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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6.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242(2001)01-0059-07
　　一個作家，若能在文學思潮隨時而移的過程中，堅守自我的選擇，不被時代新潮激起的泡沫淹沒，應該說是需要極強的定力的；而其個性也往往在這精神的堅守中顯現出來。河南作家李佩甫，既不標榜主義，也不皈依流派，而是以其誠實的創作、鮮明的風格打動讀者。因此，研究李佩甫時，想依現成的流派特征規定之，難；試圖用幾句話概括他，也難。惟其如此，其對研究者既構成挑戰，也充滿誘惑。本文擬從其文學世界、人性展現、文化批判和藝術個性四個角度展開對李佩甫小說創作的討論。
　　一、李佩甫的文學世界
　　雖然相隔60多年，李佩甫登上了文壇的經歷卻和新文學初期的鄉土作家相似。離開了自己諳熟的故園，生活在都市里，接受了現代文明的理性熏陶，再回眸故園，反思故園文化的豐富內蘊，并以此為參照來觀察都市生活，對其作出自己的價值判斷。其文學世界的構成往往呈現或隱或顯的二元對立：鄉村世界和都市世界。
　　當然，并非所有作家都對等描寫這兩個對立的世界。李佩甫的鄉村世界，從小處看是他生于斯長于斯的“許地”，從大處理解則是中原大地的縮影。一旦走進他的文學世界，首先看到的是中原大地上星羅棋布的行政村，無論叫扁担楊、李家莊，還是叫呼家堡，都可稱之為中原農村最基層政權結構的象征。這個世界的構成通常是由久掌政權的支書或村長以及作為族權象征的長者構成一方，他們不僅左右著村人的命運，代表著政府賦予的權力，而且由于宗法社會的悠久傳統在人們精神世界的積淀，他們還從道德倫理、心理角度影響著生活在這里的人們。其對立面是接受了現代社會思潮影響的年輕一代——既有高中畢業的返鄉青年，也有文化水平不高，但利用社會轉型期的亂勢成了一時英雄的暴發戶。由于一方堅守既得權力和權利，千方百計排斥年輕一代對權力和權利的占有，甚至年輕人因做了有益村人之事而提高了自身威望時，他們便感到自己的權威遇到了挑戰。對權力和權利的霸占和對覬覦權力和權利者的排斥，常常遭到年輕一代有力的反擊。他們有知識，有財力，不甘處于社會最低層和邊緣地帶，因而努力向權力和權利中心沖刺。
　　一方堅守，一方必攻，攻守之間顯現出了當代農村錯綜復雜的社會畫面。尤其是作者以家族視角來表現這種沖突時，由于家族勢力的卷入、倫理道德的干預使其更趨復雜。李海昌對于李大有、楊書印對于楊如意的不滿，皆因這些暴發戶有了財力便不把他們放在眼里了。他們或利用財力收買人心，欲取而代之；或我行我素，不對當權者表示尊敬或服從。這便使村長們感到受了蔑視，丟了面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老祖宗定下的規矩，豈是幾個小輩說改就改的！尤其像李寶成那樣的公開叫陣者，更有犯上作亂的嫌疑，對農村現有秩序的破壞性也更大，更使當權者心驚！在雙方沖突的過程中，常有族中長者被請出解決問題。如《金屋》中的瘸爺，曾舍去一條腿，為村里爭回了30畝好地，有著崇高的威望。當扁担楊接連發生燒麥秸垛事件、公安局又查不出肇事者時，楊書印便請出了瘸爺，讓他點了自家的麥秸垛。此時的瘸爺，既是一個符號，也是一個工具。因為威望所在，連他家的麥秸垛都燒了，村里人便不再互相猜疑，人人自危的局面自然不存在了；因為村長是靠他平息事件的，無形中他成了村長耍權術的工具。我們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原鄉村，政權和族權往往是扭結在一起的。在政權所及的范圍內，村長一手遮天，獨斷專行；在政權不及的道德、倫理層面，往往由族中長者出面解決。兩個層面，由外及內，牢牢地控制著農村社會，使其愈來愈成為板結的土壤，死氣沉沉，缺乏生機。
　　這里，政權與族權的結合雖然形式上與魯迅筆下的魯鎮相似，但其內涵卻有著豐富的時代性。此時的族權，已不再有固定的空間（祠堂）和稱謂（族長），而是潛沉于人們內心的對于長者尊者的畏懼、尊敬。它已不可能與政權并立，更不要說超越政權了。研讀其文本，可見決定人們命運的只有政權及其代理人，族權則處于幫兇地位。這已成為其文學世界的獨特內涵。
　　應該指出的是，李佩甫并非將所有的青年都封閉在鄉村世界里。楊金令病好后，意識到自己是屬于都市世界的人，所以頭塊肉他不能吃，他不愿（也不可能）再融入掙扎幾十年才突圍而出的鄉村世界中。在對故土舊鄰磕了三個頭后，他消失在夜色中……[1]這是一個去向模糊的結尾。而呼國慶被呼天成選為接班人時，他也表現出猶豫，雖然其明顯傾向于代表都市文明的謝麗娟。主人公去向的不確定反映了李佩甫對其文學世界構成要素的矛盾態度：情感上選擇鄉村，肯定并歌頌之；理智上也明白都市文明的先進。躊躇之際，其筆下人物的最終歸宿便留下了問號。
　　二、李佩甫的人性展現
　　沈從文曾這樣表述自己的文學理想：“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致，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筑。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2]李佩甫沒有作過如此明白的表述，但研究其文本，我們能體會到他筆下人物強烈的“人性”內蘊。李佩甫發表的100多萬字的作品中，共刻畫了三類人物：一類是特定環境中的至高無上者，包括《金屋》中的楊書印、《李氏家族》中的李海昌、祖父們，《羊的門》中的呼天成等。他們大多充滿人生智慧，深得中原文化乃至傳統文化之精髓。正如作者借呼天成之口所言，其人生策略乃“外圓內方”。跨出自我經營的天地時，他們往往是“圓”的，以其不求回報的投入，靈活超人的眼光推出身邊一個個能人，經幾十年而成“人場”。有了這穩定的外交網絡，也就為自我的天地營造了一個安全有利的外部環境，從而有了贏得尊重、獲取權威的外在支撐點。回到自己的世界內，他們卻往往是“方”的。讀其文本，既有做出“男人六十皆活理”、打破既定秩序的贏，為樹權威，用權專制頗似王熙鳳的銀蓮（注：贏、銀蓮皆為李佩甫的小說《李氏家族》中的人物。），更有通過一系列規章制度將呼家堡人的思想、行為統一化、物質化，同時又通過“斗私會”、“展覽臺”等形式將人的精神也統治起來的呼天成（注：呼天成為李佩甫小說《羊的門》的主人公。）。既然依靠外在關系的支持已建立了權威，那么利用權威來治理轄下的草民便無所不用其極。他們是老而不僵，控制著基層政權的一代人，同時也是扼殺自由基因、營造專制氛圍的中堅。
　　第二類人物是年輕一代叛逆者。他們對上一代人的生活狀態和專制統治不滿，因此要反叛。其行為趨向兩種價值：一種是《李氏家族》中具有的本能似的反叛。這種反叛要么為了證實自己強大于祖先，帶有報復性，如贏；要么只是一種朦朧的力的展示，如淼和貝。而李大有的蔑視村長，也沒有多少理性價值。他和《金屋》中的楊如意一樣，只是通過占有財富獲得了某種人生的自信，從而對自我生存狀態產生不滿，但如何改善之，并無自我行動的原則和綱領，故只能采取盲動的蔑視權威的行為。這使得他們要么行而無果，如大有；要么陷于孤立，與全村人為敵，如楊如意。另一種則是以李金魁、呼國慶、李寶成為代表的叛逆者。他們受過現代教育，又深受故園文化的熏陶，因此具有一定的民主意識和自立意識。盡管當了市長或縣長，部分實現了理想，他們卻擺脫不了故園的縈繞。魘住李金魁的不僅有童年屈辱的生活，更有初戀對象李紅葉的糾纏；呼國慶每到關鍵時候，都需要呼天成幫忙才能過關，呼伯手中牽著這只飄搖風箏的線；李寶成當了村長，卻在家族勢力的包圍中，如牛陷井，有力使不出。由此可以說，這些叛逆者不管本領大小，是否走出了黃土地，都無法也不愿割斷鄉情的臍帶。他們或在外賺了錢，歸鄉角逐權力，贏得尊重或自尊；或漂泊都市，卻又以故園為休憩的港灣，每當失意或受傷時，故鄉便成了他們尋求支援或舔傷療病的地方。沖出故園者，雖從整體上背叛了傳統，但具體行為上，卻不如前一種堅定。也許是畢竟和故園人少了利害沖突，因而其叛逆更趨向精神、價值的突圍，而非物質權勢的角逐。
　　第三類是處于社會最低層的逆來順受者。這是中原大地上最為龐大的群體，濃重的封建思想殘留在其潛意識中，建國后幾十年的社會主義教育并未驅除其思想深處保守愚昧成分的積淀。相反，倒是三番五次的政治運動強化了他們對政治及其專制代理者的恐懼，也使其奴性成分得以強化。物質方面的貧窮已使其自覺矮人三分，專制統治的加劇更使其甘愿處于被奴役的地位。只要不被逼得走投無路，他就決不會反叛，甚至連他自身應有的權利，也不是理直氣壯地索取，而是低三下四地跟當權者乞求。他們身上，絲毫看不出有當家做主的自豪感，甚或連人人平等的基本人權意識也沒有。正是主人公意識的缺失，使得村長們形成專制統治；同時，書記村長們也更不把他們當人看。《敗節草》和《李氏家族》中的捆、《豌豆偷樹》中王小丟的父親是此類人物的代表。
　　通過這三類人物系列，可以解讀出作者對人性的思考。給人印象最深的是通過人們的行為來展現人性的異化。對權力、權利、地位的孜孜以求，使得當權者往往壓抑自我的欲望，以變異形式達到所謂人生的頂峰。楊書印38年不倒，是以抑制自己對酒、性的欲望為代價的。所以，他認為已擊敗了楊如意，在盡興喝醉時吐出了真言，后悔只搞了花妞一人，覺得人生不值。呼天成喜歡秀丫，卻又不愿被其丈夫捉奸壞了名聲。于是，一次次面對美麗的胴體練習《易筋經》，和藏在暗處準備捉奸的孫布袋比意志、斗心理。直到孫布袋死后，他還讓秀丫在丈夫墳前裸體以羞辱孫布袋。這不能不說是為了權、位而產生的變態心理。對錢、色的貪欲則從另一個方向上產生了異化。李二狗為賺錢大肆行賄行騙，直到進了監獄還以為名車也坐了，美女也搞了，此生值得。至于沉湎于酒色之中，如何喪失了本我，則毫無自覺。更為可悲的是生活中的小人物，他們沒有支配別人命運的權，也沒有改變自我命運的錢，而是為了茍活于人世間，逐步喪失了行為的正常性，滑進了人性異化的深潭。作者筆下的逆來順受者大多如此。迷失了“本我”，以“他我”存在的人，無疑是處于人格分裂狀態的。不管他自覺自醒，還是蒙昧無知，行為與心理的沖突是存在的。清醒意識到卻無力改變的，是命運無奈的悲歌；處于異化之境而不自覺的，則為人間至深的哀歌！
　　異化者不由自主走上了背叛“本我”的路，覺醒者則在掙脫舊的束縛后走向自新之路。當然，蛻變舊我，并非易事，其間必有一番艱難掙扎。李佩甫善于抓住這些掙扎者叛逆時“力”的暴發來展現人性的輝煌，或剖析掙扎者苦斗時幽婉曲折的心理。《李氏家族》中，叛逆者往往通過超越前人的大膽行為顯示出人性的力度，進而顯現出一個個強大的自我來。其人格之剛健、精神之雄強，直令李家的后人們汗顏！從深邃的歷史中回到當前呢？《學習微笑》中劉小水下崗后，不等不靠，自力更生開了個賣梅豆角的小攤，顯示出人的覺醒和自立。在《送你一朵苦楝花》中，我們看到了多次出逃、被抓回毒打，一旦得到機會，還要外逃的梅妞。她的外逃，不是為了反抗某一個人，也不是對抗祖先，其行為指向是盲目的“外邊的世界”。生長其間的環境已近乎窒息，要想掙脫出去，又得不到省城工作的哥哥的指點和幫助，她只好盲目出逃。如果說開始時，她還有追尋婚姻的意向，那么戀愛對象吊死她家后，她的一次次出逃就沒有明確的目的了。行為本身成了目的，梅妞在行動中證明了自己求新求變的心理。為此，她可以忍受家人的責打、世人的譏罵。這是另一種覺醒，醒后不知該走哪條路，人生的意義全在于只管走，又使其行為有了悲壯色彩。惟其如此，梅妞帶給人心靈的震顫，又遠遠超過“李氏家族”的子孫們！
　　跟異化者、覺醒者相比，生活中還有許多酣睡于舊夢中的人。對他們人性的揭示，使其作品上追魯迅先生對“國民性”的剖析，具有了更為深邃的內蘊。在李佩甫的文本中，有時往往一個字就把人性中的某種內涵揭示了出來，如“欠”、“賊”。李金魁和李紅葉的交往中，雖有一定的感情因素，但更多的是兩人讓對方欠自己人情的較量。李大有幫麥囤敲了情敵1500元錢，麥囤又娶了媳婦，他卻故意不參加其婚禮，也是為了讓對方“欠”著自己。自身沒有可炫耀于對方的美貌或地位，那么就在別人的“欠”和感恩中得到滿足。殊不知，這恰恰證明了自身的空虛。不幸的是，施“欠”者還自覺高人一等：“施與是高貴的，她時時保持著高貴；被施與是卑下的，而他又怎能不卑下呢？”[3]同時，從大有幫助麥囤整治媳婦（當著眾多圍觀者，強行與其性交）的行為中，也可看到他和當事人、圍觀者尚不具備現代人的起碼水平。不把別人當人看，自身也不具備做人的資格。
　　當然，李佩甫對人性中美好淳樸的一面，也有所表現。《紅螞蚱，綠螞蚱》中“我”吃遍老舅家時所表現出的親情、溫情。村民們選“壞分子”時的自舉自薦，選上者如壯士出征；落選者“背著老镢到地里來了，總也悶悶地往西看，似乎覺得虧了心。”但總覽其文本，這類作品所占比例較少。
　　由于著眼于人性視角，其人物往往具有了超越時代局限的更深廣的意蘊。將人物的刻畫與其生存狀態密切結合，揭示出其存在的積極價值或無價值，這就使其人物內蘊超過了傳統現實主義的范疇，從而具有了現代性。
　　三、李佩甫的文化批判
　　李佩甫登上文壇是80年代初，正值改革開放的新時代。處在時代更迭、文化交流頻繁的氛圍里，作者從鄉村走向都市，其原有的文化積淀必與后至的文化發生沖突。有沖突必有選擇，而創作主體的文化選擇常受其對文化的認同度、親和力的影響。從文本分析看，李佩甫所鐘情的是其作品中得到充分展現的中原文化。
　　中原地處黃淮平原，其文化特點，古人在《陵縣志·序》中說：“平原故址，其地無高山危巒，其野少荊棘叢雜，馬頰高津，徑流直下，無危蛇旁分之勢，故其人情亦平坦質實，機智不生。北近燕而不善悲歌；南近齊而不善詐，民醇俗茂，悃ｂì＠①無華。”[4](P3)此說抓住了中原人樸實少詐的一面，可以說是從地理環境分析而得的。但他忘記了中原的人文環境，在文化傳承中，人文因素往往占據更重要的地位。中原乃中國文化的發源地，“孔子創儒學于魯，游說于鄭，中州是孔子游說的主要場所。道家的鼻祖老子亦誕生于中州。老子之后，中州歷代哲學思想家人才輩出，眾星璀燦；繼道家之后，中州歷代又涌現出墨家、名家、法家、玄家、理學等影響社會歷史發展的思想流派。”[4](P79)傳統文化、人生智慧的積淀，加上歷代政治斗爭、軍事爭霸中產生的權術謀略，無不影響著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當人們擇取文化內蘊用于生活時，蒙昧未開者守其古拙，保其純樸；機智善思者，取其思辨，得其深邃；奸詐險惡者，奪其權謀，用以治人……身為作家，當他以文本反映之時，則往往表現其博大的內涵。
　　李佩甫以其文本展示了中原文化的獨特生存環境。這里的泥土“有一股軟軟的甜味”；這里的色調，是“一種灰青色的氛圍”，“那灰青是談調的，漸遠漸深的，朦朦朧朧的，帶有一種迷幻般的氣韻”。綿軟迷離的自然環境醞釀出一塊“綿羊地”，在這兒走多了，“你先會眼暈，爾后會頭暈，走著走著，你就會覺得你已植入平原，成了平原上的植物了。”[5](P197)這里沒有劍拔弩張的氣氛，更沒有險山惡水的地形，因此其哲理內蘊是陰柔的。柔并不意味著弱，以柔克剛，四兩撥千斤，這是產生了“太極拳”的土地。生長于此的人們，若一生沉醉其中，可能浸染過度，會漸漸喪失其進取有為的內涵，像平原上隨處可見的草一樣，柔軟萎縮。這時，人們便會建屋。“在這里，人畢生的精力都放在了‘屋’的建造上，房屋成了人們賴以生存的第一要素，也是人們的精神外殼。人們一生一世的終極目標，就是為了要建一所房子，一個‘屋’。這個‘屋’的實質是內向的，是躲避型的，是精神大于物質的。同時，在‘屋’的意識里仍然含有陰性的、單一的、小私小我的情緒……不管怎么說，畢竟還是有了一個‘屋’。天很大，不是嗎？可我有一個‘屋’呀！”[5](P202)顯然，“平原人對‘屋’從形式到內容的營造與崇拜，則表現出他們面對來自自然和社會的災難和壓力缺乏抵抗的自信，只能憑借‘屋’來茍安一隅，來遮護他們萎縮的生命力，這種病弱的人格與強烈的依賴感必然導致思想意識的盲從，從而造成了滋生專制統治的溫床。”[6]如果說多數民眾的行為因應了中原文化中消極的成分，那么這里的專制者卻吸取了中原文化中以謀制勝的成分。楊書印“38年來，他從當民辦教師起家，牢牢地掌握著扁担楊的權力，卻沒有當過一天支書。……他沒在最高處站過，也沒在最低處站過，總是站在最平靜的地方用智慧去贏人。楊書印的過人之處不在權力，而是智慧。權力是可以更替的，智慧卻是一個人獨有的。”[7](P37)不走極端，不做秀木，具體行為中體現著“中庸之道”。
　　當中原人帶著這種文化積淀與生存智慧沖出故園、投身官場時，他們往往會形成一種獨特的官場哲學，其內蘊仍然是外圓內方以柔克剛的。《李氏家族》中，李金魁上大學時，“由于那近乎吝嗇的節儉”，被同學們稱為“素人”，畢業前他卻慷慨請全班同學的客，使同學們一下子改變了對他的看法，紛紛留下地址。一舉之為勝過四年之功，為他今后的仕途升攀織就了關系網。畢業后初到鄉里上班，他利用說話前的“磕巴”給人留下好印象，最后擠走吳鄉長。直到當了市長，他仍恪守中原文化的要義，以之指導其言行。“到任不久，最先發現的就是走路的問題。……你是一把手啊，你一走快，就顯得你急，人毛躁，火燒屁股似的，缺乏一把手應有的穩重和大氣。……但也不能太慢。太慢了顯得疲塌，顯得暮氣，也顯得軟弱。”[3](P722)既要學會講假話，又要注意假的成分比例。其次是說話方式兩極平衡取其中，左右逢源，你才能確定自己“一把手”的位置。對其官場哲學的展示，顯示出了作者的批判態度。
　　同時，傳統文化的神秘性也往往縈繞在李佩甫的文本中。“李氏家族”每逢危難，總有人挺身受難，担當起延續煙火的使命。似乎冥冥之中有神靈佑護著這個家族，使其雖經蝗災、神怨、內亂、外侵等災難卻終于延續下來。閱讀之際，感覺作者是在為中華民族作傳。以一個家族來映襯一個偉大民族的命運，既有幾分魔幻現實主義的影響，又帶有幾多未曾解開的文化密碼，頗為神秘。而其中人物，不管生前是惡是善，均為82歲死去。這又有了中原民謠“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叫自己去”的影響。圣人尚不能活過84歲，凡人怎能超越？而皆死于82歲的安排，是否有強調李氏家族遺傳基因一致性的考慮，正如其后代小腳趾蓋皆為分開的一樣，也是具有神秘色彩的。而《羊的門》內，神秘的繩床、怪異《易筋經》，連同呼天成死時全村人學狗叫等，皆有了超理性的魔力。究其原因，既可看出李佩甫寫作時所受“尋根”思潮的影響，寫特異人物、民間風俗，也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神秘成分熏染的結果。“神性”的存在使其文本明顯帶有神話色彩。俄國作家納波科夫說過：“事實上好小說都是好神話。”[8]依此判斷，中原文化的熏陶成全了其小說的品位，使其有可能成為“好小說”；但對其神秘性的津津樂道，較之前述幾個方面，作者的批判態度較為曖昧。
　　中原文化對于鄉場、官場的效應已如前述，那么當中原文化轉化為統治手段時，其來自老莊的玄妙飄渺、超逸逍遙，取自《周易》的神秘莫測、變幻無窮，得自玄學的無為自然、融合儒道等內蘊，又過多具有感性特征而缺乏理性內涵。這就使得以中原文化治理社會時缺乏系統的法律制度，而傾向于清官現象的“人治”模式。“清官”固然有其特定的進步性，問題是漫漫歷史長河中，清官有幾個？！缺乏機制約束的放任體制，最大的結果便是以人代法、因人施治，終至專制統治。實行“人治”者，必經營“人場”。楊書印、李海昌、呼天成等人幾十年不倒，就是依靠其經營的“人場”。他們放出、推薦并利用能人，在鄉村以外的政治中心形成一個以“人”為紐帶的網絡。這就形成了一種“勢”，似乎無形，卻強有力。依靠這“勢”，對外呼風喚雨，干擾政體；對內欺壓民眾，將人視作非人。跟這些能人來往應酬，彼呼此應，在村人眼里已顯出了地位和壓力，由此導致村民“活小”的生存狀態。一旦“人場”徹底形成，甚至直通北京時，那些人不用出面，織網者足不出戶，便可利用現代通訊之便，達到自己的目的。呼天成為了救呼國慶，不僅改變了縣級領導的人事任命，而且可以逼迫市委撤銷已形成的決議。以一人之作，借網絡之力，可以跟兩級政府組織對抗，既顯示出“人治”文化在現代中國仍有相當雄厚的社會基礎和影響力，也凸現出“人治”文化對現代化進程的干擾和危害。
　　四、李佩甫的藝術個性
　　對中原文化的鐘情，影響著其文學世界的構成；對人性諸層面的展現，也往往對其敘事造成干擾。因此，隨著自我文學大廈的建構，其藝術個性也凸現出來。
　　在人物設置上，他接受傳統文化中的陰陽五行說，并改造運用之，設置了基本對應的男女人物系列：以李金魁、呼國慶、楊金令、二哥等來自鄉村的男性和本來就生活在鄉村的楊書印、李海昌、呼天成等為代表的男性為一方，他們在行為上并不具備剛烈雄健之風，倒是以退為進，敗中求勝，示人以柔弱的外表。隨著情節的發展，其內在力量逐漸顯示出來，或足不出戶即戰勝對方，或藏而不露卻升遷于官場，或在事業上取得成功，或征服了漂亮的女性……在成功中顯現出男性的雄強陽剛。以謝麗娟、李紅葉等為代表的城市女性和以梅妞、李滿鳳、三姑奶等為代表的鄉村女性為一方，她們無論在情愛上，還是生活中都是能置生死于度外、一旦認準死不回頭的剛烈女性，其性格魅力往往具有征服讀者的陽剛之美。其結局卻往往是失敗者，或依附別人為生，或屈服于金錢的淫威，或受挫于單純的人生目標，或被綁上磨盤沉于古潭……在失敗的命運里吹出凄清柔美之風。外在表現與最終命運的差異及轉換，對應于傳統文化陰陽互生互克的理論，使人感覺到其人物設置頗得傳統文化之神韻。
　　人物關系的對應預置已顯示出作者掌握創作全局的雄心，這必將影響其敘事角度。他的小說，大多采用全知敘事。作者在一定程序上充當著特定階層的代言人，于情節設置時矛盾的構成、力量的強弱，甚至事件發展的最終走向，都要受特定階層利益的影響。同時，作者又是價值優劣的判斷者。作品中人物應做什么，在事情轉折的關口如何進退，得失如何，全在創作主體的掌握之中。因此，無論是對敘事進程，還是對人物命運，作者都有直接干預權。其效應為一方面使其小說客觀地反映了表現對象的生存狀態或發展進程，從而增加了作品的真實度；另一方面也使其文本缺乏變化，部分行文呆板。為了克服這些不足，從《李氏家族》開始，作者開始通過敘述人的置換，增加了敘事角度。如：“奶奶的瞎話”的插入，就造成了作者的間歇退場；在《紅螞蚱，綠螞蚱》和《敗節草》中，兒童視角的引入，也拉開了與現實世界的距離，作者保持一種不作直接評價的旁觀和審視；在《豌豆偷樹》和《送你一朵苦楝花》中，則增加自知的敘事角度，以利于刻畫人物心理等，從而激活了原本凝滯的行文，使其文風添了幾分靈性。
　　隨著敘事的展開，創作主體立足于哪一時間點上開始敘事，取決于作者視角的選擇。是與事件同步進行，隨時顯現事件的進展、人物的命運變化，還是站在歷史的終結點，回眸過去，在敘述往事中糅進作家的理性思考，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選擇。讀其文本，我們可以看到，李佩甫更喜歡采用回憶視角。無論是鄉村的當權者不無得意地回憶自己幾十年不倒的非凡經歷，用品味往昔的輝煌掩飾日薄西山的失落和怕人篡權的恐懼；還是孤身奮斗十幾年，終于登上權力頂峰的成功者回味童年的清貧和奮斗歷程中所受的屈辱；抑或是愛人情移者、商海失敗者回顧情至顛峰時的狂迷、經商大贏時日進斗金的興奮……主人公的回顧滲透著作者的反思，主觀性情緒的熏染肯定改變了往事的色彩，對往事的敘述也往往變成主人公因事而興的心理流程。他的主人公，出人頭地前的自怨自艾，甚至自虐自戕（李金魁）；在美女和前程之間患得患失，魚與熊掌想兼得的心態（呼國慶）；已掌權者惟恐大權旁落，苦心經營（楊書印）；未得權者虎視眈眈，覬覦心煩（李寶成）；金錢多的，被錢燒得忘掉自我，因而自傲自滿，孤獨于眾人之外（楊如意）；失手入獄，憂慮前途之余，心存僥幸的心理交戰（李二狗）等等，無不呈現在讀者面前。
　　從文本的結構類型看，李佩甫的小說大致分為兩類：其一，《李氏家族》、《羊的門》、《金屋》等代表作有著和“新歷史小說”相似的結構。作者以血緣關系的糾葛和家族生成的“力”的展示，或展現中原文化背景下的人性，或表現村民在“金屋”壓迫下的心理。這類小說少有激烈的客觀沖突，而是著重展現激烈的外部沖突在人的心潮間激起的漣漪。對“事”的影響的關注超過事件本身。應該說最能展示作者才華的，也是這類作品。其二，以《城市白皮書》、《學習微笑》、《田園》等小說為代表。此類小說仍以“事”為本，在結構上往往有一件貫穿始終的事件，所有的人事糾纏、矛盾沖突以及人物命運的變化皆緣于事。因事設人，隨事變體，通常在充分展現事件演變過程時，忽視人物形象的塑造，造成“事理”大于“人物”的效應。因此，無論是藝術創新方面還是閱讀美感方面，此類均不及前者。近年來李佩甫的創作，多沿第一類型發展，說明他是有所自覺的。
　　文學創作忌重復自我，這是常識。但是，超越常識才能凸現個性。從創作過程看，其創作總體呈現出滾雪球現象。所謂滾雪球，意味著后來包容已往，也意味著超越已往。以1986年發表《李氏家族》為界，前期以表現人性的善惡為主，至《紅螞蚱，綠螞蚱》的發表，標志著從善的方向將人性美褒揚至頂峰。后期作品一方面繼續表現人性，另一方面則增加了對世俗政治和文化的批判，至《羊的門》達到高峰。《李氏家族》、《金屋》、《敗節草》、《羊的門》等作品，主題多有重復。但從文本演變上研究之，則發現其主題有著愈來愈豐富的內涵，人物形象也越來越豐滿。這種滾雪球運動不僅使作家在形式上從短篇、中篇躍為長篇小說作家，而且對人性的探討、對文化的審視更為深邃。
　　從作家主體意識看，男性中心意識在其文本中占有突出地位。傳統文化中的男性中心意識，作為集體意識沿襲幾千年，已漸漸化為集體無意識。男性因占據中心堅守之，并轉化為頑固的心理定勢。李佩甫反映八九十年代中原農民的生活時，一方面是心中固有的男權意識，另一方面是他必須面對的現實生活。80年代有首民謠：“河南的酒，不能喝；河南的煙，點不著；河南的男人怕老婆。”其實，在政治激進的河南，婦女解放的步子在建國后幾十年里邁得是比較大的。反映此現實的代表文本《李雙雙小傳》中，就出現了女主男次的人物設置。既然現實生活中男性不可能有超越女性的特權，甚至還要受制于女性，那么，這種男權意識就只有在世俗男性的閑侃中，或在作家的文本中才能反映出來。他的作品極少有以女性為主人公的，多是男人的世界由女人來陪襯。《李氏家族》中，主宰家族命運的是“祖父”們，奶奶只是個敘述人——說“瞎話兒”的。偶爾有一個鋒芒畢露的銀蓮，作者不僅讓她生了個傻兒子，還安排她落個“騎木驢”的悲慘結局。《金屋》中爭權奪勢的是男人們，女性如惠惠、麥玲子，不是作為錢的奴隸而依附男人，便是被環境壓抑不知所終。最能體現其男權意識的是《羊的門》，其中秀丫、謝麗娟兩個女性和呼天成、呼國慶的對應關系，頗耐人尋味。秀丫的存在等于一個工具，她沒有自我的尊嚴或意志，只是作為呼天成和孫布袋斗心理比意志的工具！在她為虛幻愛情苦等了36年后，竟派她的女兒用青春之身去報恩；她女兒竟無怨無悔地去了！兩代人重復著同樣的命運，既揭示出中原文化消極成分的存在，令人想起沈從文的《蕭蕭》和老舍的《月牙兒》，更凸現出生活在現代物質環境中的小雪，精神世界遠非現代。謝麗娟的命運更為奇特，畢業于武漢大學、工作在地委機關的她，竟和幾十年前的秀丫有著相似的經歷。如果說順店鄉的一見鐘情尚有一定的現實基礎，但呼國慶為了權利拋棄她之后，她依然癡愛對方就太不真實了。從文本分析，謝麗娟是個敢愛敢恨、風風火火的女性。這種女性，為了愛可以拋棄一切（名譽、地位等）；一旦愛被褻讀，她會像《雷雨》中的蘩漪一樣燃燒起來，焚毀一切。然而，文本中卻是讓她甘愿作呼國慶的情人。人們在為一個受過現代文明熏陶的女性惋惜之余，也不能不為作家意識中的男權中心思想抱憾了！
　　讀其文本，不管作家有意無意，我們卻明顯看到了男女不平等：男性可以為了事業犧牲愛情，女性卻不可以因男性的遺棄而另有所適。掩藏在文本后面的是令人怵目驚心的思想：男性可以有多個情人，可以隨心所欲，滿足自己的多重欲望；女性只有愛情——甚至連愛情也沒有，卻必須從一而終，不能作他想。在產生了“二程”的中原大地上，盡管“二程”已走了千年，其理學的陰影，仍然籠罩著女性的命運。從審美效果上觀之，作者一方面通過其文本反映了現實生活的部分真實，有時甚至達到了相當深刻的程度；另一方面，作者男權意識的頑固，往往干涉了文本中的藝術構成，使形象為理念而存在，減損了其藝術效果。
　　雷達在“河南新時期小說創作研討會”上曾說過：“鄉土情結既是優勢，又可能成為負担，在有些作家的作品里，鄉土本位已遮蔽了創作視野，面對城市化的沖激，他們表現情不自禁的反感、退避、偏見情緒。……一個作家可以終身描寫農村，但在今天他若不能了解城市化帶來的全民族生活的變化，就會故步自封。”[9]此話雖是對“中原作家群”而言的，也適合李佩甫的創作狀況。正值盛年的李佩甫如何拓展自己的藝術領域，強化已有的文化內蘊和人性展現，使自己的創作更為大氣，從而以自己的深刻豐盈沖進“文學史”，顯然是他必須深思的問題。
　　收稿日期：2000-12-12
《河南大學學報》：社科版開封59～65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侯運華20012001本文從文學世界、人性展現、文化批判和藝術個性四個角度評論李佩甫的小說創作，其文學世界是由鄉村世界和都市世界兩部分構成的，作者著重表現鄉村世界；其人性展現則圍繞人性異化者、人性覺醒者和沉于舊夢者的人性內蘊，唱出了復雜的詠嘆調；其文化批判則針對中原文化中的保守專制、神秘性及其孕育出的官場哲學；其藝術個性主要表現在人物設置的對應性、敘事的回憶視角、文本的結構類型、創作過程的“滾雪球”現象。同時，分析了作家主體意識中的男性中心意識。李佩甫/文學世界/人性展現/文化批判/藝術個性Li Pei-fu/literary world/revelation of humanity/cultural criticism/artistic personalityOn Li Pei-fu's Novel CreationHOU Yun-hua(Liberal Art School,Henan University, Kaifeng,Henan,475001)This article comments on Li Pei-fu's novel creation from four aspects:his literary world,his revelation of humanity,his cultural criticism and his artistic personality.Li's literary world consists of two parts:village world and city world,with the former as his focus.His revelation of humanity is a complex combination which centers around the implication of humanity alienation,humanity awakening and the older dreamer.Li's cultural criticism aims at the conservative autocracy and mystery of the culture in Central China,and the philosophy of officialdom resulting from it.Li's artistic personality lies in the corresponding characters,the flashback perspective,the structural types of his texts and the snowballing phenomenon in his creating process.Meanwhile,this article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author male-centred consciousness.侯運華(1965-)，河南上蔡人，河南大學文學院講師，近現代文學博士生。（河南大學 文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1） 作者：《河南大學學報》：社科版開封59～65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侯運華20012001本文從文學世界、人性展現、文化批判和藝術個性四個角度評論李佩甫的小說創作，其文學世界是由鄉村世界和都市世界兩部分構成的，作者著重表現鄉村世界；其人性展現則圍繞人性異化者、人性覺醒者和沉于舊夢者的人性內蘊，唱出了復雜的詠嘆調；其文化批判則針對中原文化中的保守專制、神秘性及其孕育出的官場哲學；其藝術個性主要表現在人物設置的對應性、敘事的回憶視角、文本的結構類型、創作過程的“滾雪球”現象。同時，分析了作家主體意識中的男性中心意識。李佩甫/文學世界/人性展現/文化批判/藝術個性Li Pei-fu/literary world/revelation of humanity/cultural criticism/artistic personality

網載 2013-09-10 21:4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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