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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戰后國際形勢發生極大變化，一方面大國關系保持總體緩和，另一方面地區熱點問題變得更為復雜，而美國在打擊恐怖主義的旗幟下謀求推行“單極”世界戰略，世界戰略的重點和熱點地區從歐洲向亞洲轉移。這種形勢迫切要求我們認清當前國際關系的特點，制定中國的外交戰略，回答三個有關國際關系理論問題：一是外交決策理論；二是國際秩序的理論；三是中國的外交戰略理論。
    　　一、關于外交決策理論
    任何國家面臨復雜的、不斷變化的國際形勢都必須制定本國的對外戰略，或稱外交戰略。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制定外交戰略“是個既涉及內部政治影響和個人行為特質、又涉及外部世態和威脅壓力的過程。”[1]從國家內部講，外交戰略涉及到國家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地理環境、國家的實力和發展目標。從國家的外部講，都必須認真面對外部的國際環境，即“國際關系格局、時代特征與基本矛盾的變化、國際組織與國際法的發展變化。當今，特別是要重視冷戰后大國力量對比及其內外政策的變化。”[2]除了國家的發展目標，外交決策必須解決對國際格局、國際社會的基本矛盾、周邊環境的清醒判斷和對本國國際定位與國家利益的界定。
    1.冷戰后的國際關系格局是“單極世界”，還是多極世界？這一問題爭論極多。伊拉克戰爭后，認為是“單極世界”的看法在中國學者中也有發展。他們的論據是美國的軍力水平和軍費開支，國際社會對美國的單邊主義沒有能力進行有效的制衡。這種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們在看重硬實力，而忽視軟實力，忽視國際游戲規則的作用，也忽略了世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國相互依存度增強所帶來的變化。美國2003年的軍費開支大大超過4013億美元。是2003年世界軍費開支9560億美元的47%[3]，相當于世界其他所有國家軍費開支的總合，這是事實。但恰恰是美國最不感到安全。美國建立國家導彈防御體系，它針對是有核國家，特別是擁有遠程戰略核武器的國家和準備發展核武器的所謂流氓國家。但美國在冷戰后首當其沖，受到的是國際恐怖主義的挑戰。基地組織用5美元的軍用小刀就劫持飛機，在美國本土制造恐怖襲擊，其作用不亞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珍珠港美國艦隊的襲擊。美國的國家安全是防不勝防，因為美國在全球的利益太多，手伸得太長，對別國內部事務干涉太多。美國既想當世界警察，又想當世界的法官，又謀求美國自己的利益。但世界所出現的全球性問題，不是單單靠美國一個國家、單單靠武力就能解決的。動輒使用武力受到國際社會的抵制，說明國際關系準則仍在起作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美國的單邊主義政策不僅在尋求盟國支持上遇到障礙，就是美國國內人民的支持也成了問題，遇到反戰力量的反對。
    從國際法的意義上，我們承認并倡導大小國家在國家主權問題上一律平等，對國際事務每一個國家都有參與權，但是在現實國際關系中，我們也必須承認大國關系在國際事務中起主導作用的客觀現實。當今的全球問題需要國際社會的廣泛參加與合作，美國自己不能包打天下。在打擊恐怖主義問題上，美國需要其他國家的支持。不能低估歐盟、中國、俄羅斯、日本等力量中心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由諸多的大國關系和次地區大國關系以及各國的力量對比的變化決定，冷戰后“一超多強”的多極化態勢不會在短時間內改變，而是向多極化的趨勢深入發展。
    2.對國際社會基本矛盾的估計。應該說，和平與發展仍是世界兩大主題，大國關系總體緩和的局勢沒有改變，冷戰后的局部熱點問題雖然引發了大國之間的戰略矛盾，但是對抗與對話同時并存，世界大戰發生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和平與發展的內容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和平問題不再是東西方關系問題，而是南北關系問題。發展問題仍然是南北關系問題。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不僅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差距在拉大，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差距也在拉大。世異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使得非傳統安全問題提升，但是傳統安全問題依然是發展中國家最主要的外部威脅。發展中國家國內安全與外部安全相互轉化的可能性增大。發展中國家的國內政治問題、民族問題、宗教問題所引發的內部動蕩受到外部干預的可能性增大。
    世界總體和平得以保持是由于90年代中期大國之間形成不針對第三國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但90年代中后期以后美國以經濟力量和軍事實力為后盾，全面推進“單極世界”戰略，相繼發動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三場戰爭，使世界進入21世紀時出現了與聯合國世紀大會宣言所期望的完全不同的變化：一是單邊主義與多邊主義的矛盾在發展。二是美國同阿拉伯國家、伊斯蘭國家的矛盾也在加劇。世界輿論普遍認為，美國的單邊主義構成對世界穩定的威脅。美國領導的“反恐戰爭”正在從美國與美國宣布的流氓國家、邪惡軸心國家的軍事較量，轉變為反對美國霸權主義的斗爭和反對恐怖主義斗爭交織在一起的戰爭。由于沒有聯合國安理會的授權，以及沒有發現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的理由——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證據，美國以“9·11”為契機發動的“反恐戰爭”的道義支持正在失去，正在走向政治被動。美國自詡的“解放者”身份正在變為侵略者、占領者，遭到伊拉克各派抵抗勢力的反抗。加上美國在中東問題上一貫偏袒以色列，加大了美國同阿拉伯世界、伊斯蘭國家的矛盾，導致美國的“中東路線圖計劃”和“大中東民主計劃”均受挫。美國的單邊主義政策加劇世界的不穩定，美國及西方國家間特別關系的安全系數不是在增大，而是在減少。恐怖主義活動范圍在擴大化，行為方式分散化。
    3.關于中國的周邊環境。亞太地區是21世紀世界經濟發展新的增長地區，為中國發展帶來機遇，也帶來挑戰。亞洲經濟區域化發展與經濟競爭并存，政治合作的積極因素與熱點危機同時并存。在經濟領域，亞洲的區域化發展進程加快，以10+3和10+1模式的經濟自由區正走向機制化，東亞共同體的概念已經出臺，中國與日本相繼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中、美、俄、日、東盟成為亞洲經濟合作的五大力量。但從政治上看，亞洲原來老的熱點問題，如以巴沖突問題、朝核問題、印巴克什米爾爭端問題、阿富汗政治問題還沒有最終解決。臺海潛在危機、釣魚島爭端問題、南沙群島島礁爭端再次引起世界的廣泛關注。中國周邊國家有核國家或接近核門檻的國家增多。中國的以鄰為善、以鄰為伴和“睦鄰、安鄰、富鄰”政策有安定周邊國家的作用。但不能不看到，日本借美國的全球戰略，欲實現國家“正常化”。東盟一些國家對我南沙群島的島礁提出主權要求，并試圖利用美國平衡中國。美國借“對臺灣關系法”，協防臺灣，維持“不獨、不統、不戰、不和”的政策沒有改變。中國的周邊形勢由于領土爭端和“臺海問題”上的美國因素及潛在的日本因素，正變得復雜化。在軍事上，美國調整在全球的軍事部署，將戰略防御的重點移向亞洲，使世界的戰略中心正在發生轉移。美國不僅增派航空母艦，協助韓國，威懾朝鮮，而且將指揮中心移至關島，重申美日同盟和協助日本防御的范圍，既有應對未來危機的戰略考慮，也有牽制中國最終實現國家統一的意圖。以上這些都與中國的政治利益、經濟利益和安全利益密切相關。因此對中國周邊形勢的復雜化不能掉以輕心。
    在亞太地區中，中國重視對美關系，與美國保持高層對話與合作對亞太地區穩定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改變與日本政冷經熱的局面，對我安全環境也至關重要。俄羅斯仍是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可以借重的戰略合作伙伴。中國與俄羅斯具有廣泛的戰略利益。歐洲政治版圖的變化使俄羅斯的地緣政治地位改變。北約第二輪東擴后已經將常規武器及兵力部署在波羅的海三國，直接威脅俄羅斯的戰略空間。俄羅斯軍事戰略在調整，與美國的戰略對抗趨勢加強。俄羅斯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后舉行最大規模的聯合軍事演習，亮出戰略核武器的殺手锏，也提出先發制人的軍事戰略，將俄羅斯的周邊態勢和盟國宣布為自己的安全區，并在外交上針對美國提出的老歐洲、新歐洲的戰略，積極尋求歐洲主要大國法、德同俄羅斯的廣泛合作，分化老歐洲同美國的關系。中國、俄羅斯都在深化同歐盟的合作，顯見俄羅斯與中國的戰略利益增大。中國與俄羅斯在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內的合作和雙邊層面的合作都有深化的基礎和空間。
    4.關于中國的國際定位。對中國的國際定位有各種提法，“中國是堅持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的發展中大國”、中國是具有全球影響的發展中大國。上述提法盡管強調的特征都是事實，但以上提法都有不妥之處。堅持社會主義發展方向，這是我們必須堅持的政治方向。但在我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社會主義處于弱勢、國際共產主義處于低潮的階段，在國家的對外戰略中強調社會主義的國家特點，是否具有“抗旗”的意味？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中的最大國家。實際上，發展中國家在冷戰后就希望中國當發展中國家的頭。但按照鄧小平所說：“我們千萬不要當頭。這是一個基本國策。這個頭我們當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夠。當了絕無好處，許多主動都失掉了。中國永遠站在第三世界一邊，中國永遠不稱霸，中國也永遠不當頭”[4]。定位為具有全球性影響的發展中大國，雖然有別于世界大國的定位，但也具有挑戰色彩。全球性大國具有主客觀條件。客觀條件是超級軍事實力，在全球各地有軍事基地和戰略利益；主觀條件，就是本身想當領導，充當世界憲兵和法官，制訂有全球戰略。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在《大棋局》一書中提出判斷世界大國的標準是：經濟發達、軍事強大、科技雄厚和文化富有吸引力。俄羅斯在戰略核武器的數量和質量上，仍可與美國匹敵，在獨聯體國家有自己的軍事基地，尚且定位為歐亞地區國家，而不是全球性大國。中國雖然在世界的利益增多，但上述主客觀條件都不具備。我們應該吸取蘇聯當社會主義國家陣營盟主與美國爭奪霸權的歷史教訓。
    從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的影響看，中國國際地位應是亞太地區的發展中國家，這是從地理、地緣政治和經濟發展的現狀與發展水平的實際情況出發的，是包括周邊國家在內的世界各國都接受的。我們的影響力一是在聯合國安理會的表決權，二是在亞太地區的實際影響力。中國經過26年的改革開放的發展道路，國家實力增強，國民生產總值突破11.67萬億元人民幣，按現行匯率計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突破1000美元。對外貿易額達到8512億美元，成為繼美國、日本、德國之后的第四大世界貿易大國。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日益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對世界經濟的貢獻越來越大。中國已經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軍事實力和政治影響力，對中國在未來20年實現人均4000美元的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充滿信心。但同時也要看到，中國改革的任務還很艱巨，中國在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的轉型期任重而道遠，還面臨國內和國外的不確定因素的挑戰。況且，中國還是一個沒有最后實現國家統一的大國，臺灣問題是我們外交中的軟肋，不排除有些國家利用臺灣問題同中國討價還價。臺灣問題不解決，中國的外交受制于人的情況就不會改觀，中國的政治態勢和軍事態勢都不會有較大的改變。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是按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計算仍然排在后面的最大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的國家實力有一個辯證準確的估計，才能保持戰略上的清醒頭腦，腳踏實地爭取在本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
    5.關于中國的國家利益定位。對國家利益可以從不同角度劃分。從利益的基本要素劃分，可以分為國家的安全利益、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從時空劃分，可分為長遠利益、中長期利益和眼前利益；從重要性上劃分，可分為根本利益和次要利益，全局利益與局部利益。從策略上劃分，可分為不能妥協的利益和可以暫時犧牲、妥協的利益；從空間劃分，可分為國內利益和國外利益。國內利益又分為中央與地方利益、階層和群體利益。外部利益可分為周邊地區利益和全球利益。
    國家的政治利益包括國家的政治穩定與發展、執政黨的地位穩定和國家、社會的安全，集中表現為國家謀求社會制度鞏固、社會穩定、人權保障、完善和發展有利于本階級統治的制度建設，加強有利于本階級的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國家安全是國家政治利益的核心，是國家生存與發展的基本保證。它包括維護國家的主權的獨立、領土的完整、人民的生存和不受外來勢力的侵略與控制，也包括防止國家領土的分裂。鄧小平說：“國家的主權、國家的安全始終放在第一位。”[4]國家的經濟利益表現為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科技進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會繁榮。即要求一個國家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獨立自主權，也包括平等互利地與其他國家進行金融、貿易和能源等的經濟往來。國家的民族利益體現為各民族的總體利益，即總體的國家利益。中華民族利益就是指中國的總體利益、中國人民的利益。各民族的具體利益主要是各民族政治平等和對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支持和優惠。階層和群體利益指國家統治階級的利益和其他階級和階層的利益。在國家內部，國家利益首先是統治階級的利益。一般來講，國家的統治階級總是將本階級作為國家利益的代表。在經濟改革和社會轉軌過程中，各國的階級和階層都在發生分化，出現新的利益集團和階層，需要給予高度重視。
    在不同時期，國家的利益輕重緩急可以有不同的安排。但國家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在任何時期都應該給予高度重視，是不能妥協和犧牲的。在國際形勢相對緩和、國家安全沒有十分嚴重威脅的情況下，國家將經濟發展放在第一位，是完全必要的。在和平時期，這種利益爭端的處理，主要表現為國內政策的評估與調整和國家間合作與競爭。但在有外敵入侵或本國的主權受到威脅時，安全利益與政治利益則是壓倒一切的，要采用一切手段維護自己的根本利益。
    國家決策既要考慮眼前利益，又要著眼于中長期利益，甚至為了長遠的利益可以暫時犧牲眼前的利益。地方、局部為了國家根本利益和全局利益，應該服從國家的全局利益。但國家的領土完整與安全是根本的核心利益，它既表現于國家的對外方面，也表現在國家的對內統一問題上。從原則上講，都是不能妥協的。對國內政治問題的處理，從冷戰后歷史進程中，我們看到了兩種政治策略，一種是為了避免流血，在國家面臨分裂和動蕩面前，妥協退讓，帶來的是國家瓦解、社會動蕩、制度轉換；另一種則是為了避免國家分裂，動用武力，雖然付出代價，但維護了國家總體穩定。
    根據我國當前所面對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目標和最終實現國家統一的政治任務，我們將國家核心利益的重點仍是放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這個中心工作上。正如鄧小平所說，“專心致志地、聚精會神地搞四個現代化建設”[6]，除非發生大規模戰爭，否則這個中心不能放松。但由于“臺海問題”的特殊性，即近年來臺獨勢力抬頭，“去中國化”的趨勢在漸進式發展，特別是陳水扁玩弄兩面政策，在2004年再度當選之后，搞實質臺獨的冒險性增大，“臺海問題”的主動權不完全掌握在大陸一邊，因此必須做好應對“臺海事態”突發的應變準備。臺灣問題涉及中國最終實現統一和維護國家主權的根本利益，是中國的核心利益。處理好臺灣問題可以增進中華民族的凝聚力。處理不好，則關系到中國的社會穩定和執政黨的地位。
    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日益融入國際社會以后，對外貿易對國民經濟提升具有更為緊密關系，中國的外部利益與關注點也在提升。不僅周邊態勢、地區局勢和全球形勢與中國的發展環境有關，世界戰略能源地區和戰略能源通道，也與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經濟合作有關。能源的需求隨著中國汽車工業發展而急劇增長，對外依存度大于國內供給和需求，使國家的外部利益在提升。因此不僅政治外交涉及中國的外部利益，經濟領域的商品出口、原料進口、吸引外資、引進技術、國際旅游、工程承包、勞務出口、境外投資和技術出口也都關系到國家的外部利益。
    在經濟全球化發展的今天，世界各國在和平、安全、發展等重大問題上的相互依存性增加。各國既面臨戰爭與和平的傳統安全問題，也面臨諸如環保、防止大規模武器擴散、打擊國際恐怖主義、治理全球性疾病這樣的非傳統安全問題。在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問題上，都有人類普遍的共同利益，但各國也都有各自的特殊利益與政策。在制定中國外交政策時必須考慮普遍共同利益與國家利益的平衡。
    　　二、關于國際秩序理論
    建立什么樣的國際秩序，一直是冷戰后國際社會的斗爭焦點和現實問題，也是冷戰后國際關系亟待解決的重大理論問題，其核心就是國際秩序的內涵。首先，要弄清國際關系格局與國際秩序的關系，兩者是一回事，還是有區別？區別是什么？第二，我們倡導的國際秩序是強調建立在實力基礎上的大國力量對比格局，還是也應包括國際游戲規則，強調國際法原則的規范作用？第三，我們在承認實力對國際關系發展變化發揮重要作用的同時，是只重視國家的硬實力，還是也要考慮國家的軟實力對國際關系的影響？第四，我們在觀察現實的國際秩序或國際關系格局時，是只重視國家的作用，還是承認其他國際關系角色、特別是最大的國際政治組織聯合國的作用？第五，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形成的現實的國際秩序，是承認現有的國際秩序有其合理性，總體在制度上加以維護，只是改變其不合理的規則，還是從根本上進行革命性的改造？這些問題都是需要在理論上加以闡述和準確的界定。
    1.一般理解國際關系格局，或者稱國際政治格局“指的是活躍于世界舞臺的主要角色間相互作用和組合形成的一種結構”[7]。國際秩序是由國際法規范的各國相互作用的規則。亨廷頓認為：“在冷戰期間，任何秩序都是超級大國支配兩大陣營和影響第三世界的產物。在正在形成的世界中，全球性大國已經過時，全球共同體只不過是一個遙遠的夢想。……在今天更為復雜和異質的世界中，秩序的組成部分存在文明內部和文明之間。”[8]他所闡釋的世界秩序否認了全球政府的模式，承認現實的世界是多種文明的世界，世界秩序的組成在于文明內部和文明之間的相互作用。拋開他的關于文明沖突的結論，他承認世界文明的多樣性是客觀的。無論是國際關系格局，還是國際秩序都必須在多種文明的相互作用中產生。應該說，國際關系格局與國際秩序既有共性又有區別。其共性是：無論國際關系格局，還是國際秩序，都有現實的力量對比關系，但也都包括各國認可的國際游戲規則，也就是國際關系準則和國際法原則。這恰恰是二者容易混淆的地方。二者區別在于：國際關系格局更強調力量對比的外在形態色彩，而國際秩序更強調運行規則與制度建設，更體現不同國家追求的理想國際社會的運行規則。但無論是國際關系格局，還是國際秩序形成，最終都是各種力量相互作用的合力結果。
    2.關于第二個問題，筆者認為，力量對比關系與游戲規則都是國際秩序不可缺少的。中國倡導的冷戰后國際秩序，既包括力量對比關系，也包括建立在國際法原則基礎上的國際關系行為規則。但在國際制度建設過程中，中國通過參加簽訂多邊或雙邊文件，更強調國際社會公認的國際法基本原則、聯合國憲章原則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比如1997年中俄發表《關于推動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秩序的聯合聲明》、2001年7月中俄締結《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中都闡述了當今國際社會公認的國際法的原則，如雙方相互承諾：根據公認的國際法原則和準則、根據互相尊重主權與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原則，長期全面地發展兩國睦鄰、友好、合作和平等信任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在相互關系中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也不相互采取經濟及其他施壓手段，彼此之間的分歧將以聯合國憲章的規定和其他公認的國際法原則和準則，以和平方式解決等。這些原則不僅規定了兩國未來關系的發展框架，也樹立大國關系之間的規范，對21世紀國際關系做出了重大的貢獻，體現了中國追求正義、平等、公正和大小國家的普遍參與國際事務，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的外交特點。
    3.關于硬實力與軟實力的關系問題。我們既重視硬實力作用，也重視軟實力的作用。對硬實力和軟實力的內涵也有各種不同的標準。總體講，硬實力包括經濟總量、工業總量、科技水平、軍事力量、國土面積、人口多少等。軟實力包括文化影響力、國家凝聚力、黨和國家領導決策力和決策水平、民族的向心力等。從國際秩序的角度，硬實力是指大國力量對比，軟實力則指人心向背和國際道義支持。中國三代領導人都既重視發展硬實力，也重視發揮自己的軟實力。毛澤東在50-60年代中國經濟還比較困難的時期就決策發展中國的核武器，是看到在現實國際斗爭中，落后就要挨打的事實，沒有原子彈，我們就要被欺負，在國際舞臺就沒有發言權。鄧小平提出“發展是硬道理”，著眼點也是要發展中國的經濟力量、科技水平和軍事實力。可見國家的實力，首先是硬實力。沒有與國家地位、發展目標相適應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做后盾，我們的政治影響力會縮水，在國際社會所提出的主張就不會起作用，或者大打折扣。中國在硬實力與軟實力建設上都有一定的基礎，也都有加強建設的空間。在國家的實力評估方面，我們必須堅持兩點論，重視硬實力建設，既要看到我們現有的經濟實力基礎與地位，不妄自菲薄，也不盲目樂觀。在霸權主義沒有退出國際政治舞臺的情況下，重視軟實力的作用，弘揚國際關系準則，可以起到增強中國負責任大國形象和團結世界多數國家的作用。
    4.構筑國際秩序的主要角色。在國際秩序的構筑中，既要看到國家仍然是最活躍的角色，最基本的國際關系行為體，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政府間國際組織，非政府間國際組織、跨國公司以及個人的作用。新自由主義認為，“在新的世界秩序中，雖然國家仍是關鍵的行為者，但非國家行為者可望在推動跨國活動、制定國際規范和影響政府行動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9]對國際關系中的角色評估，我們既要看到非政府間國際組織、跨國公司、國際恐怖主義組織等對國際關系的影響，遠比人們通常認為的要大；也要看到歐盟擴大、亞歐首腦會議對話、聯合國及其下屬機構對全球一體化所發揮的前所未有的作用。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為例，雖然既不具有國際法意義的主權屬性，也不具有領土屬性，卻是國際舞臺上意義重大的行為者，它的成員在擴大，活動范圍已從1999年科索沃戰爭后就突破了北約章程的規定。盡管我們肯定國際關系行為體或角色增多的這種變化，但是我們在總體估計上，國家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特別是大國關系所起的作用，仍是第一位的，這種估計不容動搖。
    5.對現存國際秩序的評估問題。我們從50年代就“主張在國際上建立一種制度，那就是各國和平共處，互相監督，國際間一切爭端通過和平協商解決而不用武力。”[10]這種主張符合國際法的基本原則，當時具有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新殖民主義的革命色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得到國際社會的公認，影響日益擴大，對國際社會的游戲規則變化起到積極作用，國際法原則在聯合國已經獲得通過。但總體看，西方國家主導國際秩序的態勢沒有改變，特別是在世界貿易組織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依然是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起主導作用。冷戰后的現實說明，強權政治由于得不到有效制衡更加為所欲為，恰恰是美國要改變現存的國際秩序，提出“人權高于主權”和“先發制人”的戰略，挑戰國家主權原則、主權平等原則、不干涉內政的原則和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原則，甚至公開提出將聯合國邊緣化，根本拋棄現存的國際秩序，徹底否定現存的國際秩序，建立美國領導的“單極世界”，因此是不得人心的，遭到包括美國盟國法、德在內的世界多數國家的反對。世界絕大多數國家要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安全機制。因此可以說，現在提出國際關系民主化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實際是改良的主張，而不是根本變革現有的國際秩序。
    　　三、關于中國的對外戰略理論
    中國外交戰略就是要為黨的十六大政治報告提出的中國發展目標，規劃制定創造良好的外部國際環境和周邊環境的政策綱領。目前對“中國和平崛起”理論眾說紛紜。“和平崛起”的理論本意在于強調和平，消除“中國威脅論”，強調中國是和平的力量，中國發展起來也不稱霸。但是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崛起與我們的解讀不同。他們認為，中國發展起來也會對別國構成威脅。是提“和平崛起”，還是提“和平發展安全合作”？筆者認為，為減少不必要的外部猜測和解讀，體現中國對外戰略的一致性，還是提“和平發展安全合作”外交戰略為宜。
    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針是我國外交一貫的基本方針。中國的外交戰略目標是推動地區和平與世界形勢的緩和，維護國家的主權與領土完整，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與中國公民及法人在國外的合法權益，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自己的重要建設性作用。中國外交的根本出發點包括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和推動世界和平的兩個方面。中國外交推動世界多極化、倡導國際關系民主化、爭取建設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倡導不同文明和發展模式多樣化，擴大與各國在平等互利基礎上的國際交流與合作，是中國發揮發展中大國的作用、促進全球治理中的制度建設的體現；中國倡導維護聯合國的權威，積極參與多邊外交活動，致力于用斡旋、調停方式解決熱點問題，實際參與維和行動，是中國廣泛參與國際事務、發揮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與作用的體現；保護中國公民和法人在海外的人權和利益，是實現以人為本的執政觀念體現；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什么問題都可以談”，爭取最大可能實現臺灣問題和平解決，但要防止臺灣以所謂“修憲”或“公決”的方式分裂出去，則是維護國家的主權的體現。
    發展是目標。任何國家都謀求發展。但中國的發展，不謀求損害別國的安全與利益，只求平等的競爭與合作。這種發展既指國內的小康社會的發展目標，也指國家的統一大業。我不干涉別國內政，但堅決反對外國對中國的內部事務、國家統一大業的干涉。隨著中國政治發展、經濟發展和文化建設，中國國力地位提升，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可以更多發揮中國的政治影響力，更有所作為。外交要為經濟發展服務。將中國的市場開放、商品出口與資源保障、吸引外資等要納入外交的具體規劃。比如中哈石油管道的建設，中國與俄羅斯在能源領域的合作，對亞歐陸上絲綢之路的建設給予積極推動，已經獲得良好的反響。積極參與鋪設石油管道和鐵路建設，將中國的石油多元化發展戰略與發展國家政治關系結合起來，加大中國與世界主要國家和周邊國家的經濟相互依存，是中國未來發展的關鍵的對外戰略。
    安全是謀求創造有利于國家生存與發展的條件。安全環境包括政治環境，也包括經濟環境，既包括在傳統安全領域的參與，也包括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
    合作是中國外交主要行為方式。在外交為謀求實現國家安全環境、維護國家的主權與統一，維護國家與人民的利益，維護周邊和世界和平、推動國際形勢總體緩和最基本任務時，中國處理國家關系要以合作為主要行為范式。競爭促進發展，合作也促進發展，而且是共同發展。中國在國際合作中謀求雙贏，而不是“零和游戲”。中國倡導“求同存異”，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處理南海爭端，都體現了中國以合作求發展，維護周邊安全環境的決心。中國提出“以和為貴”的哲學思想，體現了中國外交的文化底蘊。“以和為貴”與維護國家利益與安全是辯證統一的。中國不會為了求得和平，就對一些國家不合理的、損害中國國家主權的要求以退讓求得解決。中國與世界主要大國舉行聯合軍事演習，與中亞國家在上海合作組織的框架內進行反對國際恐怖主義的聯合軍事演習，將會加大相互信息交流與信任，增強新安全模式的建設，提升亞太和中國周邊地區安全環境。
    總之，“和平發展安全合作”的外交戰略是從中國的國家利益出發，為推動世界和平與地區和平的選擇，是中國未來生存與發展的內需，是對當前國際形勢的冷靜判斷和中國實力的科學定位，也符合國際公認的國際關系準則與中國國內外交學院學報京22～29D6中國外交楊闖20052005本文主要論述外交決策理論的內涵、冷戰后亟待解決的國際秩序論和中國應該選擇和平發展安全合作的外交戰略。文章認為，外交決策理論應回答世界格局、世界主要矛盾、國家定位與國家核心利益等問題。冷戰后世界向多極化的發展趨勢沒有改變。冷戰后世界兩大主題沒有變，但和平與發展的內容發生改變，主要表現為南北關系問題。中國的周邊環境既有機遇，也有挑戰。中國的國家定位應為亞太地區發展中國家。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臺灣問題都屬中國的核心利益。當前應建設中國關于國際秩序的理論和中國外交戰略理論。中國的外交戰略宜提出“和平、安全、發展、合作”為好。國際關系/外交戰略/國際秩序本文曾得到吳心伯教授的悉心指正，在此致謝。滴石朱雅Josepn S.Nye楊闖，外交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　100037） 作者：外交學院學報京22～29D6中國外交楊闖20052005本文主要論述外交決策理論的內涵、冷戰后亟待解決的國際秩序論和中國應該選擇和平發展安全合作的外交戰略。文章認為，外交決策理論應回答世界格局、世界主要矛盾、國家定位與國家核心利益等問題。冷戰后世界向多極化的發展趨勢沒有改變。冷戰后世界兩大主題沒有變，但和平與發展的內容發生改變，主要表現為南北關系問題。中國的周邊環境既有機遇，也有挑戰。中國的國家定位應為亞太地區發展中國家。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臺灣問題都屬中國的核心利益。當前應建設中國關于國際秩序的理論和中國外交戰略理論。中國的外交戰略宜提出“和平、安全、發展、合作”為好。國際關系/外交戰略/國際秩序本文曾得到吳心伯教授的悉心指正，在此致謝。滴石

網載 2013-09-10 21:5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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