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學淵：一群仙鶴飛過——有感章詒和女士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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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中國文字族又出了一件大事，那是章詒和女士寫了若干民主圣徒的回憶，它們的傳播引起了震撼。詒和的父親章伯鈞先生和母親李健生女士，在那為人類不齒的背信棄義（“引蛇出洞”）的事件中，雙雙被“邪惡”的鐵鉗夾住，釘上了十字架。在旋踵而來的“文化大革命”中，年僅二十六歲的詒和，也于一九六八年被囚入了大牢，判了二十年徒刑，在川西的一間勞改農場受難。次年，名人章伯鈞就在中國“第一號大右派”的位上，郁郁而終。
    然而，“邪惡”萬萬沒有料到，那個被提前釋放，卻已被折磨了整整十年的女囚，胸中竟藏有一支不世的銳筆。今天，這位自稱“無父、無母、無夫、無后”的孤女子，竟拿它來為父母和他們的友人立傳，那“無畏、無懼”的正氣，再一次敗壞了“邪惡”的名聲。早知章、李夫婦有此豪杰女，“邪惡”也絕不敢把他們打做“右派”的。既然天下冤怨相報，當初沒有拿她開膛，今天就得要在她的筆下煎熬。
    章詒和寫的故事一篇篇地傳來，以優美的文字，貫通的情理，訴說那個時代人性的殘忍和文明的墮落，人們大都一氣讀完后才喘息。有人說，女囚徒的才氣來自父母的高貴或家境的優裕，我說那都是蓄積已久的洪水，沖決牢籠的思想，是沒有力量能阻擋的。她說：“人怕傷心，樹怕剝皮。”“邪惡”在中國“關管殺斗”了無數無辜的人，也戳破了章家兩代人的心，她的文字，就是從那些心洞里噴張出來的鮮紅的血。
    《越是崎嶇越坦平》是回憶她的父親章伯鈞；《一片青山了此身》和《正在有情無思間》，分別是未成眷屬的羅隆基和史良的故事；《最后的貴族》是康有為的次女康同壁和她的女兒羅儀鳳；《斯人寂寞》著的是鐵骨錚錚的詩人聶紺弩，《君子之交》中的君子，是執著而淡泊的文士張伯駒。這些回憶是一群“可殺不可辱”的人們的屈辱，是從骷髏般可怕的中國現代史的骨架上，剝下來的血和肉。
    章伯鈞是政治家，一九二二年在柏林大學攻哲學，由室友朱德介紹入了共產黨，而朱德又是周恩來親自介紹的，說來章伯鈞應該是個真資格的“二手貨”。受哥哥的影響，章伯鈞的兩個弟弟也都是共產黨，長弟操勞早逝，次弟在斯大林清洗中被槍決，都沒有嘗到共產主義的甜頭。章伯鈞本人完成學業回國參加北伐，后來又參與組織南昌起義。失敗后，追隨國民黨激進派鄧演達創建“第三黨”（即“中國農工民主黨”）。
    至于，章伯鈞為何脫離共產黨？詒和說是“大革命失敗后，我的父親對當時共產黨內連續出現的‘左傾’路線極為不滿。對第三國際亦大有看法。他作為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也深感自己不能適應” 。這大概都是事實，那時陳獨秀、毛澤東、張國燾也都對第三國際很反感；而且中國共產黨內斗成風，很不成氣候。那個激烈反對第三國際的何孟雄，就是被從莫斯科回到上海的王明告了密，操了國民黨的刀，殺了自己的人。而中共永遠也不敢去追究這件大白事，因為王明的后臺是斯大林。
    章伯鈞有進出共產黨的背景，羅隆基則是個“白丁”；他是一個鋒芒畢露的“政治學者”，美式的“民主個人主義者”。臺北《傳記文學》是這樣為羅隆基立傳的：“[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出任出席‘政治協商會議’民盟代表；十一月，在記者招待會上表示‘民盟’決不參加國大。三十六年一月，發表演講，贊成共黨提出之和談先決條件；二月民社兩黨斥羅為中共辯護之演講；七月，與‘民盟’黃炎培、張東蓀、章伯鈞三人訪晤美國杜魯門總統特別代表魏德邁將軍，表示反對內戰，為共黨張目；……三十七年二月，逃往香港，公開宣布參加共黨叛亂，其后北上投共。”說來，羅隆基很幫了點共產黨的忙，國民黨因此很記恨他。
    一九五七年，共產黨說要民主黨派幫助它整風，主張開“政治設計院”的章伯鈞，建議設“平反委員會”的羅隆基，和說共產黨搞“黨天下”的儲安平，是出洞的三條大毒蛇。說來真正刺激了毛澤東的，可能還是儲安平的“黨天下”；但他名聲地位都不如章、羅，于是毛澤東就親自羅織了“章羅聯盟”的罪名，發表在人民日報上。詒和女士回憶，讀了《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章伯鈞立即“從文筆、語調、氣勢上一口斷定，這篇社論必為毛澤東所書” ，還說“老毛是要借我的頭，來解國家的困難了”。
    而與章伯鈞不融洽的羅隆基，卻不知內情，兩次來到章家，質問：“伯鈞，憑什么說我倆搞聯盟？”章伯鈞答：“我也不知道，我無法回答你。” 詒和女士回憶：“[羅隆基]第二次去我家的時候，特意帶上一根細木手杖，……臨走時，發指眥裂的羅隆基，高喊：‘章伯鈞，我告訴你，從前，我沒有和你聯盟！現在，我沒有和你聯盟！今后，也永遠不會和你聯盟！’遂以手杖擊地，折成三段，拋在父親的面前，拂袖而去。”
    此般的淋漓痛快，亦使我們可以想及，當初羅隆基被周恩來統戰于股掌之間，罵起蔣介石、國民黨來的擲地有聲。說來，中國的“民主黨派”中，最有實際能力和操作才干的就數這章、羅二人，共產黨讓他們當學非所用的“交通部部長”和“森林工業部部長”，也算是“論功行賞”；而將他們逐出政治殿堂，則是為“防備未然”而“消除隱患”了。
    羅隆基兩次去章家罵街的魯莽，與其說是無知，還不如說是暴于其外的忠厚。事實上，無論“內行外行”或“陰險善良”，在“一黨專制”的惡劣環境中，一個皇帝式的領袖要與臣民玩“兵不厭詐”的游戲，那天下就沒有一人不是“白癡”了。而皇帝的“詐術”玩得所向披靡，其樂無窮時，舉國上下就鴉雀無聲，餓蜉遍地了。
    掃清外圍，“邪惡”就開始整肅自家人，莫說心胸坦蕩的彭德懷、連造神有功的劉少奇，忠實不過的羅瑞卿，和精明有余的鄧小平，統統一起遭殃。邪惡的毛澤東，就是這么一個中國歷史上“最惡、最惡的惡皇帝”。而今天無恥地瓜分著公產的共產黨，還高舉著“毛澤東思想”這面“大王旗”，無非說明它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強盜窩”。
    在中國，人得勢，別人的面孔是熱騰騰的；落難了，就冷冰冰了。那些搞政治的人，又是喜歡熱鬧的，共產黨先把他們在火上烤紅了，然后用冷水潑上去，再往角落里一扔，入了“歷史的垃圾堆”，就很寂寞了。說來，古今都難脫這炎涼俗；而中國共產黨卻將把它發揮盡致，因為它有一個極端刻薄的領袖，教會了黨徒們“站穩立場”的功夫。章氏夫婦高高在上時，未必能交到俠義的朋友；落難后卻結識了康同壁、張伯駒這樣一些“最后的貴族”。
    康同壁女士早年游學世界，在印度大吉嶺寫下過“我是支那第一人”的名句，連毛澤東也記得清楚。文革前，某日章氏夫婦路便去看康同璧。見一些老人坐在院中。章伯鈞只認得其中的載濤。康同璧指那開著白花的樹木，對章伯鈞說：“這是御賜太平花，是當年皇上（即光緒皇帝）賞賜給先父的。所以，每年的花開時節，我都要叫儀鳳準備茶點，在這里賞花。來聚會的，自然也都是老人啦！”接著，羅儀鳳把張之洞、張勛、林則徐的后人，以及愛新覺羅家族的后代，逐一介紹給章氏夫婦。
    而在文革的風聲鶴淚中，康同壁聽說章乃器被紅衛兵打得半死，而章伯鈞又想見見他，便毅然邀請二章在自己家中會面。她在那場“反革命串聯”中，盛裝出場，詒和說：“康老，您今天真漂亮！是眾里挑一的大美人。”康說：“我不是大美人，但我要打扮。因為今天是貴客臨門啦！”詒和又說：“他們哪里是貴客，分明是右派，而且還是大右派。”老人道：“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就是大好人。”這就是她的政治立場。
    中國的舊傳統是尊重人的，康同壁母女與前清遺老及其后人往還，是人之常情；但她尊重與她沒有故舊的，被“邪惡”糟蹋了的“賤人”，才體現一種不畏強暴的“貴族氣質”。這兩個聚會的故事，也引起了我對歷史的反思，辛亥革命后，孫中山到北京，先就去故宮拜會了前清皇室；袁世凱接任總統，還把他們留在了紫禁城中。這些對“被推翻者”的尊重，與法國大革命處死路易十六相比，我以為中國歷史上確實有過高于西方的理智。而這些文明卻被一個湖南村夫牽引的共產革命，掃蕩一空。
    張伯駒是一個文物鑒賞家，熱中詩文和戲劇的文士。父親張鎮芳是袁世凱的項城同里，北洋的名人，當過直隸總督。富貴的家世，使他早早就成了與張學良等齊名的“民國四公子”。解放后，他被“新氣象”征服了，把收藏的無價的文物盡數捐給了共產黨，換來一張獎狀。可是，為了如何在京劇中“推陳出新”這樣一件小事情，共產黨也要把他打成“右派”，畫家夫人潘素還要靠畫書簽來補貼家用。
    張伯駒的行路快捷，處事淡泊，都在詒和女士的筆下栩栩如生。而他的仗義行為卻最令人感動。那位鼓動父親稱帝，而在“政治上”犯了大錯誤的袁克定，后來非常潦倒，靠章士釗在文史館給他弄了個名義，每月只有五、六十元的工資，當年一念之差的準太子，已是個十足的貧下中農。張伯駒、潘素夫婦無怨地養了他一世，最后終老在他們家中。
    最后，張伯駒夫婦可能也是一貧如洗，才到長春去謀生，但又遇上了文革，只因寫了兩首“金鏤曲”，就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人世的沉浮，貧富的交替，都令人扼腕。詒和女士聽說，張家后人在“皇城根”下開飯館，重新起頭。
    這些中國金字塔頂上的人，又是有血有肉的。而羅隆基則是一顆“情種”，若說是一位“lady's man”，也再恰當不過了；特別是對上層美麗女性，他又有特殊的磁力。那些高不可攀的鳳凰，都被他的學識風度和情場無礙的辯才，從枝頭上誘得下來。
    抗戰時，羅隆基已經與史良定了情，但見了才女蒲熙修就移了心。我雖沒有見過蒲熙修，但見過她的妹妹，彭德懷夫人蒲安修的照片。那是彭德懷與她坐美軍飛機到重慶開會，在機場上拍的，蒲安修身著延安大襖，頸纏粗毛圍巾，可依然是個絕代佳人。中國“蒲氏三姐妹”很有名氣，大姐蒲潔修在“工商界”，二姐蒲熙修是“名記者”，小妹則入了“共產黨”。
    一日，多情郎與史良女士約會，忽然想起那天是劉王立明女士（早年留美，長期從事婦女福利運動，后來也是一個“右派”）的生日，便匆匆趕到她家。只見她坐在地上流淚，拿著剪刀在剪一塊衣料，那是他去年送她的生日禮。他去扶她，拉她，求她。但她不語，也不看他，只是剪，剪，剪，慢慢地把它剪成了一綹一綹的細條。這簡直是一出現代的“黛玉葬花”。
    而羅隆基又負了高雅的史良，卻執意留下了她的情書。文革前，他辭世后，這些書信都“歸了公”。一九六六年底，在“民盟”斗爭史良的會上，居然有人當眾宣讀這些纏綿的情話，來羞辱一位六十六歲的上流婦女；更驚人的是，多年追隨黨的史良竟昂首抗爭道：“我愛他！”這又是章伯鈞先生的目睹，他感慨“民盟”竟墮落到這般“下作”的程度。
    或許羅隆基有不少人性缺陷，然而他又一定是個非常出色可愛的人，否則何至于有此多的高尚仕女傾慕他？即便成了“右派”，他依然風流倜儻，為了情事的挫折，還要找周恩來評理。詒和女士的這些真切記載告訴人們，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中國，除了虛假的“階級愛”，實在的“斗爭痛”，還有被專制捉弄的戀情的尊嚴。
    這些回憶，如一群仙鶴飛過，驚起了健忘的人們的注目；那原本只是一幫文明的信徒，卻無端被專橫的“邪惡”處罚，于是脫俗成仙。他們早早就在西天凈水邊棲息；可是東方濁泥上，又長出了綠草和高樓，把他們喚了回來。他們是那么的潔白，那么的飄逸，只瞟了一眼這曾經是非常冷酷，于今又十分淫亂世界，他們不屑一顧，又淡然地歸去了。
    這些回憶，又如一個女子在一尊巨大丑惡的雕象下，對著無數的聽眾，訴說著它的邪惡。這沒有靈魂的“邪惡”煩透了，恨不得一腳把她踩死，可是無奈，它只是一具水泥制品，只得任人評說。記得過去有一首煽動世界革命的歌詞問道：“東風吹，戰鼓擂，今天世界上究竟誰怕誰？”那“邪惡”心想：“我是流氓，我怕誰？”而那弱女子則坦然以為：“我是囚徒，我怕誰？”看來，正義和邪惡，在中國還有一場惡斗。

本文責編：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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