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看章詒和 - 民初思韻

簡體傳統

章詒和的《往事并不如煙》一書出版不久，章詒和便赴香港一所大學訪問。我正好也來到這所大學短期逗留。一見到章詒和，就告訴她，你的書在內地銷得很熱。她說，咱們不談這本書好不好？她又說：“編輯告訴我，對不起，章大姐，稿子被砍得遍體鱗傷，你就別看了。所以書出來后，我到現在也沒有看。”我趕緊翻書，看那些我印象最深的地方，果然有的不在了！

比如章詒和寫到一件1962年的事：羅隆基告訴她父親：“伯鈞，我倆上了大英百科全書啦！”第二天章伯鈞精神很好，對章詒和說：“我想，有些事情現在可以跟你講一講了。……前兩年，爸爸還期待著摘帽子，現在戴不戴、摘不摘均無所謂。只是連累了你們。小愚，我向你鄭重宣布──反右時的爸爸并沒有錯。……昨天努生講，最新的大英百科全書已經上了中國1957年反右運動的條目。他們的基本解釋為：章伯鈞、羅隆基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制度下，要求實行民主政治。──這樣一個簡單的條目內容，讓爸爸激動徹夜，覺得自己一輩子從事愛國民主運動，能獲得這樣一個歸納，也很滿足了。爸爸能被歷史記上一筆，還要感謝毛。要不是他搞反右，把我倆當作一、二號右派份子，我們始終不過是個內閣部長或黨派負責人罷了。”

這段描寫，讓我們知道了章、羅二人60年代初的真實思想。如果僅僅憑他們在反右后的公開檢討，判斷他們當時的真實思想，顯然是有問題的。可惜，編輯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沒有讓這個細節和一般讀者見面。有人從網上看過全稿，說原稿既有文學史的價值，也有思想史的價值。現在的版本，僅剩下文學史的價值。我覺得，刪去一些，仍不掩其思想的光芒，否則就不會有那么多人爭相購閱了。香港一位書評家說：“章詒和的文章將我們導向那些被遺忘、被忽視的珍寶。我就是在了這些文章后，才去圖書館尋找羅隆基和張伯駒的著作來讀的。我才發現，羅隆基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寫作的關于中國憲政的文章其觀點的前導性，即使今天國內也無人超越。”章詒和在書中對那些政治家的觀點論述也介紹了一些，自然也是被刪節的對象。不過，不少人都說，書能出來就是好的。章詒和對編輯和出版社是很感激的。她知道，他們已經付出很大的努力了。

最初，接受不接受香港這所大學的邀請，章詒和還在猶豫，香港的朋友勸她說：章詒和，你的書出來后會不得了，你還是來我們這里躲避一下為好。章詒和這才決定來香港。果然，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打電話給章詒和說：書出來后，我們一天什么事都不能做了，一直在接尋訪您的電話。電臺、電視臺、報紙、刊物都找上門，電話被打爆了。編輯擋不住，諸多媒體要采訪她，有些電話被追蹤到了香港。章詒和對我說：“如果你要幫我解釋，可以說三點：一，我年齡大了（已逾六旬）；二、精力不足了（身體不好）；三、水平有限（不懂外語，不通古文）。”我說如此去說，我就無地自容了。她說：“一定要這樣說。我只有一個心思，就是集中精力寫作。所以，對我的書說好說壞的我都不看，我不想受干擾。我覺得心里的痛感和孤獨是不能化解的。否則，人和字兒就會飄起來。那些能做學問的人，都是有定力的。我也有自己的定力。”說不受干擾，還是有的。最近我們都在香港，她書中提到的某個人的家屬，突然托人打電話要求把書中有關此人的事情，全部刪掉。對這樣的事，她非常生氣。她對提到的那個人是很尊敬的，行文中亦無任何不敬之處。只不過作為歷史人物，在她的筆下是有情有態的人，不是神，更不是有些人所希望的正面概念的集合。某些名人的后代習慣于那種概念的評價，一見到把長輩當作活人來寫就不能適應。那天章詒和的情緒十分不好，原來心臟就有毛病，又一次發作，躺在沙發上許久才平靜下來。那天正好我去澳門，第二天回來才知道經歷了這樣的事情。
（本文著作權屬邢小群女士，Yu jinsong先生編輯校對，三秦記僅修改網頁并發布）
章詒和是學者，她的這本書雖然是一本回憶性的長篇散文，但涉及到的人和事，她都有嚴謹的考證。如果看到書后面的對人對事的詳細注釋，就會明了她的嚴肅和苦心。她對涉及到的主要人物都有生平小傳，這種注釋已經詳盡于一般學術規范，你讀了它會更深切理解章詒和所談到的事情的意味；對問題判斷的依據，她也不以一條引文或一面之談為定論，比如儲安平之死。她說，除了我自己直接聽到的，我一定做到所提到的事情必有出處。即使是聽到的，也得有第三人的證明，我才敢寫進去。其實，她的文章出手并不快，每寫一篇要翻閱資料，盡量核對事實。她幾乎提筆即流淚，難過得幾天寫不下去。她說，最終是要寫她的父母，但還不知什么時候可以動筆。我曾問她，您那時年齡不大，父親和您的談話，您能記得很清楚嗎？她說，民主黨派的人家，大約沾了“民主”二字，很多話是可以和子女說的；不像一些共產黨干部，自律性那么強，很少和子女談國事及其認識。據我所知，她1978年出獄，1979年即開始記錄自己前半生的記憶和經歷。此事已持續了二十余年。羅隆基、儲安平的兩篇文章是在80年代初，就動筆了。此外，她還搜集了相關的文字資料和口頭錄音。她與我們聊天，經常會一句一句地復述某人對她觸動很深的談話，我相信她的這種記憶。她說，一些人與她父親有幾十年的交往，那些人物多側面，非常復雜，她本來是可以披露一些，可是不敢動筆。因為當事人活著，或者子女不愿意直面歷史，弄不好麻煩纏身。和章詒和聊天，感到她知道的人和事，真是非常之多。其中，不少細節都能刷新我對歷史的因襲看法。她寫作的資源如此豐厚，如果要求她像走鋼絲般小心地前行，那真是難為她了！

章詒和是性情中人，有自己判斷人和事的基本價值尺度。她快人快語，總是立即做出自己的判斷。吳思是章詒和新近認識的朋友。她讀了吳思的“潛規則”系列，評價很高。當她知道吳思最近輸了官司，十分氣憤。她立即給吳思發去郵件，這樣寫到：“昨日從丁東那里得知你打官司一事，大驚。這是個原則問題，我是堅決支持、同情你的。我能為你做些什么？你需要我做些什么？有陸鍵東敗訴于昨，有你敗訴于今，誰將敗訴于明？可能是我或者是其他的人。法律界和知識界應該聯合起來，抵抗這種濫施的權力。”在她看來，吳思有寫陳永貴的權利，陸鍵東也有寫陳寅恪或別的什么的權利。現在家屬一告狀，法院就判作者敗訴，又是賠款，又是登報致歉，學者出示的大量證據，法院輕率地棄之一旁，更談不上聽取學術界內行的意見，這是對史學的極大傷害。我也覺得這個問題很嚴重。前幾年，發生過一個古鑒茲敗訴王國藩的案子，已經影響了公民從事文學創作的權利。據說最高人民法院已經糾正。現在又發生吳思敗訴案，影響到公民從事學術研究和新聞報道的權利。事關公共利益，章詒和是不愿意袖手旁觀的。

我在香港遇到章詒和的時候，正好余杰也在這里。章、余二人年齡差一倍，原來并不認識。雖然章以前也看過余杰的文章，見面卻是初次。余杰這幾年經常招來非議。我們在香港這所大學十幾天的訪問中正好聽到龍應臺的一次沙龍性質的講演，談她從政的體會。余杰對龍應臺期許較高，覺得她對臺灣、對香港都有尖銳批評，唯獨對大陸過于溫柔。就向她提出了這樣的看法。主持人怕有麻煩，有意不想讓龍應臺回答余杰的提問，當然龍應臺還是比較誠懇地做了一些解釋。余杰有感而發，第二天就寫了一篇評論龍應臺的文章，還沒有公開發表，僅僅以手稿示人，就受到周圍一些人更猛烈的批評。有的批評者雖無惡意，但總想把余杰規范一下。章詒和卻十分看重余杰的不規范，給他的發的電子信中說：“遠看近瞅，你都很美。你選擇的路，是正確的。無論你走到哪里，行至何處，我都會注視著你。”后來她對我說，中國現在有幾個余杰？不能要求年輕人講話都是四平八穩。余杰這樣的青年中國太少了！

我在這所學校也做過一次講演，談我做的口述史工作和體會。其中，我提到有些部門對口述史的學術意義認識不足。章詒和的發言對我啟發、激勵很大。她說口述史對采訪者的文化歷史知識要求很高，應該是“棋逢對手，將遇良才”，甚至要高于被采訪人。唐德剛采訪胡適，可以說自己把胡適研究了一遍，列出兩百多個問題。他提的問題之尖銳、深刻，讓胡適極其震驚，幾乎招架不住。這樣的對話與記錄，才能將口述史所具有的學術價值和思想意義保持在很高水平，其作用非一般回憶錄和一般的采訪所能替代的。口述史要求雙方是對話式的，要有思想的、智慧的碰撞，生出火花，引導問題的深入。她的話更堅定了我對口述史研究價值的認識。也深感自己做這項工作的水平有限，提醒我更多地充實自己。但我想，只要努力去做，還是有意義的。

與章詒和近距離的接觸，她無論作為學者、長者、朋友，總使我感到有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