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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一紅一黑
故鄉小鎮有兩位年輕人,一紅一黑,1966年秋前和秋后,與我各有一面之緣, 使我至今不忘,想起他們,心中難受。
紅的那一位姓張名友洪,共產黨員,轉業軍人,在鎮政府分管民兵與保衛工作。 他走路挺著胸,甩著臂,目不斜視。穿一條亮膝的短褲,英姿雄態,仍保持看軍人 作風。為人正派,聲譽很好。如果不發生文革的噩夢,他可能有一條美麗的前途。
我去鎮政府取錢,認識了他。省文聯遣返我回原籍,給了我一筆錢,由鎮政府 代管——實際上是由他代管。那年秋前,何潔在成都決意學縫紉。我去找張友洪取 錢,寄給何潔買縫紉機。兩次去鎮政府,他都不在。第三次是他到木器家具社來找 我,我跟著他去鎮政府。鎮政府內,庭院深深,回廊曲曲,幽靜宜人。轉了許多彎, 進了許多門,走到他的住處。他入室去拿錢,讓我站在室外,也不叫我進去坐坐, 更不問長問短。九年來一直被孤立,我已養成“君子自重”,決不和人攀談。瞥見 他室內有有線廣播設備,我退得遠遠的。這玩藝兒弄不好要惹麻煩,我怕。他走到 室外把錢交給我,彬彬有禮,但不說話。他的臉色是和藹的,看得出來不敵視我, 不同于鎮上其他工作人員。我對他的印象很好。
這樣的人竟做出了膽大包天的事情!
成都的紅衛兵來點火,本鎮的紅衛兵也“跟著洋人造反”,貼大字報啦搜查人 家啦鬧得亂翻翻的。誰不知道這些小將人小鬼大,他們是奉天命造反的,后臺硬, 惹不起!有一些聰明的共產黨員不怕老百姓,只怕紅衛兵;不怕紅衛兵,只怕“緊 跟”不上;不怕“緊跟”不上,只怕紗帽不穩。還有一些清醒的共產黨員看在眼里, 憂在心里,說在嘴里,就是不敢堂堂正正站出來碰一碰那些歪人。這時候街上貼出 反擊紅衛兵的大字報,張彪寫的。張彪的大字報一張又一張,聽說先后貼了四張痛 斥紅衛兵的,火力甚猛,轟動全鎮。可惜我一張也未能拜讀。派出所張所長已向 “黑五類”宣布“八不準”,包括不準看大字報,我得遵守。拉鋸時聽人說“張彪 不怕惹禍”“張彪又出來了”“快去看張彪”,說這些話的人都很興奮。我真想看 看這張彪是何威武模樣。
造反派在本鎮崛起后,要找張彪算帳,把那個被認為是張彪的人揪出來斗。斗 來斗去,那人反復申訴活天冤枉。再作調查,那人確實不是張彪。后來查明,張彪 乃是張友洪的化名,要去揪張友洪,他卻跑了。
想不到小小吾鄉也出了一個小小張良。兩干年前,張良博浪沙率力士鐵錐打秦 皇,驚天動地,何等剽悍!太史公司馬遷瞻仰張良遺像,看見張良“狀貌如婦人好 女”,一點也不“魁梧奇偉”。這使他深感意外。張友洪也使我深感意外。
張友洪跑到北京去投靠姐姐。 1967年春節前,為了確保偉大領袖的安全,北 京驅逐外來人員,張友洪不得不潛返成都。城廂鎮不敢回,造反派要打他。一無工 資,二無口糧,為了找碗飯吃,他在成都加入保守派的成大武斗隊,當了射擊教練。 這一步踩虛腳,從此落入了悲劇的深淵。
1968年初,張友洪受命參加成都十中保衛戰,率武斗隊支援保守派的“紅成” 守陜西街教堂鐘樓,與來犯的成都工人造反兵團街道分團作戰。兵團街道分團團長 宋立本,雅號“蓉城武斗之花”,兇猛異常,親自抱炸藥沖來炸鐘樓。張友洪他們 守不住,撤入十中校內。成大武斗隊由此與宋立本結了深仇。后來宋立本被敵方抓 獲,關押在成大教學樓。成大武斗隊痛恨宋立本,捆他在椅子上,一頓毒打。武斗 隊司令姓潘的命令張友洪也去打。張友洪說:“打死人,我脫不到手!”潘司令說: “不打死,打成殘廢。”于是張友洪也去打。打畢,張友洪吩咐負責看守的兩個女 學生:“不能給他喝冷水,只能喝人尿。”后來,宋立本要水喝,女學生誤給了兩 杯冷水,一飲而斃命焉。“武斗之花”殞謝,當年轟動蓉城,消息傳播四方,我在 城廂鎮都聽見說了。殺人者,人亦殺之,還說什么呢。可是江青說:“越亂越好, 亂了敵人。”多美的葬花詞!
事過不久,張友洪一錯再錯,又槍傷過路行人。此事發生在1968年2月28日。 那天下午,成大武斗隊的人員在杜甫草堂側門外公路旁攔截“撬狗兒”——成都工 人造反兵團的丑稱。當時保造兩派都在攔截敵方的人,截住便要弄去審問,乃至拷 打。中學生唐金橋,一個逍遙派,騎車路過那里。他不肯停下來接受盤查,一沖而 過。成大武斗隊的小頭目姓趙的從后面向他連射三發,未中。趙小頭目惱怒,立刻 遞一支半自動步槍給張友洪,叫打。張友洪問:“要死的,還是要活的?”趙回答: “打死他!”張友洪瞄準了唐金橋的背心,一瞬間他的心忽有所動,便將準星向下 微移,一發射中腿部。
1969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張友洪以打死宋立本和槍傷唐金橋這兩項罪名被 拘留在成都大學。革委會軍代表告訴他:“你的罪起碼判二十年。”他便越窗逃脫, 展轉流亡。后來兩派“大聯合”了,全國“一片紅”了,無處藏身,才不得不潛去 廣州,偷越邊境。被捕,押回成都丟監,差點判處死刑。關押五年后,判刑十五年, 送涼山勞改。許多年過去后,唐金橋到城廂鎮去看望張友洪,兩人感慨不已。原來 這唐金橋命運也很坎坷,出院后被卷入一樁所謂的反革命案件,飽嘗辛酸,直到 1983年才平反。
張友洪是躲避造反派的迫害才逃離本鎮的。以后,他的老母無人侍候,饑寒頻 頻。街巷兒童無知,投石打她,吐她口水。她關死門,又向門縫撒尿淋她。可憐老 母,舊社會做女傭人,新社會翻身,晚年遭罹文革之禍,陷入比舊社會更悲慘的境 況。身心受創,哭訴無門,她瘋了。1984年張友洪刑滿返故鄉。現在在紙盒社勞動, 已結婚了。近況不詳,想來早已失去二十二歲那年的英姿雄態了,這就是反對紅衛 兵運動的下場!擲筆拍桌,老淚縱橫,嘆嘆!
說了紅的說黑的。黑的那一位姓蔡名長樂,下鄉知青,務農。本鎮人背后叫他 蔡小偷,可能是指他在鄉下務農時同某些下鄉知青一樣的愛在夜間“跳豐收舞”。 他的身材瘦弱,臉色蒼白,眼眸靈活亂轉,一副聰明相。如果不發生文革的噩夢, 他可能也有一條明亮的前途。 他弄我去審,我認識了他。在他審我以前,我已多次聽人談到他了。他是反到 底戰團的頭頭,勇于惹禍,敢于同保守的尖刀團作對,敢于沖派出所,在本鎮的造 反派內威望頗高。1966年秋后,我的處境已相當可悲了,書籍被抄沒一空,又被抄 家,上面不再將我“當作人民內部矛盾對待”。一夜,兩位我不認識的年輕人到我 家中,叫我跟著他們去。他們引我到鎮政府旁邊的勞動講習所舊址去,叫我坐在角 落等著。這里進進出出的人很多,大約都是紅色工人造反兵團的成員。這些人過去 地位低,現在隨造反派而崛起了。我看見同社的木匠韓二哥也在這里。他過去同我 有點頭招呼,現在沒有了,好像不認識。后來我才知道這里是紅色工人造反兵團 (簡稱“紅工”)的指揮部。
等了好久,那兩個引我來的年輕人叫我進房間去。房間內空蕩蕩的沒有什么家 具。只有兩把椅子,還有一張辦公桌靠墻放著。一個我不認識的人,好像中學生, 怪怪怪,有椅子他不坐,卻高高坐在辦公桌的桌面上,雙手抱膝,背憑著墻,仰面 向著屋上。那兩個年輕人各坐一把椅子。我沒有座位,憨癡癡地站著。
坐在桌面上的那個中學生模樣的人偏頭向我微笑,似乎在研究我。他忽然問: “認得我嗎?”
我回答不認得。
“唔,不認得?”他又問。
我仔細看了他那稚氣而清秀的臉,估計只有十六七歲(當然估計低了)。斷定 從來沒見過他,我說:“真的不認得。”
他臉一沉,警告我:“你不要看見我在笑。哼!笑官打死人!”說完話又微笑, 笑中透出冷威。
我猜他會不會是有名的蔡長樂。覺得年齡看來太小,不會是。何況他的長相又 這樣清秀,眼睛又顯得很聰明,絕不會是手腳不干凈的小偷。使我迷惑的是為什么 那兩個年輕人在他旁邊坐著,不但矮一截,而且表情恭順,似乎在貼著他。
他不再笑,開始審我。他想知道是誰派我到城廂鎮來的。這時候坐椅子的一個 年輕人出去拿來一只包裝用的草袋,拋在地面,示意我坐。我打盤腿坐著,必須仰 起臉來,才能望見雙手抱膝高高坐在桌面上的小法官。我向他詳細解釋,力求消除 他的懷疑。這樣受審至少半小時,我的頸項仰疼了。他的最后一個問題使我相信他 是很幼稚的。他問:“你從前是坐小汽車的吧?”早知道他這樣幼稚,我真不該向 他作那么多解釋。
審畢,他吩咐那兩個年輕人帶我到隔壁去寫交代。我只需一張紙便寫成。他晃 著頭讀完,放我回家。回到家中,向何潔如此這般說了。何潔斷定此人就是蔡長樂, 在“紅工”勤務組任職。我真想不到他是這樣天真可笑。
1967年的“二月鎮反”把他抓了,關入本縣監獄,俗謂之“上焦山”。入獄前, 他被捆著游街。游入小巷,我看見他。當時有百姓在路旁端水給同游街的本鎮黨總 支部書記沈全彬解渴。蔡長樂也渴了,乞水,沒人給他。《紅十條》公布后,本省 政局又變。造反派戰友放鞭炮迎接他光榮出獄。于是他的威名大振,據說還當了官。 1968年冬,清理階級隊伍,他又“上焦山”,演了《二進宮》。他的罪名是打砸搶。 關在獄中,他還念念不忘革命尚未成功。后來瘋了,關入單間。開四屆人代大會, 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焦山一帶敲鑼打鼓。他每次聽見了,都要高呼口號:“熱 烈歡呼九大勝利召開!”“誓死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誓死保衛林副統帥!” “革命無罪!造反有理!”他的近況不詳。他是運動的犧牲品。如果不瘋,還有可 能回頭是岸。可惜他吞服迷幻藥過量,恐怕理智不容易回歸了。倒是那些“左家莊” 的毒品販子,老謀深算,從來不瘋,紅黑都有糖吃。
流沙河 2013-08-22 13:1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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