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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史學家的專業角度來看，情節越具體，它的可信度越低，市面上有許多傳記作品，學生們常常搞不清什么樣的書是可靠的。我告訴他們，凡是有許多對話，還有大量細節描寫的，皆不足信矣！

 不過，在這里，我很愿意為章詒和作一個辯護。

自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之后，那種讓人滿街爭說的人物傳記書籍似乎已經久違了。2004年伊始，章詒和女士的一冊《往事并不如煙》，終于再次點燃了讀者們閱讀的熱情。

 因為我是研究民主黨派歷史出身，章伯鈞、羅隆基、史良、儲安平、聶紺弩、張伯駒、康同璧母女這些名字，大多是我很熟悉的對象。二十年前，當我還是一位留校不久的小助教的時候，曾經努力從故紙堆里、檔案室中，以及對各種當事人的采訪，去探索那代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五年的冷板凳工作，讓我一直自認對那段知識分子的歷史，自己是很有些底氣的。不過，讀了“往事”之后，我才發現自己的自負原來有點可笑：當年的我縱然再用功，悟性再高，所做的不過是隔靴搔癢，1957年，我只是一個剛剛呱呱落地的雛嬰。按照康有為的說法，人物與事件的關系有“所經之事”、“所見之事”和“所聞之事”三種，反右對于我不過是“所聞之事”，而對于章詒和來說，卻是親身目睹的“所見之事”。作為章伯鈞的女兒，她具有一般人所不可能有的零距離接觸，而且有情感的投入。你可以說這本回憶錄有很高的史料價值，但在我看來，何止是史料，在作者細膩的筆觸之下，那是一部至今依然活在心中的歷史。作者不僅是歷史的見證人，而且與那段歷史密切融合，所謂“親歷歷史”（Living History），她雖然年齡太小，沒有參與歷史，但是她的情感參與了歷史，親歷了反右那一幕。這使得章詒和擁有了一種類似人類學意義的“內在視角”，既沉浸在內，又有所超越。這是一種稀罕，是難得的獨特。歷史學家的水準再高，理性再強，也是一種“外在視角”，是借后來人的優越審視過去，盡管“外在視角”有它冷靜的一面，但缺乏一種溫馨，未免對當事人少一點“同情性了解”。

所謂“同情性了解”，有點像哈貝馬斯所說的“情景理性”（Situated rationality），你只有處于一定的具體語境中，你才能體會什么叫理性，才能判斷什么樣的選擇是合理的、可理解的；才能理解什么是韋伯所說的信念倫理——只對自己的良知負責，而什么是責任倫理——也就是對自己的行為所產生的后果負責。生活在陽光中的后來人，可以很廉價地在云端中展覽高尚的正義，但惟有曾經“親歷歷史”者，想說恨你才是不容易的事。


 

“往事”的筆觸是細膩的，許多細微的場景、人物的對話細膩到了近乎歷史小說一般。不少史家在驚嘆之余，按照行內的規矩，不禁懷疑這是否有作者事后的加工，是否可以作為一部信史。從史學家的專業角度來看，情節越具體，它的可信度越低，市面上有許多傳記作品，學生們常常搞不清什么樣的書是可靠的。我告訴他們，凡是有許多對話，還有大量細節描寫的，皆不足信矣！

從這一形式的標準而言，我們確實可以質疑“往事”的作者：難道您有現場錄音么？您的記憶竟然像錄音那般精準么？憑什么為那么多的對話打上引號？如何得知史良在印度市場上留戀的是“一匹薄如蟬翼且用銀絲繡滿草葉花紋的白色衣料”？這樣的質疑有其道理，而且有一種歷史觀在背后作為預設，這種歷史觀是德國的蘭克學派或中國的乾嘉考據傳統，相信歷史是客觀的，回憶、研究歷史的人，應該也有可能把歷史的真相和細節原原本本地還原出來。

 不過，在這里，我很愿意為章詒和作一個辯護，告訴學生們：“往事”是一個難得的例外。的確，我們有理由以考證的眼光懷疑“往事”中種種對話、細節的客觀真實，但假如我們換一種歷史觀，換一種對歷史的理解方式，我們會發現，作者在這里所實現的真實，并非是“客觀中的真實”，而是“記憶中的真實”或“想象中的真實”。蘭克學派對還原歷史真相的堅信，其背后有一個上帝創造歷史的信念，事實上，當歷史過去了以后，它就死了，就已經完全碎片化了。當事人也好，后來人也好，要將真相還原出來，首先需要對歷史有一種情感或知性的理解。也就是說，一個當事人，或一位研究者，當他回憶、考訂、寫作歷史的時候，內心決非一片空白，必定有著某些先入為主的情感或觀念在過濾著歷史。即使我們說這段回憶是客觀的、真實的，這一客觀的真實難免經過了主觀性的淘洗。歷史的真實不比自然的真實，它們離不開人的理解，離不開主觀的想象和建構。

從這樣的歷史觀來理解“往事”，我們可以說個中的細節或許未曾有過，或許不那么準確，但按照我們所理解的人物性格和歷史邏輯，它“應該”有過，“可能”有過，這就是另一種“記憶中的真實”或“想象中的真實”。當然，記憶也好，想象也好，歷史文本畢竟不同于文學創作，按照行內的規矩，不能憑空捏造，就像前些年有一位老先生借“陳寅恪熱”，虛構一番他與吳宓先生的故事那般。即使被情感所過濾的歷史追憶，也必須經得起已有的公認信史的推敲。

按照章詒和的專業出身，她應該是一個文學家，而非歷史學家。應該說，她是以文學的敘事，來作歷史的追述。是文學，還是史學？這樣的問題只會發生在現代的知識體制分化的基礎上，而不會出現在文史不分家的古代中國。義理、考據、詞章，假如一部著作能夠在這三個方面同時達到很高的造詣，那就是經典。以文學的方式敘述歷史，在國外有耶魯歷史系名教授史景遷，在中國有司馬遷的《史記》傳統。為什么《史記》里面，有這么多的細節、描寫，就沒有人懷疑它的信史地位呢？劉邦和項羽，見到秦始皇威風凜凜的出巡場面，一個說：“大丈夫當如此也。”另一個說：“彼可取而代之也！”。假如用今天考據學家的純客觀標準，我們大可質疑司馬他老人家：你一個漢代人，又不曾親眼目睹，如何對一百年前的事搞得那般清楚？你是“大話”呢，還是“戲說”？當然，現在我們都承認，《史記》既非“大話”，也非“戲說”，它就是信史，公認的信史，一部亦文亦史、有想象、有理解的大信史。既然如此，是否可以同樣欣然地承認“往事”也是一部《史記》風格的信史呢？
（本文著作權屬許紀霖先生，Yu jinsong先生編輯校對，三秦記僅修改網頁并發布）

 

因為“往事”具有許多彌足珍貴的細節，它更像一部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史，從中可以讀出人性的復雜。以往對1957年反右歷史的敘述，多有一種簡單化的毛病，好人、壞人一目了然。但在章詒和的筆下，章、羅也好，史良也罷，他（她）們的內心是那樣的復雜，有亮點，也有幽暗，相互之間有政治家的較量，也有知識分子的相輕，更有異性間的情愛恩怨。我不知道作者為什么要將回憶史良的文章放在卷首，但我周圍的許多朋友都不約而同地認為，那是全書中最好的一篇。那是一個我們過去全然不知的史大姐。她是一個講原則的革命家，又是一個富于情感和生活品味的女人。她與羅隆基的關系，公共的原則和私密的情愛是那樣錯綜地糾纏在一起，讓我們看到人性在一個特殊的時代里，是如何受到扭曲的，而這種扭曲對于主人公來說，既自覺，又無奈。有些場景，看得我驚心動魄，我不由會去想象，1957年那個沉悶的夏天，當史良從大獲全勝的批斗會場回家，一盞孤燈下，重新閱讀珍藏密室的羅隆基情書，心里又是何種感受？白天的一切，到底是公憤還是私怨？誰能予以分辨？

一場反右運動，其背后的場景十分復雜，沒有一個單向的因素可以解釋清楚。我們看到的是私人的恩怨怎樣以一種公共的名義加以傾訴，而公共的清算又如何借助了私人生活的隱秘話語。在那個年代里，公與私之間是沒有分界線的。那是一部政治史，也是一部文人恩怨史，更是一部男女情愛史。史與史之間重疊在一起，讓我們窺見了人性的復雜和深邃。

我常常對一個現象迷惑不解，西方人的生活和歷史比較單純，但他們的小說、電影和歷史書要比生活精彩得多。而這一個世紀中國人的歷史跌蕩起伏，悲喜交織，為什么搞出來的東西是那樣的枯燥無味？或許有一個說法可以解釋：中國的文學家、史學家太平實了，過于相信白描、考證了。純粹的歷史寫實，只能再現歷史表層之皮毛，而無法度量歷史背后的人性深度。柯林武德說，所有的歷史都是思想史，意思就在于要從歷史事件的表層，去洞察人物內在的思想。

文學也好，史學也好，講到底都是人學，讓我們喜悅、憤怒、哀嘆和歡樂的，總是人性深處的那點幽暗與光明，總是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的亦魔亦神。所謂“親歷歷史”，是感受歷史中人性全部的復雜性。假如我們無法體驗、感受和理解我們的上代人，那只能說我們的記憶缺乏歷史的想象，我們的心靈還不夠豐富，僅此而已。



本文轉載于《文匯報》
 

許紀霖 2011-04-11 17:5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