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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25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14X(2003)02-0018-05
　　　　一、關于思想史研究對象問題
　　思想史學科在中國不算是很新的學科，但無論就其內容和方法說，都不能說已經發展得很充分、很成熟。一方面是客觀環境不好，百余年來，內憂外患緊逼，不停的戰亂，不是從容發展學術的適當環境。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有很長一段時間，又因政治運動不斷，左傾教條主義得勢，學術發展亦受到影響。因此，就思想史學科而言，材料的發掘、整理，個案的研究、專題的研究都不夠充分。理論和方法的準備也都嫌不夠。所以，思想史學科不可能有大的發展，以至于至今思想史著作內容的主體范圍還不夠清楚，許多思想史著作寫進哲學史的內容，學科界限混淆。胡適先生是中國哲學史研究的開山人物，但他后來把自己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改名為《中國古代思想史》，顯然他自己已發覺，他的書還不能算是純粹的哲學史，但叫做思想史，其中又有太多的哲學史內容。另一個例子，侯外廬先生的《中國思想通史》，也是寫進了許多哲學史的內容。
　　一個學科它自己的正當的研究范圍還沒有界劃清楚，便很難說已經成熟。
　　于是便提出一個問題，思想史正當的研究范圍是什么？或者說，思想史研究的對象是什么？
　　這個問題，以往雖未公開提出討論，但大家似乎心照不宣的有一種共識，即思想史應當以歷史上的思想家們的思想為主要對象。但近來有學者提出不同的看法，認為思想史不應只研究精英的思想，應當充分注意普通民眾的思想觀念，即便不是以普通民眾的思想觀念為主體，至少亦應給予它與精英思想同等的重視。
　　我個人認為，思想史的對象仍應以思想家的思想為主體。我猜想，目前人們不滿意以思想家的思想為主體，大概主要是對以往思想史著作對思想家的思想的研究、處理和表述的方法不滿意。我本人對此也不滿意，歸納起來有幾點：
　　1.把被認作思想家的人物的思想，不加區分地一概寫進思想史，講其世界觀、認識論、人性論、政治觀點、教育思想、無神論等等。于是就造成了我們前面所說的研究范圍不清，與其他學科相混淆的情況。
　　2.把各家思想當作陳列品，各自獨立地放一塊地方，較少發掘各家思想的內在連續性。
　　3.沒有充分說明思想家的思想應對時代環境和人民生存狀態的緊密關系。
　　4.把思想家的思想大體上當作純粹上層社會書齋中的珍存，沒有追蹤思想家的哪些思想，通過種種社會活動、社會渠道滲透到平民中間，沉淀在人民的思想觀念中，甚至于通過平民的行為方式顯映出來。
　　如果主張思想史研究范圍應當擴大到以平民思想為主，或至少應與精英思想不分軒輊、平分秋色的那些朋友，如果是出于上述1、2兩點原因，那么我對他們的主張可以表示“同情的理解”。如果不是這樣，超出3、4兩點所說的情況，我就不能茍同了。
　　那么，作為思想史研究對象的思想家的思想，應當是什么樣的思想呢？對此我的想法是這樣的：
　　人的思想從根本上說，都是應對生存環境的挑戰而產生的。只是由于人類文明的不斷進步，人類活動的領域不斷擴大，逐漸產生了復雜紛繁的分科領域。大體說來，人類把自然界對象化，隨著認識的進步，逐漸產生了各種自然科學。人類把自己造成的社會對象化，隨著認識的進步，逐漸產生了各種人文、社會科學；人類把自己的思想和思維對象化，隨著認識的進步，逐漸產生了各種形態的哲學。這里應當注意，思想作為哲學的對象時，它是一種抽象物。按我所說的作為思想史研究對象的思想，是具體回應各種歷史時代出現的逼人的挑戰性的問題而提出的各種思考和主張。這一點微妙的區別，一般人不假深思，因而常常容易混淆。這在以往學術史上是常見的現象。但我想，以后會變得越來越容易區分。原因是哲學形態不斷發生變化。大致說來，越是古代，哲學越是包容廣泛；越是后來，哲學的范圍越縮小。因為人對自然、社會的認識，越是在古代，越是蒙昧、幼稚。所以，人們往往就依靠主觀的思維，去構建世界圖像和社會圖像。這些圖像作為思維的構造物，理所當然地都留在哲學的范圍內。越往后來，科學越發達，人們對世界和社會逐漸有了清楚的認識。于是，原來靠思維構建的圖像不斷被打破。相應的，由有關的科學取代了它們。鑒于這種情況，恩格斯說：“從以往哲學留下來的，只有形式邏輯和辯證法。”這兩者都是關于思維的。中國的思想家胡適有一種和恩格斯很相近的看法，他認為，過去的哲學只是幼稚的科學，將來的哲學，如果還存在的話，那只能是關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理論，這種哲學必須接受實證科學的制約，否則哲學家就只能是玄學鬼了。照胡適的意見，純粹哲學會隨著科學的發達而歸于消滅。
　　我想，胡適的看法，大多數專業哲學家都不會贊成。也許恩格斯的說法，人們不至于有嚴重的異議，即今后的哲學應當以人類的思維本身為對象。若如此，則思想史與哲學史的區別就比較明顯了。
　　就中國近代思想史來說，我認為，它應當緊緊抓住中國人應對內憂外患，為追求獨立、統一、民主和富強而提出的思想主張作為研究對象。它應當不同于政治思想史、經濟思想史、教育思想史、軍事思想史、學術思想史等等，而是把它們中直接涉及時代主題的最具普遍意義的思想提出來，作為思想史的內容。這就是我關于思想史研究對象的意見。
　　　　二、關于思想史研究方法問題
　　根據我對思想史研究對象的理解，對于研究方法，我有如下考慮：
　　1.思想史是具有很強的綜合性的學科，它與多種學科有密切的關聯性，例如政治思想史、經濟思想史、教育思想史、學術思想史等等。因此，這些學科的進步與發展會直接影響到思想史學科的進步與發展。所以，我認為，學者最好先作至少一兩種上述專門學科思想史的研究，以為思想史研究的準備功夫。
　　2.研究思想史時，最好亦應循由個案到整體，由微觀到宏觀，由專題到綜合的理路。先從具體的東西入手，總是好把握一些。研究具體的、個案的東西，當不避繁瑣，不怕深入，由繁而簡，深而后通。這同樣也是做思想史研究的準備功夫，而且是更重要的準備功夫。只有做好這步功夫，才會逐漸增加積累，逐漸增長見識，逐漸養成貫通的能力。我們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室成立十余年來，至今不急于著手寫作《中國近代思想史》，就是始終覺得準備的功夫仍嫌不夠。我和室內諸同仁還要再花幾年的功夫做準備，然后再嘗試作中國近代思想通史的研究和寫作。
　　3.做思想史的研究需要較高的理論思維能力。一切歷史學都包含兩個方面，一是陳述，二是解釋。就一般情況而言，學習歷史專業出身的青年學者，所受陳述史學的訓練要略好些，而解釋歷史的訓練略差些，有的可能差很多。其最基本的原因是長期以來教條主義影響太深太廣，使人們思想僵化。改革開放后，人們發現以往的歷史陳述，存在太多的簡單化，甚至掩蓋、歪曲史實的情況。因此許多學者用大力氣去重新發掘史實，搜集和整理史料，重新陳述歷史。這方面的工作極為必要，也很有成績。但因此造成我們相當大一部分很好的史學工作者來不及補理論訓練不足的課。盡管許多人愿意用馬克思主義指導自己的研究工作，但愿意做馬克思主義者是一回事，實際是否真的了解馬克思主義、運用馬克思主義則又是一回事。還有一部分學者因不滿于教條主義而對馬克思主義產生疏離感，去求助于西方各種史學理論和史學方法。但從他們的作品看來，他們對西方的史學理論和史學方法也是消化不良，真正有創獲的作品不多。
　　其實任何一種有價值的理論和方法，都不是很容易學到手的。斯大林的聯共黨史不可能造就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兩種闡述或介紹西方史學理論與方法的書，也不可能造就西方式的史學家。要想在解釋歷史方面作出成績，唯一的辦法是提高我們的理論思維能力。恩斯斯說，提高我們理論思維能力的最好辦法是學習哲學史。這當然不是說讀幾本哲學史教科書，而是要讀一系列第一流哲學家的哲學著作。對我們做思想史的人來說，必須選讀一些夠得上偉大思想家的代表作。我常對我的學生們說，如果你認真地讀了并且讀懂了《資本論》，那你的理論思維能力，你分析判斷事物的能力，駕馭史料的能力，必定會有明顯的提高。
　　4.研究任何學問最基本的方法只有一個，那就是實事求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2版的跋語中表述他的研究方法時說：“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他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充分占有的那些材料就是“實事”，“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就是“求是”。
　　我們司空見慣地看到許許多多想當馬克思主義者的朋友們總是說：“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指導我們的研究工作”。我一向不贊賞這種提法。你的立場、觀點都已確定，還有什么可研究的呢？恩格斯說“原則只是我們研究的結論，而不是我們研究的出發點”。可見前面所引的那個我很不贊賞的提法，確實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前面引述的馬克思的那句話后面，馬克思緊接著說：“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后，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的敘述出來。這一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觀念地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我們那些想當馬克思主義者，而實際不懂馬克思主義的朋友們，恰恰是把馬克思、恩格斯等經典作家的結論當作先驗的結構，找一些材料，搭配上去，然后就貼上“馬克思主義”的標簽，奏凱而歸了。這種現象在左傾教條主義盛行的年代是普遍流行的。
　　我們應當盡力引導青年學者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從事自己的研究工作。一些青年學者對馬克思主義的疏離感，實際上是對教條主義不滿，對競相標榜馬克思主義而實際不懂馬克思主義的作品不滿。與其責備青年學者不肯用力學習馬克思主義，不如嚴格清算教條主義，批評一切標簽主義的做法。換言之，在這個問題上，長輩們應當首先反省、自責，而不必過多苛責青年人。
　　其實，只要老老實實，努力做到實事求是，都可以在一兩個領域做出成績。在馬克思主義出現以前，出現過許多第一流的思想家和學者；在馬克思主義產生之后，也仍有一些不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人而成為第一流的思想家和學者。我絲毫無意主張不要青年們學習馬克思主義，而是想說，做學問最關鍵的是要做老實人。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也強調過這個意思。他說馬克思、恩格斯等都是真正的老實人。我總以為，勉強造成一些假冒偽劣的所謂“馬克思主義者”，還不如出幾個對某些非馬克思主義的大師們的理論、方法確有領會，確能運用，因而能夠做出有不同特色的研究成果的人。
　　5.在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和科學方法的基本前提下，對其他學科所應用的一些方法，對國內外其他學者用以做出優秀成績的方法，我們都可以適當參考、借鑒。但是，第一，要參考借鑒的不是別人概述出來的方法，而是從精研成功的學者的代表作的過程中所領悟的方法。換言之，不是搬用別人的教條和公式，而是領悟導致成功的具體的科學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第二，在成功的研究成果中，不可能是各種方法論的大雜燴，總是有一種最適合的方法為主導，再適當借鑒與參考其他的方法。那種標榜自己的研究成果是各種方法的總匯的人，首先就會給人一個并非老實人的印象。一個不老實的人，是不可能做出真正好的東西來的。
　　6.我不止一次地聽到一些長于陳述史實的朋友說過，他們異常注重史料，而搞思想史的人則可以不那么注重史料。這是極大的誤解和偏見。任何學問都必須充分占有材料。沒有材料，或材料不充分，是絕難取信于人的。做思想史和做一般陳述史的區別是：第一，取材范圍不同；第二，做思想史比做陳述史要求有更高的解釋能力，因而需要更高的理論思維的訓練。如此而已。做思想史的朋友千萬要謹慎，任何時候，絕對不可忽視材料的重要性。
　　中國思想史學科，特別是中國近代思想史學科，還大有用武之地，我們應當腳踏實地，努力工作，在深入的研究實踐中不斷總結和提煉自己的研究方法，使之更加自覺，更加精審，從而更加提高我們的思想史研究水平。
廣東社會科學廣州18～22K3中國近代史耿云志20032003中國思想史并非是新學科，然而還不能算是發展得很成熟。這無疑與教條主義的長期束縛有關。近年來，有些學者關注這一學科，提出一些值得探討的問題。本人認為，思想是應對時代挑戰而產生的，能夠對時代的課題有深入思考并提出應對的主張，仍只有思想家能夠勝任。所以，思想史包括中國近代思想史，仍應以思想家的思想為主要研究對象。不過，應當探討思想家的思想與大眾觀念之間的互動關系。至于，研究方法應當借鑒社會學、社會心理學、傳播學等方法，但研究社會科學最基本的方法仍不外是“充分地占有材料，并揭示這些材料的內在聯系”。這點說起來容易，做起來不易。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對象/研究方法耿云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北京　100006 作者：廣東社會科學廣州18～22K3中國近代史耿云志20032003中國思想史并非是新學科，然而還不能算是發展得很成熟。這無疑與教條主義的長期束縛有關。近年來，有些學者關注這一學科，提出一些值得探討的問題。本人認為，思想是應對時代挑戰而產生的，能夠對時代的課題有深入思考并提出應對的主張，仍只有思想家能夠勝任。所以，思想史包括中國近代思想史，仍應以思想家的思想為主要研究對象。不過，應當探討思想家的思想與大眾觀念之間的互動關系。至于，研究方法應當借鑒社會學、社會心理學、傳播學等方法，但研究社會科學最基本的方法仍不外是“充分地占有材料，并揭示這些材料的內在聯系”。這點說起來容易，做起來不易。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對象/研究方法

網載 2013-09-10 21:5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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