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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總況
　　中國應用語言學研究源遠流長，而獨立學科的形成很晚。從世界上說，19世紀末葉，J.N.博杜恩·德·庫爾德內提出了應用語言學這個概念，而獨立的應用語言學科形成的標志是1964年第一屆國際應用語言學大會在法國召開和國際應用語言學會成立。中國應用語言學科形成的標志是1984年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成立和1992年《語言文字應用》雜志創刊。
　　應用語言學分狹義、廣義兩種，中國一般取廣義的，包括語言應用的各個方面，范圍是開放的。但是包括的范圍和內部分類有幾種意見。現在比較通行的主要指四大塊：一是語言教學，二是語言學和現代科技的結合，三是廣義的社會語言學，四是語言計劃。
　　20世紀的中國應用語言學研究，在與語言本體研究和普通語言學研究的結合方面幾乎轉了一圈。20世紀之前，相當粗的說來，中國側重應用語言學研究，層次比較低，忽視語言本體研究和普通語言學研究。另外一個側面是結合漢語實際，忽視向外國的借鑒。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開始形成了一個彎度。重視了語言本體研究和普通語言學研究，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應用語言學研究；重視向外國借鑒，在結合漢語實際方面有些偏差。因為忽視了應用語言學研究，語言本體研究和普通語言學研究也受到限制。應用語言學研究受到冷落，但是幾千年來重視應用語言學研究的傳統還在發揮很大的作用，實際語言生活里有許多問題需要應用語言學研究解決。應用語言學研究又受到語言本體研究和普通語言學研究以積極成分為主的影響，有了或者孕育著進步。20世紀，可以說是這樣的歷史：應用語言學研究同語言本體研究、普通語言學研究苦苦地探求高層次的結合，在探求的道路上搖搖擺擺地前進。20世紀和21世紀之交正在出現的高層次的結合，是中國應用語言學研究進入新世紀的重要使命和重要標志。
　　　　　　二　分期和前幾個時期的概況
　　20世紀中國應用語言學研究分為四個時期。一是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1894—1912）。二是世紀初到解放前（1912—1949）。三是解放初到實行改革開放（1949—1978）。四是實行改革開放到20世紀和21世紀之交（1978以后）。第一個時期的情況這里暫不討論。
　　第二個時期，主要是圍繞白話文運動開展的。可以概括為三個運動。第一個是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動，是白話文要取得書面語的正統地位。取得成績的主要條件和經驗是：一、客觀上符合語言發展本身的規律。二、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三、有強有力的雜志《新青年》和強有力的主編陳獨秀。四、有創作實績。五、倡導者是一批有影響的學者。問題是：一、簡單化。二、不很重視理論建設。三、行文半文半白，過于歐化。第二個是30年代的大眾語運動。因為半文半白，過于歐化，不好懂，給了復古派反對白話文的可乘之機。此后，陳望道等提出大眾語。積極方面是：一、提出向人民群眾學習語言，提出語言要淺顯易懂，交際要看對象。二、開展建設普通話的討論，認識有了進步。關于口語和書面語關系的提法也有進步。三、有陳望道等一批語言學家唱主角。問題是：一、批評白話文過了頭。二、瞿秋白提出語言有階級性。第三個是五四時期和30年代的國語運動。1932年商務印書館印行《國音常用字匯》，標志著北京語音的音系作為普通話語音標準事實上基本確立。
　　第三個時期，主要是圍繞語文知識大普及開展的。語文知識大普及有這樣一些社會背景：一是40年代延安整風，解放區重視語文學習，全國解放是原來解放區的擴展，全國重視語文學習。二是全國逐漸轉入建設，語文是文化建設的重要部分。三是工作的需要，以及受蘇聯的影響，重視對干部的語文要求。四是新中國成立，在世界上要樹立自尊的形象，語文的健康發展關系到國家的形象。五是工農大眾文化上翻身，大量使用語文，迫切需要普及語文知識。《人民日報》1951年6月6日開始連載呂叔湘、朱德熙的《語法修辭講話》，并且發表社論《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斗爭！》。《語法修辭講話》和這篇社論有很大的功績，教育了一兩代人。問題是：一、不正確地說毛澤東、魯迅的語言“一字不易”。二、形成了規范化主要是“匡謬正俗”的片面化傾向。三、對不少語言現象判斷過嚴過早。四、不正確地提出“純潔語言”的口號。正面和負面的影響都是深遠的。1955年10月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現代漢語規范問題學術會議”標志著中國解放后的應用語言學研究進入了第一個黃金階段。推廣普通話確定了標準和工作方針，現代漢語規范化確定了規范的涵義、態度和主要任務。會議的文集和10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為促進文字改革、推廣普通話、實現漢語規范化而努力》是珍貴的研究成果。語文教學進行了重要的改革試驗，漢語、文學分科教學1955年經過試教，1956年在全國全面推開。進入60年代之后， 這方面的調查研究和試驗很難開展，1966年進入了長達十年的停頓和遭受破壞的階段。
　　　　　　三　第四個時期的概況
　　初期是恢復階段，1986年1 月的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之后進入了再發展階段。初期的主要成果是關于語言美的討論和研究，語言學界幾乎是總動員，北京語言學會編的《禮貌和禮貌語言》（北京出版社1982）和陳章太、　于根元的《語言美和精神文明建設》（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是突出的成果。1986年的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是中國制訂語言規劃的重要典范，標志著中國語言文字工作進入了新時期。會議討論了新時期語言文字工作的方針和當前的主要任務，解決了歷史上一些爭論不休的問題，把現代漢語規范化和推廣普通話列為第一項任務，不再重申漢字拼音化方向，不把簡化漢字單獨列為一項任務。提出了普通話水平測試分三級的要求。理論上強調了語言的科學性和社會性，提出語文工作要“順乎自然，因勢利導，做促進工作”。
　　此后，推廣普通話研究，1993年決定以必修課的形式在全國的師范院校開設“教師口語”課程，語文出版社等出版了多種有關教材。80年代后期開始，陸續推出了普通話水平測試研究的成果。語言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陳章太、李行健主編的《普通話基礎方言基本詞匯集》，是普通話詞匯調查研究的重要成果。詹伯慧、于根元在推廣普通話的理論研究方面有一系列的重要成果。姚佑椿、汪慧君、易洪川等分別對上海、合肥、武漢等地的地方普通話進行了調查研究。
　　現代漢語規范研究，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寫的《現代漢語詞典》1978年由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1996年出版了修訂本。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廣大學者對現代漢語規范的一系列帶根本性的問題進行了冷靜的思考和多次深入的討論，呂叔湘、陳建民、邢福義、于根元、王希杰、戴昭銘、鄭遠漢、龔千炎、周洪波、儲澤祥、施春宏、莊瑩、郭龍生、李建國、季恒銓、王鐵昆等陸續提出了許多重要的見解。這些見解主要發表在《中國語文》《語言文字應用》《語文建設》《學語文》《語言教學與研究》《語言研究》等雜志上。主要有：一、交際值是衡量規范的原則。二、規范就是服務。三、發現和推薦新的好的語言現象更重要。四、語言中有大量的中介狀態。五、不同風格的語言有不同的規范要求。六、區分學習語言的過渡狀態和語病。七、對待規范的態度剛柔相濟。八、從語義、結構、色彩、節律、語用等多角度地分析規范。九、色彩是個動態的系統。十、語言變化具有慣性。十一、規范具有層次性。十二、語言始終處在潛與顯的過程中。十三、預測觀是重要的規范觀。十四、語言表達具有功力、思維、情趣三要素。十五、從規范評議失誤中研究規范。
　　語文教育研究，總的成果是加強素質教育和語言應用的教育基本上成為共識。莊文中有一系列的研究。語言能力的研究是目前的熱點和重點，北京市教育局組織了課題組，劉大為、巢宗祺發表了《兩種能力的課程分化——關于“現代漢語”教學改革的思考》（《語言文字應用》1995年第2期）， 王培光出版了《語言能力與中文教學》（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王建華的《語用學在語文教學中的運用》（杭州大學出版社1993）是探索中學語文教學理論的重要成果。呂必松的《對外漢語教學發展概要》（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0）是介紹和論述中國對外漢語教學的權威之作。盛炎的《語言教學原理》（重慶出版社1990）是中國對外漢語教學理論方面較為全面、系統的力作。李宇明的《兒童語言的發展》（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是兒童語言研究的重要成果。
　　這個時期還出現了一些新的學科和研究領域。
　　計算語言學研究引起重視，特別是中文信息處理的詞匯問題開始了集中的研究，馮志偉、陸汝占、黃昌寧等在這方面有較多的成果。吳宗濟、曹劍芬等在語音實驗方面有較多的成果。
　　社會語言學研究贏得了顯著的地位。陳原、王宗炎、陳章太、陳建民、戴慶廈、蔡富有、陳松岑、蘇金智等在總論等方面有顯著的成果。陳建民等在口語研究方面，陳建民、曹志耘、申小龍、邢福義、戴昭銘等在文化語言學研究方面，陳恩泉、徐思益、李如龍、高莉琴等在雙語雙方言研究方面，李明潔在稱謂研究方面，張清常在北京街巷名稱研究方面，周國光等在體態語方面有顯著的成果。
　　文學作品語言和語言風格研究，程祥徽、黎運漢、鄭遠漢、張德明、于根元、劉一玲、李熙宗、王建華等有重要的成果。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程祥徽、黎運漢主編的《語言風格論集》，收錄的幾乎都是中國這方面頂尖學者的論文，比較集中地反映了漢語現代風格學研究的許多重要方面的重要成果。
　　新詞新語研究成為熱點。從呼吁、寫札記、編詞典，到進行理論探索，有了迅速的發展，而且成為探討規范觀、語言觀更新的排頭兵。沈孟瓔、閔家驥、韓敬體、王鐵昆、陳光磊、王希杰等作出了貢獻。于根元、劉一玲、周洪波長期進行多年本詞典、編年本詞典編寫和理論研究，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已經成為中國新詞新語整理和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田小琳多次提出“社區詞”的概念，并且進行了初步的研究，對整個詞匯研究會有重要的影響。
　　曹志耘的《廣告語言藝術》（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廣告語言研究”課題組的系列成果，張頌主編的《中國播音學》（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0），林興仁的《廣播的語言藝術》（語文出版社1994），吳為章的《廣播電視話語研究選集》（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7 ）， 姚喜雙的《播音學概論》（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8），吳郁的《節目主持藝術談》（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7），邱大任的《語言識別》（群眾出版社1985），王潔主編的《法律語言學教程》（法律出版社1997），張紅英的《公安語言探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7），李元授的《新聞信息概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是各自研究方面的主要著作。
　　1997年12月又一次召開了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會議總結了12年來的工作和主要經驗，部署了跨世紀的工作任務，提出語言文字不搞“純而又純”，語言生活要主體化和多樣化相結合，語言文字工作重在建設，語言文字工作特別要重視政策，這些都是對應用語言學研究的重要貢獻。
　　這個時期，應用語言學理論方面有了重要的突破。過去比較長的時期有兩個很有影響的說法，一個是應用語言學是語言學理論的應用，本身是沒有理論的；與此相關的一個是中國本身是沒有語言學理論的，都是從外國來的。這個時期提出應用語言學是“研究語言和語言學同應用各部分結合部、接觸面包括結合、接觸的動態變化的規律性、普遍性、特殊性的學科”，應用語言學也總結規律，也有理論、原則、方法。這個認識調整了語言學內部的分類：語言學里分語言本體研究、應用語言學，兩者都有理論，總的是語言學理論，屬于前者的基礎部分是普通語言學，屬于后者的是應用語言學理論，其中又分應用語言學基礎理論和應用語言學技術理論等。過去的普通語言學里包含了一部分應用語言學理論，需要分出來，但是兩者還是需要有交叉的部分。還提出應用語言學的理論來源是多方面的，主要來自語言生活實際。中國的部分學者嘗試梳理了中國在應用語言學理論方面的貢獻，編寫了《應用語言學理論綱要》。在這個過程中，中國部分學者開展了語言觀的討論，主要是《語言文字應用》1994—1996年的討論和部分學者的“語言哲學對話”。
　　這個時期在建立研究機構、創辦研究雜志、設置課題、培養隊伍等方面，都有一些實踐和研究。1995年12月籌建了中國應用語言學會。
　　　　　　四　主要的經驗教訓及展望
　　中國20世紀應用語言學研究的主要經驗是語言工作和研究為了國家的富強，所以跟政治、經濟、文化結合在一起。語言工作者和研究者有很強的責任感。主要教訓是這方面的分寸沒有掌握好，對語言內部的特點認識不夠，簡單化，語言工作和研究往往一定程度地淹沒在政治等里面，有時候又單打一。因為簡單化，急于求成，對隊伍建設、實際調查和理論研究總是認識不夠和投入不夠。
　　中國應用語言學研究，當前特別要重視理論研究。這方面同外國的差距，主要不在理論的高度，而在于細化、專題化、大量應用、便于操作。中國目前的不足是理論的創新、開拓同細化、專題化等的交接方面。這些工作需要一大批人來做，要有計劃地培養一支高水平的應用語言學的理論隊伍。而隊伍建設需要花時間，需要適度超前，又不容易很快產生獨立的效應，容易被忽視。中國應用語言學研究徘徊不前和空前大發展的兩種前途都是存在的。關鍵是看隊伍建設和應用語言理論建設是否真正發展了。
語言教學與研究京116～123H1語言文字學于根元19991999于根元　100010　國家語委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 作者：語言教學與研究京116～123H1語言文字學于根元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1:5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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