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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谷子作為戰國時代“真縱橫家之祖也”（清秦恩復序），他不但為我們留下了體現其思想的傳世名作《鬼谷子》，而且培養了蘇秦、張儀之流游說諸侯的縱橫家，傳帶出了孫臏、龐涓之輩名揚后世的軍事家。《鬼谷子》一書立論高深幽玄，文字奇古精妙，經過二千多年的流布，雖然遺漏、舛誤之處頗多，但從中我們仍可窺探鬼谷子的軍事思想、外交謀略、治國方策等，我們也可以由是書闡述論證探索鬼谷子的價值取向。本文即據之探討其價值取向。所引文，以1986年中國書店影印嘉慶十年江都泰氏刻本、南朝梁陶弘景所注的《鬼谷子》為據。
　　　　　　一
　　人們的價值取向取決于其所處的社會客觀環境，它是人們價值取向所產生的土壤，有什么樣的社會環境就會產生什么樣的價值取向。當然，這是針對社會價值取向的總趨勢而言的，它所反映的是群體意識發展的總方向，并非指個體而言。然而，由于人的智力有賢愚之分，道德修養有高下之別，認識問題有能力的差異，觀察與思考有角度的不同，即使相同社會環境之下的同一事情，在不同人的心目中，也會有不同的看法。而且，人的價值取向與個人主觀上的興趣愛好也有很大關系。這就導致在相同的社會環境下，產生了不同的價值取向，并進而使社會意識形態呈現出復雜多樣、異彩紛呈的局面。鬼谷子所處的時代是戰國中后期，當時中國社會發生了一系列的變革，各個諸侯國推行了諸多變法措施，其中最為明顯的是廢除了奴隸社會的世卿世祿制，實行了按軍功、事功賞賜爵位、土地和奴婢的新的官僚政治體制，郡縣制也開始逐步代替封國制而在各諸侯國內部開始施行。由于政治體制的變革，再加上鐵器的廣泛使用和用牛耕技術的推廣，農業生產開始躍上了一個新的臺階。伴著小國林立的歷史漸漸落下帷幕，各地關卡聳立的局面逐步改變，富商大賈長途販運，獲利頗豐，洛陽、邯鄲、臨淄等商業大都會逐漸形成當時的經濟中心，經濟上呈現出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政治體制的改變，經濟的迅速發展，人們迫切希望國家的統一，而當時諸侯割據稱雄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變，這顯然不利于經濟的發展，有鑒于此，許多諸侯國的君主認為統一天下的大任舍我其誰，使長達數百年的統一戰爭愈發殘酷。
　　面對瞬息萬變的社會，當時的哲人賢能頻頻思考，各自提出自己的主張及對社會的看法，如儒家認為是“禮壞樂崩”，道家對生靈涂炭則扼腕嘆息，指責戰爭，法家則主張嚴刑峻法統治天下。……然而所有的諸子百家并未能提出一種濟世良方使天下的君主和賢人有所依從，其統一天下的主張，經蘇秦、張儀、孫臏、龐涓的實踐證明也是合乎歷史發展趨勢的。
　　關于鬼谷子的籍貫與隱居地鬼谷的地望問題，歷來眾說紛紜，特別是鬼谷的地望就有扶風池陽說、潁川陽城說，我認為后說當為正確。《文選》注《鬼谷子》序曰：“周時有豪士，隱于鬼谷者，自號鬼谷子，言其自遠也。然鬼谷之名，隱者通號也。”又《太平御覽·禮儀部》引《鬼谷子》曰：“周有豪士，居鬼谷，號為鬼谷先生。蘇秦、張儀往見之……”又王嘉《拾遺記》載：“張儀、蘇秦二人，同志好學，迭剪發而鬻之，以相養。或傭力寫書，非圣人之言不讀。遇見《墳》《典》，行途無所題記，以墨書掌及股里，夜還而寫之，析竹為簡。二人每假食于路，剝樹皮編以為書帙，以盛天下良書。嘗息大樹之下，假息而寐。有一先生問：‘二子何勤苦也？’儀、秦又問之：‘子何國人？’答曰：‘吾生于歸谷。’亦云鬼谷，鬼者歸也；又云，歸者，谷名也。乃請其術，教以干世出俗之辯。”歸谷為鬼谷之音相亂。再據《史記·蘇秦張儀列傳》記載，二人年輕時很貧窮，由上幾段材料可以推知，鬼谷子為周人（洛陽人）。家居洛陽的張儀等人，在年輕時因家貧，他們游學的區域當會在洛陽周圍地區，不可能遠行于扶風池陽之地。可見鬼谷在洛陽附近，陽城（今登封）說較為恰當，且戰國時洛陽周圍尚覆蓋著大片的原始森林，陽城一帶更是如此，幽僻之處頗多，適宜于隱士居住。明乎鬼谷子為周人，且隱居于陽城，我們就可以理解他為什么要推崇圣人，認為圣人，認為圣人優于蕓蕓眾生，無所不能，蓋因為他長期受先周乃至夏商正統觀念的熏陶，對東周以后，代表圣人的周天子王權旁落的憤恨，以期望有如先周那樣的圣人，即圣明的君主出現來扭轉時局，重振圣人君臨天下時那樣恢宏磅礴的局面。我們也可以理解他為什么要屢屢強調君臣關系，以及用謀略之法盡快結束諸侯割據稱雄的混亂形勢，重新實現天下的統一。鬼谷子的經世致用學說明顯優于其他諸子，其價值觀也正蘊含于他的學說之中。
　　　　　　二
　　面對周天子為各強大的諸侯所挾持的局面，鬼谷子深惡痛絕。他目睹了刀光血影中無數百姓生靈涂炭的悲慘場景，所有這一切，深深地激發了他去思考、去探求能改變這一局面的良策。緬懷夏、商和西周時期天子君臨天下、諸侯拱圍的盛況，鬼谷子的內心深處，急切地呼喚著“圣人”的再現，他對“圣人”寄予了厚望，希望圣人來扭轉諸侯紛爭的局面。
　　在《捭闔篇》之首，鬼谷子就開宗明義地指出了普天之下，圣人是蕓蕓眾生的先知，“圣人之在天地間也，為眾生之先”即其謂也。這些超越眾生的圣人，能把握萬事萬物的發展規律，“觀陰陽之開闔，以名命物，知存亡之門戶，籌策萬類之終始，達人心之理，見變化之朕焉，而守其門戶。”陶注“門戶”云：“即上存亡之門戶也。圣人既達物理之終始，知存亡之門戶，故能守而司之，令其背亡而趣存也。”正因為鬼谷子認為圣人比普通百姓有如此高的天賦，所以鬼谷子贊頌圣人說：“故圣人之在天下也，自古及今，其道一也。”這種“道”就是面對“變化無窮，各有所歸”的萬事萬物，圣人能夠“一守司其門戶，審察其所先后，度權量能，校其伎巧短長”。這就是告誡當時的君主們要像圣人那樣把握事物的發展規律，使賢任能，順應歷史的發展規律，才能事事成功。在如何把握事物發展規律時，鬼谷子告誡君主們，“皆見其權衡輕重，乃為之度數，圣人因而為之慮。”在《忤合篇》中，鬼谷子對這一點作了進一步闡述，“是以圣人居天地之間，立身御世，傳教揚聲明名也。必因事物之會，觀天時之宜，因知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與之轉化。”這就是要君主們像圣人那樣遇事“權衡輕重”，把握事物的“會”、“宜”，最后達到成功。
　　鬼谷子認為，古代教化百姓的圣人，凡做事必循道而行，與道同生共長。因此，古之圣人觀察思考問題，無不根據道義，“反以觀往，覆以驗來；反以知古，覆以知今；反以知彼，覆以知己。動靜、虛實之理，不合于今，反古而求之，事有反而得覆者，圣人之意也。”（《反應篇》）鬼谷子之意是要求當時的君主們要如同古代圣賢那樣做事時要循道而行，這些道蘊含于“往”、“古”、“彼”之中，告誡當時的君主們要借鑒古代文化和其他文化中的優秀部分，取他山之石為國家的政治建設所用。
　　圣人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圣人有高超的言行，在不同的情況下，圣人能用不同的方法誘導愚者與智者，而達到最終目的。圣人高超的言行，還表現在“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針，舌之取燔骨。其與人也微，其見情也疾，如陰與陽，如圓與方。”（《反應篇》）這是說圣人察人之言，絕無失誤，如同磁石吸鐵針，舌頭吸炙骨，與人相處，言辭精妙絕倫，行為超群絕類，其洞察事物的真情，疾如飛矢，異常敏捷。如果統治者能像圣人那樣，“已審先定，以牧人策，而無形容，莫見其門，是謂‘天神’”。也就是最優秀的統治者了。
　　圣人善于觀察事物，當事物出現險情時，鬼谷子認為圣人往往能事先覺察，并進而把握事物發展變化的形勢，陳述事物發展的道理，運用計謀制定行之有效的計策，使認識事物細致入微，“事之危也，圣人知之，獨保其身，因化說事。”他還認識到“圣人者，天地之使也。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時有可抵，則為之謀，可以上合，可以檢下，能因能循，為天地守神。”（《抵ｘī＠①篇》）他指出了圣人為君待時而動，時隱時現，皆因世事的變化，順應事物變化發展的規律。作為超越眾生的圣人，其所用的謀略也是不同于愚魯之人的，圣人用謀略之道隱而不露，而愚人用謀的方法是張揚外露，所謂“圣人之道陰，愚人之道陽。智者事易，不智者事難。”（《謀篇》）正因為圣人用謀之道極為高明，故鬼谷子在《摩篇》贊頌說：“圣人謀之于陰，故曰神，成之于陽，故曰明。”他進一步指出那些事無不成，戰無不勝的圣人所用的謀略，眾人都具備，而不能成功的原因，是因為普通人用之不當的緣故，“故圣人所以獨用者，眾人皆有之，然無成功者，其用之非也。”他在《決篇》還總結出了圣人作出正確決斷的五種方法，“有以陽德之者，有以陰賊之者，有以信誠之者，有以蔽匿之者，有以平素之者。”陶注云：“圣人善變通，窮物理，凡所決事期于必成。事成理著者，以陽德決之；情隱言偽者，以陰賊決之；道誠志直者，人信誠決之；奸小禍微者，以蔽匿決之；循常守故者，以平素決之。”依據陶氏的闡釋，圣人對不同的問題往往采取不同的解決方法，最終達到事情的成功。
　　正因為圣人善于教化百姓，善于發現事物的規律，善于運用謀略，因此，鬼谷子贊美圣人說：“真人者，同天而合道，執一而養產萬類，懷天心，施德養。無為，以包志慮；思意，而行威勢者也。”“真人者，與天為一，而知之者內修練而知之，謂之圣人。圣人者以類知之。”（《本經陰符七術·盛神篇》）而能達到圣人地位的人，只有那些讀書明理的士，“士者，通達之，神圣乃能養志。”故圣人以垂拱而治的態度接待有德之士，士人有所建議，則加以審察，所以他的作為能合于實際情況。《本經陰符七術·損兌篇》所說的“故圣人以無為待有德，言察辭，合于事。”就是指此而言。
　　鬼谷推崇圣人、贊美圣人的幾個方面不外乎圣人超越、優于普通百姓，圣人能順應歷史發展的規律，善于用計行事善待賢能之人——士。鬼谷子崇拜圣人的價值取向，其產生正是植根于當時的社會，社會的長期動蕩，在他經過審慎思考后，認為時代呼喚著圣人的出現，時代需要圣人來統一天下。可見鬼谷子圣人觀的產生也不是無緣無故的，而是有一定的社會基礎的，其崇拜“圣人”的價值取向，實際上代表了當時社會上包括普通百姓在內的絕大多數人的共同愿望，反映了社會價值取向的總趨勢。歷史發展也證明了鬼谷子的價值取向是正確的，此后出現的秦始皇就是鬼谷子所說的“圣人”，雖然這一圣人并非完美無缺，但鬼谷子贊美圣人的優越之處，秦始皇基本上都具備了，鬼谷子的圣人為賢明君主說是顯而易見的。
　　　　　　三
　　經濟基礎固然對國家政局的穩定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但對于人的因素也不容忽視。鬼谷子在推崇、贊美圣人的同時，對于君臣之間的關系也極為重視。他認為朝廷內部君臣關系的好壞，對社會的穩定也起著重要作用。如果君主重視、愛護臣下，為臣忠于君主，君臣關系融洽，則國泰民安；如果君臣之間相互猜忌，貌合神離，雖然君臣相安的局面能夠暫時維持，但用不了多久，君臣之間的矛盾就會白熱化，最終導致國家政權的分崩離析。
　　在《內ｘī＠①篇》中，鬼谷子將君臣關系分為兩類，“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疏；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事皆有內＠②，素結本始。或結以道德，或結以黨友，或結以財貨，或結以采色。用其意欲入則入、欲出則出、欲親則親、欲疏則疏、欲就則就、欲去則去、欲求則求、欲思則思。”鬼谷子將君臣分為：遠而親、而相思；近而疏、日進前而不御等兩種類型。前者之所以能為君主所親、所思是因為這些臣下“以道德”、“以黨友”、“以財貨”“以采色”（藝術）與君主相處，故能深得君主青睞，使君臣關系日漸牢固，陶注云：“自入出已下八事，皆用臣之意，隨其所欲，故能固志于君，物莫能間也。”而后者則不能做到這些。對此，鬼谷子進一步指出：“故遠而親者，有陰德也；近而疏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來也；日進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遙聞聲而相思者，合于謀待決事也。”（《內＠②篇》鬼谷子將君臣關系的“親”與“疏”歸結為親近者是因為臣下的建議與君主心意暗合，而君主疏遠者，是因為他與君主志向不一，其計策沒有實際效果，其主張被證明不可行，其行為不得體，所以他認為君臣之間應當同心一意。如果“上暗不治，下亂不寤，＠②而反之。內自得，而外不留說，而飛之。若命自己來已，迎而御之，若欲去之，因危與之。”（《內＠②篇》）則是君臣皆荒謬無知，必然導致國家的混亂。
　　對于這種主昏于上，臣亂于下的混亂局面，圣明之人或采取補救措施使政權得以維系，或取而代之而達到天下大治的目的。《抵ｘī＠①篇》云：“天下分錯，上無明主；公侯無道德，則小人讒賊；賢人不用，圣人竄匿；貪利詐偽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離散，乖亂反目。”對于這種主昏于上，臣亂于下的局面鬼谷子認為圣明之人必以法治之，“世可以治則抵而塞之，不可治則抵而得之。”也就是說對于昏暗的君主，為臣特別是賢明的大臣，或者在其可挽救之時，補救他使其改正錯誤或在其無可救藥時推翻其反動政權。如五帝時期，雖然天下動蕩，但仍可救治，乃“抵而塞之。”而在三王時代，天下分崩離析，治而無補，則“抵而得之。”春秋之時，“諸侯相抵不可勝數，當此之時，能抵為右。”即采取措施遏止這種混亂則是上策。
　　身處亂世的大臣，要深明背向之理，這是鬼谷子對為臣之道所持的看法，他告誡為臣者要深明事理，順應事物發展的趨勢，切不可被愚忠所迷惑，要審時度勢，擇賢明的君主而事奉。“古之善背向者，乃協四海，包諸侯，忤合之地，而化轉之，然后以之求合。”（《忤合篇》）陶注云：“古之深識背向之理者，乃合同四海，兼并諸侯，驅置忤合之地，然后設法變化而轉移之，眾心既從，乃求其真主，而與之合也。”所言甚明。鬼谷子還舉出了“故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后合于湯。呂尚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后合于文王，此知天命之箝，故歸之不疑也”的事例來說明這一問題。由是觀之，鬼谷子是告誡賢臣要擇賢君而事，所謂“良禽擇木而棲”即其謂也。
　　鬼谷子所論述的君臣關系，其目的是要達到君臣之間融洽相處，君信臣，臣信君。他所強調的亂世之時的大臣要擇賢君而事的觀點，實際是針對戰國時諸侯割據的局面而言的，他要求賢明的人不要冥頑不化，而要選擇賢明的君主而事，順應歷史的發展潮流，否則只能是助紂為虐。他的主張，戰國時期許多士人基本上也是循之而行。那些重用人才的賢主，國家因此而強盛，那些昏暗之主即使有一兩個賢明大臣輔佐，但最終沒有逃脫國家覆亡的結局。
　　鬼谷子對君臣關系的論述，所反映的價值取向也是進步的，要求人們拋棄那些愚昧的君主，為天下的統一而事奉賢明的君主。他的這一價值取向深深植根于當時的社會，如當時的四君子廣納賢士，呂不韋集眾賢撰著《呂氏春秋》，諸國變法措施的實施，主持者大都來自其他諸侯國，這在鬼谷子思想中都有一定的影響，他對君臣關系提出的見解，也正反映了他的價值取向的進步之處。
　　　　　　四
　　古往今來，謀略深深蘊含于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政治家利用謀略之術擊敗自己的政敵，使自己在政權中的地位日益牢固。軍事家用謀略在戰場上消滅敵人，保衛國家的安全。商人用謀略之術，人取我予，人予我取，獲得豐厚的利潤。謀略之術在《鬼谷子》一書中論述得頗為全面。
　　鬼谷子在《捭闔篇》中將謀略分為陽謀和陰謀兩種，“捭之者，開也，言也，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陽謀與陰謀所達到的結果也不相同，凡陽謀“諸言法陽之類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而陰謀，“諸言法陰之類者，皆曰‘終’，言惡以終其謀。”既然謀略分為陽謀與陰謀兩類，對于他人的謀略就應持審慎的態度，對于他人提出的計謀是否可行，一定要仔細觀察來探討其可行與不可行的根本原因，“可與不可，審明其計謀，以原其同異。”然后看其是否符合自己的意志，來確定自己是否信守，“離合有守。先從其志。”即告誡人們當計謀與自己的見解相同時才決定加以信守。計謀獲得成功的方法有兩種，其一要對對方了如指掌，即“捭之者，料其情也。”使計謀獲得成功；其二與對方結為同心，“闔之者，結其誠也。”使計謀獲得成功。而在使用這兩種方法時都要注意觀察對方，權衡輕重，測度對方使用計謀的程度如何，“其權衡輕重，乃為之度數”即是言此。因此鬼谷子總結到：“捭闔者，天地之道。……縱橫、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捭闔篇》）
　　大凡行權謀之術者，結好于此方可能會得罪于彼方，對此鬼谷子建議人們要行忤合之術來達到目的，所謂“合于彼，而離于此，計謀不兩忠，必有反忤，反于是忤于彼，忤于此反于彼，其術也。”此后，他的學生蘇秦、張儀運用反忤之術，行合縱、連橫之法，使反忤之術得到了發揚光大。因此，鬼谷子說：“用之于天下，必量天下而與之；用之于國，必量國而與之，用之于家，必量家而與之；用之于身，必量身材能氣勢而與之，大小進退，其用一也。”（《忤合篇》）這就是反忤之術在大到國家，小到家庭、個人都可運用，其關鍵在于是否恰當、合適。
　　鬼谷子在《捭闔篇》中指出：“捭闔者，天地之道也。”即捭闔是計謀的最大法則。而為他人籌劃計謀，鬼谷子又認為要依據實際情況來決定其計謀，他在《謀篇》中說：“凡謀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審得其情，乃立三儀，三儀者，曰上、曰中、曰下。叁以立焉，以生奇奇。”這樣制定出來的奇計，“奇不知其所擁，姑于古之所從。”鬼谷子還強調眾人同心共謀，榮辱與共，其關系就會親密，反之，無論好事壞事，其關系都會疏遠。“故相益則親，相損者則疏，其數行也。此所以察同異之分類一也，”就是關于如何使同人關系親近應注意的法則。
　　在制定計謀時，鬼谷子認為計謀要順應事物的發展變化，有了大的謀略就可以制定出具體詳細的實施計策，“故變生于事，事生謀，謀生計，計生議，議生說，說生進，進生退，退生制，因以制于事。故百事一道，而百度一數也。”（《謀篇》）在運用計謀時，鬼谷子認為：“計謀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結，結比而無隙者也，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故說人主者，必與之言奇；說人臣者，必與之言私。”（《謀篇》）這才是勸說他人保全自己的謀略之道。面對世上變化萬端的事物，鬼谷子強調，凡為計謀者必須快速敏捷，出奇計，《本經陰符七術·轉圓篇》曰：“轉圓，法猛獸。轉圓者，無窮之計也。無窮者，必有圣人之心，以原不測之智，而通心術。”“故圣人懷此，用轉圓而求其合……天地無極，人事無窮，各以成其類，見其計謀。必知其吉兇成敗之所終也。轉圓者，或轉而吉，或轉而兇，圣人以道，先知存亡。乃知轉圓而從方。……轉化者，所以觀計謀。”這也就是圣明之人制定謀略的高明之處。
　　《鬼谷子》一書中的許多篇章都是談計謀的具體運用，他所談的計謀，“蓋出戰國諸人之表。”（宋高似孫語）他的學生蘇秦、張儀用其謀略之術，在戰國諸侯割據的錯綜復雜的局面中，縱橫捭闔，甚而佩六國之相印，堪稱為一時之奇。鬼谷子的權謀之術，不過是讓那些賢明的君臣有所借鑒，用之而達到天下的統一，他的權謀之術的實用性也是一目了然的，權謀術所反映的價值取向也是十分清楚的。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山右加虎（幾字換為豆）再加戈
　　　＠②原字為掃的左半部右加建
　　
　　
　　
中國文化研究京47～52K21先秦、秦漢史薛瑞澤19991999 作者：中國文化研究京47～52K21先秦、秦漢史薛瑞澤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1:4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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