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

　　陳垣先生（1880～1971年）是中國20世紀杰出的進步學者，歷史學界的一代宗師。在他六七十年的史學生涯中，以其廣博的學識，在史學許多領域中做了大量開拓性工作，培養了許多學有專長的后繼學人。記得20年前，筆者在幫助先師韓儒林先生編輯其《穹廬集》時，他在《自序》中說：“二十年代時我在北京大學讀書，有幾位師長常常指導我去讀一些外國東方學家的著作，我漸漸從他們的治學方法中擴大了自己的視野，對我國西北輿地之學興趣越來越濃厚。”筆者問韓師：“這幾位師長是指什么人？”他說：“陳垣和陳寅恪。”可見，當時陳垣等人的學術研究影響之深。今年是陳垣先生誕生120周年， 謹以本文緬懷這位20世紀中國史學的開拓者。
　　宗教史研究是陳垣先生開拓的新的學術領域，基督教、一賜樂業教、火祆教、摩尼教、回回教、佛教、道教無不涉獵，而又無不有所新見。本文擬專論回回教。回回教即伊斯蘭教，為宗教之名；我國回族幾乎全民族信奉伊斯蘭教，故舊稱“回教”，因而又含族名之意。
　　　　　　一、讀《二十史朔閏表·例言》及《中西回史日歷·自序及例言》
　　治史離不開年表。陳垣說：“茍欲實事求是，非有精密之中西長歷為工具不可。”（注：第一部分所引陳垣文章均見《中西回史日歷·自序及例言》，第二部分所引陳垣文章均見《回回教入中國史略》，載《陳垣史學論著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在歷史上，由于各國歷法不一，在具體年、月、日的計算上就會產生許多差異。特別是隨著中西交往的增多，必須有一種正確的換算，才不至于產生誤差。所以陳垣說：
　　辛亥革命以前，中西歷法不同，西歷歲首，恒在中國歲暮，少者差十余日，多者差五十余日。
　　西歷如此，回歷尤甚。中西歷每年鱗接之際，雖時有一年之誤計，然積年尚大體無異。回歷則以不置閏月之故，歲首無定，積三十二三年即與中西歷差一年，積百年即與中西歷差三年。為了編出一部中西回歷紀年通表，陳垣發憤讀書，“稿凡五易，時閱四年”，終于編出一部《中西回史日歷》。他的做法是：
　　乃發憤將二千年朔閏先行考定，以為根據，就《通鑒目錄》中宋劉羲叟《長歷》及《遼史》中耶律儼《遼宋閏朔考》，并近代錢侗《四史朔閏考》，汪曰楨《歷代長術輯要》等，各以本歷，參校各史紀志，正其偽謬，自漢迄清，成《二十史朔閏表》。又按西歷四年一閏之月日，創為表格，然后以考定之中歷朔閏及回歷月首，按表填入，始自耶穌元年至于今，二十世紀，凡二十卷，名曰《中西回史日歷》。于是中西回史之年月日，皆可互通矣。又制日曜表，按表日曜即得。又制甲子表，據甲子以求日，或據日以求甲子，無不得。
　　眾所周知，我國古代的歷法是非常先進的。據統計，中國歷史上曾編纂過一百多部歷法。中國歷法的主要特點是按自然的客觀規律來決定一年的季節，即二十四節氣。二十四節氣表示太陽一年中在黃道上的位置，是屬于陽歷的范疇。另以朔望月為標準，小月29天，大月30天，一年分為12個月，凡354天，或355天；每月完全表示月相盈虧變化的周期，這就是陰歷。用閏月的辦法，使陰歷和陽歷相調和配合，即一年分為平年和閏年兩種，平年12個月，閏年13個月，平年日數比一回歸年少十幾天，閏年則約多20天，積若干年數的平均，則一年的日數，約和一回歸年的日數相等，就是陰陽歷。我國的農歷，就是陰陽歷。
　　西歷即我們俗稱的“陽歷”。它是由公元前46年羅馬儒略·愷撒大帝決定采用的，故名“儒略歷”。儒略歷一年平均長度為365.25日，比回歸年長11分14秒，自公元前46年積累到16世紀末，春分日由3月21 日提早到3月11日，于是羅馬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于1582年10月4日命令以次日（即原10月5日）為10月15日；為了避免以后積累誤差， 置閏的法則改以公元紀年為標準：被4除盡的年為閏年，逢百之年能被400除盡的是閏年，閏年的2月份增加1日。此種經修訂后的新歷稱“格列高利歷”，漸為世界各國所采用，我國在辛亥革命后亦已采用。
　　回歷在中國文獻中，按其來源、演算的方式，歷元及用途等特點，又稱“西域歷法”、“土盤歷法”、“希吉拉歷法”、“阿拉伯歷法”和“伊斯蘭教歷”。回歷有太陰年（月份年）和太陽年（宮分年）兩種年法。回歷太陰年法，是一種純陰歷。嚴格意義上的伊斯蘭教歷，是指這種純陰歷，專門用于宗教生活和歷史紀年。其歷元“希吉拉”（中國穆斯林稱為“至圣遷都元年”）是西歷公元622年7月16日。回歷太陰年依太陰圓缺一次為一個月，歷時29日12時44分2.8秒， 太陽圓缺十二次為一年，歷時354日8時48分33.6秒。其月份名有專稱，源于阿拉伯語。1月，穆哈蘭（Muharram）；2月，賽法爾（Saphar）；3月，賴比爾·
　　　　　　　　　　　　　　　　　　　　　　　　　　　　　　 －安外魯（Rabi‘al -Awwal）；4月，賴比爾·阿赫勒（Rabi‘al - Akhir）；
　　　　　　　　　　　　　　　　　－5月，朱馬達·烏拉（Jumāda al - ‘Ula）；6月， 朱馬達·阿黑賴（
　　　　　　　　－Jumāda－al - Akhirah）；7月，萊哲布（Rajab）；8月， 舍爾邦（Sha ‘bān）；9月，萊麥丹（Ramadān）；10月，紹瓦勒（Shaww āl）；11月，祖勒·蓋爾德（Dhu al－Qa ‘dan）；12月，祖勒·罕哲（Dhu al－Hijjah）。回歷太陰年月份大小相間，凡1、3、5、7、9、11單月為大建30天，2、4、6、8、10、12雙月為小建29天，全年354天。年余8時48分33.6秒，積至三年便多出一日。故該歷又以30年為一周期，其中第2、5、7、10、13、16、18、21、24、26、29等11年，于12月末置一閏日，凡355天，帶閏的年份為閏年。回歷采用了7日一周的紀日制度，而逐年元旦的七曜，稱為歲七曜。每年比公歷（太陽歷）約少10天，3年約少一個月。當公歷32年時，回回太陰歷已滿33年。因此，各月在每年所處的季節并不是固定的。為預報節氣，滿足農業生產需要，回歷借助于太陽經過黃道十二宮的日期，來確定季節，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太陽年法，即宮分年。宮分年以春風為歲首，以太陽行十二宮一周為一年。在前6個月中，除4月為32天外，其余都是31天。在后6個月中，除9、10 兩個月為29天外，其余都是30天。平年365天，歷128年置閏31次，逢閏之年，增置一閏日于12月（雙魚亥宮）之末，凡366天。
　　回回天文學以擁有一整套測算天體運行的方法，尤其以擁有一套準確推算日月交食及五星運行位置的方法而著稱于世。同古代所有的天文學體系相仿，回回天文學也有一個構造精巧、內容豐富的占星體系與之相輔而行。再加上伊斯蘭教歷與伊斯蘭教密不可分的關系，這就決定了它必將走出阿拉伯，向世界各地擴散、傳播。
　　唐代中后期，不少穆斯林移居中國，為了宗教生活的需要，伊斯蘭教歷法也隨之傳入。據成書于明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的安徽《懷寧馬氏宗譜》和成化二十二年（公元1486年）的河北《青縣馬氏門譜》的記載，回回天文學于北宋初年已傳入中國。 宋太祖建隆二年（公元961年），精通阿拉伯天文學的魯密人馬依澤“應召入中國，修天文”，他參與了由司天少監王處訥主持的《應天歷》的編修工作。建隆四年（公元963年）《應天歷》頒行后，馬依澤被授為欽天監正，與其子馬額、馬懷留居中國，襲侯爵。比馬依澤稍晚，伊斯蘭教歷紀年已在我國西域地區被人們應用著。11世紀，維吾爾族文學家優素福·哈斯·哈吉甫的長篇詩集《福樂智慧》第5篇《論七星和黃道十二宮》、第76 篇《書的作者侍從官優素福給自己留言》都涉及了有關回回天文學的內容。前一篇以日月火水木金土在黃道十二宮的運行為素材，用擬人手法，以詩的語言盡情地表達了豐富的阿拉伯天文學知識。后一篇則以給詩人自己留言的名義寫道：“（希吉拉）四百六十二年，我用全身心完成了此書。我字斟句酌，一共用了十八個月。”采用回回歷來標明自己工作的完成時間，這在中國文獻中還是第一次。
　　回回天文學向中國的傳播，在13世紀最初的幾十年，有了一些新的變化。即由原來零星傳入、被動接受，變為主動利用、整套采入。成吉思汗西征時，曾雇用一批回回天文家為之占星決疑。隨征的耶律楚材就曾與回回天文家討論天文學問題，通過對回回天算學的考察，認為回回天算家推算五星運行方位的方法，比中國準確，應加以引進，遂撰成具有回歷性質的《麻答把歷》（注：《湛然居士文集》附錄一，宋子貞：《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這是目前所知由中國學者自己編纂的第一部回歷著作。
　　13世紀60年代，忽必烈即帝位前后，正式設立專門的天文機構回回司天監，延攬回回天算家，授之官職，給以俸祿。他們的主要工作就是編制《回回歷》。這種《回回歷》就是穆斯林宗教生活所必需的伊斯蘭教歷，除了在信奉伊斯蘭教的穆斯林中通行外（如安西王忙哥刺的管轄區內），一度曾是元朝郵驛兵種急遞鋪兵的必備之物。
　　明時，仍置回回司天監，從事天文歷算工作。明后期歐洲傳教士來到中國，西洋歷法占了上風。清順治年間，回回歷科逐漸從中國官方正學中退出，但在穆斯林群眾中仍然流傳。
　　回回歷法作為一門學科，明清以來一直為學者所重視。黃宗羲的《回回歷法假如》，梅文鼎的《回回歷法補注》、《西域天文書補注》、《三十雜星考》、《四省表影立成》，洪鈞的《天方教歷考》均為代表性著作。而1925年陳垣的《中西回史日歷》是一項近現代回回歷法研究和整理的輝煌成果，在此之前，中回歷比照年表從未之見，雖用種種方法可推算出中西回歷之歲首，然不能得歲首以外之月日。有了陳垣這部著作，中西回歷難于互相比照的種種不便，隨之化為烏有。
　　　　　　二、讀《回回教入中國史略》
　　1927年9月， 陳垣先生將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的演講稿發表于《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月刊》第一卷第六號，題為《回回教進中國的源流》，第二年在《東方雜志》重新發表時改為《回回教入中國史略》。
　　筆者認為，陳垣的這篇文章雖然文字不多，卻是國人用科學方法研究回族史及伊斯蘭教史的第一篇。其貢獻如下：
　　第一，用科學的方法，準確地算定中國與阿拉伯帝國的正式交往發生在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
　　公元7世紀一二十年代，正當隋末農民起義遍及全國、 各地官僚軍閥紛紛割據自立之時，李淵在太原起兵，建立唐朝。之后，唐朝軍隊削平群雄，鏟除割據，實現全國統一。幾乎與亞洲東部唐朝崛起的同時，亞洲西部的阿拉伯半島出現了強盛的阿拉伯帝國。由于穆罕默德傳播伊斯蘭教，信徒日眾，于公元630年征服麥加。不久， 其繼承者建立了版圖遼闊的阿拉伯哈里發帝國，中國史書稱為“大食”。
　　關于伊斯蘭教何時傳入中國，歷來說法不一，計有：
　　1.隋開皇中說。首見《舊唐書·大食傳》。陳垣指出：“問回教何時入中國，多數言隋開皇中。‘隋開皇中’四字見舊唐書大食傳，舊唐書本之賈耽四夷述。然此四字系述摩訶末（穆罕默德）先代之情形，非謂其教此時入中國。”此后，元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定州《重建禮拜寺碑記》、《寰宇通志》、《大明一統志》、《皇明泳化類編》、《四夷考》、《殊域周咨錄》、《咸賓錄》、《皇明世法錄》、《潛確類書》、《四夷館考》、《明史》等均從此說。
　　2.隋開皇七年說。元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泉州吳鑒《重修清真寺碑記》云：“至隋開皇七年，有撒哈八·撒阿的·斡葛思者，自大食航海至廣，方建禮拜寺于廣州，賜號‘懷圣’。”清劉智《天方至圣實錄》、丁澎《天方圣教序》等，均從此說。
　　3.唐武德說。明何喬遠《閩書·方域志·靈山》云：“默德訥國有瑪喊哈德圣人，門徒有大賢四人，唐武德中來朝，遂傳教中國。”
　　4.唐貞觀二年說。始于《回回原來》。陳垣指出此書失誤的原因是：
　　中國回教書中有一部極鄙俚而極通行之書，名曰回回原來，又名西來宗譜。其言回教入東土之始，謂始自唐貞觀二年，識者多鄙此書為不足信。然一考其說之由來，亦由誤算年數，非有意作偽可比。所謂貞觀二年，實永徽二年也。（注：第一部分所引陳垣文章均見《中西回史日歷·自序及例言》，第二部分所引陳垣文章均見《回回教入中國史略》，載《陳垣史學論著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5.唐貞觀六年說。咸豐二年藍煦譯《天方正學》卷七《旺各思大人墓志》云：“西方圣人之母舅也，奉使護送天經而來，于唐貞觀六年行抵長安。”
　　以上諸說，究其原因多為中回歷互算時造成的錯誤。其實，穆罕默德約于公元610年（隋大業六年）開始從事創立伊斯蘭教活動，至622年（唐武德五年）遷麥地那，故是年為伊斯蘭教歷的起點。開皇年間（公元581～604年）伊斯蘭教尚未創立，故其說之誤十分明顯。對此，陳垣說道：
　　欲知回回教進中國的源流，應先知中回歷法之不同。回年以三百五十四日或三百五十五日為一年，并無閏月。若以中年與之對算，則每經三十年即差一年，百年即差三年，一千年應差三十年。故摩訶末之生卒，及創教年代，與乎回教在中國情形，若照中歷計算，則無不錯。然中國人言回教者，對此多不注意。宋人所著癸辛雜識，清人所著西陲要略，及近人所著新疆禮俗志等，皆論及回歷，而均言其以三百六十日為一年。西域聞見錄、回疆通志等，則又謂其以三百六十四日為一年。長春西游記、查慎行人海記、徐松水道記等，則均誤以回歷十月一日開齋節為歲首。周密癸辛雜識則以回歷十二月十日之ｙīｎ＠①祀節為歲首。李光廷漢西域圖考則誤以土魯番回歷一○八三年之貢表在順治十一年。據池北偶談，則實在康熙十二年。由此可知，欲治中國回教史，必先明白回歷與中歷不同始。故而，陳垣用科學的方法將《中西回史日歷》編出之后，中國與阿拉伯交往的時間即可迎刃而解，也找到了諸說紛紜的原因。
　　中國與阿拉伯帝國究竟何時開始交往，陳垣說：
　　舊唐書本紀及冊府元龜，均謂永徽二年大食始遣使朝貢。何以知為始？因唐代外使來朝，向有銅魚之制，雌雄各一，銘其國名，置于彼國，見唐會要。其初次通使者當無此，故知為始來。……舊唐書大食傳又謂永徽二年大食使來，自言有國三十四年，已歷三主。今考永徽二年，為回元三十年至三十一年，與三十四年之說不合。據舊唐書本紀及冊府，則永徽六年大食再朝貢，大食傳蓋誤以永徽六年使者之言為永徽二年使者之言也。永徽六年為回元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正回教第三代哈里發（教主）奧自蠻在位之時，有鄙著中回元對照表，及歷代哈里發世系年表可參考。總之，大食與中國正式通使，確自唐永徽二年（西651 ）始。陳垣的這一辨正，讀來令人折服。
　　然多年來有些學者批評陳垣的論證只能說明中國與阿拉伯帝國建立關系之始，不能作為伊斯蘭教傳入中國之始。其實，陳垣在這段文字中已寫得十分清楚：“總之，大食與中國正式通使，確自永徽二年始。”至于在這之前，伊斯蘭傳教士是否來過中國，陳垣并未否定，只是至今未有確鑿史料可證。他說：
　　廣州北門外有斡歌思墓，回教人認為始至中國之人，其墓碑謂建于貞觀三年，以相差二十三年之說例之，此墓當亦為永徽三年所建。
　　意思是說，即使有人認為斡歌思為伊斯蘭教傳入中國之第一人，其墓亦應在永徽二年之后一年，何況這只是一種傳聞。
　　第二，第一次系統地歸納出回回名稱的起源及其演變，為伊斯蘭教史研究開辟了廣闊的視野。
　　吾師儒林先生嘗云：“西北民族史料中，問題最多的恐怕是譯名（人名、地名、物名、制度、風俗習慣的名稱等等）了。就拿漢文史籍來說，或由于所根據的資料來源不同（如有的得自所記載的本民族，有的則是根據重譯或三譯），或由于編纂歷史的人不懂民族語言，致使同名異譯、前后顛倒、或脫或衍等等現象屢見不鮮。”又說，“研究民族史，第一步的資料工作，不光是搜集，還要考訂。這就需要在音韻訓詁上下一番功夫，盡可能將譯名復原，弄清楚它的意義，然后才談得上整理資料并利用它來為研究服務了。”（注：《穹廬集》第214頁，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陳垣對回回名稱的研究可謂研究西北民族歷史的典范。他在《回回教入中國史略》中曾列了五張表：
　　陳垣先生所列此表（即第一表，見下頁）之下端是表示回鶻轉變到回回的過程。但當時陳垣未加論述，筆者對此作過研究，特作如下說明。
　　“回回”一詞始見于北宋沈括《夢溪筆談》：
　　邊兵每得勝回，則連隊抗聲凱歌，乃古之遺音也。凱歌詞甚多，皆市井鄙俚之語。予在ｆū＠②延時，制數十曲，令士卒歌之。今粗記得數篇。……其四，“旗隊渾如錦繡堆，銀裝背嵬打回回。先教凈掃安西路，待向河源飲馬來”。（注：胡道靜校注：《夢溪筆談校注》卷五，上冊第224～225頁，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
　　第一表：由回鶻轉變到回回之次第表
　　附圖
　　此處說的“回回”，從明末清初顧炎武始即有學者進行解釋，如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說：
　　唐之回紇即今之回回是也……其曰回回者，亦回鶻之轉音也。（注：顧炎武：《日知錄》卷二九，《吐蕃回回》。）
　　說“回回”系“回鶻”之轉音，是有道理的。我國學者王日蔚、楊志玖等都持此說。（注：王日蔚：《回族回教辨》，《禹貢》五卷十一期，1936年；楊志玖：《回回一詞的起源和演變》，《回族研究》1992年第4期。）
　　沈括寫這段凱歌之時，正是他于神宗元豐三年至五年（公元1080～1082年）任延ｆū＠②路（治今陜西延安）經略使之時，是時正當北宋對西夏用兵，因此凱歌中的“打回回”似與當時形勢不合。其實此處“打回回”本是一種鼓舞士氣的俚語，乃泛指西北少數民族。從歌詞中的安西（唐時在今新疆置安西都護府）、河源（古稱蔥嶺為黃河之源）等地名看，回回是指西域的回鶻，北宋時回鶻在今吐魯番地區有高昌回鶻，在今和田地區有于闐回鶻，在河西有甘州回鶻、瓜州回鶻，在蔥嶺東西有喀喇汗王朝，故“回鶻”為當時西北勢力最大的少數民族之一。
　　自沈括在《夢溪筆談》中使用“回回”一詞后，宋人著作中多有用“回回”一詞者，如南宋洪遵《譜雙》中有“回回雙陸”等。（注：洪遵：《譜雙》中“大食雙陸”、“廣州雙陸”、“回回雙陸”等，可證“大食”與“回回”含義不一，而在元代大食與回回則是同義語。）但在蒙古西征之前，“回回”一詞均不具有與伊斯蘭教發生聯系的含義。（注：《遼史》中關于耶律大石于保大四年（公元1124年）西征時“回回國王來降，貢方物”之記載，金人陳大任所修《遼史》未必有載，實為元人修《遼史》時所補。）
　　把“回回”與“回鶻”區分開來，并將“回回”一詞專指信奉伊斯蘭教的中亞、西亞的阿拉伯、波斯和突厥諸族人，那是成吉思汗西征后的事。蒙古人自己的著作《元朝秘史》中已有“撒兒塔兀勒”之稱，明初四夷館的漢文本將它譯為“回回”。南宋人也是根據蒙古人對中亞地區的了解，把蒙古語“撒兒塔兀勒”一詞譯為“回回”的。
　　這里，我們必須先弄清楚蒙古國初期蒙古人使用“撒兒塔兀勒”這一詞的意義。著名中亞史學家巴托爾德解釋了這一問題：
　　在蒙古人看來，Sartg或Sartagtai與其說是表示某一民族的人的意思，不如說是表示某種文明類型的人的意思。成吉思汗曾任命把歸順他的第一個伊斯蘭教徒君主即哲第蘇北部的割祿（葛邏祿）人阿廝蘭汗稱為Sartagtai，雖然從語言方面看來割祿人不是伊朗人，而是突厥人。同樣的語感Sart在蒙古人間還構成為Sartaghul或Sartaul一詞，即是早在成吉思汗時代就開始使用了。后來剌失德丁使用這個詞Sartaul 作塔吉克意義用，伊賓·穆罕納則用作“回教徒”的意思（注：巴托爾德：《中亞突厥史十二講》（中譯本）第133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
　　所以，最初蒙古人把信奉伊斯蘭教的穆斯林稱為“撒兒塔兀勒”，即“某種文明類型的人”。當時他們并不知道中國本土還有那么多穆斯林，所以“撒兒塔兀勒”從地域上來說開始時也只是西遼、花刺子模這些地方。隨著蒙古征服地區的擴大，他們才知道欽察、報達（巴格達）以西地方也是“撒兒塔兀勒”；進入華北漢地以后，大批“撒兒塔兀勒”人隨軍東來，或在軍中服役，或為工匠，或經商。彭大雅、徐霆早在12世紀30年代就看到燕京城里有許多回回人，或者當時民間已經把這些來自中亞各地的穆斯林稱為“回回”了，故他們在《黑韃事略》里正式使用了“回回”這個名詞。現在見于官方文書中正式使用“回回”這個名詞的是憲宗蒙哥的圣旨。王惲在《烏臺筆補》中寫道：
　　早得欽奉先命圣旨節該：斡脫做買賣，畏吾兒、木速兒蠻回回，交本處千戶、百戶里去者。（注：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卷八八。）
　　“木速兒蠻回回”就是信奉伊斯蘭教的回回人。
　　第二表：“伊斯蘭”名稱之異譯表
　　附圖
　　新舊唐書中之“阿悉爛”，又譯阿薩蘭、阿思懶、阿廝蘭、阿昔蘭、阿兒思蘭等，是突厥語Arslan的音譯，意為“獅子”。喀喇汗朝木薩汗時始稱阿兒思蘭汗，大致其汗族中之長支皆稱是號。其后哈剌魯（唐時稱葛魯祿）、阿兒渾諸突厥政權大汗亦稱阿兒思蘭汗。而“伊斯蘭”一詞系阿拉伯語Islam的音譯，原意為“順從”或“和平”， 指順從真主安拉，爭取和平安寧。陳垣先生將唐書中的“阿悉爛”對音為“伊斯蘭”可能有誤。
　　第三表：回回教名稱之演變表
　　附圖
　　“回回”一詞之來源已見前敘。陳垣指出：“先是回回二字，以名種族，不以名教。定州至正八年碑，始以回回二字，與教并提，然尚未有回回教三字合稱也。清凈寺、懷圣寺碑，更未嘗以回回二字與教并提，仍稱大食而已。可知一名詞之成立，亦經若干時之蛻化而成。”回回教之名始見于明代。
　　第四表：“穆斯林”名稱之異譯表
　　附圖
　　第四表所示為伊斯蘭教教士的歷代不同譯名，實際上包含著一般信徒和神職人員兩類人。穆斯林為阿拉伯語Muslim的音譯，意為順從者、和平的，為伊斯蘭教信徒的專稱，唐時譯為摩思覽，遼金時譯為沒速魯蠻、謀速魯蠻、蒲速斡、普速完，元時譯為木速蠻，實際上是波斯語對穆斯林的一種方言讀法，即Pusalman的音譯；而宋時所譯打廝蠻，金元時所譯大石馬、達識蠻，是伊斯蘭教神職人員河中方言Danishimand 的漢語音譯，原意為學者、有學識者，主持誦經、祈禱及教育等宗教事務。
　　第五表：“穆罕默德”名稱之異譯表
　　附圖
　　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中國文獻中各個時期有不同譯名，各時期的讀音變化不大，惟“麻霞勿”，陳垣指出：“麻霞勿之名，始見于嶺外代答。諸蕃志因之，非閩粵音不能得其解也。”
　　此五表之譯名極具學術價值，非博覽群書者則無法搜集得如此詳盡；不解其意者則無法分清其類。正因為陳垣先生有如此淵博的知識，才能搜集如此眾多的譯名，且分清其源流，識別史料的真偽。如西安禮拜寺有題唐天寶元年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王＠③所撰碑，陳垣指出：“其碑文語意，純是宋明以后語，與唐人語絕不類，其書法亦非宋明以前書法，且譯摩訶末為謨罕默德，尤為之陜西省明初人譯名！……以此名此碑為明時所造。”
　　第三，《回回教入中國史略》猶如一部回教史大綱，為今后編撰回族史奠定了基礎。
　　陳垣先生在本文開始時說，“二十年前，余即有意編纂中國回教志”，并列出其總目。但由于“戶口、寺院、金石諸門，非實際調查不可，而中國回教團體，組織不完備，調查殊感困難，故此書至今尚未完全成功”。后來又不得不“縮小范圍，改變體例，名為中國回教史”。《回回教入中國史略》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但這篇短短的文章其覆蓋面極廣。從時間而論，上自唐初，下至清末；從內容來說，包括宗教、族體、人物、事件。由于前人未曾作過如此探索，故處處具有開拓意義。
　　就唐末時期之回回先民而論，陳垣寫作本文時，日本學者桑原騭藏的《關于唐宋時代移居中國的西域人》一文已于1926年發表，陳垣是否讀過不得而知，但他在《元西域人華化考》中已有《西域人華化先導》一節，論及李ｓｈēｎｇ＠④、安世通、米芾、蒲壽ｃｈéｎｇ＠⑤諸人。本文則著重于大食與唐宋中國之關系，其中回回教入華時間考定為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前文已述。 唐時大食交聘表則為陳垣所整理，所引杜環《經行記》、新舊《唐書》等資料多為陳垣新發現。至于五代時之回教先民，舉波斯人李ｘúｎ＠⑥、＠⑦、舜弦三兄妹事跡，大可補這一時期之空缺。至于宋遼金時代，本文旁征博引，史料極為豐富，尤其珍貴者，為遼、西遼與大食之通使、聯姻等關系，金將中有郭阿里等，遼金史中回教之名稱，足可引導后人繼續去鉆研。
　　元代回教史，陳垣已著《元西域人華化考》，故在本文中從略，然所舉之元代3塊伊斯蘭碑刻，使人頓開茅塞。
　　明清兩代對回回教研究甚少，陳垣除提供鄭和先世，哈密、土魯番回回，回民起義等資料，其可貴之處在于他的進步學術觀點。其一為闡述中國回教“以儒詮經”的原因，他說：
　　云南之有孔子廟，本為回回人贍思丁所創建。明末王岱輿著清真大學，亦模仿儒書。雍正間劉智著天方性理，又雜以宋儒色彩。凡此皆中國回教特異處。其原因由于讀書應舉，不便顯違孔教也。然因此之故，明人對于回教，多致好評，政府亦從未有禁止回教之事，與佛教、摩尼教、耶穌教之屢受政府禁止者，其歷史特異耳。其二關于回民起義，他把責任歸咎清廷的腐敗：
　　清人待回教徒之虐，故回教徒叛清之事特多。……暴官污吏，遍布回疆，宗室侍衛，掊克無藝。……生于其心，害于其政，無怪其屢次動亂也。惟今日五族共和，且同為弱小民族，可以免此。
　　此外，本文中還探討了回教勢力屢經清人戮殺而不少衰的原因，歸結為：1.商賈之遠征；2.兵力之所屈；3.本族之繁衍；4.客族之同化；5.回教在中國不傳教；6.回教不攻擊儒教。這些見解頗為深刻。
　　陳垣開創回教史研究之后，國人出版回教史著作甚多。其中代表性的有：金吉堂《中國回教史研究》（1935年）、傅統先《中國回教史》（1940年）、白壽彝《中國回教小史》（1943年）等。筆者于近幾年撰成了《中國回族史》（寧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回族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國回族史》承蒙臺灣大學林瑞翰教授題詞曰：“中國回族史內容詳贍，考證精審，誠空前鉅構，當今有關回族史的著作，未有逾于此書者矣。”筆者實不敢當，若稍有小小進步，皆因受先賢之啟示，步先賢之后塵而獲得者。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社的左半部右加堙的右半部
　　　　＠②原字為鹿右加鄧的右半部
　　　　＠③原字為鐵的左半部右加共
　　　　＠④原字為日下加升
　　　　＠⑤原字為寶的上半部下加成
　　　　＠⑥原字為王右加旬
　　　　＠⑦原字為王右加玄
　　
　　
　　
寧夏社會科學銀川73～81B9宗教邱樹森20002000本文首先介紹了陳垣先生“稿凡五易，時閱四年”而研究、整理出的近現代回回歷法的輝煌成果——《中西回史日歷》，繼而探討了先生的《回回教入中國史略》一文對研究回族史和伊斯蘭教史所作的貢獻。作者：暨南大學　教授　廣州　510632 作者：寧夏社會科學銀川73～81B9宗教邱樹森20002000本文首先介紹了陳垣先生“稿凡五易，時閱四年”而研究、整理出的近現代回回歷法的輝煌成果——《中西回史日歷》，繼而探討了先生的《回回教入中國史略》一文對研究回族史和伊斯蘭教史所作的貢獻。

網載 2013-09-10 21:50:16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