擁有的平民主義指向、弗洛依德心理學的觀察角度以及觀察“鄉下人”現代生存方式時所具有的啟蒙立場，都顯示出沈從文所具有的現代理性精神，這導致沈從文對“都市文明”與鄉下人現代生存方式的雙重失望。作者單位：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 作者：文學評論京5～1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凌宇20032003本文試圖從沈從文創作內含的湘西土著民族立場及情感傾向、人性與民族文化重構、“鄉下人”與現代理性三個方面，論述其思想價值。文章認為，浸透在沈從文創作字里行間的孤獨感，正是湘西土著不為人理解的千年孤獨。其筆下的“湘西世界”，則是主流文化不占統治地位的邊緣文化區域的縮影；沈從文是一位人性的歌者，其人性觀植根于他的以生命觀為核心的人生觀。而其最終旨歸，則在“重造經典”，即實現民族文化的重構，其所觸及到的，則是20世紀最為嚴峻的“中國問題”；沈從文自稱“鄉下人”，他的都市批判，顯示出一種“鄉下人”的偏激。但在他的都市觀察中所擁有的平民主義指向、弗洛依德心理學的觀察角度以及觀察“鄉下人”現代生存方式時所具有的啟蒙立場，都顯示出沈從文所具有的現代理性精神，這導致沈從文對“都市文明”與鄉下人現代生存方式的雙重失望。

網載 2013-09-10 21:5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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