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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27;K31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583-0214(2001)03-0078-09
　　文化大革命史（以下簡稱文革史）是當代中國史學的重要研究領域，研究這一問題，除了從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自身展開研究外，還可以借助于外域的視野。文革時期日本人的文革論便蘊含著豐富的信息，并透露出日本人的中國觀，對此，不可不加以關注。
　　一
　　文革的發生及其進程，首先為敏感的日本媒體所密切關注，而在日本的媒體中，《朝日新聞》有關中國的報道內容豐富，數量驚人，條分縷析，社會影響極大。綜觀文革時期的《朝日新聞》報道，可概括為五個方面。
　　（一） 對文革的認識
　　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在當時的外國人眼中，是相當難以理解和相當復雜的。對于這一政治運動，日本媒體有各種觀點、各種立場，其間有左傾也有右傾，而站在左的立場上評論的較多。當時的《朝日新聞》也基本上是這一傾向，如在文革的起因上，《朝日新聞》的評論提出了幾點解釋。
　　1.在農村，中農開始擴大勢力；在城市，有知識分子、高級技術人員等新的特殊階層產生的傾向。
　　2.中國領導人的平均年齡較大，在毛主席在世時，盡可能快些確立新的接班人和領導層。
　　3.最近的國際問題，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無法解決，中國嘗試其他共產黨國家沒有走過的道路，將人們改造成適應社會的新型人。[1]
　　文化大革命發動后不久，大批知名人士被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分子，并受到批判和迫害。《朝日新聞》雖然也認為這些事件與“五七年的反右斗爭可比相似”，但由于持文革是進步的文革觀，總體上的論調是贊美文革，如1966年5月2日《朝日新聞》的社論《中國整風運動的背景》，稱贊道“在文化大革命中，可以感覺到中國斗爭高昂、意氣奮發要想建立成為‘道德國家’”，文革中中共與蘇聯進行的論戰，“是一場向世紀挑戰的實驗”。[2]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展開及其興衰，《朝日新聞》的評論也逐步發生變化。其變化軌跡為：贊美文革的發生→同情文革產生的混亂局面→對文革停滯不前焦慮不安→為提高中國形象對文革加以贊美→打倒“四人幫”后批判文革。盡管《朝日新聞》對文革的評論有其變化，但在“四人幫”被打倒前，整體上講，該報對文革是給予了很高評價的。
　　由于文革中許多干部被打倒，行政權力失靈，給生產、治安帶來了嚴重的影響，中國面臨極為嚴重的局面，就連《朝日新聞》也不得不承認：“文化大革命的進展方式，實在是急進了，只有毛澤東思想才是正確，不允許不同的看法存在，這對我們是難以接受的”，[3]并進一步提出“需要冷靜地、多角度地觀察”（中國）的意見。但是，對于混亂不清的文革，《朝日新聞》與其說開始用冷靜的目光來審視，倒不如說對文革仍抱有很大的希望。“文化大革命在停滯不前，但不會一直這么下去的，中國作為國家也好，作為民族也好，為了實現現代化，需要一場類似西歐文藝復興所具有的那種意義上的革命”。[4]
　　如前所述，從總體而言，《朝日新聞》對文革始終是支持、贊美的。但是，對于在文革中發生的各種各樣的事件，因接受和觀察的深淺不同，《朝日新聞》的報道中既有表示期待和敬意的，也有表示反感和批判的。有時甚至是前后矛盾的。
　　（二） 對紅衛兵運動的評論
　　1966年5月，北京大學哲學系的聶元梓等人，貼出激烈批判學校當局的大字報，毛澤東高度評價了這一行動，指示要向全國廣播，以此為契機，紅衛兵運動興起。隨著文革的發展，紅衛兵到處“破四舊、立四新”，對許多干部和知識分子進行人身迫害，相對立的組織之間武斗不斷，各地陷于無政府狀況，局面混亂。對于這種情況，連毛澤東也未能料及。在1966年10月25日中央工作會議上，他作了如下講話：“……在極短的時間里，發展到這種程度，就連我也沒有預料到，北京大學的大字報播放后，在全國引起這么大的反響，我給紅衛兵的信還沒有發出，全國的紅衛兵就行動起來，要將你們都打倒，我這個人會引起這么大的災難。”[5](p363-364)在日本，對紅衛兵運動的批判觀點占多數，這是因為日本人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文物有一種尊敬和偏好的情緒。1967年7月28日，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石川淳、阿部公房、三島由紀夫聯名發表抗議聲明：“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實質是一場政治革命，對于濫用權力，恣意侵犯學問，藝術，作為藝術家，我們無法無視和沉默。”《朝日新聞》則認為，紅衛兵背后有人操縱：“許多人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年邁領導為了達到目的，并且是緊迫的目的，而在操縱純真的年輕人，這種看法含有一定的真實性。”
　　1967年，紅衛兵運動走進了死胡同，四處碰壁，盡管事態已經非常明了，《朝日新聞》還是將紅衛兵運動的功過五五分：“紅衛兵運動也有好的一面，一是，達到了考察中共要人對毛主席及毛澤東思想的忠誠之心的效果；二是，對掌握權力的黨和政府中官僚主義進行了批判。官僚主義是社會主義制度根深蒂固（的東西）。從這兩點上看，有進步意義。但是，紅衛兵運動對中國政權來說最大的負面，是破壞了中國共產黨的權威和機構。”[4]這種功過對半的評論，代表了日本左翼人士的流行觀點。
　　（三） 對林彪事件的評論
　　文革后期，中國的國際地位發生了很大的變化，1970年11月20日，在聯合國大會上，阿爾巴尼亞等18個國家，提出“請進中國，趕走臺灣”的議案，獲得過半數的支持；另一方面，中國的外交活動也空前活躍，顯示出回歸國際舞臺的積極態度。《朝日新聞》支持中國的這一立場，嚴厲指責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一直追隨美國親臺反華的日本政府“不僅違背了國家利益，而且無視大多數國民聲音”，并努力促進中日邦交。
　　正是由于上述立場，《朝日新聞》在有關中國的報道上“即使有負面的東西，也要閉上眼睛，只報道正面的東西”。[6](p14)對于“林彪事件”的報道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林彪叛逃死于蒙古后，中國并沒有馬上公開真相，整個事件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不為人所知。然而，事情雖未公開，蛛絲馬跡畢竟可察。國際上因此傳言紛紛。《朝日新聞》卻堅決否定這一事件，繼續刊載駐北京特派員的來電：“在香港一部分右派報刊上登載對林彪副主席出事的謠言，筆者在深圳海關，首先映入眼的是休息室內掛著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站在一起的巨幅彩照片……稱中國局勢一夜之間發生劇變，進入徹底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時代，是大錯誤的說法。”[7]
　　林彪事件明朗后，《朝日新聞》遲了近一年方登出有關此事的社論。但是，社論的角度仍然不是批評文革而是肯定文革，并在此基礎上評價中國的進步：“說是發生了林彪事件、老干部復職重新出來工作，就否定文化革命的歷史意義，這是大錯特錯的……例如，文革的目標之一教育改革，采用讓工人、農民管理學校的新方式，嘗試從工農兵中選拔大學生，畢業后再回到生產第一線，縮短學習時間以及學習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等等，這都是文革的成果。”[8]事實上，文革模式的教育改革帶來的是教育的荒廢、教育質量的低下。日本媒體如此評價文革的成果，其緣由在于對文革不加分析研究，照搬照抄中國的宣傳文章。
　　（四） 對審判“四人幫”的評論
　　1980年11月20日下午，中國公開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第二天《朝日新聞》發表了題為《審判四人幫是對文革的判決嗎？》的社論。社論寫道：“為了改變歷史潮流，在閉關自守的社會里煽動民眾的斗志，把民眾引向歧途，就像文化大革命那樣，這種強行的方法只會造成犧牲者，不會有成果。”社論結尾寫道：“文革給予中國的傷害太深了，數百萬失業者徘徊在街頭，發生像知青爆炸北京車站那樣的悲劇，中國要建設現代化，需要社會的安定，不能再發生像文革那樣使國內四分五裂的事情了。最重要的是，不為一派的一己利益，要站在十億民眾的立場上，對過去做一個徹底的結算和判決。”[9]
　　就這樣，曾經高度評價過文革的《朝日新聞》，通過中國對“四人幫”的審判，開始重新看待和批判文革。但是，《朝日新聞》仍然不改舊有風格，依然按照中國方面的報道和宣傳口徑，對中國國內的政局進行報道和評論。文革時期，除《朝日新聞》外，采用相同報道姿態的還有好幾家新聞報社。這樣一種報道立場，不免受到日本國內學者的嚴厲批評。如三好修的題為《新聞就這樣屈服于北京了》的文章認為，《朝日新聞》為得到向北京派遣特派員的允可，自覺或不自覺地照北京所說的來寫評論。[10]衛藤ｓｈěｎ＠①吉的《中國報道：日本和世界的報刊》，則以林彪事件為例，將日本的新聞報道與外國通訊社的報道進行比較，批評日本報社的隨意性。[11]
　　那么，為什么在文革時期，《朝日新聞》會采取如此立場？其原因與當時中日兩國的形勢相關：1.在日本國內，由于安保斗爭的挫折，希望文革獲得成功的左傾思潮占有一定市場；2.伴隨著高速發展帶來嚴重的公害問題，不曾被懷疑過的當作價值基準的“現代合理主義”受到質疑，在這種思想背景下，不少人想從文革和毛澤東思想中找到新的東西；3.由于日本與中國有悠久的文化交流，許多日本人對中國人懷有親近感和同情心。此外，越南戰爭的泥沼化，中美接觸，中日邦交正常化等等也是其中的原因。
　　但是，最根本的原因還在于《朝日新聞》的中國報道的方針，毫無疑問，中日邦交正常化是戰后日本外交的最重要課題，當時的《朝日新聞》的首腦們以促進中日邦交正常化為自己的使命，以至于在報道中國時“即便有負面的東西也要閉著眼睛，只報道正面的東西”。當時的《朝日新聞》的報道方針采取一種雙重標準，“對中、蘇、北朝鮮等社會主義國家比較溫和，而對美國、韓國等資本主義國家較為嚴厲，對日本在野黨，特別是對社會黨比較寬容，對執政黨自民黨嚴厲”。[12](p131)閱讀文革時期的《朝日新聞》，讓人無法不感受到這樣一種政治情感，其報道中，對文革的期待和支持，對紅衛兵運動破壞作用的低姿態報道，就是突出的例子。
　　（五） 對中日關系的觀點
　　自1972年起，日本人對中國的感情，從“討厭”開始向“喜歡”轉化，而這種情感的變化，與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進程密切相關。田中首相決定訪華的8月份，喜歡首先超過了討厭，9月25日至30日，田中首相訪華并實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10月份的輿論調查結果表明，“喜歡”比“討厭”的比例更大了。
　　贊成與中國恢復邦交的社會輿論，可以追溯到日本和臺灣締結和平條約的1952年，當時就有5成以上統計數字贊成與中國恢復邦交。由此可見，贊成派還是有相當的民眾基礎。但是，有趣的是，如果與中國恢復邦交，就必須與臺灣斷絕外交關系。那么日本人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呢？請看1970年朝日新聞進行的社會輿論調查，所得出的對照性的二個結果：
　　“日本與臺灣國民黨政府有建交，與中國還沒有建交，你認為日本應該正式與中國建交嗎？或者不認為？”
　　1.應該建交 64%
　　2.不認為 11%
　　3.其他 5%
　　4.沒回答 20%
　　“有一種意見是為了與中國建交，不得不與臺灣斷絕關系，對這個意見你是贊成？還是反對？”
　　1.贊成 19%
　　2.反對 46%
　　3.其他 10%
　　4.沒回答 25%[13]
　　這種傾向在第二年的調查中也得到了確認。
　　“你認為是盡快恢復中日邦交為好，還是認為不著急慎重為好？”
　　1.盡快 27%
　　2.慎重 57%
　　3.其他 3%
　　4.沒回答 13%[14]
　　回答“慎重”的人大概是考慮到臺灣的問題，卻是占了多數。由此可見，對于中日邦交問題，日本人的考慮是復雜的。
　　對于體驗過安保斗爭等國內斗爭的日本國民來說，和平主義的傾向較重，對中國激烈的政治運動似乎印象不好。盡管在文革時期，《朝日新聞》和親華派的知識分子對文革大加贊美，但是，在武斗達到最高潮的1967年，“討厭”的人大幅增加，達到以往最高42%，打倒“四人幫”后的1977年，“討厭”超過了“喜歡”。對于今后應該友好交往的國家，日本的社會輿論也不斷變化，1972中日恢復邦交正常化時，中國超過美國；“四人幫”倒臺后，美國超過中國。其后則轉為對中美兩國都重視。
　　二戰后，《朝日新聞》的立場也是擁護臺灣的，直到發生文革后，立場才開始發生轉變。從以下三個社論中可發現其變化軌跡。1964年，法國承認中國是唯一合法的政府，并與臺灣斷絕外交，此時的《朝日新聞》還顧慮到臺灣，其社論言：“統治中國的政府只有一個的議論，作為姿態來說雖說是正確，但現實上主張對中國有統治權的政權存在著兩個：即北京政府和臺北政府……日本與法國不同，與國民黨政府之間存在著特殊的關系。特別是1952年與臺灣締結了日華和平條約，承認臺灣現在，并且將來有可能統治整個中國的正統政府，而建立正式的外交關系。因此，不言而喻我們無法立刻就采用像法國那樣的想法和觀點，畢竟法國與國民黨政府關系比較疏遠。”[15]1969年下半年開始，《朝日新聞》的觀點發生了變化：“……日本繼續帶頭提出將中國排除在聯合國之外為目的提案，也太逆潮流，太缺乏先見之明了。”[16]進入70年代，《朝日新聞》對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進行了更為嚴厲的批評[17]。同時，圍繞恢復中日邦交，制作了專門的欄目：“走向中日建交”，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宣傳活動，從而對田中新內閣決心與中國恢復邦交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可以說中日恢復邦交是在報刊媒體率先引導下，促使了日本政府改革外交政策。
　　二
　　在日本知識分子中，對文革立場各異。大致可分為如下四大類型：一、贊美支持；二、批判否定；三、有理解的批判；四、指斥中國理念變質。
　　（一） 贊美支持論
　　此種文革觀對文革和毛澤東思想產生全面的共鳴，加以全面肯定和贊美，歸納起來有以下論點：
　　1.前所未有的第二革命
　　有的論者認為：“文化大革命不是單純的權力斗爭，不是單純的思想整風運動，也不是單純的學生正義運動，確實具有革命的志向，目標是通過政治的頂端與一般大眾的奇妙協作的前所未有的第二革命。”[18](p24)
　　還有的論者認為：“文革是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的另一個革命，那是追求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人和人之間應有的關系，造就中國革命接班人，將中國建成永不變色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運動。”[19](p220)
　　2.社會主義的文藝復興運動
　　有的論者指出：“文革是經法國革命和俄羅斯革命之后，成為世界上又一轉機的革命。”觸動靈魂的革命“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大家要改造思想，創造出新的文化。”[20](p23)
　　3.崇拜毛澤東、贊美毛澤東
　　請看下例的觀點：
　　“通過毛澤東的個人權威，大眾才得以批判官僚制度中的當權者。”[21](p280)
　　“不深入了解民眾對毛澤東的信賴感，只說這是‘個人崇拜’不準確，這不是那種自己不做判斷的盲目尊敬……有人担心《毛澤東語錄》成為令箭，會被教條化地使用，可是，《毛澤東語錄》不是那樣的書。”[22](p215)
　　“崇拜毛澤東的程度確實超出了想像，但是體察了大多數民眾和青年的不滿而支持他們，轉而被他們高度支持，如果忘了這一點，所有的解釋和預測都會大錯。”[23](p338)
　　“世界上（也可以說歷史上！）的政治家、統治者、領導人中，沒有像毛澤東那么幸福的人了。這是因為他有千萬萬紅衛兵與他同思考、同哀樂。”
　　“如果提到政治權力者，人們也許聯想到毛澤東主席，但是毛澤東不是單純的權力者，而是超越了政治權力的偉大的政治教育家、政治哲學家。”[24](p542-543)
　　中國全盤否定文革，對此，日本許多的中國研究者感到失望，這是因為他們將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矛盾投影在中國的“革命”里，抱著某種的熾熱的共感，如曾多次到過中國的安藤彥太郎，堅持自己的文革觀是正確的。
　　（二） 出于好意理解文革
　　在同屬于文革贊美、支持派的知識分子中，更多的人想從學問的角度來理解文革，因為各自的專業和觀點不同，所以主要是從中國歷史傳統和社會主義這兩個角度來認識文革。前者以“支那學”系統的學者占了大多數。如吉川幸次郎說，日本的明治維新的破壞程度也很大，文革中紅衛兵的破壞只是做了辛亥革命沒做的事，以破壞文化遺產來非難文革是沒有道理的，就象明治維新、法國革命那樣，“作為歷史的一個階段，文學也好、藝術也好、哲學也好，都有暫時休息，讓政治改革專心致志的進行，不是也有這樣階段嗎？”[25](p301-304)
　　山本秀夫研究毛澤東文革理論，他認為文革的理論“不是單純的毛澤東個人的人類觀、世界觀，而是極為典型的中國式的思想。其來源遠的可以追溯到中國“大同”世界的思想和農民革命的農民世界觀，近的可以聯系到孫文的思想”。那么什么是中國式的思想呢？山本認為“這是解放人類和人類體現最終價值的思想”。因此，“不斷革命論”和“革命階段論”有其理論基礎。山本解釋道：“正是這種解放人類的精神，推動了文化大革命。”[26](p148)
　　從社會主義角度來捕捉文革的學者，主要是采用與蘇聯相比較的方法。福島正夫在其題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段斗爭的理論》的論文中，將蘇聯、中國的階級斗爭的過程和方法等進行分析比較，將兩國的不同點歸納為：“在蘇聯主要是通過行政機關，采取鎮壓的手段來進行；而在中國主要采用以政治上、思想上作為民眾運動的討論、教育方法，這是兩國不同之處。”他還指出：“在中國五反運動最為嚴厲，可以說中國的資本家很久都不能忘記所受的痛苦和屈辱，但若與蘇聯相比，可以說是寬大無邊了。中國所進行的企業公私合營與蘇聯的無償沒收有著天壤之別。”[27](p140-146)
　　營詔正義與福田正夫一樣，把文革看作“在社會主義發展的某個階段，無論是哪個國家都會碰到的問題”，他認為，“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是中國和后進的社會主義國家所特有的，而是基于社會主義本質的革命。可以說，這種革命斗爭的勝利，可以保證發展經濟，進一步向共產主義靠近。”他對中國文革的成功，抱有很大的期待。[27](p210)
　　（三） 批判否定觀
　　與以上文革贊美論相反，站在反對的立場上猛烈批評文革和毛澤東路線的人也不少。
　　據稱在研究現代中國問題上有很深造詣的中島嶺雄，一貫是以挑剔的眼光來觀察中國、研究中國。他寫了許多有關文革的論文。按照他的觀點，文化革命是“政治內戰化的權力斗爭”，他認為文革是“黨內發生了激烈的政策爭論，在今天的中國共產黨的權力結構下，政治爭論轉化為領導權斗爭、政治斗爭”。他的主要觀點就是，以毛澤東、劉少奇為二個頂點的最高層的二個權力派別產生對立，而這種對立擴散到整個黨內，不久又擴展到黨外，在全國范圍內展開了斗爭，這就是文革。關于文革的起因，中島嶺雄認為，這既不是美國封鎖中國政策造成的，也不是蘇聯對華態度造成的，而是“作為中國內在的必然性發生的”。
　　同樣將文革作為權力斗爭來分析的各務寮一不像中雄的論調那么激烈，他把文革看作是強硬派和批判派的正面沖突。
　　各務寮一要人們回顧自1966年4月8日《解放軍報》提出“社會主義文化革命”到4個月后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文化革命集會”的過程，提醒人們注意在文革中受到批判的180多人中的大部分是“1930年代，劉少奇、彭真在國民黨統治的‘白區’開展地下活動時吸收入黨的青年知識分子學生們。他們與劉少奇、彭真的關系極為密切”。各務認為，因為大躍進的失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分裂為毛澤東等強硬派和反毛澤東的批評派，為此，1958年以來沒有召開黨代會（按規定一年開一次），至1962年十中全會以前，4年間都沒有召開全會，造成了黨中央組織的形式化。各務進一步認定，1957年中期，“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黨意想不到人民和知識分子會對共產黨有那么激烈的批評，以此為契機，“人民內部矛盾”的溫和的想法從毛澤東思想中消失，中國變質為對內對外路線的僵硬化、政治上的民主退步，極端神化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等為特征的“毛澤東主義”。各務稱這些癥狀與斯大林主義有著類似性。[28]
　　在大體上看法相同的知識分子中還可以舉出佐藤慎一郎，他的觀點是：1.文革的本質是“權力內部的領導權斗爭”；2.毛澤東思想的階級化是“農本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急進主義”；3.毛的理想化的人民公社因其觀念上的問題，最終只能通過毛澤東的神化和對民主主義的排斥，成了“槍桿子下的人民公社”；4.從“不同意見者”即是“階級敵人”這一點來說，毛的體制幾乎就是“中國版的斯大林主義”。[29]
　　在批評文革的陣營中，日共是一支強大的力量。作為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并曾與中共有過密切關系的日本共產黨，文革后與中國共產黨斷絕了關系。兩黨的主要對立點是，日共認為在“反帝反美國際統一戰線”里應包括蘇聯共產黨，而毛澤東——中國共產黨認為既要反美也要反蘇，建立反美反蘇國際統一戰線。焦點就在反美國際統一戰線中，是否要加上反蘇。[30]日共對毛澤東和文革進行了猛烈地攻擊，對紅衛兵這個黨外民眾組織攻擊、破壞黨的組織，也表示出極其憤慨，“所謂紅衛兵的‘新文化’是中世紀封建‘野蠻和粗野’的復活和橫行”。[30](p117)
　　反對文革和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追溯歷史，對中共“錯誤”的來源進行探討。高橋勇治、米＠②秀夫編著《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思想》，代表了這批人的觀點。高橋認為：“文革混亂的根源”在于人民公社、大躍進政策，“從出發點就犯了錯誤”。他批評文革道：“文革的思想總體上說，屬于小資產階級急進主義范疇，特別在文革初期，是極左機會主義者們的天下，主觀主義、極端的精神主義和狂熱性支配著他們的頭腦。”[31](p192)
　　米＠②秀夫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立場分析，認為領導文革的毛林派的目的是：“解散舊黨，組織新黨，這顯然是列寧所批判的解黨主義。”[31](p123)
　　除了如上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來批判文革的人之外，日本學者中，也有親臺敵視中共的人。這些人攻擊毛澤東和文革。如佐藤慎一郎提到中國的幾次政治運動，說這些政治運動都是“毛澤東為了實現自己的私欲，運用權力進行的”，“把憎惡的哲學、斗爭理論帶進中國大陸的就是毛澤東”。[32](p10)關于文革，佐藤慎一郎抨擊道，文革“否定歷史、抹殺傳統、企圖創造出虛無的文化的幻想”，“其最大的目的是徹底消除對毛澤東思想的懷疑，以擁護其絕對性，文革就是這樣的運動。”[32](p30)
　　（四） 有理解的批判論
　　此派觀點處于贊美與否定之中，即對文革的觀念加以贊美，對某些現象又持批評態度。如菊池昌典在文章中寫道：“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國，毛澤東思想的宣傳活動和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活動，在規模上和徹底性方面是斯大林時代所無法比擬的。”[33]對于中國孤立于國際，他諷刺道：“中國一點也不認為這種孤立是自己招至的結果，他們學習列寧，將這種在國際社會中值得恐懼的孤立稱為‘光榮的孤立’，絲毫不懷疑自己這種路線的正確性。”[34]但對文革的理想，菊池卻視為是蘇聯忘掉的“前所未有的大實驗”。他說：從現象來看，毛澤東和斯大林有類似的東西，但“將文化大革命的過程與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相比較，毛澤東時代和斯大林時代與其說相類似，毋寧說存在根本差異，兩者具有完全相反的方向和信念”。表現在：1.肅反的理論和內容不同；2.社會主義階級斗爭觀不同；3.斯大林是物質萬能論，缺乏人民公社思想。[35]
　　具有同一傾向，但對毛澤東和文革批評更多些的是坂本義和，他把文革看作是禁欲性的人類改造，懷疑“這種近似于清教徒的人類改造是否會成功”。但對于中國孤獨的關閉自守狀態，版本義和卻相信是蘇美對其“封鎖”造成的結果。因為“中國在國際政治方面，長期是受害者”，“不僅美國的政策壓制中國，就連在中蘇關系中，蘇聯犧牲中國的情況也很多”。[36]對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坂本表示出同情之心。
　　也有一些學者雖然亦接近于將文革看作是權力斗爭，但對毛澤東提出的文革理念表示一定程度的理解，同情毛澤東所處的立場。例如，葳居良造認為：“文革并不是將黨本身作為問題對待，而是黨內領導權的爭奪，是毛澤東在黨內被孤立為少數派，失去領導權所進行的反擊。”他認為：“毛、林的反擊，革命意圖不是否定黨，相反地是想恢復黨的威信、確立革命紀律，但現實上卻成了向黨挑戰，結果是向與其意圖相反的方向發展，可以說，為了革命極大地損害了黨的威信，使牢固的黨組織處于崩潰的危機。”[37](p60)那么，毛澤東為什么會發動文革呢？林彪事件后，在桑原壽二、石川忠雄、中島嶺雄等13名學者所舉行的關于中國問題的座談會上，葳居是這樣分析的：“雖然打倒了資產階級的政權，建立了中共政權，但遺留下來的問題很多，無法建設社會主義。既有其他政黨的存在，也遺留民族資本家，這與真正的社會主義相差太大，有必要清理這些問題。事實上，是存在著資本主義的要素，存在著資本主義復活的危險。毛澤東自然認為不消滅這些是很危險，所以毛澤東要推翻成為溫床的腐敗的黨的機構，打倒墮落的黨的官僚。”[38](p60)總之，葳居認為文革是社會主義社會里的社會主義革命，在反官僚主義方面有積極意義。
　　桑原壽二的看法也基本類似，即認為文革是權力斗爭，但他又認為，文革“背后顯示個人革命家毛澤東對革命的執著！”“文革是毛澤東對中國的社會制度的挑戰，對中國舊制度、舊體制的挑戰”。對于毛澤東的這種“作為中國未曾有過的、野心般的挑戰”，桑原給予了較高的評價。但是，毛澤東為什么進行這種野心般的挑戰呢？據桑原分析，毛澤東曾對中國進行兩次大的挑戰。第一次是人民公社革命，這是對妨礙共產主義革命的中國固有傳統的社會制度的挑戰，即把傳統的社會制度徹底解體的所謂“社會革命”。但是，這種為完成共產主義革命所嘗試的人民公社的社會革命，碰到中國“很厚的墻壁”而失敗了。為此，作為完成共產主義革命的先決條件，毛澤東認為在社會革命之前，有必要先進行意識形態革命。所以，文革是“通過反省人民公社的失敗，為了到達理想世界而再次進行的挑戰”。[39](p334)
　　（五） 理念變質論
　　以上論及的主要是文革時期的爭議。隨著文革的事態明朗化，特別是在中國否定文革后，日本人的中國研究出現了新的動向，即為了把握文革后的中國而重新研究文革。加加美光行編著的《現代中國的挫折——文化大革命的省察Ⅰ》和《現代中國的去向——文化大革命的省察Ⅱ》就是在這一動向中出現的論文集。據此書作者所言，他們的目的在于：“在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昨天的浪潮中，許多研究中國的學者被文革帶來的悲慘現實所吸引，以致于陷入將文革時期中國和現在的鄧小平中國分開，不連貫地看待的傾向，無視文革對今日新生中國的各種各樣的影響，對此，我們提出一定的異議。”[40](p1)他們在考察文革時，將重點放在分析其思想史的意義上，還進行了實地調查和實證研究，采用了政治學、社會學、民族學等手法，他們的研究結論是：美好的理念在文革進程中變質，帶來了悲慘的結果。
　　例如，加加美光行指出：“在文革當中，有不少真誠的人出于對文革的理念是誠心誠意信服。為了批判和改革中國的現狀而投身運動。事實上，當時中國的現狀不是沒有值得批判和革新的各類矛盾。”[41](p4)因此，文革的理念不是那種可以單純地作為“虛偽”的東西來處理。這是因為它“超過了提出理念的人們的預料，從根基上動搖了中國的政治、社會，使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41]（前言）
　　渡邊一衛認為，從“上海人民公社”宣告成立之際起，文革的理念開始變樣，那以后的“革命”已經變得不純了。這是因為：“無論高舉怎樣的理想旗幟，其背后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背叛理想的現實。只不過在那里強調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最后動用了軍隊的暴力統治而已。”[42](p79)
　　按照理念變質論者所作的分析，文革的理念在文革進行過程中之所以脫離了原點，那是因為“理念構成的本身存在著原理上的缺陷”。即文革的原點理念是由經驗革命論和“人民公社國家論”構成的。其原理基本上是對敵的武裝斗爭和對友的互相幫助，可以把這兩種實踐看作是被相互區別開的二元化的東西。但是，文革“在實踐中維持區別這二元化的東西，從原理上看是困難”，而且“這種困難從一開始就存在于原點理念中，通過實踐被暴露出來”。
　　三
　　文革時期日本知識界對中國文革的研究，可歸納為四個角度。
　　（一） 從歷史的角度研究文革
　　現代中國的社會主義體系是破壞中國傳統的外國思想的征服。這一體系盡管含有一部分外國的模式，本質卻是傳統上的統治型的再生。貝冢茂樹和野村浩一就是這一種意見的代表。貝冢茂樹從各個方面試圖將文革定位在中國的歷史、社會、文化等的傳統中。他認為，不管中共領導人是否自己意識到，在他們的著作或發言時，總可以找到儒教理論。[42](p17)野村浩一則主張，不管意識形態有著怎么樣的主義，文革是“真實存在中國歷史體質里的革命”。[43](p11-19)
　　（二） 從比較共產主義的角度研究文革
　　建國初期，由于中國在建設國家方面采用了蘇聯模式，追求國內統一性，日本的學術界就將中國納入整體主義模式來看待，這個整體主義模式的概念常常被日本學術界作為規定中國政治體系的形容詞來用。但是，盡管常常使用整體主義理論，而全面分析中國的“整體主義”的著作，卻至今沒人寫出。若想用這一理論來解釋中國的現實，是有困難的。因為模式和中國的現實之間存在太多不一致的地方。特別是經過中蘇爭論進入文革時期后，人們對整體主義理念的基本點越來越懷疑。取而代之的社會主義體系相互間的比較分析引起研究中國政治學者的關注。文革時期，無論是文革的贊美派還是否定派，都常用到“比較社會主義”的手法，而比較主要是在中國和蘇聯之間進行。但是同樣是比較，日本的文革贊美派和否定派卻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由此顯示了這種方法的局限性。
　　（三） 從社會革命的角度研究文革
　　這種研究手法可以在藏居良造的論文中找到。他在論文中寫道，中國與1949年以前的無秩序的社會訣別，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人為了生產建設被動員起來，實現了新的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體制，那么，為什么中國要“通過革命來變化”呢？藏居良造認為，其原因就在于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還未完成，所以就必須發動文革這一社會主義社會的社會革命。[44](p3)
　　（四） 從循環變動的角度研究文革
　　這一派的學者將文革時期中國的政治過程分為“穩步”和“急進”這兩個循環周期。衛藤ｓｈěｎ＠①吉、岡部達味在其論文中論述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毛澤東指導下，自1949年建國以來，重復著穩步和急進的試行錯誤，但這種穩步和急進的重復并不是圖表可以用列出的那樣，分為這段時間是穩步，那一段時間是急進，而是在急進政策中有穩步的因素，在穩步政策中也存在急進的因素。另外，政策重要的幅度有大有小。”[45](p61)按照他們的劃分，大體上可以劃分為：1949年建國初期為第一次的穩步；從1950年起，面臨朝鮮戰爭和鎮壓反革命運動等，變為急進（第一次急進），經過1952年土地政策和1953年的朝鮮戰爭停戰，開始變為第二次穩步，1958年“大躍進”政策又使中國從穩步變為急進（第二次急進）；1958年12月武昌會議（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后，“大躍進”政策逐漸被修正，1961年前后不知不覺地進入第三次穩步階段；1965年以后的文革又開始了根本性的轉變，進入第三次急進時期。[45](p61-88)就這樣，衛藤和岡部將中國以建國至60年代末劃分為“穩步——急進”的三個循環周期。
　　以這種變動的循環或波動來把握中國政治過程的學者在日本并不多，文革后，中雄也試圖從這個角度來說明中國的政治過程，他認為，中國的政治過程“大體間隔4-6年時間，重復著‘穩步’和‘急進’的循環周期，同時其政治力不斷增強，達到文化大革命這一極限狀況。1975年1月以建設‘四個現代化’為契機，進入了歷史性的轉型期，直至今天”。[46](p64-65)
　　考察日本人的文革論，可概括為兩個特色。
　　第一，先入為主，感情色彩濃厚。許多有關文革的文章不是客觀的、講道理的，而是滲入作者個人的意識形態和感情。二戰后，許多日本人對侵華戰爭懷有贖罪感。此種情緒的存在，使許多日本人在新中國成立時，以一種好感來看待中國。尤其使日本人驚嘆的是，新中國不僅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趕走了外國勢力，還讓吃不飽、穿不暖的數億人民當家作主。再加當時訪華日人歸國后宣傳“中國沒有乞丐”、“沒有小偷”、“沒有蒼蠅”等，從而更加深了日本人對中國的好感。在這種情緒的支配下，不少日本人，尤其是傳媒和知識分子，往往對文革從積極的方面去理解和宣傳，以促進中日邦交正常化，《朝日新聞》之所以對文革進行偏向報道，情緒上和政治上的傾向，無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研究結論簡單化。日本的文革研究帶有很強的理論指向性，但在研究結論上，卻往往以單一的原因來解釋復雜的文革。遷康吾曾指出：“文革十年，動蕩的整個整態若用單一的因素——如毛澤東個人的首創，現代社會論的問題，或者當時領導人之間權力斗爭等，是無法理解和解釋的。”[47](p129)確實，文革的發生，包含著復雜的原因，思想上的、制度上的、權威上的、權力上的、文化上的，種種因素糾葛在一起，相互影響，也正因為如此，在日本人中會產生形形色色的文革論。在如此復雜的歷史事件面前，任何簡單的結論都是蒼白無力的。
　　日本對鄰國中國歷來就十分關注，中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日本各界始終都持有特殊的興趣。新聞界的報道、學術界的研究，在各種理解和詮釋中反映出日本人的文革觀。文革期間，日本媒體與知識分子之所以對文革始終未能作出正確的理解和詮釋，除了資訊的匱乏以外，最主要的原因還在于對中國缺乏了解。這一點無疑是一個深刻的教訓。但是，反觀日本人文革觀的同時，我們是否也該自問，對日本人的文革觀到底應予以何種評價。畢竟，對于跨國別的研究，我們也有諸多的欠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文革時期日本人的文革論或許能給我們一些啟示。
　　《史學月刊》開封78～86K4中國現代史張雅晶20012001中國文化大革命，日本各界始終都十分關注。《朝日新聞》社等大眾媒體的報道，知識分子的學術研究，由于觀點和立場的不同，所表現出來的日本人的文革觀也是復雜多樣的。有贊美支持，有批判否定，有理解的批判，也有指責中國理念變質。文化大革命/日本人/文革觀Cultural Revolution/Japanese/Perspective On Cultural RevolutionJapanese Perspective on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Period of Cultural RevolutionZHANG Ya-jing(Department of History,Nankai University,Tianjin,300071,China)Japanese newspapers and academic studies had always been mindful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Because of their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the Japanese perspective o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very complicated.Some of them praised and supporte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somecriticized and denied it,some criticized it with understanding,and some criticized that it signified the deterioration of Chinese ideas.張雅晶（1960年—），女，遼寧大連人，南開大學歷史系博士生，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中日關系史研究。南開大學 歷史系，天津 300071 作者：《史學月刊》開封78～86K4中國現代史張雅晶20012001中國文化大革命，日本各界始終都十分關注。《朝日新聞》社等大眾媒體的報道，知識分子的學術研究，由于觀點和立場的不同，所表現出來的日本人的文革觀也是復雜多樣的。有贊美支持，有批判否定，有理解的批判，也有指責中國理念變質。文化大革命/日本人/文革觀Cultural Revolution/Japanese/Perspective On Cultural Revolution

網載 2013-09-10 21:5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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