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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0163(2001)2-0011-06
　　市場經濟的洶洶大潮猛烈地沖擊著人類的精神文化，文學的危機已現端倪。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曾指出：“長期以來，已經有了很多關于小說死亡的議論，著名的有未來主義、超現實主義，以及幾乎所有的先鋒派。他們看到小說正在脫離前進的軌道，正在讓位給一種激進的新未來。”（注：米蘭·昆德拉：《被忽視的塞萬提斯的遺產》，《小說的藝術》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頁。）“小說越來越掌握在大眾傳播媒介的手中；如同影響這個星球之歷史統一的諸多力量一樣，大眾傳播媒介增強和引導著上述簡化過程；它們在全世界散布同樣的簡單化和老一套的東西，而這類東西很容易被絕大多數人，被每個人，被全人類所接受……這種精神與小說的精神是水火不相容的。”在他看來，“小說的精神是復雜的精神。每一部小說都對它的讀者說：‘事情并不像您想的那樣簡單’，這是小說永恒的真諦。”（注：米蘭·昆德拉：《被忽視的塞萬提斯的遺產》，《小說的藝術》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第18-19頁。）這就是說，小說的危機是在世俗化、商品化大潮中生成的，與電視和報紙的威脅有關，但這種威脅只是外因，只是一種強化和引導；小說的真正危機還在于小說自身的弊病。的確，世紀末文壇上，粗鄙化、輕浮化、媚俗化大行其道，極大地敗壞了文學的聲譽。失去了反映復雜深刻的社會生活和人生經驗的功能，失去了藝術上的獨創性，文學就失去了它生命中最本質的內核。顯而易見，文學應該有其自身的獨立價值，建立應有的品位，不能任經濟潮流牽著鼻子走。
　　黃春明的小說是民族文學的代表和旗幟。回首三十多年來黃春明的小說創作，我們不難看出這位負有強烈使命感和責任感的作家，不理睬浮躁的喧嘩，不認同時髦的潮流，在人生求索、藝術創新的小說之路上虔誠地、堅韌地奮進的清晰脈絡。早在他的創作初期，存在主義、現代孤絕感影響著他那些后來自己也認為很“幼稚”、“蒼白”的作品，但這些作品在創作思想上已顯露出作者注重人的價值的思考和人的尊嚴的表現。不久之后，他便回歸大地，從個人經驗主義寫作，轉到正視廣大社會人生，關心底層人物，社會意識明顯增強。再后來，他又從鄉土寫實走向社會批判，關切民族命運，創作出描寫殖民遺跡的都市諷刺小說。近期他的小說記錄一些神秘性的鄉野經驗，被視為“臺灣式的鄉野傳奇”，卻仍然熱切地關注著普通人（尤其是老年人）的生存狀態。而且，黃春明在表現自己特定的文學主題的創作實踐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如很強的故事性能夠引人入勝，完整的故事情節便于展現人物的命運，通過人物內心活動和行動相結合的方法塑造人物性格……這是從我國古典小說的傳統中吸取的藝術素養，但在同時，也借用了西方意識流方法寫人物的深層意識。最涵具他個人氣質的，是在逼真的、讓人宛若身臨其境的寫實手法中，蘊含著縱情于個人意想的浪漫精神，甚至“有時為了讓他浪漫的心性恣意滿足，而不惜造成小說情節的不平衡”（注：葉蘅軍：《從黃春明小說藝術論其作品的浪漫精神》，《臺灣現代文學大系》評論卷（一），臺灣九歌出版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394頁、398頁。）。黃春明小說上述思想上藝術上的成就廣為人們稱道，但這些還只是其小說的表層或淺層結構。在筆者看來，最具震憾力的是黃春明小說最深層的涵義結構，即其所創造的文學格局的內核，是中華民族傳統人文精神的承續和流變。換言之，這些小說深蘊著一顆中華民族的文學魂。也許黃春明在創作時并沒有明確地意識到這一點，因為人文精神對文學創作的參預往往來源于作家的潛意識，多是其不自覺而為之的。這種參預在黃春明小說中最明顯地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以時代責任感與歷史使命感為核心的憂患意識
　　憂患意識是中華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中國文學從誕生的那天起，就是有感而發：“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樂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注：［漢］劉安：《淮南子·汜論訓》，《諸子集成》本，中華書局。）這個優秀的文學傳統為歷代中國文人所繼承。他們“意有所郁結”，“發憤而為詩”，“不平則鳴”，表達了對國家、民族、人民及人生的深切關懷。黃春明小說是從土地上生長出來的，與生活、與人民大眾的疾苦密切相關，體現出臺灣社會主要的時代精神及各種變奏。
　　黃春明的主要作品寫于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當是時，正是臺灣社會充滿動蕩的轉型期。由于西方資本主義的輸入引起了社會經濟結構的重建，臺灣加速了從自然形態的小農經濟向帶有濃厚半殖民地色彩的資本主義工商經濟的轉變。資本的原始積累造成了農村經濟結構的解體，大批農民的迅速破產，各種各樣生活在鄉鎮的小人物掙扎在貧困線上。與此同時，中國社會固有的價值觀念日益動搖，傳統的道德倫理日趨衰落，面臨崩潰，畸形物質文明、文化墮落、社會犯罪等資本主義流行病泛濫起來。
　　面對這樣一個躁動不安的社會現實，不久前還在顧影自憐的黃春明，終于跳出了知識分子自我表現的狹小天地，開始直面廣闊的社會人生。他寫面臨失去土地的威脅且后繼乏人的老一輩農民的悵惘，如《青番公的故事》、《甘庚伯的黃昏》；寫流入城鎮饑寒交迫飽受侮辱的破產農民的辛酸，如《兩個油漆匠》、《看海的日子》、《魚》、《小琪的那一頂帽子》；寫小鎮底層百姓朝不保夕走投無路痛苦無告的生活，如《鑼》、《兒子的大玩偶》、《大餅》；還寫資本主義侵入農村后引起的悲劇性沖突，如《溺死一只老貓》。
　　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無一例外陷入困境，而這困境既是物質的，也是精神的。如《大餅》中，失業的蔡萬得承受著家庭經濟的壓力，內心充滿焦灼，百無聊賴中替兒子寫了一篇作文，竟使成績一向不錯的兒子得了丙等，招來兒子責備的目光。父親的失落和沮喪可想而知。《兩個油漆匠》中的阿力和猴子，更是受到了物質和精神的雙重壓迫，心情郁悶，精神恍惚，致使原本毫無死意的猴子從二十四層樓上縱身跳下。
　　這一幕幕悲劇，既凸現了外來的帶有殖民色彩的資本主義入侵的殘酷與無情，也鞭笞了臺灣原有農業經濟社會的消極、落后與腐朽，更揭示了傳統觀念的陳腐和不堪一擊。凡此種種，悲劇的發生就有某種必然性。如《溺死一只老貓》，以阿盛伯為領袖的清泉村鄉老，雖然不懂得什么資本主義都市文明的侵襲，但也敏感地覺察到即將建成的商業性游泳池，是對農村自然經濟形態、比較和諧的人際關系及傳統的道德習俗的極大破壞。然而，現代化是一種抵擋不住的歷史潮流，資本主義經濟力量的進軍又是與政治、政權牢牢地結合在一起的。同時，無知和愚昧更使阿盛伯們沒有可能提出“保護環境”、“凈化人心”等較有力的口號，他們只能以“風水”、“風化”這樣陳舊的迷信觀念與強大的現代文明腳步相抗衡。只一個回合就潰不成軍，自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七十年代以后，黃春明小說中的社會批判色彩大大地增強了。他從描寫鄉鎮小人物的苦難轉向揭露西化思想、崇洋心理及拜金主義對臺灣人心靈的戕害，塑造了一批奴顏婢膝、媚態十足的洋奴買辦形象。《蘋果的滋味》寫江阿發一家因為能坐上美軍轎車、吃上美國食品、拿上美國人付出的贍養費，而對軋斷江阿發雙腿的美軍上校感激涕零，不以為禍反覺是福，就連他的工友都羨慕非常，恨不能以身代之。《我愛瑪麗》中的大衛·陳，以在洋人面前的奴性為榮，極盡獻媚邀寵討好之能事，甚至將洋上司離任時丟棄的一條雜種狗奉為至寶，看得比妻兒重百倍千倍。《莎喲娜拉·再見》里學中文的大學生，也是一見洋人骨頭就酥，偶遇幾個到臺灣嫖妓的日本商人，為討好對方，以便能有機會去國外“研究中國文學”，竟迫不及待地向他們請教中國問題。這類小說鼓吹中華民族意識的覺醒，充滿了咄咄逼人的批判鋒芒。
　　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末，黃春明從城市回歸故鄉，寫了一系列“重返故園”之作。數量雖然不大，但仍然“高度關懷被都市文明侵蝕的農鄉，重點擺在老人的處境上面，相對于已逐漸典化的前期作品來說，‘重返故園’具有對照性、延伸性、反省性，非常重要”（注：李瑞騰：《鄉野的神秘經驗——略論黃春明最近的三個短篇》，《世界華文文學論壇》1998年第4期，第17頁。）。
　　我們在此只是簡單勾勒一下黃春明的創作脈絡，卻盡可以感受到這些作品自始至終貫穿著深沉的民族危機意識和強烈的社會改造愿望，凸現了儒家的入世精神。
　　二、對民族精神和傳統審美理想的張揚
　　黃春明不是一個守舊者，他對科技進步、經濟繁榮造福社會并不否認。例如《青番公的故事》中，他借青番公之口，對蘭陽大橋的建成給兩岸人民帶來的便利很是贊賞。他對封閉、狹窄、落后、保守的小農意識以及與之相關的舊習俗、舊道德、舊習慣勢力也是持批判態度。但是他清醒地看到，六、七十年代臺灣的經濟繁榮是畸型的，是以全盤西化、摧殘人們心智為代價的。這個看上去日益繁華、燈紅酒綠的世界無情地瓦解了我們民族傳統的價值與認識，轟毀了國人生命的本質認同和生活的既有意義，人們不得不吞咽著人的精神世界異化的苦果。于是，他面對資本主義經濟對人文價值的扭曲高舉起反抗的旗幟，在作品中張揚漸被時代遺忘的民族精神。
　　黃春明從自己的切身感受出發，描寫下層各形各色小人物，折射出臺灣轉型期各種尖銳的社會矛盾和人民的苦難，而作品內核卻與儒家的實踐理性精神相通。這種理性精神甚至成了維系窮苦百姓人生信念的精神支柱。如《青番公的故事》中，青番公年輕時，一場突如其來的特大山洪，毀了他的家園。昔日豐腴的土地變成了亂石灘，房屋口糧被沖得一干二凈，偌大家族只剩下他孑然一身。洪水可以毀掉一切，卻毀不掉綿延不絕、生生不息的生命傳遞。青番抖掉身上的泥沙，憑借對土地對人生的熱愛，懷抱著繼往開來的信念，立刻開始了重建生活的奮斗。他和在洪水中喪夫失子的阿菊結了婚，夫妻倆燕子銜泥般地辛苦勞作，用雙手把荒灘又變回良田，子嗣也得以繁衍。《甘庚伯的黃昏》中，甘庚伯聰明俊秀的獨生子被日本殖民者拉去當炮灰，折磨成癡呆人。甘庚伯支撐著老弱多病的身軀，養活兒子，對其百般呵護，無怨無悔，那種血濃于水的親情非常感人。《看海的日子》中的白梅，自幼被賣進妓院，失去了“人”的存在意義，成為別人賺錢的商品和泄欲的工具，身心受損。可是，無論在多么不堪的境況下，她都不曾喪失自尊和愛心，一心一意維護自己的人格尊嚴，力爭恢復做人的自信。《兒子的大玩偶》中的坤樹、《小琪的那一頂帽子》中的林再發，都因對妻兒的深愛和責任感而不向命運妥協。這一篇篇小說，深刻地揭示了儒家的生命意志、家庭觀念、情義道德，已作為一種集體無意識，內化在普通百姓的靈魂深處，成了支持他們在災難中生存下去，在毀滅中求取新生、在污穢中保持潔凈的巨大力量。
　　《溺死一只老貓》中的阿盛伯，雖然只是目不識丁的一介村夫，可并不妨礙他以儒家的精神信念行為處事。他說：“孔子公說的話我倒聽人說幾句，那就夠我用了。”的確，他那種為村人負責、為鄉土担憂的公心，那種無所畏懼、以下犯上、以死抗爭的崇高，盡管與蒙昧、愚腐、保守、迷信混雜在一起，但卻突出地顯示了一種“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主人翁精神。當然，由于時代的局限，他這一代人大都是足不出鄉村，他的“天下”，僅清泉村而已。阿盛伯下場是可悲的，他的死絲毫沒能擋住資本主義進軍鄉村的腳步。可是，他那至情至性、敢作敢為、不畏強權、堅守信念的品質，使我們由衷地感佩，這正是中國民間的英雄主義與浪漫主義，是平民百姓無數次揭竿而起，反抗黑暗暴政的心理基礎。
　　道家也是中國傳統人文精神的一個組成部分，它與儒、釋二家共同作用，從根本上塑造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特質。黃春明小說在很多地方，都流露出道家樸素自然、天人合一、靜虛平和、真誠散淡的人格理想。例如，《青番公的故事》展現出一派祥和恬靜的田園風光：綠色的山川、野性的濁水溪、深山哀鳴的蘆啼鳥、香郁飽滿的稻田與勞作著的慈祥、智慧、寧靜、雖有輕愁但無怨怒的老人渾然一體，充斥著一種原始的自然美。在一望無際的沙沙作響的稻稈間，青番公和土地互通款曲，人的靈魂與自然的靈魂融和為一。《甘庚伯的黃昏》也是這樣，六十多歲風燭殘年的老人守著個瘋啞不諳人事的兒子過活，按說毫無希望，可他自然而然地承受著命運的惡劣，從來是不嗔不怒，“正好像那片種植花生的土地，也得忍受著雜草叢生的荒蕪一樣”（注：葉蘅軍：《從黃春明小說藝術論其作品的浪漫精神》，《臺灣現代文學大系》評論卷（一），臺灣九歌出版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394頁、398頁。）。當甘庚伯沐浴著落日的余暉，走在生機無限的田野中，帶著微笑與毫無意識的兒子絮叨往事，你會覺得，他的行為已自然地溶入那闊大的背景里，超脫了人類小我的感受，甚至超脫了生死時限，幾近于無悲無苦，而命運也就自然地化去了它的敵意它的殘酷，成為人生之所當然。所以，“甘庚伯的命運和心情在小說的自然視境中，完全是內外相融，主客為一體的”（注：葉蘅軍：《從黃春明小說藝術論其作品的浪漫精神》，《臺灣現代文學大系》評論卷（一），臺灣九歌出版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394頁、398頁。）。甘庚伯這種在逆境中不嗔不怒、無悲無苦，是不是也有幾分佛性呢？
　　在現代化、西化的浮躁之世，黃春明寫出了富于古典意味的靜美之作，風格古樸、玄遠、曠達，證明傳統審美理想有著不衰的生命力。
　　三、深挖國民性格的劣根性
　　眾所周知，黃春明的創作在七十年代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結束了悲天憫人的情懷，走向社會批判”（注：劉登翰：《臺灣經濟轉型期的鄉土眷戀和都市批判——黃春明小說創作一面觀》，《世界華文文學論壇》1998年第4期，第15頁。）。曾有人斷言：“批判理性的成長常常是被迫的，因為只有強大的壓迫力才會使一個民族清醒過來。”（注：劉再復、林崗：《傳統與中國人》，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年5月版，第86頁。）七十年代，外交逆勢的發生和國際形勢的發展，使臺灣人民深刻意識到本島的生存危機。同時，伴隨“現代化”而來的西方資本主義長驅直入，觸角伸到臺灣城鄉的每一個角落，促使在六十年代已現端倪的社會問題更形嚴重，如土地廢耕、農民破產、環境污染、生態平衡破壞，尤其是經濟制度向工商化急劇過渡，造成物質生活的極端不公平，兩極分化愈演愈烈。身受跨國公司和洋奴雙重欺壓的廣大民眾，不堪忍受人格上的歧視和民族尊嚴上的損害，發出了反抗的呼聲。這一切都使有識之士開始認識到西方國家的帝國主義本質，令他們對其在臺灣的經濟和文化的入侵進行反思。
　　《莎喲娜拉·再見》被公認是一篇構思奇特，諷刺鞭撻極有力度的小說。在這篇小說中，黃春明以直接明快的筆法揭露了日本在臺灣經濟殖民、文化殖民的新罪行，以及臺灣屈辱的社會現實。當年參與“南京大屠殺”、對中國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武士”，搖身一變，以商人的身份踏上臺灣的土地；在攫取大量金錢的同時，以玩弄臺灣女人為樂事。小說通過頗有民族意識的黃君之口，狠狠斥責了這伙無恥之徒的猙獰嘴臉和下流本性。
　　黃春明更可貴的地方就在于，他不僅僅在個人的“厄運”與民族的“厄運”中感受到外來的壓迫力量，不光要清除體現在別人身上的罪惡，而且坦然地承認民族自身的問題。罪孽不是異己力量外加的，而是深植于民族自我內部的。如《蘋果的滋味》，一家之主江阿發被美軍汽車軋斷雙腿，原本是件非常可悲的事，但就因為得到美國人的寬待，還拿到一筆贍養費，悲劇變成了喜劇，全家欣喜若狂，視肇事者為他們的大恩人。幾乎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得到一點點補償，就酥了骨頭，忙不迭地“山呼萬歲”，根本沒把自己當人看待。這種事不可能發生在平等的人與人之間，雙方只能是趾高氣揚的主子和受寵若驚的奴才關系。臺灣評論界普遍認為這里影射的是臺灣和美國的關系，揭露了臺灣殖民地的社會實質和殖民地性格。
　　刻劃和暴露國民劣根性最生動最徹底的是《我愛瑪麗》。衣冠楚楚的陳順德（自命名為大衛·陳）自甘為奴，自動泯滅個性，泯滅自我和良知，不僅在洋人面前低三下四、搖尾乞憐，連對洋人遺棄的一條雜種狗，也是戰戰兢兢，自愿矮其三分。因為只有得到洋主子的賞識，他才有分一杯羹的榮耀，才有在國人面前為貴為尊的威風。早在“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們就揭示了，在壓抑個性、否認個人主體地位的環境熏習出來的國民，既有馴從的奴性，又有役使的主性。大衛·陳正是這樣，他的“主性”表現在役使妻子上面。妻子玉云在他心目中決無人的地位，當然遠遠比不上“洋狗”瑪麗。對狗他竭力逢迎討好，噓寒問暖，關懷備至，甚至視作“神圣不可侵犯”；而對妻子卻要求她服從他任何形式的奴役，稍不如意，輕則辱罵，重則大打出手。這個人可謂集馴從與暴戾于一身，集奴顏婢膝與虎狼之性于一身。這付嘴臉我們并不陌生，我們從辛亥革命前的時論中就可以看到這樣的話：“中國之官愈貴而愈賤。其出也，武夫前呵，從者塞途，非不赫赫可畏也；然其逢迎于上官之前則如妓女，奔走于上官之門則如仆隸，其畏之也如虎狼，其敬之也如鬼神，得上官一笑則作數日喜，遇上官一怒則作數日戚，甚至上官之皂隸、上官之雞犬，亦見面起敬，不敢少拂焉。”（注：引自《說國民》，作者不詳，原載《國民報》第2期，1901年6月10日出版，收入《辛亥革命前十年時論選集》第1卷上冊，第76頁。）大衛·陳的奴性加上一個“洋”字，愈顯可恥；而他的“主性”變本加厲地施加于妻兒，愈發可惡。
　　由于國民黨當局的禁絕，黃春明一輩臺灣作家在閱讀“五四”文獻方面存在著很大的障礙，而他們對我們民族苦難的審視、對國民性弱點的挖掘，與“五四”先賢們不謀而合。這只能說明，中華民族內部盡管有時代、地域差別，但其人民的經歷、處境、生活方式、趣味和價值判斷都有或都曾有很大的一致性；其文化精英在對民族性、民族傳統的清理、反省和批判方面、在對中國人被嚴重扭曲的人格觀念、性意識、審美觀等等的揭露和批評上，都有或曾都有共同的思考和行為方式。在這種自我批判精神和批判能力發揚光大的背后，始終存在著追求全民族進步、擺脫落后狀況的強烈渴望。
　　以上三個方面，正是黃春明小說中的民族魂體現得最鮮明、最深刻、最突出的地方。當然，我們并不否認黃春明小說的地域性，即臺灣色彩。例如他筆下的鄉土人物、鄉土生活、鄉土經驗、鄉土歷史，無不滲透出濃郁的臺灣東北部蘭陽平原的氣息。他作品中那一個個發生在經濟轉型期臺灣小城鎮中的故事、那用臺灣民間普世性觀念來面對死亡結構小說的筆法、那凸顯臺灣常民文化的小說中人物對待神明的虔敬態度、甚至帶有臺灣方言的小說語言，等等，在在都顯示了他所屬于的地域的特征、他所屬于的宗族社群的群性，以及他作為臺灣人的自我的個性。這正是黃春明小說的獨特的價值所在。
　　我們知道，中國文化精神的多元性、復雜性不僅表現為精神文化層面的繁復性，還表現為地域文化的豐富多彩。全國各地各民族作家通過作品展現的本地民風民俗的風俗畫，共同描繪出中國文學的彩圖。目前大陸風靡一時的“漢味”、“京味”、“陜味”……小說，就是在各地有才華的作家筆下煥發出的獨具的魅力。所以有人說：“鮮明的地域文化意識是民族意識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文學的民族特色常常與地方色彩融合在一起。”（注：樊星：《全球化時代的文學選擇》，《文學評論》2000年第1期，第44頁。）黃春明小說中濃抹重彩的臺灣風味，正是他、是臺灣作家、是臺灣文學對中國文學寶庫的一大貢獻。
　　在今天，我們面臨著經濟一體化大舉挺進的浪頭，陷入庸俗粗鄙、無聊淺泛的文化工業產品的重重包圍，遭受工具理性與消費文化的雙重擠壓，不得不在人文精神領域的頹勢面前焦急地叩問：我們還守得住自己的精神家園和靈魂凈土嗎？我們該怎樣喚回人的本質自由、重樹人的精神風骨？那么，去“用文學燃燒這個民族被權勢萎縮了的情感，被財富扭曲了的理性”（注：韓素因：《冬季的思考——文學在全球混亂時代中的地位》，《南京師范大學學報》1997年第1期，第90頁。）吧！這是每一個文學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在這方面，黃春明卓有成效的努力就是我們最好的榜樣。
《世界華文文學論壇》南京11～1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劉紅林20012001黃春明小說最具震撼力的是其中中華民族傳統人文精神的承續和流變，最明顯地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以時代責任感與歷史使命感為核心的憂患意識，其作品是從土地上生長出來的，與生活、與人民大眾的疾苦密切相關，體現出臺灣社會主要的時代精神及各種變奏，自始至終貫穿著深沉的民族危機意識和強烈的社會改造愿望；2.面對資本主義經濟對人文價值的扭曲高舉起反抗的旗幟，在作品中張揚漸被時代遺忘的民族精神和傳統審美理想；3.探挖國民性格的劣根性，與“五四”先賢們不謀而合。黃春明小說中的地域性，即臺灣色彩，正是他對中國文學的一大貢獻。黃春明小說/民族魂/傳統人文精神的承續和流變劉紅林，女，《世界華文文學論壇》副主編 作者：《世界華文文學論壇》南京11～1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劉紅林20012001黃春明小說最具震撼力的是其中中華民族傳統人文精神的承續和流變，最明顯地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以時代責任感與歷史使命感為核心的憂患意識，其作品是從土地上生長出來的，與生活、與人民大眾的疾苦密切相關，體現出臺灣社會主要的時代精神及各種變奏，自始至終貫穿著深沉的民族危機意識和強烈的社會改造愿望；2.面對資本主義經濟對人文價值的扭曲高舉起反抗的旗幟，在作品中張揚漸被時代遺忘的民族精神和傳統審美理想；3.探挖國民性格的劣根性，與“五四”先賢們不謀而合。黃春明小說中的地域性，即臺灣色彩，正是他對中國文學的一大貢獻。黃春明小說/民族魂/傳統人文精神的承續和流變

網載 2013-09-10 21:4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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