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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舍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獨特地位與價值在于他對文化批判與民族性問題的格外關注，他的作品承受著對轉型期中國文化尤其是俗文化的冷靜的審視，其中既有批判，又有眷戀，而這一切又都是通過對北京市民日常生活全景式的風俗描寫來達到的。他第一個把“鄉土”中國社會現代性變革過程中小市民階層的命運、思想與心理通過文學表現出來并獲得了巨大成功。老舍的作品注重文化，鋪寫世態，是那么真實而又有世俗的品位，加上其表現形式又適應并能提高市民階層的欣賞趣味，所以能為現代文學贏得知識分子之外的眾多讀者。北京文化孕育了老舍的創作，而老舍筆下的市民世界又是最能體現北京文化的人文景觀，甚至成為一種文化史象征，一說到北京文化，就不能不聯想到老舍的文學世界。
　　老舍的作品在中國現代小說藝術發展中有十分突出的地位，與茅盾、巴金的長篇創作一起，構成現代長篇小說藝術的三大高峰。老舍的貢獻不在于長篇小說的結構方面，而在于其獨特的文體風格。老舍遠離二、三十年代的“新文藝腔”，他的作品的“北京味兒”、幽默風，以及以北京話為基礎的俗白、凝練、純凈的語言，在現代作家中獨具一格。老舍是“京味小說”的源頭。老舍創作的成功，標志著我國現代小說（主要是長篇小說）在民族化與個性化的追求中所取得的巨大突破。
　　　　　　一、文化批判視野中的“市民世界”
　　在現代文學史上，很少有作家像老舍這樣執著地描寫“城與人”的關系，他用眾多小說構筑了一個廣大的“市民世界”，幾乎包羅了現代市民階層生活的所有方面，顯示了老舍對這一階層百科全書式的知識。而老舍在觀察表現市民社會時，所采取的角度是獨特的。和二、三十年代主流文學通常對現實社會作階級剖析的方法不同，老舍始終用“文化”來分割人的世界，他關注特定文化背景下人的命運，以及在文化制約中的世態人情，作為“城”的生活方式與精神因素的“文化”的蛻變。對老舍來說，市民社會中階級的劃分或者上流下層的劃分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文化”對于人性以及人倫關系的影響。這個視點決定了老舍的作品在二、三十年代不能得到主流派文學閱讀時尚的歡迎，但這并不妨礙老舍藝術上的成就：在文化批判視野中所展開的市民生活的圖卷是獨創性的，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以及對國民性的探討也是獨特的，在他的那些最優秀的作品中，老舍還格外注重為現代文明探索病源。
　　老舍用“文化”來分割他的市民世界，其中不同類型的市民形象分割體現著老舍對傳統文化不同層面的分析與批判。他的市民世界中，活躍著老派市民、新派市民以及正派市民等幾種不同的人物系列，各式人物的性格構成往往都在闡釋著某種文化內涵，老舍寫“人”的關節點是寫“文化”。
　　老舍寫得最好的是老派市民形象，他們雖然是城里人，但仍是“鄉土”中國的子民。身上負載著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的包袱，他們的人生態度與生活方式都是很“舊派”，很保守、閉塞的。老舍常常通過戲劇性的夸張，揭示這些人物的精神病態，從而實現他對北京文化乃至傳統文化中消極落后方面的批判。
　　早在1929年于英國寫成的長篇《二馬》中，老舍就塑造了一個迷信、中庸、馬虎、懶散的奴才式人物老馬，他的生活信條就是得過且過，這樣一個角色，容易使人聯想到魯迅筆下的阿Q。 因為就是為落后的國民勾劃靈魂，兩者頗有相似之處，所不同的是，阿Q 生活在“老中國”的鄉村，老馬則是華僑，旅居國外。老舍有意把老馬放到異國情景中去刻劃，試圖從中西文化比較的背景中更明顯地突現落后國民性的背謬之處。另一部寫于1939年的長篇《貓城記》反映了作者當時反主流思想情緒，其政治觀點是不適合歷史主潮的，然而其作為一部寓言體小說所構設的荒誕世界中那些“貓民”的種種保守、愚昧、非人性的性格，分明也映射著“老中國兒女”落后的國民性。這兩部小說藝術上都比較粗糙，而且并非直接寫市民生活，但其寫作旨意很能代表老舍創作中所顯示的“文化批判”的指向。
　　老舍非常注重將市民生活方式中所體現的人生觀及其文化根蒂加以展示。在他塑造的老派市民形象系列中，除了《二馬》中的老馬，還有《牛天賜傳》里的牛老四，《四世同堂》里的祁老太爺、祁天佑，《離婚》里的張大哥等等。最引人注目的還是《離婚》中的張大哥。這是一個知足認命、墨守陳規的市民，他小心翼翼要保住自己的小康生活，害怕一切“變”。小說一開頭就用夸張的筆墨介紹：“張大哥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作媒人和反對離婚”。對張大哥來說，“離婚”意味著既成秩序的破壞，而他一生的“事業”正是要調和矛盾，“湊合”著過日子。張大哥這一套由婚嫁觀念為基點推衍的人生哲學，體現了傳統文化封閉、自足的一面，《離婚》所描寫的張大哥的家庭紛爭及其危機，可視為傳統的民族生存方式的危機。小說辛辣地揭示了張大哥的“哲學困境”。這位張大哥對待人事的準則是：“凡是經小篩子一篩，永不會走到極端上去；走極端是使生命失去平衡，而要平地摔跟頭的。張大哥最不喜歡摔跟頭。他的衣裳、帽子、手套、煙斗、手杖，全是摩登人用過半年多，而頑固老還要再思索三兩個月才敢用的時候的樣式和風格”。連小說中另一位“馬虎”先生都嘲笑張大哥的生活態度就是敷衍，而且是鄭重其事的敷衍。作者以現實主義的嚴峻態度，寫出了這種受傳統知足認命的人生觀支配的舊派小市民的生活態度在“鄉土”中國往現代性轉換的歷史過程中所受到的巨大沖擊。在遭到不幸時張大哥竟至毫無所為，因為他的“硬氣只限于狠命的請客，罵一句人他都覺得有負于禮教”。張大哥成了悲劇角色，只會絕望地哀嘆：“我得罪過誰？招惹過誰？”老舍以幽默的筆法，真實地寫出了張大哥這類市民社會“老中國的兒女”因循保守的庸人哲學的破產，以及他們欲順應天命而不可得的悲劇。
　　《四世同堂》里的祁家老太爺也是北京老派市民的典型，在他身上集中了北京市民文化的“精髓”。他怯懦地回避政治與一切紛爭，甚至當日本人打到北京時，在他看來只消準備一些糧食與咸菜，堵上自家院門，就可以萬事大吉。都快當亡國奴了，他還想著自己的生日，“別管天下怎么亂，咱們北平人絕不能忘了禮節”！雖然自己不過是平頭百姓，可心里總忘不了把人嚴格地分了尊卑貴賤，忠實而真誠地按照祖傳的禮教習俗辦事，處處講究體面與排場。他奉行著“和氣生財”的人生哲學，“善良”到了逆來順受的地步。他向來抄家的便衣微笑、鞠躬，和藹地領受“訓示”；他非常同情鄰居錢默吟受日軍凌辱的遭遇，但怕連累自己而不敢去探望一下這個老朋友。他的性格特征就是懦弱、拘謹、茍安，這是作者最熟悉的一種性格，是老馬先生、張大哥那一類型的延續。不同的是，作家在批判祁老太爺這種保守茍安的生活哲學的同時，沒忘記時代環境的變化。當祁老人發現了自己的一套行不通，被逼到“想作奴隸而不得”的絕境時，也終于勇敢地起來捍衛人的尊嚴，民族的尊嚴。祁老人的孫子祁瑞宣大致也屬于老派市民系列，不過他是比較年輕的一代，在他身上集中了更加深刻尖銳的矛盾。他受過現代的教育，有愛國心，甚至也不無某些現代意識，但他畢竟又是北京文化熏陶出來的祁氏大家族的長孫，他身上體現著衰老的北京文化在現代新思潮沖擊下產生的矛盾與困擾。在民族危難的時刻，祁瑞宣雖然終于“找到了自己在戰爭中的地位”，然而小說所著力表現的是他的性格矛盾和無窮的精神苦惱，其中顯然也在表現傳統文化的負面影響。小說正是通過祁老人、祁瑞宣思想、性格的刻劃，深刻地反映了北京市民乃至整個民族的“國民性弱點”，以及這些弱點在社會變革中被改造的歷史過程。
　　老舍和許多同時代的作家不同的是，在批判傳統文明落后面的同時，對外來的西方資本主義文明也持非常謹慎甚至排拒的態度。這種態度表現在他對“新派市民”形象的漫畫式描寫上。在《離婚》、《牛天賜傳》和《四世同堂》等作品中，都出現過那種一味逐“新”，一味追求“洋式”的生活情調而喪失了人格的墮落人物。其中既有蘭小山、丁約翰之類西崽，也有張天真、祁瑞豐、冠招娣等一類胡同紈绔子弟。老舍一寫到此類角色就使用幾乎是刻薄的手法，不忘記給他們描畫可笑的漫畫式肖像。《離婚》里的張天真就是這種“德性”：“高身量，細腰，長腿，穿西裝。愛‘看’跳舞，假裝有理想，皺著眉照鏡子，整天吃蜜柑。拿著冰鞋上東安市場，穿上運動衣睡覺。每天看三份小報，不知道國事，專記影戲園的廣告。”總之，這是一種新潮而又淺薄的角色。《四世同堂》里的祁瑞豐也是這一類被嘲諷的“洋派青年”，不過更令人惡心的是其“洋”味中又帶有漢奸味。老舍筆下的這些角色因為嘲諷的意味太濃，刻劃卻不算深入，有類型化的傾向。老舍所寫的老派市民顯然帶有悲劇意味，而在給新派市民畫漫畫時，鄙夷不屑之情便溢于言表。就所描寫的道德失范、價值混亂而言，老舍的批判是有其現實針對性的，然而這種比較浮淺的嘲諷或批評里頭，又包含著對西方文明的反思。老舍作品中的思想內涵是比較復雜的，批判傳統文明時的失落感和對“新潮”的憤激之情常常交織在一起，并貫串在他的多數小說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表現底層市民命運的作品里，也貫串著批判排拒資本主義文明的主題。中篇小說《月牙兒》便表現了這主題的特色。這篇小說寫母女兩代煙花女子的故事，在兩代人生活道路的離散與相聚背后，隱伏著精神上的離散與合一。小說展示了母親從生活中得來的“肚子餓是最大的真理”這一帶有原始殘酷性的生活經驗，與女兒從“新潮”中接受的“戀愛神圣”、“婚姻自由”等新觀念之間的矛盾。耐人尋味的是，在老舍的筆下，矛盾的解決方式，不是母親的生活真理向女兒的新思潮靠拢，而是相反；老舍力圖向讀者指明：正是母親的生活真理能夠通向真正的覺醒。這樣，老舍就對西方資產階級個性解放思潮作出了自己的獨特的判斷。他站在掙扎在饑餓線上的下層城市貧民的立場上，尖銳地指出：在大多數窮人連基本的生存權都沒有，處于饑餓狀態的時候，愛情就只能是買賣，“自由婚姻”、“愛情神圣”云云，不過是騙人的“空夢”（老舍在《駱駝祥子》里也說過類似的話：“愛與不愛，窮人得在金錢上決定，‘精神’只生在大富人家”）。老舍對于西方個性解放思潮的質疑與批判，在《月牙兒》所描寫的范圍內，無疑是深刻的；然而，在老舍全部作品的描寫中，這種批判或多或少地表現為避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弊病，而將封建宗法社會東方文明美化的民粹主義傾向。這種民粹主義的思潮，在中國這樣的具有悠久的文化傳統、小生產方式與閉鎖的生活方式占優勢的文明古國，是特別有其土壤的。
　　與老派的和新派的市民形象系列相比照，老舍的筆下又出現正派的或理想的市民形象。顯然，老舍在描繪城市資本主義化過程所產生的文化變遷與分裂的圖景時，還沒有放棄對理想的追求，況且老舍的創作很注重社會的教化功能，他寫理想的市民是為了探索文化轉型的出路，使作品變得更有思想啟發意義。不過，老舍常常帶著比較傳統的道德觀去構思他的理想市民性格。老舍早期作品中的理想市民——無論是《老張的哲學》里的趙四，《趙子曰》里的趙景純，還是《二馬》里的李子榮，《離婚》里的丁二爺，都是俠客兼實干家，這自然是反映了中國傳統小市民的理想的。這些小說大都以“理想市民”的俠義行動為善良的平民百姓鋤奸，從而獲得“大團圓”式的戲劇結局。這不僅顯示出老舍的真誠，天真，也暴露了老舍思想的平庸面：中國的現代作家在對現實的批判方面時時顯示出思想的深刻性，而一寫到理想，卻常常表現出思想的貧弱，這個現象頗發人深省。隨著生活的發展，老舍的生活也在深化。特別是抗戰時期所寫的《四世同堂》里，自覺地從對傳統文化、民族性格潛在的力量的挖掘中，去尋找民族振興的理想之路。老舍在小說中明確地指出，傳統文化“是應當用篩子篩一下的”，篩去了“灰土”，“剩下的是幾塊真金”，這種“真金”，就是“真正中國文化的真實的力量”，雖然也是“舊的”，但“正是一種可以革新的基礎”。在小說中，天佑太太、韻梅這兩個普通的家庭主婦，平時成天操心老人孩子、油鹽醬醋，民族危難一旦降臨，她們就挺身而出，堅毅沉著，而又忘我地成為獨立支撐的大柱。在戰時生活的艱難磨難中，她們看到了四面是墻的院子外面的世界，把自己的無私的關懷與愛由家庭擴展到整個國家與民族。詩人錢默吟戰前“閉門飲酒栽花”，“以茍安懶散為和平”，殘酷的戰爭打破了他生活的平靜，兒子的壯烈犧牲與自己的被捕使他成了另外一個人，他身上爆發出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道德力量，殺身成仁的民族骨氣與操守。在老舍看來，為神圣的民族解放戰爭所喚起的這種堅韌不屈、勇于自我犧牲的民族精神是可以成為建設新民族、新國家的精神力量的，這矚望于未來的眼光，標志著老舍的創作隨著時代的發展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二、《駱駝祥子》：對城市文明病與人性關系的探討
　　在老舍筆下除了老派、新派與理想市民幾種形象系列，還有一種屬于城市底層的貧民形象系列，在老舍的市民世界中占著顯著的位置。這里有洋車夫祥子、老馬、小崔、老巡警、拳師沙子龍、剃頭匠孫七、妓女小福子、藝人方寶慶、小文夫婦，等等。這個形象系列集中體現了老舍與下層人民深刻的精神聯系。如果說在對舊式市民與新派市民的描寫中，喜劇的色彩往往構成主調，那么刻劃城市貧民形象的作品就更具有濃重的悲劇性。《駱駝祥子》就是寫城市貧民悲劇命運的代表作，這部小說在老舍全部創作中是一座高峰。通常認為這部小說的成功在于其真實反映了舊中國城市底層人民的苦難生活，揭示了一個破產了的農民如何市民化，又如何被社會拋入流氓無產者行列的過程，以及這一過程中所經歷的精神毀滅的悲劇。作品描寫的生活情狀及主要人物的典型性而言，這部作品的確有助于人們認識二、三十年代中國城市社會的黑暗圖景。然而如果更進一步探究，會發現這部小說還有更深入的意蘊，那就是對城市文明病與人性關系的思考。這部作品所寫的主要是一個來自農村的純樸的農民與現代城市文明對立所產生的道德墮落與心靈腐蝕的故事。
　　祥子從農村來到城市謀生，“帶著鄉間小伙子的足壯與誠實，凡是賣力氣能吃飯的事兒幾乎全做過了”。他把買一輛自己的車作為生活目標，幻想著有了車就如同在鄉間有了地一樣，能憑著自己的勤勞換取安穩的生活。經過三年的艱辛，祥子終于買下一輛新車，不料才半年就被匪兵搶去。他虎口逃生，路上撿到三匹駱駝，賣了三十元錢，準備積攢著買第二部車，不久又被孫偵探搶走。車廠老板劉四爺的女兒虎妞喜歡祥子，祥子雖然討厭她又老又丑，卻也防不住性誘惑的陷井，不得不與她結婚，并用她的私房錢買下第三部車。不久虎妞因難產死去，祥子只得買掉車子料理喪事。老舍以極大的同情描寫祥子的不幸遭遇，“一個拉車的吞的是粗糧，冒出來的是血；他要賣最大的力氣，得最低的報酬；要立在人間的最低處，等著一切人一切法一切困苦的擊打”。祥子“作一個獨立的勞動者”的善良愿望的毀滅，是有社會原因的，小說所寫的“逃匪”、“偵探”等的欺壓，都印現出二、三十年代那個動蕩的社會背景，使得祥子的悲劇有了社會批判的內涵。但作家同時揭示和批判了祥子自身的固有的缺陷。他不合群，別扭，自私，死命要嫌錢，“不得哥兒們”。“在沒有公道的世界里，窮人仗著狠心維持個人的自由，哪怕很小很小的一點自由”。這就決定了他的孤獨、脆弱，最終完全向命運屈服，一步步走向墮落深淵。小說最后寫祥子完全變了個人，他變得懶惰、貪婪、麻木、缺德，他打架，使壞，逛窯子……“為個人努力的也知道怎么毀滅個人”，他真正成了“個人主義的末路鬼”。這正是對祥子小生產者個人奮斗的思想、性格悲劇的深刻刻劃。老舍在下層城市貧民身上所發現的不敢正視現實、自欺欺人的幻想，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冷漠，個人奮斗道路破滅以后的茍且忍讓，他認為這是“老中國的兒女”的弱點，是落后的經濟文化的產物。這樣，《駱駝祥子》中對城市貧民性格弱點的批判，就納入了老舍小說“批判國民性弱點”這一總主題中。
　　祥子似乎注定被腐敗的環境鎖住而不得不墮落，他想向命運搏斗而終于向命運屈服，他的一切幻想和努力都成為泡影，惡劣的社會毀滅了一個人的全部人性。這種表現是出于對城市文明病如何和人性沖突的問題的思考。老舍說他寫《駱駝祥子》很重要的一點便是“由車夫的內心狀態觀察地獄是什么樣子”。這個“地獄”是那個在城市化過程中產生的道德淪落的社會，也是因為金錢所腐蝕了的畸形的人倫關系。像虎妞的變態情欲，二強子逼女賣淫的病態行為，以及小福子自殺的悲劇，等等，對祥子來說，都是鎖住他的“心獄”。小說寫的祥子的一個個不幸遭遇，蘊含著一個不斷向自我的和人類的內心探究的旅程結構。祥子從農村來到城市，幻想當一個有穩固生活的勞動者，他的人生旅途每經過一站，他都更沉淪墮落一層，也愈來愈接近最黑暗的地獄層。無論是祥子剛來乍到就看到的那個無惡不作的人和車廠，還是在他結婚后搬進去的雜亂骯臟的大雜院，或者他最后走向那如同“無底的深坑”的妓院白房子，小說都是通過祥子內心的感覺來寫丑惡的環境如何扭曲人性，寫他在環境的驅促下如何層層給自己的靈魂上污漆，從潔身自好到心中的“污濁仿佛永遠也洗不掉”，最后破罐子破摔，徹底沉淪。祥子被物欲橫流的城市所吞噬，自己也成為那城市丑惡風景的一部分。小說直接解剖構成環境的各式人的心靈，揭示文明失范如何引發“人心所藏的污濁與獸性”。老舍對城市中“欲”（情欲、財產貪欲等）的嫌惡，對城市人倫關系中“丑”的反感，都是出于道德的審視。人們從《駱駝祥子》陰暗齷齪的圖景中，能感觸到老舍對病態的城市文明給人性帶來傷害的深深的憂慮，在三十年代，像《駱駝祥子》這樣在批判現實的同時又試圖探索現代文明病源的作品是足標一幟的。
　　　　　　三、老舍作品的“京味”與幽默
　　老舍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京味”。“京味”作為一種風格現象，包括作家對北京特有風韻、特具的人文景觀的展示中所注入的文化趣味。因此“京味”首先表現為取材的特色。老舍聚集其北京的生活經驗寫大小雜院、四合院和胡同，寫市民凡俗生活中所呈現的場景風致，寫已經斑駁破敗仍不失雍容氣度的文化情趣，還有那構成古城景觀的各種職業活動和尋常世相，為讀者提供了豐富多彩的北京畫卷。這畫卷所充溢著的北京味兒有濃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具有很高的民俗學價值。“京味”作為小說的風格氛圍，又體現在作家描寫北京市民庸常人生時對北京文化心理結構的揭示方面。北京長期作為皇都，形成了帝輦之下特有的傳統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習慣，以及與之相應的審美追求，迥異于有更濃厚的商業氣息的“上海文化”。老舍用“官樣”一語來概括北京文化特征，包括講究體面、排場、氣派，追求精巧的“生活藝術”；講究禮儀，固守養老撫幼的老“規矩”，生活態度的懶散，茍安，廉和、溫厚等等。這類“北京文化”的“精魂”滲透于老舍作品的人物刻劃、習俗的描繪、氣氛的渲染之中。老舍作品處處寫到禮儀，禮儀既是北京人的風習，亦是北京人的氣質，“連走卒小販全另有風度”。北京人多禮，《二馬》中老馬賠本送禮；《離婚》中老李的家眷從鄉下來同事們要送禮，張大哥兒子從監獄里放出來也要送禮；《駱駝祥子》中虎妞要祥子討好劉四爺更需送禮；《四世同堂》則直接詳盡描寫祁老人“自幼長在北京，耳習目染跟旗籍人學習了許多規矩禮路”。這不僅是一種習俗，更表現了一種“文化性格”。《四世同堂》第一章就寫到：無論戰事如何緊張，祁家人也不能不為祁老人祝壽：“別管天下怎么亂，咱們北平人絕不能忘了禮節”。就連大字不識一、二的車夫小崔也熏染了這種北京“禮節”：他敢于打一個不給車錢的日本兵，可是當女流氓大赤包打了他一記耳光時，卻不敢還手，因為他不能違反“好男不與女斗”的“禮”！這種“北京文化”甚至影響到中國的市民知識分子，《四世同堂》里的祁瑞宣就是這樣一個衰老的北京文化在新思潮沖擊下產生的矛盾性格。小說寫了一個細節，當臺兒莊大捷的消息傳到北京后，作為一個“當代中國人”，他十分振奮，但他沒有“高呼狂喊”：“即使有機會，他也不會高呼狂喊，他是北平人。他的聲音似乎是專當吟詠用的，北平的莊嚴肅穆不允許狂喊亂鬧，所以他的聲音必須溫柔和善，好去配合北平的靜穆與雍容”。祁瑞宣因此而感嘆自己缺乏那種新興民族的英武好動，說打就打，說笑就笑，敢為一件事，不論是為保護國家，還是為試驗飛機或汽車的速度去犧牲了性命。老舍對“北京文化”的描寫，是牽動了他的全部復雜情感的：這里既充滿了對“北京文化”所蘊含的特有的高雅、舒展、含蓄、精致的美的不由自主的欣賞、陶醉，以及因這種美的喪失毀滅油然而生的感傷、悲哀，以至若有所失的悵惘，同時也時時為“文化過熟”導致的柔弱、衰敗而惋嘆不已。對北京文化的沉痛批判和由其現代命運引發的挽歌情調交織在一起，使老舍作品呈現出比同時代許多主流派創作更復雜的審美特征。老舍作品中的“京味”正是這種主觀情愫與對北京市民社會文化心理結構的客觀描繪的統一。
　　老舍性情溫厚，其寫作姿態也比較平和，常常處于非激情狀態，更像是中年的藝術。他的作品追求幽默，一方面來自狄更斯等英國文學的影響，同時也深深地打上“北京市民文化”的烙印，形成了更內蘊的“京味”。老舍說“北平人，正像別處的中國人，只會吵鬧，而不懂什么叫嚴肅”，“北平人，不論是看著一個綠臉的大王打跑一個白臉的大王，還是八國聯軍把皇帝趕出去，都只會咪嘻咪嘻的假笑，而不會落真的眼淚”。老舍的幽默帶有北京市民特有的“打哈哈”性質，既是對現實不滿的一種以“笑”代“憤”的發泄，又是對自身不滿的一種自我解嘲，總之，是借笑聲來使艱辛的人生變得好過一些。用老舍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把幽默看成是生命的潤滑劑。這樣，老舍作品中的幽默就具有了兩重性：當過分迎合市民的趣味時，就流入了為幽默而幽默的“油滑”（說得嚴重一點，有點類似北京“京油子”的“耍貧嘴”）——這主要表現在老舍的早期作品中，老舍曾為此而深深苦惱，以致一度“故意的停止幽默”；經過反復思索、總結，從《離婚》開始，老舍為得之于北京市民趣味的幽默找到了健康的發展方向：追求更加生活化，在庸常的人性矛盾中領略喜劇意味，謔而不虐，使幽默“出自事實本身的可笑，可不是從文字里硬擠出來的”；追求更高的視點，更深厚的思想底蘊，使幽默成為含有溫情的自我批判，而又追求藝術表現上的節制與分寸感。老舍創作逐漸失去了初期的單純性質，產生了喜劇與悲劇、諷刺與抒情的滲透、結合，獲得了一種豐厚的內在藝術力量，讀其小說往往不僅使人忍俊不禁，更令人掩卷深思。
　　老舍的語言藝術也得力于他對北京市民語言及民間文藝的熱愛與熟悉。他大量加工運用北京市民俗白淺易的口語，用老舍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把頂平凡的話調動得生動有力”，燒出白話的“原味兒”來；同時又在俗白中追求講究精制的美（這也是北京文化的特征），寫出“簡單的、有力的、可讀的而且美好的文章”。老舍成功地把語言的通俗性與文學性統一起來，做到了干凈利落，鮮活純熟，平易而不粗俗，精制而不雕琢。其所使用的語詞、句式、語氣以至說話的神態氣韻，都有他獨特的體味和創造，又隱約滲透著北京文化。這也是“京味”的重要表現。老舍稱得上“語言大師”，他在現代白話文學語言的創造與發展上，有著突出的貢獻。
　　
　　
　　
中國文化研究京90～9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溫儒敏19981998 作者：中國文化研究京90～9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溫儒敏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1:4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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