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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被扭屈的話語權——流言、笑話、民謠、箴言、——社會的溫度計。

一

“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論語•泰伯篇》

孔夫子這名言，在中國可謂是家喻戶曉的經典政治格言之一。

一般人的理解是說，統治者對于人民只能加以引導，而不能讓他們了解事實的真相。近來有不少人對此提出質疑，認為這是對孔子的一種誤讀，歪曲了他老人家的原來意思。然而，歷來對這名言的理解，既使是誤讀，也是一種有意識的作法，絕對不是因誤讀而產生行為上的錯誤。因為這種解讀的實質意義，對任何一個具有強烈權力欲的人來說，都具有太大的誘惑。所以，無論是誤讀還是正解，恰恰表現了中國文化在政治上的一種必然選擇。

對資訊的控制，是人類社會所有專制政體都具有的一種典型特征，毫無例外。而在中國的專制社會形態下，更是尤為突出。

中國的專制社會，拒絕所有的人參與國家的政治活動，國家的所有大政方針，是由少數人來決定的。在這些少數人的眼里，老百姓就是一群無知無識的愚民，不配參與國家的管理。因此，中國的政治是一種精英政治，也就是官僚政治。這種政治首先就要從剝奪一般人的知情權開始，進而剝奪人的話語權和參與權。這是經過深思熟慮而非對某句政治格言所產生的誤解、誤讀所致。

對統治者而言，人們所能獲取的訊息，必須是經過他們甄別后，認為對自己的統治有利而不至于產生負面影響的那些有用訊息。那些被認為不適合普通老百姓所知道的訊息將被永遠地窖藏起來，確保社會不會發生動蕩。因此這是一種極為鮮明的愚民政策。然而所有政治精英都沒有意識到，或者說沒有完全認識到這是一柄極其鋒利的雙刃劍，具有巨大潛在的殺傷力。既能傷害別人，自己同樣也會受到致命的傷害。你可以牢牢地控制著訊息傳播的主要渠道，但卻無法保證你所要控制的信息，滴水不漏地完全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中。更何況中國的社會強調人情事故，十分注重人際關系。就算是國家的絕對機密，也很難保證不被泄露。明代的位官僚就曾經曾經指出：

“近日都下邸報有留中未下，先已發抄者。邊塞機宜，有未經奏聞，先已有傳者，乃至公卿往來，權貴交際，各邊府，日有報貼，此所當禁也。”（明·于慎行《谷山筆麈》）

中國的專制社會，雖然極力要控制信息的傳播，但在中國的文化背景下，其是只是一種一廂情愿的幼稚想法。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保密的制度與手段都無法保證信息怕不被外泄。而一旦這種信息的外泄所造成的嚴重后果是難以想象的，有時甚至是致命的。這種愚民政策帶來的后果，必然是一個流言四起，小道消息 像洪水一樣鋪天蓋地地涌向社會。有時給國家和社會帶來的震蕩，讓人感到張目結舌和無法想象。

公元1568年，2 月9日，也就是明隆慶二年正月十二日，在秀麗而富庶的江南，人們還人們還沉浸在新年熱鬧之中，還沒有欣賞上元的燈會，還在絡繹不絕的來來往往，走親訪友，然而一個令人焦急不安的消息，讓所有的人都失去了新年帶來的快樂。

傳說朝廷要在江南選繡女入宮侍候皇上，消息不脛而走，一時間弄得沸沸揚揚，無論是有錢有勢的大戶人家，還是平頭百姓，都被這突如其來的壞消息所驚呆了，惶惶不可終日。一時間，凡是家里有十三歲以上女孩子家，趕緊找個夫家嫁了出去，以至于未婚男人成了炙手可熱的搶手貨，什么門當戶對，什么嫁娶禮儀，都已經不在人們的討論范圍，只要能找到一個可以迎娶自己女兒的人就已經是萬幸，是祖宗積德。甚至于到了遇上從自己家們經過，青年男子，便讓人一涌而上將其強拖硬拽，拜堂成親。幾乎是家家紅燭高燒，處處聽到的是婚禮進行曲的演奏，走錯路碰到的都是迎娶的隊伍。一場充滿悲情的人間喜劇無時不在上演，這就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搶新郎”，一出古代真實的黑色幽默。

而這并非是一個偶然發生的事件，無獨有偶的是，清初，類似的事情在江南再次發生。

清順治四年（1647年）的這一年夏天。

“訛傳朝廷采選秀女，府、縣城鎮鄉村僻壤，有女人在家者，俱驚惶無措，早說暮成，俱幼婚配。不必三杯水酒，只用一鼓一笛，甚至良賤不拘，豈論貧富不匹。限時限刻，從早至暮，從暮達旦，無論日之吉與不吉，周堂利與不利，遍地結親，亦希遇之事。當時有人將詩一首傳頌云：

‘一封丹詔未為真，三杯淡酒便成親；

夜來明月樓頭望，只有嫦娥未嫁人。’

時事大如此，二月之后，訛傳漸息”（明清·姚廷麟《歷年記》）

類似這種流言，并沒有因此而人們已經有了歷史經驗而得到停止傳播，反而一而再再三地發生。

還是在上海，清順治十年（1653），也就是上次流言剛過去才六年。事情同樣又發生了。

外間“哄傳江州之女發配中國男子，中國女子要配滿州男子，名曰滿漢聯姻，人家養女者，父母著著急，不論貧富，將就成親。遍地皆然。正值亙古未聞事也。” （明清·姚廷麟《歷年記》）

而這一次的流言，顯然是在民族矛盾下一些別有用心的炮制出來的。但中所造所的影響，和結果去與上相似。

這種訛傳為什么會屢屢發生？人們又為什么會屢屢信以為真？這一切都說明了在信息被管制的社會，人們沒有可靠的消息來源，而專制政權又是一個為所欲為的政權，什么不可思議的事情都有可能成為事實。人人都只想到萬一的可能是存在的，誰也不希望，災難降臨到自己的頭上。因此這種流言不但能夠在人們的心里產生恐慌，而且還以驚世駭俗的速度加以傳播。

我們不禁要問的是，為什么當地的政府官員不出來澄清事實，將真相告訴人們？

事實上，就連政府官員們也地法確定這一信息真偽。在當時的社會生態環境中，中下級的官員也無法了解高層的政治黑幕。何況，朝廷選秀并非沒有可能，所以連他們自己也是惴惴不安。不知如何是好。

在一個信息開放自由的國度，這種流言很快就失去他生存和發展的土壤。而不至于造成社會的不安和震蕩。

西方有句諺語叫做“流言止于智者，”意思是說，流言在具有理智分析能力的人面前，就會快地被譽為識破，從而失去了傳播的可能。而在中國的社會中，沒有誰會在流言的面前，去扮演智者的角色。就連曾參那樣中國歷史上的賢人，他那位最了解兒子的母親在多次聽見兒子殺人后，也都放下手里織布的工作，奪門而逃。那么一般人又怎么能夠具備識破流言的能力。更由于中國人一向就有從眾的心理，大家都如此異口同聲，三人成虎，就在所難免。流言蜚語在任何一個社會都會發生，問題是象中國這樣的傳播速度，和給社會造成的傷害卻是十分罕見的。

在中國這樣一個極其封閉的社會，很低少能有人具備一言九鼎的權威。所以沒有人會對流言進行理智的具有權威性的分析，也沒有人能夠確保這種理智的分析是靠得住的。沒有人會拿自己的利益去開玩笑，寧可信其有而不可信其無，這是一種無奈的自我保護意識，情非得已。

專制社會是一個非理性的社會，理性自然就會失去他生存的土地。

對信息的壟斷是政府對公權的濫用，濫用的結果就是公權信譽度的喪失，最終使公權的威權及合理性發生動搖。人民有理由對他抱以不信任的態度，一但這種信任度完全喪失，一場巨大的社會動蕩就無法避免。 因為，當流言不斷擴散，而又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他的傳播時。社會上，那些懷有極大野心而具有超常智力的人和對社會懷有強烈不滿的人，便會伺機機而起加以利用，搧風點火，推波助瀾，所以，那些只是被強權捂住，被壓制了的所有的社會矛盾都會因這樣一個契機而猶如火山的噴發。這就是為什么，那怕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小流言，有時也會醞成軒然大波的原因之一。這就是對信息控制所要負出的巨大成本和代價，

統治者本來應當對這種后果，有充分的思想和心理準備，但是無數的歷史史實表明，在面對這樣情況發生的時候，他們的表現幾乎讓所有人都感到失望，他們除了驚惶失措之外，并沒有能夠找到一種成功化解的政治方略，在中國文化的大背景下，他們所有的抉擇往往都是徒勞無益的，等待的只是一個政權化為灰燼到來的那一天。

這種社會動蕩帶給普通老百姓的是極其可怕的災難性后果，即使向搶新郎這樣沒有醞成激變的事件，也給人民帶來的是難以醫治的創傷，那些匆忙而草率的婚姻給不知多少家庭帶來的是無法治愈的傷痛。

二

中國是很早就有訊息傳媒的國度，但與西方社會的新聞傳媒又有著本質上的不同，早在唐宋時期，中央政府控制的“邸報”或稱之為“邸抄”國家刊物，會定期會向社會發布一些國家政令及統治者認為應當讓他的臣民們所了解的一些重大時事。而這些經過精心選擇的報道常常隱瞞了事實的真相，使中國人失去了了解國家勢態的知情權。因此專制社會一旦到了末世，凡是社會上有什么風吹草動，整個社會便會亂象叢生，國家政權的威權便會在人們的心目中迅速喪失，這不能不說是對信息控制所帶來的嚴重后果。

中國的專制集權社會，所有的話語權被皇權和官僚集團所壟斷，普通中國人的要求和意愿被無情地扼殺。

順治十六年（1659年）江蘇巡撫朱國治下令追收各地歷年的欠稅，并規定，凡紳袊欠八九分者，革去名色，枷兩個月，責四十板，仍追未完錢糧；即至三四分以下，亦責二十板，革去名色，但免枷號。順治十七年（1660年）因欠交稅糧的鄉紳生員仞嘉定一縣，就縣衙抓去鎖在尊經閣的人就有數十人。而吳縣縣令任維初更是一個貪婪殘酷的人，他用酷刑將那些欠稅的人打得鮮血淋漓，喊媽叫娘。而他自己監守自盜，偷賣公糧，以至于全縣的老百姓對他恨之入骨。第二年，順治皇帝去世，消息傳到吳縣，吳縣的秀才倪用賓等百余人，到文廟集中大哭，后到南京巡撫大堂請愿，跪進揭帖，要求驅逐吳縣縣令任維初。但是巡撫朱國治，本身就是一個大貪官，任維初就是在他的縱容不得下才得已專橫跋扈，因此朱國治便作以“震驚先帝，聚眾倡亂，情同謀反”的罪名將參與請愿的倪用賓等十八人，逮捕下獄，于同年七月腰斬。被處死的人中，還有著名的文藝批評家，詩人金圣嘆，他被外死，家產被沒收，妻子被流放到遼東。

這些心里懷揣著為“天地立心，為民請命”的書生，最終連自己的性命都賠了進去。因此更不要說一般老百姓更沒有半點表達意見的權力。

主流社會既然沒有民意表達的渠道，但是民意并不是因此不存在，人的思想意識總要以一種恰當的方式作為媒介將其傳達出來。因此，在中國的歷史上民意的表達主要基于民歌、民謠等大眾文化來進行傳播，

這是一種相對文人士大夫的雅文化而存在的俗文化。由于這種俗文化的主體是廣大的民眾，更多地表現了大眾的生存和生活的狀態，更加表明了一個社會更為真實而廣闊的歷史畫面，更能反映社會的真實存在。因此，把那些直接反映現實的民歌、民謠、笑話、箴言等形式，集中起來加以考察，無疑可以觀察到一個社會在政治上的承受能力和社會矛盾的程度。

古代中國的專制社會，其實也是十分重視這種民間意見的。統治者也不是傻子，他們也需要掌握民間的動向，了解民意，以利于制定和修改政策法令。我們從經過孔子刪定的《詩經》三百篇中就可以看到大量的來自于民間的民歌、民謠，他廣泛地表達了社會底層人民的生活狀態及他們的心聲。因此，歷朝歷代都十分重視這種帶有明顯的政治目的的采風活動。設置有了對民意進行監控的國家機關，即行人司，他的主要負責人稱為行人。這就是中國政治文化中的所謂采風制度。《漢書•食貨志》上說：

“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天子，故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

這里可以看出國家官員的采風活動，并不是一種單純的文化活動，而是通過對民歌、民謠的收集整理，掌握民間的活動情況，讓統治者足不出戶就可以了解民間的動向。這本來應當是一個很好的政治設計，但是在中國的這文化背景下任何一種看上去十分有利的作法，最后都無一例外地走向他的反面。官員們為了實現自己升官發財的美夢，只會一味迎合最高統治者的喜好，將那些為君王所不喜歡的民間信息毫不留情地過濾掉，而將那些讓統治者聽上去十分愜意的阿諛奉承的東西呈上，使最高統治層與民間失去了一個有效連系的紐帶。深宮大內中的君王在一片歡樂祥和之中還真的以為天下太平，直到有一天，他真正了解情況的時候，而此時，已經為時太晚，無力回天。，積怨已深的民眾，不是再用口水表達他們的意見，而是鐵和血。

從中國的第一部詩歌的總集《詩經》來看，那些來自民間的聲音實際上有許多已經不具有原生態的性質，明顯地帶有文人加工的痕跡。在沒有知情權和表達權的民間必然要形成一個相對于官方的輿論系統，他涵蓋了普通老百姓生活中所有方方面面，有生產、生活、愛情、風俗、婚姻、政治、等等到一而足。他更能反映歷史的真實，我們這里所要討論的主要涉及有關社會和政治方面的傳播形式。

中國的專制制度，從他建立的那一天起，人民大眾實際上就是作為統治者的假想敵而存在。因為政權的合法性并不建立在民意的基礎之上，而是通過暴力才得政權，天下是他通過他們自己的努力打下來的。事實是上，如果沒有民眾力量的支持，是不可能取得統治權的。這些登上皇位的統治者，心里也清楚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讓步與控制便是統治者所應用的法寶。當國家修養生息，使社會較為安定和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相對的富足時，統治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對立情緒還沒有到劍拔弩張的地步，人們對政府的態度還是較為抒緩的。人們更多的是關心愛情、兩性的問題，大都是些你儂我儂的調情罵俏，插科打諢。這時的社會是一個處于上長升階段，社會較也為安定。但是中國文化中所缺少的是宗教的信仰和對人的平等認同，人們對權力和金錢的追求永遠是社會的主旋律。無錢無勢而又沒有發財和致富途徑的廣大人民的不滿，自始自終都無法平息。而人們的不滿，在社會較為平穩的時代，會以一種開玩笑的口吻來對這種社會狀況加以調侃。笑話，就是一種最易傳播和最能讓人接受的一種形式。

“有農夫種茄不活，求計于老圃（種菜的人）。老圃曰：此不難，每茄樹下埋錢一文即活。問其何故，答曰：有錢者生，無錢者死。”（清• 程式爵輯《笑林廣記》）

這里作茄與錢的諧音，表達了有錢者生，無錢者死，這個中國專制社會的典型特征。

中國的歷史是一部官員們的貪腐史，這話一定程度上表達了中國歷史發展的軌跡。政府官員的貪污腐敗，歷來最為人們所深惡痛絕。而對這一社會現象，普通老百姓的憤怒只能通過笑話這一特殊形式對其進行諷刺和鞭撻，這就是為什么中國社會總是充斥著大量的政治笑話的原故：

“官值署月，欲覓避涼之地。同僚紛議，或曰某山幽雅，或曰某寺清閑，一老人進曰：‘山寺雖好，總不如此座公廳，最是涼快。’官曰：‘何以見得？’（老人）答曰：‘別外多有日頭，此外有天無日’”。（清• 程式爵輯《笑林廣記》）

這則笑話實際上表達了老百姓對政府機構的暗無天日，表達了不滿。

中國政治的腐敗，對于老百姓來說，最有切身體會的莫過于司法的腐敗：

“一官最貪，一日，拘兩造對鞫（審訊），原告饋以五十金，被告聞知，加倍賄托。及審時，不問情由，抽簽竟打原告，原告將手作五數勢曰：‘小的是有理的’，官亦以手覆曰：‘奴才，你講有理’。又以手一仰曰：‘他比你更有理哩。’”（清• 程式爵輯《笑林廣記》）

這雖然是則筆話，卻最為真實的反映了官員認錢不認理的丑惡臉嘴，和社會真實的情況。因而人們的不滿情緒進一步加深：

“一青盲人（青光眼的患者）涉訟，自訴眼瞎。官曰：‘你明明一雙清白眼，如何詐瞎？’（盲人）答曰：‘老爺看小人是清白的，小人看老爺卻是糊涂得緊。’” （清• 程式爵輯《笑林廣記》）

人們對官員們的不滿在沒有得到改善的情況下，仍在繼續和強化：

“一官斷事不明，惟好灑怠政。百姓怨恨，乃作詩以誚之云：‘黑漆皮燈籠，半互助友愛螢火蟲。粉墻畫白虎，黃紙寫烏龍。茄子敲泥馨，冬瓜撞木鐘。唯知錢與酒，不管正和公’。” （清• 程式爵輯《笑林廣記》）

以上這些笑話，還只是對一般個體的貪腐行為進行了較為辛辣的嘲笑，而在中國的官僚體制下，這種制度性的腐敗是無法消除的。官場的腐敗無能最終使人們的不滿，不斷地在積集逐漸向更為對立的方向發展：

“鄉民初次入城，見木桶懸于城上，問人曰：‘此中何物？’，應者曰；強盜頭。及至縣前，見無數 釘于譙樓之上，皆前官既去而所留遺愛之靴。鄉民不知，乃點首曰：、城上掛的強盜頭，此處一定是強盜腳了‘。”（清• 程式爵輯《笑林廣記》）

將時，強盜與官府被直截了當地聯系在一起，社會的的不滿實際上已經到了一個極其危險的地步。社會需要一種和平理性的對話來消減對抗的危險，但是這種笑話滿天飛的時候，卻很少有人去理會和關注，弱肉強食的自然法則支配著整個民族的意識。政府官員們仍然在繼續著他們無恥貪婪的委徑，誰也沒有意識到這已經是惡夢的開始，整過國家和社會已經將自己置身于干柴之上，哪能怕是一點火星都會給國家帶來滅頂之災。于是，那種幽默的嘲諷，會為一種更激烈的民謠、箴言所取代，而這種了謠箴言，的政治目的顯然已經逐步明朗。大規模的社會性對抗已經具有失控的危險。只是等待一種時機的到來，一觸即發。

如果說，笑話還只是停留在一種語言上的情緒宣泄，他改變政局的目的性并不十分強烈。而童謠、箴言的出現，則預示著政治行動的開始。因為這是一種人為的有預謀的政治策劃，帶鮮明的政治目的。他的出現是一種輿論上的準備，為后來大規模的全國性政治行動造勢。這是中國文化中一種特有的傳播形式，他以淺顯無華的語言和朗朗上口的音節使之能夠在普通人群中得到迅速地傳播。他的歷史非常悠久。從《詩經••魏風•碩鼠 》中就已經看到這種形式得到了運用：

碩鼠碩鼠

無食我黍

三歲貫女

莫我肯顧

誓將去女

適彼樂土

樂土樂土

得我所。

…………

中國是一個產生大量民謠的國度，這正是對民眾話語權的被剝奪的一種反彈。從古到今，散見于典籍文獻中的民謠浩如煙海。他與笑話不同的是，大量的民謠具有鮮明的政治色彩，對實事進行毫不留情地給予褒貶，有著強烈的反抗意識。

如他對官員們的不滿直接提出警告：

“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三國志•王昶傳）

對于那些清正廉明的官員，民謠也給了很高的評價：

“天下楷模，李元禮；不畏強御，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后漢書•黨錮傳序》）

生活在黑暗治下的人民，對清正廉明的好官寄予了極大的期盼：

“邑（郁）然不樂，思我劉君（劉陶），何時復來，安此下民”。（《后漢書•劉陶傳》）

對社會不良現象更是一針見血：

“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臺泥，高第良將怯臺雞；古人欲達勤頌經，今世圖官免治生”（《后漢書•逸文》）

而對買官鬻爵的腐敗政治直接給予責罵：

“灶下養，中朗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候”。（《后漢書•劉玄傳》）

三

箴言，是一種具有世界性的文化現象，并非那個民的特殊專利。從古埃及到古希臘、希伯萊人、印度人等等，箴言幾乎在所有的人類文化和文明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在中國的古代社會，各種箴言被無數次地記入官方的文件和私人的著述之中。

箴言與民謠有很大的不同，民謠由于為了便于傳播，語言文字的運用比較淺顯易懂，而其所指的對象相對來說有一定較為具體的針對性，往往對是對社會的局部現象或具體的人和事發表意見。而箴言與民謠的最大不同之外，在于其對整過社會和某一特定事件的未來發展具有一種超前的預言性質，他所使用的語方文字常常讓人感到晦澀難解，很多箴言直到社會或事件按照其所預言的軌跡發展，才會使從得到印證而恍然大悟。因此，他始終籠罩著充滿玄機的團團秘霧之中，很難讓人看清他的本來面目。

當然，箴言也不過是一些懷有不同目的的人所精心策劃出來，意圖影響社會的一種輿論宣傳方式，絕非來自神秘的天意。但是在面對這許多被記錄下來的箴言時，又不能不讓人感到困惑和不解。有時真的要問，難道人類社會真的存在著某種超自然的力量？難道某些人真的具有某種說不清道不明的能力，能夠未卜先知，預測未來？

如果說兩千多前那句著名的箴言“亡秦者，胡也”。不過是后來的那些心懷不滿的的儒生、方式搗鼓出來，事后加以附會的話。由于時間的久遠，人們已無法作出考證而得到真實的結果。那么在后來的歷史朝歷代中，文字以經作為廣泛記錄社會發展的工具，這些充滿神秘色彩的箴言仍大量地存在，同樣也令人困惑不已。

當然，有許多箴言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出于某種政治勢力按照其政治需要炮制出來，東漢末年張角、張保兄弟所發動的黃巾起義，在起事之前，便派人四處散布帶在箴言意味的民謠：

“蒼天以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

蒼天自然就是指東漢政權，黃色是他們起義時所使用的色彩，號召人們在甲子年（184年）起來響應他們發動的大起義，推翻東漢王朝的統治。

明代建文元年，年輕的君主鑒于他叔叔們的權勢過大，危及到中央王朝的統治，下決心削藩，先后廢除了周王、湘王、齊王、代王幾個勢力較小的藩王，當他準備對付燕王朱棣時，在南京的街道上，突然來了一個瘋瘋癲癲的道人，他邊走邊唱：

“莫逐燕，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畿！”

當時的人們并沒有察覺到其中的政治含意，這明顯地是朱棣派出的細作，用箴言的方式對建文政權進行警告和為他日后奪取政權作輿論上的鋪墊。燕就是燕王朱棣，上帝畿就是要登上皇帝的寶座，果然，經過數年的征戰，朱棣如愿以償地將自己的侄子趕下臺而自己坐上了九五之尊的皇帝寶座。

最讓人感到神秘的是明代天順朝，英宗皇帝朱祁鎮在位時，有一年天旱無雨，北京城里的小孩子們做扎土龍祈禱上天下雨的游戲。他們一邊學著大人的模樣向土龍叩拜，一邊口時不斷地唱著：

“雨帝、雨帝，城隍土地。

雨若在來，還土地。”

當時人們并不知道這是什么意思，直到后來所發生的一連串的事件才讓人們又想起這箴言的所有意缊。

正統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五日朱祁鎮在河北土木堡（今河北懷來縣一帶）與蒙古瓦刺部軍隊作戰時被俘，史稱“土木之變”，他留守京城的弟弟 王朱祁鈺于九月初六被的大臣們推上了皇帝的寶座，是為景泰帝。朱祁鈺遙尊英宗為太上皇，后來，英宗被蒙古人釋放，回到北京，被朱祁鎮禁錮在南宮里。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二日，朱祁鈺患病，十六日晚，總兵石享、副都御史徐有貞、太監曹吉祥率兵人發動的政變，十七日晨從南宮中將朱祁鈺擁入奉天殿宣布復辟。史稱“奪門之變”。

這時，人們才想到箴言中所說的“雨帝、雨帝”就是“與弟、與弟”的諧音，“城隍”指成王做了皇帝，“再來還土地”則是指英宗的復辟重新執政。

這一箴言的神秘之處在于，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在英宗執政期間。看不到存在著某種心懷不軌的政治勢力，要處心積慮地爭奪王權。也看不到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可以判斷英宗將要在戰爭中被俘，更無法想象另一個普通的皇子會登上皇位和后來一系列戲劇性的發展。

是什么人能夠對歷史的進程作出如此精確的預測？他們又是出于何等的政治目的？等等，為些不能不讓人感到匪夷所思。

然而，更多的箴言，實際上是人為制造出來表達相當明確的政治意圖，而他的傳播形式往往以兒童、云游僧、道、牌刻，等極力渲染他神秘性，讓人們更相信這是天意始然。

在箴言大量出現和傳播的時候，已經預告了社會的風寸雨即將來臨，一場巨大的社會動亂就有拉開他沉重的大幕。

元朝末年，黃河決口，糧田被淹，漕運中斷，鹽場被毀，給社會經濟造成極大的損失，元順帝下令征發民工二十六萬治理黃河，而朝庭下發的工程款又被官吏們層層盤剝，再加上政府變更鈔法，濫發紙幣，物價騰涌，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

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白蓮教的首領韓山童，教友劉福通決定利用這一時機發動武裝爆動。他們派人在河工之中暗地散布“彌勤佛下生，明王出世”的謠言，擴大他們的政治影響。并“陰鑿石人，鐫其背曰：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預當開河道埋之。掘者得之，遂相為驚詫而謀亂。是時，天下承平已久，法度寬縱，人物貧富不均，多樂從亂。曾不旬月，從之者數萬人。”（元明•葉子奇《草木子》一場大規模的反抗運動終于就這樣暴發了，干柴烈火，瞬間便成燎原之勢。

如果是一個開放的社會，信息可以自由地流通，社會就不會產生如此大量的政治笑話、民謠、箴言。他讓那些心懷叵測的陰謀家失去了發揮他陰險的才干，而社會才會獲得真正的長治久安。

然而中國的文化選擇總喜歡將所有的事情都納入黑箱之中，以一群精英去為決定和規劃國家的一切。而這種規劃與決策是從不顧及普通老百姓的具體感受。強權成為專制社會的主要手段，因此，打破強權最終也只能與暴力的手段，而不是理性的原則。

一生懵懂 2011-04-13 20:3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