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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自人類社會形成以來，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區（國家）之間的文化交流就沒有停止過。雖然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文化交流的內容、形式和規模都不一樣，但人類進行交流的需要、愿望和迫切性是完全一致的。也正是各種各樣的文化交流使得人類社會不同地區的文明進步大體上保持了同步水平。那些發展速度相對較快的國家和民族，在文化交流和文化的對外傳播方面相對走在了前面。“每一個富有生命力的民族，都能夠在同域外文化交流中取長補短，不斷充實和發展自己，文化的開放性就表現在這里。”（注：丁宗和：《東西方文化交融的道路與選擇》，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頁。）為了保證自己文化的正常發展并及時地、連續不斷地吸收來自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文化營養，多個國家和民族都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和努力，對外傳播媒介的建設就是這種探索和努力的有效工具與手段。
　　文化是人類社會物質財富創造和精神財富創造的過程及成果的體現，它存在于一個國家和民族生產和生活的各個方面。這些成果只有不斷地充實于全人類的整體發展過程中，并同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文化進行不斷的交流、融合，才能得到繼續進行的動力，進而加快本國文化進步的速度。在這一過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用于文化交流、傳播的各種信息傳播媒介。正因為如此，人類為創造發明和有效使用傳播媒介付出了艱苦的努力，為不斷地完善、改造傳播活動的內容、形式作出了成功的探索。目前世界上現有的傳播模式和傳播市場格局就是這些努力和探索的階段性成果，也是迄今為止人類最得意的成果。平心而論，目前的傳播格局和傳播模式在促進人類文化交流、加強人類信息傳播等方面都發揮了積極作用，對形成人類社會相對穩定的關系形態同樣具有特別重要意義。但是，在這種表面現象的背后，我們越來越強烈地感受到了存在的許多問題，特別是隨著20世紀90年代以后國際政治、經濟、文化關系的變化，人們對長期習以為常的文化交流模式和文化傳播市場格局產生了許多的疑問。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是關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文化交流不平衡、信息傳播不對等的問題。
　　在處理國與國關系、民族與民族關系時，一個重要的原則是自主、平等，無論是多么強大的國家和民族，在與其他國家和民族進行文化交流和信息傳播時，都應該以國際大家庭一員的身份出現，絕不能因為自己政治和經濟的強大而企圖在文化上也實行強權式的壟斷。無論多么弱小的國家和民族，在其成長發展過程中，都為人類文明和進步作出過自己積極的貢獻，他們同樣都有在國際文化交流和信息傳播市場上平等參與的機會和權利。“一個民族或國度文化的進步，離不開文化傳播的健康進行。‘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沒有交流的文化系統是沒有生命力的靜態系統；斷絕與外來文化信息交流的民族不可能是朝氣蓬勃的民族。”（注：馮天瑜等：《中華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7頁。）所以，國際上的許多有志之士長期以來為爭取世界各國各民族的平等交流，進行過不懈的努力。但由于利益的關系，特別是以強國自居的國家的一些人和一些媒體，卻似乎有意無意地忽視了這一點，在他們眼里，自己所在國家和民族的文化是最先進的、十全十美的文化，并企圖以自己認為最先進的這種文化代替或同化世界文化，讓眾多他國、他民族文化對自己俯首稱臣。因此這些國家及其所屬的媒體，不遺余力地向全世界推銷自己的文化產品、文化觀念、文化傳統和價值觀。憑借發達國家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等方面的實力，他們很快在文化交流和信息傳播市場上取得了絕對的優勢。本應以同等規模和數量與發達國家進行文化交流和信息傳播的許多發展中國家，同樣由于經濟、政治、軍事等方面的弱勢，在文化交流中不得不處于下風，文化交流中的“逆差”現象由此而來。
　　文化交流的“逆差”，一般是指一個國家在同其他國家的文化交流中引進文化要素的數量大于輸出文化要素的數量，外來文化對本國的影響大于本國文化對外國的影響的現象。這種國與國交往中的“逆差”現象在經濟領域早已有之，并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而文化交流和信息傳播中的這種“逆差”問題卻是在20世紀60年代以后才逐步被人們所認識的。近40年來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對此予以高度關注，為改變這種狀況進行了不懈的努力，并提出“建設世界新聞新秩序”為核心的一些設想。但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年的努力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進入90年代以來，文化交流的“逆差”現象反而愈加突出了。甚至有人公然提出以強勢文化或所謂的“優良文化”同化、影響甚至取代弱勢文化。于是某些發達國家的傳播機構打著傳輸文明的旗號大舉地向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進行文化的傳播，各種不同形式、不同內容的文化制品以鋪天蓋地之勢向發展中國家進行狂轟濫炸，大有取發展中國家本地文化而代之的趨勢。“總的來說，人類在文化上正在趨同，全世界各民族正日益接受共同的價值、信仰、方向、實踐和體制。”（注：［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頁。）這里所說的共同的價值等指標都是以發達國家文化為標準的，特別是以美國文化為標準的。憑借強勢文化的優勢，美國人將他們的文化觀念轉化為世界共同的觀念。就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而言，盡管應該具備同發達國家進行對等文化交流的地位和機會，而實際上強弱文化在交流過程中的差距是十分明顯的。
　　自從進入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占據世界文化主流地位的階段以后，世界文化交流的速度借助于現代化的傳播手段大大加快，但在各種不同類型的傳播渠道中流動的卻主要是西方工業發達國家的文化。盡管發展中國家十分希望自己國家的文化也能在世界文化市場上取得一席之地，但往往事與愿違。在經濟上處于劣勢的國家和民族，在文化交流中同樣始終處在劣勢狀態。甚至連一些經濟上發達的國家，由于在國際斗爭中地位的變化，在文化交流方面同樣感到了被動，不得不關注本國在國際文化交流中的現狀。如一向以人類文化優秀成果集中發祥地著稱的歐洲國家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就舉起了“文化反擊戰”的旗幟，因為他們看到，“好萊塢的模式是歐洲的電影模式；美國歌手占據著歐洲的排行榜；而歐洲的互聯網語言也是說英語的。美國的文化入侵成了全歐的問題。”（注：龔剛：《歐洲文化反擊戰》，見《南方周末》2000年6月30日。）實際上，包括法國在內的眾多歐洲國家多年來在許多國際問題上是同美、英保持一致的，但他們慢慢發現，美英已經占據了壟斷全球文化的“話語權”，以英語、好萊塢、麥當勞等精神的物質的文化符號為內容的美國文化具有同歐洲傳統文化競爭的巨大優勢，一向以傳統文化代表自居的歐洲國家在世界文化交流中同樣出現了“逆差”現象。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98年公布的數據，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墨西哥、瑞典、西班牙、波蘭、俄羅斯、韓國等國家進口的影片中，分別有55-72%來自美國。在世界圖書進出口貿易中，美英兩國是最大的贏利國，順差額都在12億美元以上（1995年）。（注：劉繼南主編：《大眾傳播與國際關系》，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57頁。）而在世界文化交流市場上長期處在劣勢狀態的廣大發展中國家面對目前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就更加無法避免“逆差”現象的出現。
　　在我國，這種文化交流中的“逆差”現象同樣嚴重地存在。在改革開放以前，我們曾經有過修筑抵御外來文化特別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文化的銅墻鐵壁的努力，并取得了顯著成效，那時外來文化進入中國大陸確實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處在長期封閉中的國內受眾也沒有大量接受外來文化的愿望和膽量，當時的中國國內文化可以說是非常“純潔”的。這種“純潔”也使我國在現代化建設中付出了極大的代價，缺乏同世界主流文化的交流，導致我們一步步地拉大了同發達國家之間本已存在的距離，中國大有被排斥于世界主流文化之外的趨勢。當國門被打開之后，我們才驚訝地發現，世界文化的發展早已超出了我們的想象，繼續在妄自尊大、自我封閉的路上走下去，將使中華民族一步步陷入困境。于是對外來文化的介紹、引進甚至模仿、學習，就成為20世紀80年代以后中國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現象。無論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外國文化大規模地進入外國人一直感到神秘的國度，令發達國家的政治家、社會活動家們興奮、激動。而同他們一樣感到興奮、激動，甚至還有些刺激的卻是許許多多的中國人。在極左文化思潮統治下生活太久的億萬中國受眾，象發現新大陸一樣接受了來自資本主義國家的主流文化，進而一點點地接受了這種文化所攜帶的生活方式、價值追求乃至思維方式，人們判斷是非的標準因此發生了重大變化。
　　由于在一個12億人口的國家找到巨大的市場，發達國家也就不惜代價發起了向中國的文化進攻，特別是以電影、電視、音像、印刷、娛樂、軟件等多種形式的文化制品向各層次的受眾發起了全方位的輪番進攻。據統計，在1998年我國圖書報刊進出口貿易中，進口為3925.4萬美元，出口為1212.65萬美元。而電子出版物出口為2種，進口卻高達170種，出口僅為進口的1.176%，令人觸目驚心。（注：劉繼南主編：《大眾傳播與國際關系》，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57頁。）在單調、封閉的文化環境長期生活的我國受眾在最初的一點吃驚、迷茫、下意識的抵觸以后很快地適應了、喜歡了，并有不少人開始主動地、積極地追求了。加之國家媒體的主動倡導、文化傳播市場上反映出的令人心動的收入，在國內出現了接受外來文化的一個又一個浪潮。由于資本主義國家文化生產早已進入了大工業生產階段，所以在很短時間里，來自國外境外的資本主義文化產品在數量上和影響力上迅速取得了主動地位，并逐步加大傳播力度、提升傳播層次，在我國文化傳播市場上的信息擁有量和傳播影響力大有超過我國傳統文化之勢，文化交流中的“逆差”現象在我國同樣產生了。就連剛剛在我國開始普及的互聯網上，運行的絕大多數信息也是來自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少而又少的國內中文信息根本無法滿足國內用戶的基本需求，人們只有轉向外國網站尋找信息。發達國家在新一輪的媒體競爭和文化交流競爭中又搶到了先手。而我們國內快速膨脹的網民隊伍仍然在為發達國家文化的進入提供著可觀的市場。
　　造成文化交流“逆差”現象，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發達國家在本國文化與信息市場上對發展中國家文化信息產品的封鎖，導致發展中國家的信息不能等量進入發達國家。在世界范圍內，發展中國家的信息市場對發達國家是全面開放的，而發達國家只把自己認為必要的文化信息制品引進自己的市場。這一來一往中的差距就是文化交流中“逆差”形成的主要原因。所以說，造成文化交流“逆差”的主要責任在發達國家一邊，事實上當代國際文化傳播的主動權自始至終都掌握在他們手中。
　　文化交流“逆差”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造成了許多問題，“第三世界國家，特別是一些弱小民族弱勢文化，如果沒有正確的政策，在大量西方文化的熏陶下，就會發生向西方文化的變異，有的會成為西方文化的附庸”。（注：關世杰：《國際文化傳播》，見上書第250頁。）雖然文化交流中出現的問題不像戰爭或經濟侵略那么直接、那么現實，但這種“逆差”的累積性后果也是十分令人深思的。在有些國家和地區，文化交流“逆差”已經對國家發展和人民正常生活造成了損失。而發達國家的媒體又有意識地利用“逆差”的便利進行有利于自己的“文化入侵”，盡管常常打著“新聞自由”、“傳播自由”和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文化事業的旗號，盡管所傳播的內容表面上也確實是純娛樂的、純文化的。隱藏的越是巧妙，給發展中國家造成的麻煩也就越大。特別是“以直接沖擊人的視聽感官為特征的電影、電視及音樂，雖然對大眾而言主要是娛樂品，但它們同時也必然是文化傳統、政治理念或價值觀的載體；換言之，它們在娛樂大眾的同時，也在向他們暗示著、訴說著關于是非善惡、關于民族國家、關于倫常秩序的種種觀念或評價尺度。”（注：龔剛：《歐洲文化反擊戰》，見《南方周末》2000年6月30日。）
　　文化交流的“逆差”首先對“入超”國的文化傳播主權和文化傳播資源形成威脅。主權和資源對任何國家都是十分寶貴的，并且具有十分特殊的“唯一性”，一旦被別人侵犯或占用，是很難恢復原狀的。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先后完成了民族獨立過程，取得了國家主權，但由發達國家長期造成的“文化殖民”現象并沒有隨著殖民者的離開而消失。相反由于發展自己的文化傳播事業的需要，不得不委托發達國家培養傳播人才，從而接受了發達國家的文化價值觀和傳播模式，有些國家的傳播機構成了發達國家媒體在海外的“代言人”、“辦事處”，有些傳播媒體基本上是發達國家傳播機構的“克隆”。在我國目前的文化傳播市場上，充斥著大量的外來文化信息制品，由于它們的存在，使有限的傳播空間和傳播渠道被占領，同我國自己的傳播媒體為爭奪受眾展開了搏殺。而在內容選擇、資金投入等方面的差距，使我國傳播媒介常常處在被動狀態，受眾數量的減少、傳播市場的縮小，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以前我國傳播媒體曾有得天獨厚的市場專有權，在國內的各種傳播活動都受到國家的保護，如今卻被外來媒體和外來文化插了一杠子，市場風云突變，只有倉促應戰，為爭得盡可能多的受眾和市場而努力。在這種情況下，“發展中國家都面臨這樣的外交難題，由于自身傳播力量的微弱，自己的國家形象是由西方大國塑造的，一交手，首先是處在一個先行的、被歪曲、被誤解的偏見中，被剝奪了享受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外交禮遇，一旦被激怒，又引來更多的非議與圍攻。自己的立場、觀點都無法在正常的輿論環境中讓人們知曉，更談不上理解與支持。”（注：楊偉芬主編：《滲透與互動——廣播電視與國際關系》，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頁。）
　　文化交流“逆差”給發展中國家受眾造成了“文化緊張”局面，整體文化素質落后于發達國家的發展中國家受眾被迫接受超出自己信息接受和處理能力的大量外來文化信息，囫圇吞棗式的信息接受現象普遍存在。“一下子生活在一個陌生的文化環境中，感到迷茫和壓抑。”（注：陳力丹：《近十年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的基本情況》。見陳力丹個人網頁《力丹做學問》。）“文化緊張”正是由于某種強勢文化突然進入原本單一、封閉的弱勢文化環境后，給在單純文化環境中長期生活的受眾造成的緊張、焦慮、迷茫、無從選擇等心理壓力和情緒壓力。為緩解這些壓力往往要付出很大代價。自從進入資本主義工業時代以來，世界各國之間的發展速度明顯拉開，原有的文化發展的格局被打破。資本主義國家為適應向世界擴張的需要，不顧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承受能力，大肆傾銷文化產品，企圖在最短的時間內把世界各國的文化都納入資本主義的發展軌道。而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并不甘心于本國文化就此衰落，外來文化和本土文化的混戰使文化的接受者們常常無所適從，特別是對外來文化由于陌生而產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恐懼和盲目，緊張狀態在短時間內無法消除。
　　文化交流“逆差”給弱勢文化地區造成了價值體系的混亂和價值觀的沖突。雖然目前人們對世界的“一體化”非常感興趣，也在高喊文化的“多元化”，但并不是所有的國家和社會成員都做好了進入“地球村”的準備工作。在本國本民族文化環境中生活了若干代的人，很難在一種域外文化進入時迅速地拋棄原有的價值體系和價值觀轉而信奉自己并不認識和熟悉的“時髦貨”。祖先遺留的文化傳統和每個人在特定環境中已經形成的價值體系將在長時期中產生下意識的作用。就連一些自以為非常前衛的現代派，在以外來文化的衛道士自居的同時，必然拖著傳統文化的尾巴。對眾多的普通人而言，面對外來文化和本地文化所支撐的完全不同的價值體系和價值觀，往往很難作出孰是孰非的準確判斷，也就很難在行為過程中有滿意的結果。特別是處在社會轉型時期的受眾，很可能被不斷進入的新的文化價值體系和傳統文化價值體系的爭斗搞得左右為難。我們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后的20多年中就經歷了并且在繼續經歷這一過程。為人民服務和既得利益、大公無私和個人主義、團結互助和自我奮斗、個性張揚和老成持重，幾乎在生活的每一個領域都迫使人們進行新的選擇。外來文化信息制品提供的全新觀念，帶給人們的是同原有觀念形成巨大反差的現實。就連我國自己的媒介，為了爭到必要的傳播市場，也不得不給外來文化提供一席之地。十幾家電視臺同播一部境外電視劇的情景至今歷歷在目。
　　文化交流“逆差”的最終結果將導致弱勢文化的被同化或文化殖民的產生。盡管在外來文化進入的初期，人們會有各種各樣的不適應、不習慣，但當外來文化逐步地在新的環境中適應、扎根以后，就會在人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產生類似于傳統文化式的影響。很少有人能抵擋得住外來文化、特別是資本主義國家強勢文化如今這種大規模的侵入。在我國，來自美、英等發達國家的影視作品每周都冠冕堂皇地出現在包括中央電視臺在內的眾多媒體的傳播過程中，至少來自港、臺等資本主義地區的影視作品更是充斥于各級傳播機構的傳播內容安排中。在相對先進的物質產品的配合下，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傳統正在影響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吃麥當勞、喝可樂、穿牛仔服、用名牌車、唱卡拉OK、看好萊塢電影、打高爾夫球，這些來自資本主義國家的時髦行為在中國的每一個大城市和偏僻小鎮幾乎都可以看到，在五、六十歲到七、八歲的每一個年齡段的人群中都有不少人嘗試過。就連剛剛才呀呀學語的幼兒也嚷嚷著要吃麥當勞喝可樂。相反對中國優秀的文化遺產許多人卻是那么陌生，年齡越輕，生活方式和文化價值取向就越接近資本主義文化，不能不說與文化交流中的“逆差”現象有密切關系。甚至在一向以清高、自主、獨立自詡的文化界、思想界、學術界，這些年同樣也受到外來文化的強烈影響和干擾。一撥又一撥的外國文化思潮、學術思潮不斷地在我國思想、文化、學術界造成沖擊，在年輕一代的學者和各種文化人當中已經很難找到純粹的“國學家”了。洋人的思維方式、洋人表達方式都很受學術界的青睞。在“一體化”、“全球化”、“地球村”等美好的理想背后掩蓋的是發達國家資產階級政治家、思想家們成功的喜悅和無比的興奮。
　　雖然說，同發達國家文化入侵進行抗爭的最好手段是發展經濟和軍事的實力，通過提高國家整體實力的方法樹立本國文化在國際文化傳播市場的地位，但文化自身絕不是無所作為。而對資本主義國家一天天強大的文化進攻，發展中國家只有針鋒相對，強化文化主權意識，并利用國家的力量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對外來文化進行積極的防御，同時要設法加大本國文化的輸出能力，提高本民族文化在世界范圍內的地位和影響力，才能在世界文化傳播市場上取得主動權。如果指望發達國家在文化傳播的過程中對發展中國家施以公心和同情心，那將繼續加劇文化交流中的“逆差”和“入超”現象。依照發展中國家文化的明顯特色和豐富多彩，進入世界文化傳播市場應該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國際新聞界》京5～10G0文化研究段京肅20012001跨民族、跨地區、跨文化之間的交流是人類共同進步的重要條件。而不同文化間的交流若是在不平等情況下進行，則會給弱勢文化一方帶來極大的被動或導致其自身文化的萎縮。中西文化交流的“逆差”向我國媒體提出了亟待解決的問題。文化/交流/“逆差”現象Culture/Communication/"Adverse Balance of Information"PhenomenonThe "Adverse Balance of Information"Phenomenon in Cultural CommunicationDUAN Jing-su(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city,740000)Cultural communication pushes people forward in the long run of human's civilization.However,the communication on the unequal foot will inevitably bring about the negative effect to the weaker part.The so-called"adverse balance of information" phenomenon has been raised in this paper to call the attentions of the whole China media.段京肅(1955-)，男，山西人，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系教授，系主任。蘭州大學，蘭州市，740000 作者：《國際新聞界》京5～10G0文化研究段京肅20012001跨民族、跨地區、跨文化之間的交流是人類共同進步的重要條件。而不同文化間的交流若是在不平等情況下進行，則會給弱勢文化一方帶來極大的被動或導致其自身文化的萎縮。中西文化交流的“逆差”向我國媒體提出了亟待解決的問題。文化/交流/“逆差”現象Culture/Communication/"Adverse Balance of Information"Phenomenon

網載 2013-09-10 21:4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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