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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中國文學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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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I1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14X(2003)06-0028-06
“大中國文學”問題的產生已經有5、6年的時間，最近越來越感到是一個重要的命題。研究現當代文學，首先是從基本的知識、概念入手，但在解讀基本知識和概念的過程中，應該引入一種警惕的思維機制，看看過去書本上的一些知識、概念，框架，是不是那么一回事，它們的理由是什么，是否有問題需要探討。作為一代學人，我們應該敢于向過去的權威、過去的框架提出挑戰，應該敢于思考，力求理論創新。以現有的現當代文學史書寫而言，也不是不可以進行反思。比如說，《中國當代文學史》的北大版和復旦版，現在在中國各個大學里，這兩個版本成為“經典”教材。它們有很多優點，但恕我直言，書名有問題。書名似應叫《中國大陸漢民族社會主義文學史》。為什么呢?這里邊沒有港臺澳地區的，只能是中國大陸；沒有少數民族，只能是漢民族；除了社會主義內容之外，對于非社會主義(但不是反社會主義)的、非主流的、所謂另類的但有價值的內容都沒有涉及，因此只能是社會主義的。所以我想即便是當前比較風行的、高校里認可的教材，我們還是應該問一問“行不行”、“為什么”、“可不可以作進一步的討論”。
一、“大中國文學”概念提出的理由
我多次講過，當代文學，寫“史”還不成熟。剛剛發生不久的事情，還沒有經過檢驗、磨合、沉淀，如果急急忙忙寫“史”，就會誤人子弟。倒不如提出一些問題，先作一些論述，搞一些研究型的活動。基于這種想法，在1996、1997年，我和幾個已畢業的博士討論：能不能把眼界放寬一點，不要局限于我們大陸上意識形態很強地看問題、看文學的方法，拓開一點思路。當時就作了一個對談，首先提出了關于“大中國文學”的概念。這個概念才剛剛露出一點兒，就有人開始批評，說你們動不動就是“大”。我說中國確實大，很多問題確實需要大的氣度、大的眼光去思考才能看清楚。所以我們就開始思考提出“大中國文學”概念的理由。理由有四條。
第一個理由，地球村和文學版圖的關系問題。進入90年代以來，隨著世界交流的日益深入，中國處在地球村當中、處在全球化背景當中的局面越來越清楚。但是在全球化中，有沒有一塊我們文學的版圖?有沒有我們應該認可的、應該研究的文學的地圖?面對著國際社會不平等的制約關系，我們應該有什么樣的思考?第一種思考就是立場性的思考，就是我們能否不僅僅是簡單地將西方流行的學術概念、政治概念、經濟概念平面地移植過來，再用中國的例子、事實來驗證這些概念；而是能夠從我們中國自己的問題出發來提問題。在我們一些研究工作當中，確實存在這樣的問題，就是西方的概念沒有經過轉化，沒有和中國自己的文學、文化問題結合起來。那么作為中國的學者，我們應該把全球化作為背景，但更主要的，我們應該從中國自己的問題出發，提出我們自己的問題，不能再搞平面的移動。這是基本的立場。第二種思考是文化性的思考。因為我們在地球村中作為一個村民，我們也有自己的文化。我們要吸收當今世界上先進的文化，乃至先鋒的文化。但歸根結底，還是要把那些內容轉化成我們自己的東西，結合我們自己的東西開發我們自己的文化資源，來豐富、充實我們自己民族的文化生命。第三種思考，就是要有一種美學性的思考。我們中國的文學為什么屢屢在諾貝爾獎上失敗?我覺得不要把諾貝爾獎看得那么神秘，它的國家色彩、地域色彩乃至政治色彩是很重的，盡管他們標榜自己沒有政治色彩。過去錢鐘書先生也認為不要把諾貝爾文學獎看得太重。關鍵是我們自己的文學，我們能不能用自己的美學思想、用美學更高的要求，來提高我們作品的質量，提升我們文學的品質。這需要我們國家整個政治、經濟的總體強大，我們的文化要強大起來，我們的作品在世界上隨之也會有地位。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在全球化過程中，我們要考慮我們有沒有自己文學的版圖。因此我們要提出我們“大中國文學”的概念。
第二個理由，在長期的文化研究和文學研究中，確實存在著一個地域的切割和歷史的割斷問題，這種切割和割斷，帶來一種整體觀的喪失。地域切割最明顯的是建國后兩岸分離，分離以后我們在觀念上產生一些問題，總覺得我們一切都是好的、一切都是對的，總覺得海峽那邊什么都不是。其實實際情況并不是這樣。比如我們大陸，在50、60年代，把那些現代派、一些“小資情調”的東西一律都當成另類甚至異端。現代派問題，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個大的支脈，對整個文學創作起了不可小看的作用。我們大陸沒有了，流失了，被忽視、毀棄了；但在臺灣，現代派問題在50、60年代照樣存在，并且復興。以白先勇、於梨華、聶華苓等一些人，以臺大外文系為代表的、核心的《現代文學》雜志，把被大陸所廢棄的東西接過去了。這樣的情況下，假如以一種觀點看問題，堅持“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方向，我們就會認為他們不對。但假如站在整個中國文學立場看問題，站在中國文學版圖的立場看問題，那么在這個地方消失的東西，在那個地方保留下來，而且得到發展。這種意向，本身就產生了互補性。相反的，臺灣所沒有的東西，我們這里也有。比如說對新事物的描寫、歌頌。我們這里做了很多事情，特別是50、60年代經濟建設一段時間，有很多值得我們回顧的事情。所以如果不把中國進行切割的話，站在整體的大中國立場看問題，那么，文學的火種、文學好的東西總是會在一個地方留存下來。這種異向產生互補，站在整體角度看問題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提出“大中國文學”的第三個理由，就是我們需要改變我們過去的思維方式。過去長期以來對文學問題、對文化問題、對現當代文學產生的一些問題，在思維方式上是有問題的。這種思維方式的障礙有兩種。第一種是“冷戰”的思維方式，思維上、意識形態上，存在著嚴重的二元對立，不是黑的就是白的，不是革命的就是反革命的，不是無產階級的就是資產階級的，不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就是資產階級的世界觀，不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反正就是二元對立，沒有中間的回旋余地。兩極對立的冷戰思維就是一方吃掉另一方，誰有權、誰有勢，就一定要把不同意見的對方吃掉。這個思維方式很糟糕。所以我們在中國廣大土地上、在文壇上，這個“冷戰思維”一直是連綿不斷的。這是一個障礙。第二個障礙就是語言霸權。從50年代到現在，總有這樣的現象：誰的政治和學術地位高，誰的話就是權威；誰過去成就很大，誰現在說的話也是對的；誰占據了刊物，誰就可以說了算；誰掌握了一部分媒體，誰就可以橫沖直撞。這些現象都不利于文學的整體關照。我常說，在我們中國現當代文學界，你可以是一個杰出的作家、杰出的理論大師、可以有高明的、有真知灼見的理論主張，但是任何一個人，只可能占有真理的一部分空間、或者只可能占有真理的一角，何況他的主張是否經得起長期的考驗，還待有時光老人來檢驗。所以不要用一種語言霸權來看待他人、乃至看待整個中國的文學問題。我們做學問的、做批評的，應該要有學術的雅量。我曾有一段時間主持過一個刊物，我就對同事們說，要注意，假如來稿中和你意見相左的，你可以不同意他的學術觀點，但只要他有實據、實證、只要言之成理，那么你應該用良知來保衛他發表不同學術觀點的權力。這是作為學人的一個基本的職業道德。所以任何語言霸權都不利于我們整體的發展。
第四個理由，是我們目前在文學學科中，“邊界主義”的作用造成了還不能很好、很順暢地匯通并共享學術資源。站在中國整體的學術立場看問題，我們現在的學科布局是可以討論的。現在的情況是，雖然古代文學史的研究人員還是比較多，但現代文學史、當代文學史兩個專業的研究人員多起來了，加起來超過古代文學史。我認為這不太合理。古代文學史管3000年文學，現代只管30年，當代管了54年，科研力量的分配不相稱，顯然有“為當代服務”的原因(或叫“厚今薄古”)。學科處于一種分割狀態，邊界劃得很清楚。假如一個學科高密集的話，很容易造成低水平的重復。所以整個現當代、古代文學研究怎么打通起來，怎么實現資源的共享，我覺得需要用“大中國文學”的概念來處理。
二、“大中國文學”的內涵
“大中國文學”到底包括那些內容?我的看法是有五個基本內涵。
第一個內涵是指一體多元的文學。這個“一體”就是中華民族這個整體，多元就是各方面的風貌、角度、層次。中華民族的特點就是“五緣文化”，即血緣、族緣、地緣、物緣和業緣。中國人走到哪里都認老鄉，很講緣分。緣分這種文化帶有中華性。整個的中國文學應該是一體的，血脈里有血液在流動，命運、整體的思考都可以用“一體”來考量。這種“一體”像電流似的，把五湖四海的兄弟都連在一起。同時，這整體里邊還有四個文化板塊，或說文學板塊。一種板塊是農耕文化，包括大平原、黑土地，農耕文學；第二種是游牧文化、游牧文學；第三種是山林文化、山林文學；第四種是濱海文化。這四大文化板塊，影響著我們的文學也出現了各種各樣的面貌。各種不同地區的不同民族，產生出了不同的文化。這種“一體多元”的文化還體現為四路縱隊，可以說從現代到當代，我們文學上出現的能夠成為“文學大軍”的，構成四路縱隊，即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新古典主義。這四路大軍現在更加浩浩蕩蕩。特別到了當代，大致有四度空間，有嚴肅的主流文學、通俗文學、民間文學和先鋒文學。這是“大中國文學”概念的第一個基本內涵。
第二個內涵是，“大中國文學”是“五族共和”的文學。“五族共和”實際上是指“多”，是我們國家各個民族的共和。中國現在是56個民族，包括主體的漢民族和55個兄弟民族。臺灣的原住民，還包括11個少數民族，澳門還有土生葡人問題。我們文學也是這樣，現當代文學史，長期以文人書面的東西為依據，比如在遙遠的西部，流傳著一些文學，很多東西都還沒有挖掘出來。我們的民族文學研究家們正在做的工作，是把80、90歲的老頭老太關于《格薩爾》吟唱的口傳，完整地記錄下來，那就會成為世界上最長的史詩，非常精彩。過去契訶夫講過，唱得最好的夜鶯不是在都市的樓群上空，而可能是在遙遠的山林。確實，我覺得現在晚會上好聽的歌，遠不如《在那遙遠的地方》，遠不如《康定情歌》，遠不如《達坂城的姑娘》，根本沒法同那些遙遠的地方傳來的民間、民族的聲音相比，所以說，我們不能眼睛只盯著漢民族，只盯著北京上海的文學藝術家。如果我們站在中華民族的角度來看問題，各個民族還是有很多互補的東西。當然現在有些少數民族作家也用漢文來寫作，從漢民族文化中吸取養分。我們漢民族作家同樣應該從大量的兄弟民族地區的文化資源中吸取更多東西。整個中華民族應該整體地關照，互相幫助，這樣才能推出更好的作品。
第三個基本內涵，“大中國文學”是“和而不同”的文化。孔子說“群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按我的理解，和而不同首先強調的是“不同”，首先要強調“不同”的生生不息，才能最后達到、和諧、和合。新文學從現代到當代，相同的東西太多了，很特殊的、很有原創性的東西太少了，但是總體上最后要達到“和”，在“和”的大氣候下有種種“不同”。用通俗一點的比喻來形容，茶葉和咖啡應當并存，因為對我們有利，但嗎啡和海洛因必須禁止。
第四個內涵，“大中國文學”是一種人本和生態協調的文學。我們常說“以人為本”，這是對的。現在整個人類的精神世界被高科技、各種污染破壞得越來越厲害。這幾年大量水平很低的工業操作涌入城市，對整個人類的精神的影響是不可小看的。但是某些具體執行政策、推動建設的人，他們的思路和我們不一樣，他們強調的就是效率、開發，不斷追求利潤、不斷提速。“提速”可以一時一地起作用，但長久來說，也會失去效用的。經濟騰飛引發的問題在中國還是很大的現實問題，不能太盲目。盲目施工對人文生態的破壞還是很厲害的。有的地方盡管是歷史文化名城或旅游景點，但出現了大量假古董，可以一時吸引旅客，但三年五年過去了，使旅客倒了胃口，不再去了，經濟還是上不去。那么我們文學怎么辦、文化怎么辦?我想我們還是首先要為“人”服務，首先要樹造“人”的形象，還是要“以人為本”理性思考的精神。文學畢竟還是人學，關心人、愛護人、描寫人、提升人，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另外一方面，光以人為本還不行，還要考慮社會生態。文學還是要和生態結合起來思考。作為以人為本和生態相協調的文學也應該成為我們大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標志。
第五個內涵，“大中國文學”是一種母語思維的文學。我們現在的思維其實是四個層次的遞進。第一個層次就是人類的背景，第二個是東方的角度，第三個是漢語或母語的思維，第四個層面是中文表達、漢字表達。這種漢語思維、中文表達，和世界上其他國家、民族、地區有不同的特點。我們的文字從甲骨文算起是3000多年，幾千年流傳下來的漢語思維有他的特殊性。我的看法是，我們母語的思維，有三個很明顯的特點，一個是生命的詩學，很強調生命；第二個是文化的詩學，中國人的語言表述表明中國人是有文化的，比如說，我們中國的語言很簡潔，不像西方那樣@①里@①嗦，這種簡潔里包含了很多深意的內容，從物象思維轉化和過渡到意象思維。中國文字最早從象形文字來，象形文字到現在甲骨文本來有3500種，現在認得的有1100種，還有待于學者進一步辨認。甲骨文就是從物象到意象的過程，沒有其他一個國家是這樣的。還有一個特點是混沌的詩學，就是不那么確定。我們的文字表達有時不是那么確定，只能意會，不一定有很明確的言傳，有多義性、彈性，有佯謬，讓你去琢磨。還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漢語思維，悟性很高，特別是學文的，很講究悟性。所以在中國文學中，盡管后來在敘事性作品中寫實的東西慢慢增強，但中國文學的正宗傳統是悟性、隱喻性的一些東西。我想這可能更切近文學，更切近“龍人”的心性。我們現在講中國文學特色，恐怕應當更多地從母語思維的角度去切入、去思考。
三、“大中國文學”所面臨的前沿問題
關于“大中國文學”所面臨的一些前沿問題，這里給大家提一些思考的話題，先提八個話題，看能不能成為我們人文研究的生長點。
第一，從文字、文本走向社會的大空間。我們文學研究過去強調文本細讀，如今文本細讀還遠遠不夠，我贊成要繼續文本細讀。但光有這個恐怕還不夠，因為如果站在“大中國”的角度，中國文學作品的產生有社會的、文化的、經濟的、心理的多種因素復合的作用，對一部作品的產生進行制約和支援。因此一方面要繼續重視文體細讀，另一方面要擴大我們的思維空間，把文學批評放在社會的大空間中，放在一個大的范圍當中來考慮。
第二，現當代文學生產機制問題的研究，包括有哪些文學因素促成了文學機制的產生、文學運作機制的自我調整能力、出版制度、傳播制度、審查制度、稿酬制度等等。這些機制又有哪些具有我們中國特色?這還涉及到要對國內外的一些機制加以比較。
第三，現當代文學對于現代性、對于現代化的崇拜、順從、挑戰的問題。現在，我們一系列新的概念，很多都是從新的意識形態提供、啟發的。我們現在很多概念，如新歷史、新狀態、后現代、失語化、軀體寫作、大眾文化、消費文化、消費社會、底層想象、潛在寫作等等，很多都是由新意識形態所提供、啟發的。這些東西和我們整體的中國性的文學有什么關系?到底是激發了我們新的想象還是遏制了我們?
第四，重新審視、研究一下“大中國文學”中多年來流行的觀念。如“純文學”。文學有沒有絕對“純”的樣態?“純文學”的觀念的歷史、涵義有什么演進、有什么變化?它與俗文學的分庭抗禮、或者互補，互相的關系到底怎么樣，它的中國特色又在什么地方?
第五，中國現當代文學和傳統的關系。現代文學有些學者開始注意到，現代文學并不是從白話文開始就和舊文學一刀兩斷，還是有關聯的。當代文學也有這個問題。我們的傳統有遠傳統、近傳統、新傳統，我們中國文化、文學的母體在不同的時期會不斷地發生變化，會產生各種變體。文學有一個歷史化的處理問題，但是個人的記憶還有個性化的問題，個人的記憶和集體的記憶之間的關系問題，我們怎么處理?
第六，中國新文學當中的女性書寫問題。女性有區別于男性的重要特征，特別的特征、心理的特征、生理的特征等等，反映在文化問題上、在對待文學問題上有其特殊的表現。文學上的問題很奇怪，為什么俄羅斯學者認為，俄羅斯文學當中寫女性最好的是男性作家?我們中國的現當代文學中，寫女性寫得最好的是男性還是女性?我也弄不清楚。傳統的兩性對立后來導致“男女平等”的提出。“男女平等”就是由男女不平等、男女對立而引起的問題和觀念上的調整。在這個過程中，女性仍然沒有擺脫被看、被命名的命運。文學當中的女性形象有其符號的界定，有象征的界定，有很多復雜的內容。女性問題的研究還可以繼續進行下去，而且最好是女同胞自己來研究自己，但不要走極端的女權主義。
第七，中國新文學中知識分子的精神問題，包括人格問題，包括苦難使他們的理想飛升還是苦難使有些人的精神破滅，包括代言的問題，包括個人思想。立場和生活命運的關系問題，包括知識分子對文學的態度問題，特別在當前為什么寫作的問題。
第八，如何使大陸的文學經驗和臺港澳的文學經驗相會通?這是個難題，是很前沿的問題。盡管40、50年代受到阻隔，但在文學深處有什么可會通的方面，這是很重要的，我很希望有年輕的學者去做這方面的工作。
我始終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只要我們國家穩定，我們文學的狀態會隨著現實的變化而不斷出現好的作品，隨著我們研究者的不斷反省和思考而在學術上有所發現、發展。在中國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搞文學的人是很清苦的，但是我們的生命應該是輝煌的，我們的學術應該是圣潔的。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左口右羅
廣東社會科學廣州28～3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楊匡20042004基于長期以來文學研究因歷史割斷和地域切割造成對整體觀的忽略，本文提出“大中國文學”的概念，其基本內涵為：一體多元，“五族共和”，和而不同，人本與生態協調，母語思維。本文還提出了“大中國文學”所面臨的前沿性研究話題，以期成為當代文化/文學研究新的學術生長點。文學地圖/大中國文學/前沿問題本文摘譯自亞·博利舍夫，奧·瓦西里耶娃專著《當代俄羅斯文學(二十世紀七十至九十年代)》，國立圣彼得堡大學語文系出版，2000年，第115-128頁。標題系譯者所加。方輝
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山東 濟南市 250100
譯者單位：蘇州大學外國語學On the Change of Lu Xun's Essays before the Mid-1920s and Its Historical Surroundings
LI Lin-rong
Lu Xun Institute,Lu Xun Museum,Beijing 100034,ChinaBased on an outline of the panorama of Lu Xun's essay creation before the May of 1925,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complicated causes for changes in Lu Xun's essay creation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early 1900s to themid-1920s,coupled with an analysis of Lu Xun's writings of other categories and his suffering in life.魯迅博物館 魯迅研究室，北京 100034
李林榮(1970-)，男，山西平遙人，復旦大學文學博士，北京師范大學博士后，北京魯迅博物館研究室副研究員，青島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導師，目前專攻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想史和魯迅研究 作者：廣東社會科學廣州28～3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楊匡20042004基于長期以來文學研究因歷史割斷和地域切割造成對整體觀的忽略，本文提出“大中國文學”的概念，其基本內涵為：一體多元，“五族共和”，和而不同，人本與生態協調，母語思維。本文還提出了“大中國文學”所面臨的前沿性研究話題，以期成為當代文化/文學研究新的學術生長點。文學地圖/大中國文學/前沿問題本文摘譯自亞·博利舍夫，奧·瓦西里耶娃專著《當代俄羅斯文學(二十世紀七十至九十年代)》，國立圣彼得堡大學語文系出版，2000年，第115-128頁。標題系譯者所加。方輝
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山東 濟南市 250100
網載 2013-09-10 21:4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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