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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詒和的《正在有情無思間——史良側影》（載《五柳村》海外文存）是一篇好文章。反映了在波譎云詭的政治風浪中，章，史兩戶名門世家的興衰榮辱，悲歡離合。是20世紀歷史長卷中的一折。

建國初期，史良（1902-1985）是民盟副主席，司法部長；作者的父親章伯鈞（1895～1996）是中國農工民主黨主席，民盟副主席，交通部長；其母李健生是民盟盟員，北京市衛生局局長。


 （一）作者筆下的史良阿姨

  作者以女性特有的溫情和細膩，活生生地描繪了“一代風流人物”——史良的風貌，披露了一些鮮為人知的名人軼事。行文富有人情味，在政治逆流中，仍保持和平心態，不計恩怨情仇。情意綿綿，為人間留下一份真情。這是作者的文品，也是她的人品。

 作者從孩提時起，對史良的天生麗質，氣度，品格，一直是羨慕和崇拜得五體投地。解放初期，史良已五十多歲，而作者不過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女孩。女孩天生愛美。她寫道：“史良長得美，也愛美，又懂美。這三‘美’相加，使得她無論走到哪里，來到什么場合，都與眾不同”。“只要父親說上一句：今天史大姐要來。我聽了，頓時就血液沸騰，興奮不已”。“自已長得不漂亮，常對著鏡子自語：不是說女大十八變嗎？我啥時能變得有點像史良阿姨，就好了”。

史良與章伯鈞的私人關系很好，因而章史兩家親密無間。從幾件生活小事可見一斑：有一天，史良送來兩打雪白的洗臉毛巾，笑瞇瞇道：“我昨天去衛生間，看了你家用的毛巾，都該換了。一條毛巾頂多只能用兩周，不能用到發硬”。一次，伯鈞先生患重感冒，愈后人很虛弱。史良用宜興小罐悶好雞湯叫人送來，她還帶話給作者母親：“不管伯鈞生不生病，他今后吃雞都要像這樣單做。”

史良來章家總是單身一人，她的丈夫呢？她的婚戀是不美滿的。抗戰時期在重慶，她曾傾情于羅隆基（民盟副主席，新中國農林部長），關系已基本默認。后又插進個浦熙修來。史便果斷地結束了與羅的浪漫史，找了一個年齡比她小，資質比她低得多的小女婿陸殿東結了婚（那時，史已是著名的大律師，陸只是上海巡捕房的巡捕，后掛牌當律師。新中國成立后，周總理安排他在外交部當一名專員。）所以，史的一切社交活動從不帶她的先生一道出席。伯鈞先生曾對女兒說：“我想史大姐一覺醒來，恐怕會發現自己的眼淚濕透了枕衾。”作者不無惋惜地寫道：“不想史阿姨地位那么高，每逢“三八”婦女節便要向全中國婦女大談或大寫女性解放問題的人，在內心深處同樣掩埋著一個普通女性在感情上的傷痛。”

但史良在感情問題上是嚴肅的。有一次，陪同蘇聯友人旅游。幾個蘇聯男士請史合照，她對翻譯說：“我今天來這里，如果是外事活動的話，我一定同他們合影。但在這樣的私人活動中，當有我的先生在場。遺憾的是，他今天沒有來。沒有他或者有他在場卻不被邀請的話，我一個人是不和誰照相的。”作者不勝景仰地寫道：“古書上說：‘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我面前的史阿姨，確讓我感受到有容、有執和有敬。”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么？》。伯鈞先生讀后，想不通，當晚就找史良說叨說叨。史良或許由于長期以律師為業，在判斷問題上要比章理性得多，或許已有人指點迷津，替她撥正了船頭。她掂出了事情的分量，覺得前幾天儲安平的“黨天下”發言問題的嚴重，已經超出了被容許的界線。史良的話，未能引起章的警覺，卻引發出他的對現實的不滿，大發議論。他說：“儲安平的話擊中了要害。……我看，胡風、儲安平倒要成為歷史人物……。”在史良跟前，章把肚子里的話統統倒出來，覺得很痛快。

6月14日晚，民盟舉行中央小組會議。史良主持，作長篇發言。她首先推出費孝通說的“黨天下”，申斥這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又把6月8日章伯鈞向她發的牢騷抖落出來，說章是費的后臺；史良的結束語，是落在了曾與自己最為親密的人身上：“羅隆基現在出國，等他回來以后，我也希望他能夠有所交代”。史良的講話是按照上面要求，適時順勢而發。它像一包定向爆破的烈性炸藥，從內部炸開民主黨派的圍墻，炸出一條預先設計好的線路，使民盟這支進入反右運動祭壇的領頭羊，在這條路上蹣跚而行。

第二天，新華社的通稿是以史良“要求民盟中央表明態度劃清界限，質問章伯鈞是不是也有兩套做法”為通欄大標題，并將章伯鈞在史良家中說的那段話，作為內容摘要，以黑體字排印。

從此，章史二人再無往來。——80年代初，全國政協舉行委員活動，作者的母親李健生和史良在禮堂前廳談天。民進中央副主席徐伯昕見此情景，特意將作者的姐夫拉到一邊，憤憤地說：“你岳母怎么還能和史良有說有笑？當年就是她出賣了章先生，難道李大姐忘了？”

后來，有人告訴作者，在反右后期史良批判“章羅聯盟”的文章，皆出自胡愈之之手。連那個“六六六”會（即六月六日六教授會）也是胡布置的。只不過臨到開會時，他借故走掉。而運動的收尾時，胡怕泄漏天機，便把具體操辦這件事（即“引蛇出陣”）的干部也戴上右派帽子，全家調離北京，驅趕到大西北。（這就是在《五四》時期，主編《東方雜志》，大力鼓吹科學與民主的那個胡愈之！）作者聽了，先是震驚，后也不覺奇怪。在民盟中央，別看沈老（鈞儒）的地位最高，是旗幟性人物，可中共黨員的胡愈之才是民盟的主心骨。反右后，史良向周恩來提出了入黨的要求。但毛澤東不同意。棄之如敝帚！

不難看出，作者在行文時設下許多寬容史良的“伏筆”，認為在她的位置上，受制于人，不得已而為之。作者始終是崇拜和愛護史良的，不愿毀了她心中的偶像。

1965年，羅隆基（1898～1965）因突發心臟病，猝死家中，那年他只有67歲。他的許多日記和一箱子情書被有關單位收走。文革中，一日，民盟的造反派勒令章伯鈞接受革命群眾的大批判。下午一點多，年邁的他徒步而歸。說：“我滿以為民盟今天是批斗我，到了會場才知道，我是個陪斗。原來批斗的對象是史良。她血壓高，那些民盟機關干部，偏要她把腰彎得低低的。他們居然把搜去的史良寫給老羅（羅隆基）的情書，拿出來當材料宣讀，并質問史良到底和這個大右派是什么關系。史良直起腰回答：‘我愛他’。在中國，一個女人能這樣做，是很不簡單了，也可以說是很了不起的。史良好象又回到了從前”。這是章伯鈞對史良的贊賞，更是作者對這位史阿姨的敬佩。章又說：“今天這個會，最讓我心痛的是，民盟會墮落成這個樣子，一個批斗會搞得如此下作”。而這個如此下作的批斗會，竟成了章史最后的會晤。1969年伯鈞先生病逝。享年74歲。


1978年，作者章怡和從四川省第二監獄釋放回京。她母親說，為了她的出獄，托了許多人，要帶她去面謝。第一家去拜謝的是史良。

在一樓客廳見到史良。幾十年未見，她身著白衫青褲，略顯老態，但依舊是儀態雍容。光澤的肌膚、白皙的面龐和清澈的目光，使人很難相信她已是78歲的老太太。吃午茶的時候，作者母親關切地問：“小陸（史良的丈夫）走后，你的生活還好吧？”不料引出史良眼淚無數。一邊拿出白手帕擦拭，一邊抽噎著說：“小陸一走，我的生活再也沒有好過。他的房間，他的東西，都原封不動地保留在那里。我每天都在懷念他，回憶從前的日子”。

告別時，母女倆走出大門，便聽見有人在喊 “健生！”，回頭一看，原來是上到二樓寢室的史良靠在臨街的窗前，手里左右搖動著那條擦拭過淚痕的白手帕。她倆走一段路，就回頭望一眼，那白色始終在陽光下晃動，閃耀。作者動情地寫道：“當我跨入老齡，我的生活之侶也撒手人寰的時候，史良的涕泣和那方白手帕的記憶，便愈發地生動起來，也深刻起來。”

1983年2月春節，作者母女去向史良拜年。此時的她已是83歲的老邁之人，稀疏的頭發，白多黑少。露出的手臂和手背分布著星星點點的老年斑，目光似乎也有些遲緩、冷淡。作者寫道：“我們不便久留。聽說我們母女要走了。史良用微顫的手從棉襖的口袋里，掏出一個小紙卷，遞到我的面前，說：“小愚，今天是春節，史阿姨要送你壓歲錢”。我接過來，展開一看，是5元的鈔票。剎那間，心頭泛起縷縷難以名狀的傷感：是傷感于史良的垂暮之態？還是傷感于她視為女童的我，已是中年婦人？——這一切，連我自己也無法辨析”。——在作者的筆下，對史良始終是情意綿綿。

1985年，史良病逝。作者的母親患有心梗，但她執意要去八寶山參加追悼會。進得大廳便痛哭失聲，站立在遺體前，幾乎跌倒在地，情緒難以自控。民盟中央的一個在職部長低聲問身邊的人：“她是誰？”一位老者答：“她叫李健生，是章伯鈞的夫人”。另一個民盟中央機關的干部，問：“章伯鈞是誰？”老者無語，一片沉默。

“此時無聲勝有聲”。歷史就這樣無情地翻過這辛酸的一頁，令人有一種蒼涼之感。有道是：“東邊日頭西邊雨，道是無情卻有情。”
（本文著作權屬簫弦先生，Yu jinsong先生編輯校對，三秦記僅修改網頁并發布）

（二）名人的尷尬

我知道史良其人，是上世紀30年代，抗戰爆發前夕，我還是個15歲的初涉人世的農村少年，身處窮鄉僻壤，知識很閉塞。偶爾看到一本關于《救國會七君子》的書。鼓吹救亡圖存，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蔣介石逮捕了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王造時、沙千里、史良等七人，關在蘇州監獄里。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書中收集了七君子的聲明和二十多名大律師的抗辯，義正辭嚴，鏗鏘有力，使少年的我受到了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啟蒙教育。書中還收入七君子在獄中的生活照片，美髯公沈老在獄中練太極拳的的威武不屈的形象，令我肅然起敬。史良是七君子中唯一的女性，是巾幗英雄、女中豪杰，成為我心中的偶像。

讀完章怡和女士這篇約15000字的長篇，使我悵然若失。當年這位令我景仰的“民主斗士”，卻淪為裝飾“民主”的傀儡！充當“引蛇出洞”的打手！聳立在我心目中60年的這位自由女神的偶像轟然坍塌。但冷靜想想，也不能過苛地責備史良，這是時代的悲劇。

自古以來，在封建專制政體下，知識分子就是一個不能獨立存在的弱勢群體，筆桿子斗不過槍桿子已是不爭的事實。馬克思也斗不過拿槍的冒牌假馬克思。毛澤東的“皮毛說”只是重復了古人的見解。知識分子只能存在于群雄爭霸的夾縫中。“百家爭鳴”只能出現在春秋戰國時代。梁啟超、蔡元培這些大儒只能馳騁在民國初年軍閥混戰的局面中。一旦天下霸權定于一尊，知識分子就只能是依附在他這張皮上的毛。統治者需要的是那種“三忠于”“四無限”的知識分子，對那些“不三不四”的知識分子，說坑就坑，說閹就閹。說什么“孔子著春秋，亂臣賊子懼”啦，什么“一言以興邦，一言以喪國”啦，什么“太史簡”“董狐筆”啦，哪有那么牛氣！不過是知識分子自吹自擂罷了。在抗日救亡，反對蔣介石獨裁統治中，中國的知識分子精英曾顯示出凜然正氣、錚錚鐵骨，成為中華民族的脊梁。如“救國會七君子”、“李聞慘案”、“較場口事件”、“反饑餓反內戰”中的“下關事件”、反美的“沈崇事件”等反蔣愛國運動，著名知識分子都挺身而出，不惜犧牲生命，成為進步的旗幟。這是因為當時正值國共逐鹿中華大地，他們精神上找到了個阿基米德支點。老百姓有首順口溜：“此處不養爺，自有養爺處，處處不養爺，爺去投八路”，反映了其叛逆性，也透露其先天的依附性。此時，共產黨尚弱小，但它已成為受壓迫人們的精神支柱。那些著名的“民主人士”（社會活動家、文學藝術家、著名學者大師等）之所以一身正氣，滿腔熱血，其精神支柱也基于此。1949年國民黨在大陸徹底覆滅，共產黨終成大業。那個“阿基米德平衡”一旦傾覆，這些“民主人士”就只能接受“皮毛說”，成為依附在政權這張皮上的毛。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和“民主集中制”。其中都有“民主”二字。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南尼提出一個公式：“一個階級的專政必然導致一黨專政，而一黨專政必然導致個人專政（獨裁）。康生的解釋是：“民主集中制，集中是主要的，民主不過是一個形容詞而已”（李慎之《革命壓倒民主》）。而“人民民主專政”。“人民”這個概念是不確定的，你“老老實實”，就給你民主；你亂說亂動，就專你的政。這是多次運動所證實了的。

“民主人士”們滿懷著勝利的喜悅進入新中國。此時，毛澤東在七大上向黨內發出指示：“掌握政權以后，我們的斗爭對象就是民主人士了。”（見《李銳訪談》，載《五柳村》）。其斗爭的策略是“團結、利用、改造”。“改造”是漸進式的。（很多人聽說過這個比喻：把一只青蛙扔到熱水鍋里，它馬上就會跳出來；但如果把青蛙放到涼水鍋里，慢慢將水燒熱，它就不會往外跳。等青蛙再想跳時，已無能為力了。）

首先，把這些人安排在各種名義的官辦組織里（民間結社是絕對禁止的），圈養起來，接受改造。給一個榮譽官銜，享受高級官員的物質待遇。每個組織都派共產黨員貫徹黨的領導，實權就操縱在這位共產黨員之手，這就是所謂的“互相監督”（例如民盟的主席是張瀾，副主席有沈鈞儒、史良、章伯鈞，而實際是民盟副主席、共產黨員胡愈之一手操縱——見《史良側影》）。

改造“民主人士”的第一步就是政治學習，學馬恩列斯毛的著作，學共產黨的文件。這些“民主人士”都是讀書破萬卷的學者，而在這里一篇簡短的文件卻要反復學習，反復討論，反復體會，不厭其煩，以磨掉你的棱角。這就像古代伊斯蘭初創時期的“一手持可蘭經，一手持寶劍”。

再就是寫自傳，一遍、兩遍、三遍、五遍地寫。交待歷史——要像竹筒倒豆子，一點不留；交待思想——要深挖狠批，把民主人士過去所追求的民主自由，批成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把人情、親情、友情批成反動的人性論，把個人奮斗、個人尊嚴批成反動的個人主義：一律批倒批臭。如挖得不深，批得不透，就開會“幫助”。人生如瓶，只有把瓶子倒空，才能裝進毛澤東思想。這就是脫胎換骨的思想改造。巴金在他的《說真話》中說：“我是認罪服罪的”。

名人們還要寫些阿時附世的文章，寫些圖解政治的文學作品，或修改過去的舊作，添個革命的尾巴。名家們都否定了自己，把全部精力用于“脫胎換骨”“重新做人”。致使半個世紀的文學史一片空白，沒有出過像《阿Q正傳》《駱駝祥子》《子夜》《雷雨》等傳世之作。

最可怕最痛苦的是揭發、批判。1953年毛澤東狠批梁漱溟。在政協大會的公開場合，毛指著梁的鼻子，居高臨下，霸氣十足，橫蠻無理，臭罵一頓。使梁無地自容，毛也有失“偉人“風度（參見《毛選》第五卷）。這是對這批大知識分子的“殺威棒”。郭沫若指斥沈從文為“反動文人”，逼得這位文學巨匠想割腕自盡。從此折筆改行，脫離塵世，躲進故宮，以研究古代服飾以避風雨。但他仍逃不脫“批判靶子”的命運，其中，最厲害的是常和沈來往的畫家范增。文革中范無中生有，揭發沈一百多條莫須有的“罪狀”，致使沈在劫難逃，揪入牛棚。胡風的萬言書，開頭就批朱光潛，把他上綱到“為蔣介石法西斯服務”。還有，巴人批聶紺弩，巴金批蕭乾；蕭乾批沈從文；老舍批吳祖光；吳祖光批叢維熙；錢學森批錢偉長；史良批章羅；吳晗更是批“章羅聯盟”的積極分子。胡風被欽定“反革命集團”的頭目后，名人學者聞風而動，萬炮齊轟，袞袞諸公中只有一個小小的呂熒不識時務，敢于唱反調，終被關入大牢。……若把這些資料收集起來，可編一本《20世紀名人混戰大全》。有一首民謠：“今天你整我，明天他整你。螳螂欲捕蟬，黃雀在其后。且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到文革橫掃一切，“落得個白茫茫的大地多干凈”。連以整人為專職的周揚也被掃入秦城監獄，成為最后一名殉葬者。 　


（三）靈魂的畸變

知識分子經歷了長期的脫胎換骨的改造后，關節都錯位了。生存哲學降到道德的底線以下。從“士可殺不可侮”跌到“士既可侮也可殺”；從“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跌到“好死不如孬活著”。他們逆來順受，阿諛逢迎，造神者提出“三忠于，四無限”（“三忠于”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澤東思想、忠于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四無限”即對毛主席、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要“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崇拜、無限忠誠”）。大名家進一步發揮：“相信毛主席要信到迷信的程度；忠于毛主席要忠到愚忠的程度”。顧炎武說：“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但不知顧老先生活到今日他會怎么樣？

在這種外加壓、內攻心的雙重煎熬中，名人也有不少自殺的。這是中國文化的巨大損失，使我們活著的人想起來就悲痛欲絕。現在人們為景仰死者，激勵來者，都稱他們是“以死抗爭”。其實死者并沒有抗，也沒有爭，只是想當“馴服工具”而不可得，委曲求活而無法活下去，只得一死了之。請讀讀一些死者的遺書吧：

文革中，著名史學家翦伯贊夫婦服毒自殺，在翦的中山裝的兩個下衣袋里，各搜出一張二指寬的紙條，展開一看，只見一張上寫著“我實在交代不出什么問題，所以走了這條絕路”，另一張上寫著“毛主席萬歲”。（《魯南信息港》2001-12-06）

著名翻譯家傅雷夫婦服毒自殺。傅的遺書是：“光是教育出一個叛徒傅聰來，在人民面前已經死有余辜了！更何況像我們這種來自舊社會的渣滓，早應該自動退出歷史舞臺了！”（《干干凈凈的傅雷》——劉水清 載品味網）

鄧拓的的遺書是“許多工農兵作者都說：‘聽了廣播，看了報上刊登鄧拓一伙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話，氣憤極了’。我完全懂得他們的心情。我對所有批評我的人絕無半點怨言”。對他妻兒的遺書寫道：“你們永遠不要想起我，永遠忘掉我吧，我害得你們夠苦了”；“我的這一顆心，永遠是向著敬愛的黨，向著敬愛的毛主席。” （《鄧拓之死》——摘自《炎黃春秋》第9期）

革命元勛李立三自殺，留下的字條是：“敬愛的毛主席！我實在沒有什么可交代了”。（出處未記）

彭德懷病死獄中，他的遭遇也夠凄涼的。

1965年彭曾向毛作了三條保證：1、在任何情況下不會當反革命；2、在任何情況下不會自殺；3、今后工作不好做了，勞動生產，自食其力。
1965年9月，彭被派往西南區工作。同年月12月被造反派揪回北京。
彭給毛寫過幾次信。1967年元旦，給毛寫了最后一封信。

主席：
您命令我去三線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負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學院紅衛兵抓到該部駐成都分部，23日轉北京地院東方紅紅衛兵。于23日押解到京，現被關在中央警衛部隊與紅衛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禮！
祝您萬壽無疆！
彭德懷 1967年1月1日

1967年9月17日，專案組建議：永遠開除彭德懷出黨，判無期徒刑，終身剝奪公民權。1974年11月29日，彭德懷含恨去世。骨灰運回四川，謊稱王川，32歲，成都人。
（《彭大將軍的遭遇》——摘自《老年時報》03/01/22）


這是千百自殺者遺書的中的幾份。沒有反抗，沒有憤怒，沒有怨恨。筆者讀這些遺書時，既悲且憤。白居易詩云：

獸中刀槍多怒吼，鳥遭罹弋盡悲鳴。羔羊口在緣何事，暗死屠門無一聲。（白居易《禽蟲十二章》）

那些屠刀下連一聲呼喊都沒有的弱者，說明不但“身”被征服，而且“心”也被征服了。莊子云：“哀莫大于心死”；魯迅則說：“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在暴力重壓下，如果無力抗拒者尚可理解，無心抗拒者就不值得同情了。（《今晚報》副刊03/06/27廷獻點評）。

文天祥被元蒙統治者俘虜時，高唱《正氣歌》；岳飛抗金時；高唱《滿江紅》，成為千古傳頌的人間正氣。可是當岳飛被趙構、秦檜害死于風波亭時，不也是“暗死屠門無一聲”嗎？敵我，忠奸，自古就是一個說不清的模糊概念。


（四）十年前死為完人

對弱者、對受害者的指責并不是表明自己是一條硬漢。我也是從“萬家墨面”的泥潭中爬過來的人，我也曾求做“馴服工具”而不可得，我也曾一再“表忠心”想蒙混過關。假如我當時死去，也必是“暗死屠門無一聲”。

梁漱溟曾指責馮友蘭在文革中“謅媚江青”，馮的女兒宗璞針對這一指責說了段至為沉痛的話：“我們習慣于責備某個人，為什么不研究一下中國知識分子所處的地位，尤其是解放以后的地位！……最根本的是，知識分子是改造對象，知識分子既無獨立的地位，更無獨立的人格，這是最深刻的悲哀！”（湖南人民出版社《梁漱溟訪談錄》）

在那“以階級斗爭為綱”紅色恐怖年代，有一句流行語：“堡壘最容易從內部突破”。突擊手們選中一個攻擊的目標，就認定是一個敵人的堡壘（如民盟、胡風集團等）。他們慣用的伎倆是：避免自上而下，單刀直入，而是尋找突破口。即找一個關鍵人物，施以重壓，讓其戴罪立功，站出來揭發，從而發動其他人，劃清界線，狠批狠斗。這叫“挽救大多數，孤立一小撮”。——史良不幸被選中為突破口。

1978年，作者（章怡和）由她母親偕同去拜訪史良，偶爾提起她去世的丈夫，她痛哭失態，淚如泉涌。此時她已78歲，夫妻間的感情并不甚篤。她哭的恐怕不單是失去了丈夫，更哭失去了知心朋友，而且也失去了自己。她的后半生是凄涼的、痛苦的。被迫違心批人者和挨批者心靈的創傷是相同的。（當然，那些乘風起舞，落井下石，踏著別人的尸體往上爬，至今毫無反悔的人，用季羨林先生的話說：“把他們稱為畜牲，那是對畜牲的褻瀆！”）

還有一位沉冤難申的舒蕪先生！他是胡風的至友，肯定是在劫難逃的“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骨干分子”。于是被突擊手們選定為“突破口”，他被迫交出與胡風的私人通信（那時，公民是沒有隱私權的，心都要交，信能不交？）。這些信中并無任何“反革命言論”，交出可能為冤案申辯，不交反可能成為“見不得天的罪證”。一經那位“頂峰”曲筆批注，捕風捉影，上綱上線，就成為“反革命”鐵證。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舒蕪也被戴上“胡風分子”后又戴上“右派分子”的雙重帽子，受盡折磨。

胡風冤案觸及了2100人，逮捕92人，隔離62人，停職反省73人，1956年后正式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78人（內黨員32人），其中骨干分子23人。1980年9月平反。25年中，阿垅死于獄中，方然自殺，盧甸悲憤病逝，路翎折磨成精神病。沒入獄的后來在“反右”和“文革”中也受盡苦難。

此最大冤案現已平反。熬過四分之一個世紀，含冤者死的死了，瘋的瘋了，幸存者都垂垂老矣。逝去的年華和才華都一去不回了！但舒蕪白發蒼蒼，至今仍不為他的朋友們和文壇諸公所諒宥。

“七斗八斗”之后，人間充滿仇恨、積怨、芥蒂、隔閡、猜忌、恐懼、戒備……這是以斗爭為樂的人生哲學，給我們這個敦厚和睦的民族造成的難以愈合的創傷。

對一些被迫違心地傷害過朋友的人，受害者不妨換位思考一下，你處在他的境地，你又能怎么樣呢？他的心靈所受的傷害并不比你輕，只是在這場曠古的大悲劇中，各人扮演的角色不一樣罷了。

1985年，一位記者去采訪83歲的沈從文先生。當記者無意中提到文革中沈老打掃廁所時，這位白發蒼蒼的老人不禁嚎啕大哭。當時，文革破滅已18年，他深埋在內心的創痛依舊無法彌合。晚年的沈從文再也無法恢復他的寫作能力了……

人類歷史上最邪惡的力量，不是致力于剝奪人的財產、消滅人的肉體，而是致力于貶低人的尊嚴、摧毀人的信念、破壞人的親情。那射向柔石、瞿秋白和聞一多的子彈并不是人間最可怕的東西，更加可怕的是那股逼得胡風、路翎變成瘋子，逼得老舍跳湖、傅雷上吊的看不見的力量。魯迅說過，即便是“真的猛士”，也斗不過“無物之陣”。那個時代，被毀掉的是“尊嚴”、“個性”、“自由”、“親情”、“信任”和“文明”這些人類最值得珍惜的東西，直到今天，傷口依然沒有愈合。

在新中國，唯一沒有被批倒批臭的文學家只有魯迅，那是因為他早死了。但他投向敵人的匕首卻被用來投向人民。我曾設想：魯迅如還活著，他會怎么樣呢？他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走郭沫若的路，一條是走老舍的路。后來讀到周海嬰著《我與魯迅七十年》，我才發現他還有一條路——那就是胡風的路。

據《我與魯迅七十年》中載：1957年，羅稷南（翻譯家）在一次座談會上向毛澤東提出一個大膽的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毛深思了片刻，回答說：“以我估計，（魯迅）要么是關在牢里還是要寫，要么他識大體不做聲。”

有位作家的文章標題是《十年前死為完人》（從“反右”回溯），這句頗具哲理的箴言，適用于魯迅、胡風、郭沫若、史良………，也適用于毛澤東。


2003年4月2日初稿
2003年8月12日修訂


 本文轉載于陶世龍先生個人主頁五柳村

簫 弦 2011-04-11 17:5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