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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樹理“文革”中的遭際，在諸多受迫害的作家中，是非常凄慘的一個。關于他的磨難有不少傳聞，有些細節今天難以想象。人們常愛提到這樣一件事：一次批斗他時，他被架上用三張桌子搭疊起來的臺子，最后被一個批斗者猛掌擊下。關于這次批斗造成的后果有不同說法。有的說是兩根肋骨被摔斷，肺葉被折骨戳破；也有的說是摔壞了髖骨。到底是肋骨骨折還是髖骨摔壞，似乎已經沒有辨析的必要，反正他是在這次批斗之后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并在痛苦折磨下走完生命的最后時光。
　　他是在１９７０年走到生命終點的。這一年９月１７日，他又一次被押到批斗會場。一天前，他剛剛度過他的６５歲生日。不過他是在一種寂寞無奈的境地下度過的，沒有歡樂，沒有溫暖，只有陣陣凄涼彌漫于監禁地狹小的空間。他何曾料到，這將是他在這個世界上度過的最后一個生日。
　　他已經不能行走，甚至爬行也無力做到。他被強行架到了太原當時最大的湖濱會堂。于是，在《趙樹理傳》（戴光中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里，我讀到了幾乎令人窒息的描述：他確實站不住，造反派在臺上放一張桌子，叫他把雙肘撐在桌面上，胸部抵住桌沿，兩手捧住腦袋，認真聽取批判。然而，每一個批判者，雄赳赳地踏上講臺的第一句話就是“趙樹理站起來”，接著是“抬頭示眾”，“低頭認罪”。聽到這一聲聲吆喝，趙樹理條件反射地站起來，困難地彎下腰去。……他漸漸地支持不住了，頭上滾下黃豆大的汗珠，兩腿索索顫抖，過了半個小時，就一頭栽倒在地……
　　盡管暈倒在地，趙樹理仍然沒有被送進醫院。五天之后，當他再次病危，不得不送進醫院時，他的生命之火已經黯淡，幾個小時之后就將熄滅。這位曾經被譽為他的時代最有典型意義的作家，這位創作過《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登記》等作品的人，留在兒子記憶中的最后一幕，卻是這樣一個場面：“父親一臉慘白，渾身顫抖著滾在床上。見我過來，他抖索著伸出左手來，鐵鉗似的抓住我的一只手，死命地搖晃起來，嘴張了幾張，翻出白沫，嗓子里呼嚕呼嚕打響——父親再也說不出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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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６５年１０月，晉東南地區在長治市舉行“戲劇觀摩匯演”大會，趙樹理發表過這樣的意見：“最近，我看到些劇本里，你寫是英雄人物學‘毛選’，他寫是模范人物學‘毛選’，燈光一照，‘毛選’一翻，念上幾句后，思想通了，矛盾就解決了。這叫典型的公式化、概念化。……上級領導部門對編劇人員不要給定指標，更不要搞突擊，比如一年編三個大劇，三天突擊一個小劇，這樣的領導叫外行。”“最近下鄉看了幾次戲，不是學‘毛選’，就是開會、積肥、担糞，你把臺上搞得‘臭烘烘’的，誰還愿意買票看戲呢？這樣的戲把觀眾都看瞌睡了，旁邊有人問他，你怎么睡著了？他說：‘白天我担糞，晚上看担糞，因為白天担糞担乏了，所以晚上乏得不能看。’對于觀眾的這些反映，我們搞戲劇工作的應該很好地考慮考慮。”
　　持這種態度的趙樹理，被時代淘汰已成為必然。盡管他也曾出色地配合政策，謳歌時代，但過去畢竟屬于過去。在６０年代的中國，既然不能提供當時所提倡所需要的“英雄人物”，既然不能把“階級斗爭”作為小說的主線來構思，那他就該將曾經擁有的位置讓出來，這顯然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寫到這里，我很自然地想到了另一位農民作家浩然。把趙樹理和浩然進行一番比較，可以看到一條清晰的歷史脈絡，而彼此之間創作觀念的差異，文學風格的迥然不同，乃至“文革”中命運遭遇的截然相反，有著許多令人感慨令人思索的東西。
　　浩然和趙樹理有著相似的生活經驗。他也成長于農村，從田野里走來，對農村生活十分熟悉和熱愛。不過，創作觀念卻完全不同。趙樹理總是執著地認定，應該盡可能地根據現實中發現的、感受到的生活來創作，而不先入為主地根據觀念來創作。他的成功源于此，而最終被擯棄也源于此。與趙樹理不同，浩然從５０年代一開始走上文學道路，就表現出一種全新的創作觀。一位與浩然差不多同時走上文壇的作家，曾經對我講述過一件往事——“文革”前浩然在一次介紹創作體會時，說過這樣一番話：我在構思小說時，對在生活中遇到的事情，常常從完全相反的角度去設想。譬如，到商店去，遇到一個營業員態度特別惡劣，甚至挨了罵，但在寫小說時，我就設想遇到一個好營業員，對人如何熱情如何周到；一個生產隊員懶惰消極自私自利，我就設想一個勤勞積極大公無私的形象……
　　第一次聽到這個掌故時，我還以為是那位作家的一種幽默的調侃。但當我讀到“文革”中浩然出版的一本散文集，看到他以類似的表述介紹自己的創作體會時，我才相信這是真實的。在這一點上，浩然恰恰表現出與趙樹理的本質區別。趙樹理在１９６５年不斷受到批評的情況下，仍然在一次座談會上說過這樣一句話：“我沒有膽量在創作中更多加一點理想，我還是相信自己的眼睛。”在浩然那里卻不然。觀念遠比生活更為重要。我想，這樣一種將觀念置于生活之上的創作方法，恰恰是理解浩然、認識浩然的一把鑰匙。有了這樣的創作方法，他才有可能適應新的需要，才有可能將“階級斗爭”作為主線來反映農村生活，塑造出趙樹理無法塑造出的新的英雄人物。
　　我們不難看到，浩然早期的作品，還帶著田野的清新，展現出與趙樹理筆下的山西農村有所不同的另外一種北方農村生活形態。但是，就是這樣一些作品，也沒有趙樹理作品中“中間人物”們的復雜與無奈，也沒有趙樹理在實際生活中對種種存在問題的憂慮和思考。到６０年代的《艷陽天》，“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觀念便成為小說的基石，所有生活和人物的調動，都在這樣的前提下進行。“文革”中創作的《金光大道》，則在一個特殊時期達到用觀念主導創作的極致。“以階級斗爭為綱”也好，“路線斗爭”也好，“三突出”也好，都在這部長篇小說中得到淋漓盡致的體現。至于那部描寫西沙之戰的小說，則純屬“聽命之作”，只不過為“文革”這個特殊時代留下一個文學的怪胎而已。
　　趙樹理無法走下去的路，由新一代的農民作家浩然走了下去。
　　趙樹理失去了榮耀，并在“文革”中有了一個悲劇性的結局。但從人格的完整塑造和文學生命的永恒來說，這對他或許是不幸中之大幸。
　　浩然擁有了榮耀，并在“文革”中達到一個他人難以企及的頂峰。但這對他或許是幸運中之不幸。
　　不管怎么說，浩然以他獨有的姿態，從５０年代走到６０年代，走到“文革”。其中有多少偶然，又有多少必然，遠非三言兩語能夠敘說清楚。但是，當人們回望三十年前的“文革”時，就不能不注視到這位當時唯一依然走紅、并不斷推出符合當時政治需要的小說的作家。這樣一個作家，遠非僅僅個人意義上的創作者，而是已經成為那段歷史的紛亂場景中不可或缺的歷史人物。是歷史人物，就注定和歷史所產生的榮耀、缺憾、羞恥、內疚等等密不可分。人們認識歷史，反思歷史，也就必然需要對歷史人物進行冷靜客觀的、同時又是深入透徹的解剖。這并非針對某個個人，而是歷史思索中必不可少的內容。
　　正因為如此，作為一個文化現象，浩然會成為長久的話題，只要人們還會認真地去認識“文革”，反思“文革”。
　　　　　　　　（此文節選自１９９６年第４期《收獲》，標題系本刊所加）
　　　　　　　　　　　　　　　　　　　　　　　（責任編輯　陳德）＊
　　
　　
　　
文學自由談5津89-9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李輝19961996 作者：文學自由談5津89-9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李輝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4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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