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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書屋》2006年第四期

   都江堰有一副名聯：“能攻心則反側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后來治蜀要深思。”這似乎是對四川歷史政治的某種規律性所作出的高度概括。上聯是說用兵，強調用兵的戰略要義在攻心；下聯是說治理，指出一定要掌握好執法寬嚴的尺度。意思都沒有錯，不過那口氣總讓人覺得有點像是為“開發”某個“化外之地”而制定的方略。前人曾說過：“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定蜀未定。”如果把這話和對聯聯系起來看，便又能產生出更深一層的體會。據說新出土的“三星堆遺物”揭示了一個上古時期曾經儕肩甚至超過中原的文明，但現有的文字史料卻只能說明，四川是在秦國征服巴人的過程中逐漸開發的，由于它的邊遠、封閉和富足，到了“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關鍵時期，它就每每是“亂”在先而“定”在后。于是，收拾大局的人總不免要對四川用兵，而且還要善于“攻心”，善于制定恩威并濟（“寬嚴”有度）的政策，否則難以成功，即便一時得手，也無法穩定。

    四川在地緣政治方面的上述特點，決定了成都在中國歷史上的特定地位。如果不算上各朝分封的藩王以及元末的明玉珍（都在重慶）、明末的張獻忠這類政權，在四川，先后至少建立了四個帝國，即蜀漢、成漢、前蜀、后蜀。它們的國都都在成都。然而，成都卻未能享有和六大古都一樣的歷史地位，因為，這些帝國本質上終究不過是割據政權，盡管如蜀漢自認為是漢皇朝的正統，也沒有用——從成都發出的政令未曾超出過北至漢中、南到云南的那么一塊地盤，硬說代表中央，那只是長自己志氣的宣傳手段而已。但是，由于中國的歷史總在“分”與“合”的循環中前進，而每到“分”的關頭，四川就會以某種形式有所表現，于是，成都在許多時候成為獨立的政治中心，發揮特殊的歷史作用。

一

    最先把成都的地緣政治優勢提到理論層面并運用于實踐的是諸葛亮。他在《隆中對》里向劉備介紹的戰略性綱領，就特別強調了當時形勢下為何要選擇益州作為“光復漢室”的基地。他說：“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邦當初能在中原的混戰中獲勝，靠的就是四川這個豐饒的后方基地（劉邦是被迫來到漢中的，但如果不到漢中，他怎么能得到四川？這真叫歪打正著）。他又說：“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彝越……待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兵，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則大業可成。”說著說著，他還拿出一幅西川地圖，詳加解釋，再下結論：“先取荊州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業，以成鼎足之勢，然后可圖中原也。”一番話說得劉備如醍醐灌頂，從此把諸葛亮當作自己的精神導師。

    開始事情果然按諸葛亮的戰略設想發展。劉備于建安十九年（214年）進了成都。雖然偏居一隅，但將士們追隨的是諸葛亮制定的戰略目標——“北定中原，興復漢室，還于舊都”（諸葛亮還把它凝練成兩句極富道義力量的政治口號，叫做“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眼光始終盯住朝廷所在的中原。六七年后，益州的建設和發展粗具規模。劉備根據諸葛亮的意見，為爭取政治上的主動，自立為漢中王，打出討賊除逆的大旗。既具備了相當的物質力量，又占據了道義的制高點。諸葛亮準備動手，正好曹操意圖向荊州用兵，他便命令關羽主動出擊，不料后來形勢逆轉，使他的戰略部署被全部打亂。

    關羽根本不理解“聯吳拒曹”這一統戰政策對于蜀國的安全和發展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孫吳雖然一直堅持對荊州的領土主張權，但軍事外交上卻是一種首鼠兩端的態度。曹魏為了減輕襄樊前線的軍事壓力，派滿寵到東吳引誘唆使東吳以武力奪取荊州。孫權拿不定主意，向關羽提親，以試探對方的反應，不料遭到了關羽極其粗暴的拒絕。吳國君臣終于決定和曹魏聯手，從關羽的后方發起攻擊。荊州失守后，被切斷了后方而兩面臨敵的關羽，終于全軍潰敗。政治上的盲目在短短幾個月里斷送了得來不易的大好局面，更嚴重的后續事件是在成都的劉備理智為感情所蒙蔽，置大局于不顧（此時曹丕已經篡代了漢室，劉備本人也被擁立為帝，孫權持觀望態度，正是重組外交政治新格局的大好時機），傾全國之力東下伐吳。可是夷陵之戰，火燒連營七百里，差點連四川都回不去了。打擊接二連三，一生戎馬倥傯年已六十三歲的劉備再也承受不起，病倒在白帝城（兵敗之后，自覺無顏，不愿回成都去），幾個月下來，藥石無靈，撒手西去。

    劉備一死，曹魏發動五路大軍攻蜀。諸葛亮只派出趙云重點防堵由長安南下漢中的曹真，其他各路全靠政治手腕一一化解，最成功的是又重新和東吳結成了反魏的統一戰線。大局轉危為安，蜀國贏得了恢復和發展國力的寶貴時間。公元225年，諸葛亮南征凱旋，第二年，曹丕死了，魏國政局動蕩，諸葛亮向劉禪呈上了《出師表》，親率諸軍大舉北伐。從這時開始，一直到他死，六年的時間里，他干的主要就是這一件事。對他來說，“王業不可偏安于蜀都”，自己必須“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討賊，討賊，討賊！

    諸葛亮六出祁山，九伐中原，最后還是沒有能實現自己平生的抱負。這不是因為付出的主觀努力不夠，而是由于主客觀條件和既定的目標之間差距實在太大。客觀條件的不利，只要力所能及，他都在長期實踐中逐步改善了（比如后勤補給線太長，糧草不繼的老問題）；有的卻不是他可以改變的，比如曹魏的國力和軍力以及司馬懿的才干等決定勝負的重要因素。至于主觀條件的不足，則主要表現在他本人和他手下的將領缺乏臨敵制勝的指揮才能。關于這一點，寫《三國志》的陳壽作過如下的分析：

    然亮才于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干，優于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杰，加眾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眾，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

    諸葛亮本人對此大概也有所認識，他在《后出師表》里寫道：“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才弱而敵強也。”這就是說他深知自己面臨的敵強我弱的形勢，可是那又怎么樣呢？他接著說：“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他沒有選擇的余地，只有一直不停地打下去，即使那結局是作為一名失敗者“死而后已”。

    諸葛亮是歷史上少見的偉大政治家，因為他身上具有政治家所要求的全部素質，歷史對他的幾乎沒有爭議的評價就是證明。以他的才識和干練，卻把畢生大部分精力投入了明知其必然失敗的事業，不能不說是他個人和歷史的一大悲劇。諸葛亮從入成都到去世凡二十年，史書概括他的治績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罚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于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因此，四川和成都的民眾，多少年來，對他的追思和傳頌，“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民眾是很容易滿足的，你給他們留下了點滴美好的記憶，他們就會永遠緬懷你。作為政治家，在實現自己政治意圖的過程中，不可能不損害民眾的利益，諸葛亮連年興兵，人、財、物的消耗給蜀中民眾造成的負担和犧牲不難想見，可是民眾不埋怨反而歌頌他，無非因為他對百姓懷有的一點仁心。陳壽指出，孟子所說的“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就是這個道理。

二

    司馬氏在263年滅掉了蜀漢，四十年后，四川又出現了一個新的獨立政權——304年，巴氐人李雄自立為成都王，兩年后改稱皇帝，國號為成（成都這回真是“名副其實”了，就是“成國的京都”）。

    所謂巴氐人，意思是生活在川東的氐人，原來叫賨人。自東漢后期以來，氐族被軍隊招募或豪強裹脅來到中原的日益增多（董卓從甘肅出來時，一次就帶來氐、羌族士兵十萬之眾），中原長期戰亂，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變成了沒有根基的流民，再加上晉元康年間鬧饑荒，從略陽、天水一帶流入川北、漢中地區的氐人達數萬家。流民生活艱難，成為重要的社會不穩定因素，朝廷要將他們遣返原籍。這時李雄的父親李特兄弟幾個（本都是地方豪強），以所謂巴氐人的身份賑濟“同族弟兄”氐族流民，并向官府請求就地安置，這些舉動，大得人心，流民們紛紛歸附，不到半個月，李特兄弟就糾集成一支近三萬人的隊伍。流民們推舉李特為鎮北大將軍，和朝廷軍隊對抗。李特很有點政治頭腦，學劉邦的樣，和四川百姓約法三章，而且還“施舍振貸，禮賢拔滯”，于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隊伍拉起來的第二年秋天，就打到了成都外圍地區。由于勝利來得太快，李特犯了輕敵的錯誤，把部隊分散，結果中了敵人的招數，大本營被偷襲，自己也丟掉了性命。

    李特死后，兒子李雄繼續率部眾轉戰于川中、巴東等地，勢力又一天天壯大起來。到了太安二年（303年）冬末，梁州刺史——四川地區的最高軍事長官——宣布投降，李雄進駐成都，第二年十月，由部下擁戴為成都王。他改元約法，賜爵封官，儼然一個小朝廷。此時的西晉已經在“八王之亂”的骨肉相殘中風雨飄搖，奄奄一息。306年，李雄即皇帝位，國號大成。湘、鄂西的巴氐人看到他羽翼已豐，紛紛歸附這位“民族救星”。這算是一份“人和”，再加上“天時”（晉室南渡，立足未穩，而軍閥作亂；中原則是前趙和后趙的混戰）、“地利”（秦嶺巴山，誰敢輕易作翻越之想！），李雄這個北至漢中南達云貴的小朝廷，得以保持了四十年的相對穩定，也就是《資治通鑒》里說的“是時天下大亂，而蜀獨無事”。

    四川能在周邊的混亂中保持局部的安定，和李雄個人的作風以及由他制定的政策是密切相關的。史稱李雄“虛己好賢，隨才授任”，他以極謙卑的姿態聘請蜀中的大地主、大名士范長生當丞相，“長生博學，多藝能，年近百歲，蜀人奉之如神”，沒幾年，范長生死了，李雄又用他的兒子范賁為相，當然是希望他繼續保持父親的政治影響并且遵循既定的方針。尊重知識尊重人才，這是做領袖的人最重要的品質。由于用人得當，首先在司法方面，“刑政寬簡，獲無滯囚”；其次在文化方面，“興學校，置史官”；再次是實行了寬厚的賦稅政策：賦，“男丁歲谷三斛，女丁半之，疾病又半之”；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至于徭役，“事少役希”，而且“新附者皆給復除”。這樣的政策，直接效果就是“民多富實……年谷屢登，乃至閭門不閉，路不拾遺”。當然，執政寬松也難免會帶來另一方面的弊病，比如爵位的濫溢、官員的貪墨以及軍紀的松弛等等。所以說“寬嚴”實在是一個不好掌握的尺度。

    李雄的任皇后沒生兒子，其他嬪妃生子十余人，都不太令他滿意，他把哥哥的兒子李班立為太子，認任皇后為母。大臣們不同意，請李雄從自己的兒子里面挑選一個，道理很簡單，“先王立嗣必子者，明定分而防篡奪也”。可是李雄有自己的說法：“吾兄（李班的父親李蕩），先帝（李特）之嫡統，有奇才大功，事垂克而早逝，朕常悼之。且班仁孝好學，必能負荷先烈”——他主意已定，怎么勸也不行。太傅李驤（李特的弟弟）哭著說：“亂自此始矣！”還真是一語成讖！兩年后，李雄病倒了，金瘡復發，遍體流膿，“諸子皆惡而遠之，獨太子班晝夜侍側，不脫衣冠，親為吮膿”，對比之下，李雄更認定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沒幾天，李雄死了，李班即位，政事全交給輔政大將軍李壽，自己在宮中守喪。李班為人“謙恭下士，動遵禮法”，但卻全無心計，不是個當皇帝的材料，兩個月不到，就在宮廷政變中被殺。李雄的親兒子李期即了帝位。李期靠政變上臺，少不了要清除異己，建立清一色的幫派權力體系，一伙小人把持政務，才俊之士，非貶即殺，國勢日見衰落。

    李雄的事業就這么垮下去了，根本原因是接班人問題沒有解決好。這也怨不得李雄，立儲以德以才，能說是錯了么？問題是德和才的標準常常失之空泛或片面，而且觀察角度的差異必然帶來結論的偏頗，何況還容易被假象所掩蔽。這么多不確定因素只會為爭權奪利者提供行動的口實，所以，歷來禮法的制定者提出了以嫡以長的原則，雖然按這個原則并不一定能保證皇帝的質量，但至少能避免眼前的動亂。硬是碰上“嫡長子”是個暴君、昏君，也沒有辦法，只能讓那個時代的百姓認命。其實，究竟應該怎樣確定接班人，古往今來，這是一個封建專制制度下永遠也解決不好的問題。

    李期的統治勉強維持了三年，國中岌岌自危的人太多了，大家把希望寄托在原先的托孤老臣李壽身上。李壽起兵，摧枯拉朽，很快殺進成都，把李期身邊那伙人一概捕殺，李期本人貶為邛都縣公。下一步怎么辦？李壽的親信，一部分主張用成都王名號，向東晉稱臣，一部分堅持繼續稱帝。李壽命巫師占卦，巫師說：“可數年天子。”主張稱帝者說：“一旦足矣況數年乎！”主張降晉者說：“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而李壽說：“朝聞道夕死可矣。”然后即了皇帝位。上面這幾句簡短的對話，很精彩，也很幽默。每人一句，表盡了各自的心態。李壽把國號改成漢，朝廷內外換上自己的親信班底，而且索性把李雄所有的兒子全部殺光。李壽乖張殘忍，卻自視甚高，常托比于漢武、魏明（曹睿），就是不愿意聽見別人說起他的伯父李特和堂兄李雄的政績，以為自己比他們強。舍人杜襲寫了十首詩，偽稱曹魏時應璩所作，對他進行諷諫，他看過以后，不動聲色地說：“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乃賢哲之話言；若古人所作，則死鬼之常詞耳。”他甚至還想興師東下，與后趙的石虎聯手滅了東晉，被臣下勸阻了。他聽說鄴中（后趙國都）繁華，宮殿壯麗，就強行把外郡人遷入成都，也大修宮室；又聽說石虎“以刑殺御下，故能控制境內”，于是他也模仿，“人有小過，輒殺之以立威”，結果自然是怨聲載道，人心思亂。好在不久他就病死了，皇帝當了五年而已。

    李壽一死，接位的兒子李勢沒有他父親的那份滑稽，卻比他父親更殘忍：李壽殺盡李雄的兒子——只是自己的從侄；而李勢殺掉李壽的兒子——那可是自己的親兄弟。至于其他被殺的老臣，更是不計其數，而且他“不恤國事，多居禁中，罕接公卿，信任左右，讒諂并進，刑法苛濫，由是中外離心……四境之內，遂至蕭條”。而此時的東晉正處于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剛剛顯達的大野心家桓溫，以荊州刺史、安西將軍都督荊、梁四州諸軍事，要想有所作為，沒有比進攻四川更合理的選擇了——荊、益毗鄰，而成漢又國勢衰頹，武備不修，功成之后，自己的聲望和實力必將上一個臺階。他于永和二年（346年）冬天發兵，第二年春天便已深入蜀境，為了速戰速決，他將大本營和輜重留在彭模，自己親率步兵，只帶三日干糧，直撲成都。在成都郊外的柞橋，雙方展開決戰。對成漢政權來說，這是最后一搏，因此被逼出了幾分勇氣，開始占了上風，晉兵眼看頂不住了，正準備退兵，誰知軍中鼓吏打錯了鼓點，把退鼓敲成了進鼓，晉兵鼓起勇氣發起反撲，成漢兵大敗，桓溫就勢殺入成都。李勢乘夜色逃到葭萌，從那里派人送來降表，自稱“略陽李勢叩頭死罪”，接著又捆綁著自己、抬著口棺材到桓溫大營投降，桓溫給他松了綁，燒掉棺材（以上是古代投降和受降的程序），然后將李勢及其家屬送往建康（南京）

    成漢滅亡了，此后的五百多年里四川再沒有出現過獨立的政權。

三

    五代時期，十個割據王國的開國之主，都是黃巢興兵過程中乘勢而起的地方軍閥，而這些人的出身又大多是地痞無賴，其經歷都頗有傳奇色彩。在成都稱帝的前蜀王建也不例外，而且他的傳奇更具某些特點。

    王建是河南許昌人，從小就是個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為業，鄉人稱他為“賊王八”。稍后投入當地的部隊忠武軍（許昌是忠武軍節度使的轄區），因為作戰勇敢，一路遷升，當上了一名都頭（每都一千人，即相當于團長）。忠武軍有八個都（包括王建的一都）的兵力參加討伐黃巢的戰爭，黃巢從長安敗走以后，這八千人在鹿晏弘率領下，進入漢中，趕走地方官員，鹿自任山南西道留后，幾個都頭便是附近各州刺史（唐末就這種規矩，占多大地方當多大官），可是鹿晏弘嫌漢中窮，不多久又帶著部隊殺回河南去了，王建等五個都掉轉方向，到四川投奔唐僖宗。僖宗高興極了，把這支部隊號為“隨駕五都”，交由大太監、十軍觀軍容使田令孜節制。田深受僖宗倚重，王建拜在他名下當干兒子，成了一條線上的人，回都長安以后，僖宗讓王建留在身邊指揮神策軍宿衛（中央警衛部隊）。

    光啟元年（885年），河中軍閥王重榮進犯京師，僖宗逃到鳳翔，第二年，又被迫逃往漢中，王建作為清道使，“負玉璽以從”。途中棧道被人放了火，王建親控僖宗的坐騎，冒著煙焰通過幾乎要坍塌的棧道，夜里沒地方宿營，疲憊已極的僖宗枕著王建的腿膝睡了，醒來以后，悲感交集哭了一場，把身上的衣服脫下來送給了王建。這場戰爭是因田令孜和王重榮爭奪鹽池引起的，造成了這么嚴重的后果，田有點害怕，請求外放任西川監軍，西川節度使陳敬瑄是他的同母弟，萬一有事，也好有個照應。王建是田令孜線上的人，田一走，接任十軍觀軍容使的楊復恭馬上將王建從中樞調開，讓他去做壁州（今四川通江）刺史。王建倒也不嫌棄——他早就有意獨立發展。到了壁州，他很快拖起一支近萬人的隊伍，接連攻下了附近的閬州（今閬中）、利州（今廣元）。陳敬瑄感到嚴重不安，找田令孜商量，田說：“王八是我的兒子，派個人去傳話，就能將他招撫。”王建接到田令孜的召令，很高興，對人說：“阿父召我，我欲至成都見陳公，以求一鎮。”他選了兩千精兵，興沖沖地往成都進發，到了鹿頭關，陳敬瑄卻反悔了，下令要他停止前進。王建大怒，攻破鹿頭關，取了漢州、彭州，又在新繁大破陳軍，俘獲萬余人，橫尸四十里。陳敬瑄集西川之力，發兵七萬，雙方在德陽、新都一線相持百余日。剛即位的唐昭宗下令罷兵議和，以宰相韋昭度為西川節度使，劃出邛、蜀、黎、雅等州新立永平軍，由王建任節度使。從此，王建以合法身份在四川站住了腳。

    陳敬瑄拒絕卸任，朝廷命韋昭度統兵征討，打了三年，仍無結果，王建對韋昭度說：“公以數萬之眾，困兩川之人，而師久無功，奈何？且唐室多故，東方諸鎮兵接都畿，公當歸相天子，靜中原以固根本，此蠻夷之國，不足以留公！”這分明是要趕走韋昭度，韋當然也不想留在這里，但就這么走掉，心有不甘，正在猶豫不決時，王建派軍士逮捕韋手下的官員，就在軍營里殺了煮了吃掉，然后對韋昭度說：“軍士們餓了，要吃這東西（人肉）。”韋昭度何曾見過這等場面，嚇得趕緊把符節印信交給王建，任命他為權知（代理）三使（即山南西道、劍南西川、永平軍三節度使）留后兼行營招討使，自己立即走人。王建親送他到新都，還“跪觴馬前，泣拜而別”。韋昭度剛出劍門，王建就派軍隊封鎖關隘，和朝廷從此斷絕了往來。接下來，眉州、資州、簡州、戎州、嘉州、茂州相繼投降，陳敬瑄困守的成都只剩孤城一座，“城中乏食，棄兒滿路，餓殍狼藉”，王建又不斷向城中派出間諜，制造混亂。實在是支持不下去了，田令孜登上城樓向王建喊話：“老夫與公相厚，何嫌而至此？”——不能不攀點老交情，但再也不敢用“王八吾兒”的口氣了，只是求網開一面。王建答道：“父子之恩，心何可忘！然兵討不受代者，天子命也。”話說得冠冕堂皇，滴水不漏——父子是私情，討伐奉圣命，孰輕孰重，不言而喻。當晚，田令孜就來到王建營中，交出了節度使牌印。第二天，陳敬瑄打開城門，將王建大軍接入城內。

    王建估計到自己這支部隊進了成都，難免會有奸淫擄掠等情況發生，為了避免局勢失控，入城前，他任命以兇殘著名的張勍為都虞候（軍中執法長官），同時他告誡全軍說：我用張勍為虞候，你們不要犯在他手里，如果他抓住你們先來見我，我還可以給你們活路，如果他先殺而后報，我也不可能追究他喲！話是說了，但這群暴徒豈是幾句話所能約束的，進城之后便開始剽掠。張勍帶著執法隊，在成都街市巡邏，發現搶劫者，就在現場殺頭，殺了百多人后，市面安靜下來。陳敬瑄和田令孜，因為是降將，安排了職務，但沒過多久，先后都被殺掉了，再不提“父子之恩”。天復三年（903年），唐昭宗下詔封王建為蜀王。四年以后，朱溫滅唐，派人來給王建打招呼，王建“拒而不納”，反而發出討梁檄文，號召各地割據勢力跟他聯手出兵，因為自己聲譽不佳，沒人響應。朱溫當皇帝，他當然是不服的，他覺得自己哪方面都比朱溫強。既然朱溫弒君自立的事都做得出來，我王建稱帝也算得是“順天應人”了。于是，907年9月，他正式在成都即皇帝位，國號大蜀。臨即位前，帶領官民大哭三天，表示對唐室淪亡的哀悼。此時唐朝的貴族世家不少人避亂入川，王建雖是文盲，但喜歡與文人交接，對從中原來的知識精英，一律以禮相待，并破格錄用，詩人韋莊就是一例，曾被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的重要職務。

    王建出身于流氓無產者，這個階層在中國歷史上一直起著比較特殊的作用。在分合治亂的規律性的循環中，歷史不斷地給他們提供機會，每到關鍵時刻，這個階層的代表人物就會出現在政治的前臺大顯身手。這些人有很多共同點，如暴戾兇殘、勇猛果決、虛偽狡黠、好學強記，當然也有一定的人格魅力，能力強、運氣好的竟有成為一代開國雄主的，次一等的分疆裂土建立割據政權，再次一等的便是流竄四方被人剿滅的草寇了。中國歷史上的很多時候，便是由這類人的意志決定著同時代大多數人的生死存亡、悲歡苦樂（實際上，他們帶給民眾的永遠是犧牲遠遠大于福祉）。他們在“創業”的初期，一般都比較清醒，講究策略，注重形象，用以籠絡人心，發展實力，可總是越到后來便越陷于昏聵、殘暴的泥潭而不能自拔，正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王建在這類人中，是“次一等”的典型，不僅個人應具有的特點他無不具備，而且事業發展的邏輯也不逾常規。起事的早期，人們稱贊他“勇而有謀，得士卒心”、“王公治眾，嚴而不殘”，到后來卻沉湎酒色、昏悖多疑，以致臣下離心，朝政混亂。特別是在立儲問題上屢犯錯誤，最后在寵妃和權臣的愚弄下，把一個無德無能的懦夫王衍立為太子，導致了自己手創的基業迅速走向崩潰。

    918年，王建死了，王衍登基。王建的兒子多，個個擁兵自重，將領們也互不服氣，朝堂上經常可見劍拔弩張的緊張情形。王衍荒淫無度，而且善于變著法兒找樂。他的宮殿園林修造得極其豪華，經常在里面舉行大型游樂活動，管弦不絕，通宵達旦。蜀中產錦，他把御園里的亭臺樓閣和樹木花草都用織錦包扎裝飾起來，風雨損壞了又換新的。他還在園中修了一條水渠，直通后宮，在園中流連竟日，深夜乘彩船回宮，兩邊數以千計的宮女舉著蠟炬，照耀得如同白晝。而且，他還頗有幾分藝術氣質，喜歡給宮女們設計服裝和化妝，有一種所謂醉妝最令他得意，他寫有醉妝詞一首，命宮女們演唱，詞曰：

    者（這）邊走，那邊走，只是尋花柳。那邊走，者（這）邊走，莫厭金杯酒。

    這樣一個混球，如果不是當時中原戰事激烈，他是絕對混不了幾天的。等到李存勖取代了后梁，形勢穩定以后，果然就把進攻的矛頭對準了他。后唐軍隊所向披靡，眾叛親離的王衍很快宣布投降，這是925年——居然讓他快活逍遙了七年之久。

四

    李存勖的兒子魏王李繼岌和大將郭崇韜受命各統一路大軍進攻后蜀，功成以后，李繼岌在班師回朝時按他母親的密令，設計殺了郭崇韜（背后有復雜的原因，主要是宦官們的誣陷），此時，朝廷派來了孟知祥接管西川，銜位很高——成都尹、西川劍南節度使、同平章事。就是此人，隨后不久又自立為大蜀皇帝。

    孟知祥少年時跟隨他的叔父投在李克用的帳下，奉命守衛澤、潞（今晉東南地區），朱溫來進攻時，叔父投降梁軍，而孟知祥卻回到了晉營。李克用對他的表現當然很滿意，后來把自己的侄女嫁給了他。李存勖稱帝以后，要他當中門使（溝通宮、府之間聯系的職務，內傳外達，地位重要），他覺得這個職位處在各種矛盾的中心，風險很大，便向李存勖推薦了郭崇韜，自己則當了馬步軍都虞候，遷都以后，留在太原（北京）任太原尹、北京留守。郭崇韜是個急功務競的人，不大考慮風險問題，對孟知祥的推薦心存感激，后來出征四川，他也向莊宗建議：“臣等平蜀，陛下擇帥守西川，無如孟知祥者。”李存勖接受了他的建議，不過等到孟知祥到四川上任時，郭崇韜早已被殺——自己很輕松地弄到了這么一塊好地盤，連對舉薦者說上幾句感謝的話都來不及了。

    孟知祥剛到四川時，局勢仍不平靜，他鎮壓叛將，收集亂兵，頗有成效。不久，中原傳來李存勖、李繼岌父子在兵變中被殺，李嗣源（明宗）當了皇帝的消息。李嗣源的宰相安重晦也正懷疑孟有不軌之志，準備大舉進攻西川。為了搶得主動權，孟聯絡東川節度使董璋先后起兵造反。朝廷派石敬瑭為招討使、夏魯奇為副使分兵進攻四川。先是劍門一戰，唐軍大敗，后來蜀軍又攻破遂州，殺了夏魯奇，并把夏的首級送到石敬瑭營中。石敬瑭大概嚇得不輕，只好班師回朝。進兵四川確實難度大，特別是后勤補給，所謂“自潼關以西，民苦轉饋，每費一石不能致一斗”。李嗣源權衡利弊，決定還是招降。正好當時安重晦因讒被殺，便把決策錯誤的担子全推在他身上。孟知祥本是李家的女婿，還不想做得太絕，但董璋態度很堅決（他的家屬已被朝廷殺盡），雙方多次協商不果，導致一場火并，董軍失敗，董氏父子自殺，整個東川落入孟氏手中。明宗既無力進攻，就只有承認現實，委任孟知祥為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成都尹、東西兩川節度使、統押近界諸蠻兼西山八國云南安撫使，隨后又冊封為蜀王。933年冬，李嗣源死了，第二年開春，孟知祥即皇帝位，國號蜀。

    孟知祥能在蜀地稱孤道寡，似乎有些僥幸，至少他沒有費王建那么大的力氣，事實上，論能力與手段，他也算不得“梟雄”一流人物，而且他還缺少福分，元月里登基，六月里就中風，一下子偏癱，連酒杯都舉不起來，趕緊詔命太子孟昶監國。很快孟知祥死了，孟昶即位，開始了他長達三十年之久的驕奢淫逸的帝王生活。這個家伙好酒、好色，既無政治遠見，又無作戰能力，特別在用人方面簡直一塌糊涂，所寵信的不是與他詩詞唱和的文人墨客，就是從小和他狎玩親近的紈绔膏粱。然而他性情柔懦，平時殘民害民還不算太過分，所以在他治下的那些年，蜀地大體太平豐足。而同時，中原的晉、漢、周幾朝都無暇或無力來理會他，內無憂外無患，成全了他三十年的風流瀟灑，真所謂“混人自有混人福”！

    孟昶愛賞花，他把成都建成為一座花市，春天宣華苑賞牡丹，夏天浣花溪賞荷花，秋天城頭看芙蓉，冬天芳林苑賞紅梔，各處園林都極其豪華，他曾得意地說：“唐人所謂‘曲江金殿鎖千門’，我看比不上朕的宮闕樓臺之盛。”他在城上種滿了芙蓉，賞花時全部用蜀錦做帷幕裝飾起來，錦襯花，花映錦，逶迤極望，蔚為壯觀。孟昶說：“自古以成都為錦城，今日觀之，始真錦城也！”他不僅愛花，而且愛色，曾下令選美，民間凡十三歲至二十歲的女孩都必須參選。后宮女子多達數千，為便于管理，他為宮內女官列出十四個品級，秩列森嚴，比他朝中的卿相大臣還規范得多。

    大約是因為氣數已盡，要自尋死路，孟昶在志大才疏的寵臣王昭遠的慫恿下，竟想與北漢王劉鈞結盟，聯手進攻北宋王朝。此時趙匡胤剛剛征服了荊南的高氏和湖南的周氏，下一個打誰還沒有最后決定，孟昶卻把發兵的由頭主動送上門來。964年冬天，北宋大軍兵分兩路殺向蜀國。北面一路由王全斌率領，由鳳翔南下漢中，迅速搶占了嘉陵江上游的興州，蜀軍雖然依山仗險組織了幾場抵抗，卻無法阻擋來勢兇猛的宋軍，一退再退，沒幾天便放棄了整個山南地區，西撤到劍門關內，才稍稍止住了敵人的攻勢。東面的一路由劉光義和曹彬率領，從歸州出發，溯江而上，不數日便到了夔州城下。這里是蜀軍經營多年的江防重點，但也是一戰而潰。從此東面門戶大開，宋軍長驅直入。開戰不到兩個月，孟昶的軍隊就差不多拼光了，特別是第一線的將領大都非死即降，而這些將領基本上是他年輕時馬球隊（孟昶熱愛此項運動）里的伙伴，紈绔出身，沒有實戰經驗，失敗在情理之中。在劍門前線的王昭遠原本只會紙上談兵，宋軍從小道繞到劍門南面，他親自率兵前往漢原坡堵截，結果是劍門空虛被宋軍攻破，他自己只身逃往東川，在那里當了俘虜。

    劍門吃緊時，孟昶曾派出太子孟元喆，率領最后一支預備隊前往增援。這個孟元喆吃喝玩樂無所不精，就是不會打仗。他和唐莊宗一樣，酷愛“戲劇事業”，投入的精力可能更多。他把出征當作一次演出，在成都大街上舉行的發兵儀式真是空前絕后。所有將士的軍服一律新置，鮮亮奪目，旌旗儀仗尤其講究，連旗桿都用錦綢包裹起來。彩色斑斕的旗陣之后，便是由他的幾十名姬妾和幾十名伶官戲子組成的指揮中心，再往后才是將領和參謀人員，一路上笙簫管笛，響遏行云；生旦凈丑，輪番獻唱，街道兩旁甚至房頂屋脊，站滿歡欣雀躍的成都百姓，在欣賞不花錢的好戲。天公不作美，隊伍尚未出城，下起了小雨，孟元喆心痛那些錦繡彩旗，命令全數取下，少頃雨停，又命人重新裝上去。誰知彩旗裝反了，都倒掛在旗桿上，樂隊繼續奏樂，伶人依舊高歌，場面之滑稽，樂得成都百姓前俯后仰。這種隊伍當然不是去打仗的，到了綿陽，聽說劍門已失，孟元喆帶著他的“大劇團”又開回了成都。這時，任何抵抗都無從說起了。

    已是瀕于絕境的孟昶問計于群臣，宰相李昊說：“成都既已無法可守，不如就此見機納土稱臣，尚可以保全身家。江山者，得之于人，失之于人，又何恨焉！”孟昶覺得這幾句話倒也實在，便叫李昊起草文書向宋軍投降。李昊是四川的老筆桿子，文章倚馬可待，前蜀的降表也是他一手炮制，輕車熟路，自然不辱使命，成都市民之好事者，夜間在他府門上，大書“世修降表李家”六字，真有些“黑色幽默”的意思。

    投降避免了圍城戰，成都得以保全，百姓免遭涂炭。王全斌舉行了盛大的入城儀式，在升仙橋街口代表朝廷受降。因為沒有進行過激烈的反抗，趙匡胤對孟昶君臣給予了豐厚的賞賜（至于孟昶本人入朝后七天即得病死去，情節可疑，猜測雖多，迄無定論）。至此四川問題本來已經解決了，如果不是王全斌在政策上犯了嚴重錯誤的話。當時趙匡胤曾下令，凡后蜀軍隊中的可用之兵選送京師補入禁軍，而且要從優發給路費補貼，可是王全斌擅自減少朝廷核準的數額，又縱容部下去敲詐勒索，蜀軍心存怨憤，在出川的路上（還只走到綿陽）造反作亂，幾天功夫便發展到十多萬人，形勢愈演愈烈，宋軍屢戰屢敗。這時，成都城里還有三萬降卒，怎么處理？毫無策略觀念的王全斌聽任部下大開殺戒，一批一批，殺了個精光。這對于川人的反抗自然是火上澆油，十七個州公推叛軍首領全師雄為興蜀大王，朝廷剛剛到手的勝利果實眼看就要付諸東流。

    幸好東路軍里還有一個政策觀念很強的曹彬，他的軍隊從入川起一直紀律嚴明，頗得川人好感。龜縮在成都城里無法動彈的王全斌此時已經完全亂了方寸，只好請曹彬收拾局面。曹彬深諳軍事和政治兩手并用的原理，更知道在這場平亂戰爭中政治攻心的作用將更為重要。他和全師雄的軍隊在新繁接戰，由于戰前做了大量策反工作，對叛軍官兵曉以利害，動以感情，戰斗剛開始，叛軍紛紛倒戈，登時陣腳大亂。全師雄見大勢已去，帶領殘部逃奔郫縣，后又竄往灌口。經此一戰，形勢逆轉。但亂局既已形成，短期實難收拾，這邊壓下去，那邊冒出來，幾經反復，直到966年冬天，全師雄病死，四川全境才逐漸平靜下來。

    滅蜀只用了兩個月，平叛卻用了兩年，時間賬不說，損失賬更是難以細算。趙匡胤看到了對于解決四川問題，政策和策略是何等重要。它確乎是開創和維護一個權力體系的生命線，各級官員，都是萬萬不可粗心大意的。他把兼具謹慎持重和膽略決斷的老部下呂余慶派到四川，以參知政事（副總理）的身份知成都府事。由于呂的資格老，原則性強，打擊那些胡作非為的驕兵悍將敢下狠手，秩序混亂的成都在最短時間內平靜下來，蜀中百姓也歸心于新朝的統治。

    七百年后，張獻忠在成都也當了兩年皇帝。1640年，他曾一度竄入四川，呆不下去，又突圍而去。1644年，他再度殺回四川，并在成都稱帝。1646年，清兵入川，張中箭身死。在四川的前后三年時間里，他一共殺了多少人，很難精確統計，大約至少以百萬計吧！據信有的州縣已經是所余無幾，從清初的“湖廣填四川”那種大型移民活動的迫切性里，可以想見當時他殺戮的瘋狂程度。這樣殘暴的外來政權，成都和四川人民當然憎惡，不過因為它過于兇殘而且相對強大，一時組織不起成規摸的反抗。

    至于張獻忠，大約因為年輕時遭遇的悲慘，始終燃燒著一種對社會進行報復性破壞的欲望，特別是到了后期，眼看覆亡已不可免，更是恨不得全世界為他陪葬，所以他毫無忌憚地提出殺人的口號，還要找出人類該殺的理由——“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按他的邏輯，人類應該消滅。這樣一種極端仇恨人類的理念及其實踐，在舊的教科書里竟被說成是“嚴厲鎮壓地主階級的反抗”，成都和四川千百萬慘死的冤魂，地下有知，當同聲為之一慟！
  

雷池月 2011-04-11 20:2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