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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F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6470(2002)04-0026-04
　　經濟學的理論創新關鍵在于與時俱進，這包含三個方面的內容：(1)什么是“時”？既然要與時俱進，時就要搞清楚，否則就沒有標準，沒有依據，或者把時搞錯了，就會胡進、亂進。(2)什么是“進”？即根據現在的已明確的時去進什么？也就是明確要解決什么問題。(3)如何“進”？這是方法論和道路的選擇問題。
　　 一、關于什么是時
　　我國目前已進入了一個新的社會經濟發展階段，這是大家公認的事實。既然是新的發展階段，就要有標志性的東西。這個標志性的東西，就是把握什么是時的關鍵。我認為，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這個標志性的東西有兩個：一是入世的挑戰，二是新經濟的挑戰。這對我國來說是進入新世紀的兩場深刻的歷史性革命，從而開辟了新的發展階段。
　　入世對中國來說不是簡單的對外貿易問題、對外開放的程度問題，而是要上升到一場革命的層面上去理解，是一場深刻的體制革命。中國建立市場經濟體制，這個體制是什么？我們一直在探索。加入WTO以后，按照WTO的規則，我們在市場經濟運行機制上要逐步與國際接軌。這樣一來，首先參照系出來了，如按照透明度原則，政府的管理體制和管理方法就要發生改變，過去許多很難廢除的與市場經濟不符的法規、圖章一下子取消了；按照國民待遇原則，過去不允許民營企業進入的領域就必須開放了，等等。其次是時間限制也出來了，按照規則，我國要在5年的過渡期內逐步接軌。這樣，改革的方式就要從過去的漸進式轉向激進式。三是入世對經濟全球化的參與，就使改革的動力從過去的內部動力轉向內部動力與外部壓力的結合，而且外部壓力會越來越大。可見，入世所帶來的體制革命使我國的改革出現了全新的特點。
　　新經濟或知識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初見端倪，預示著一次新的產業革命已經來臨，成為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之后的一種新的經濟形態。我國仍未完成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而且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任務還相當艱巨，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我國也必須面對新經濟或知識經濟的挑戰，所以我把其概括成中國要在一個農業經濟、工業經濟和知識經濟這樣一個三元經濟的框架里面去發展。我們在這樣一個新經濟或知識經濟發展過程中，如果我們不能迅速趕上去的話，中國1840年的悲劇就有可能重演，現在日本泡沫經濟的崩潰以及長達10年的經濟停滯就有可能重演。所以擺在中國人面前的發展環境受到巨大的約束和挑戰；而且中國作為一個尚未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國家，在資本、勞動力素質、技術、管理、產品、品牌等方面都與發達國家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的情況下，與發達國家同步發展新經濟更是難上加難。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說，很多人講，中國的企業和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比，人家的好比是航空母艦，我們的頂多只是一個小舢板，如在平均資產規模等方面，我國大型企業與世界500強相比，有約100倍的差距。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樣和人家在世界市場上、甚至在入世后的國內市場上競爭。所以新階段新格局講的就是在這樣一個非常殘酷的競爭局面下，在非常不利于我們發展的情況下我們如何去發展，如何去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因此，三元經濟的發展戰略就會改變過去二元經濟的發展戰略；入世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戰略也會改變有限開放下的發展戰略。可以說，中國經濟的發展戰略目前正面臨著一個歷史性的轉變，從而成為新的發展階段的新特點和需要解決的全新課題。
　　 二、關于什么是進，進什么？
　　既然我們把入世帶來的體制革命和新經濟帶來的產業革命看作是我國新發展階段的新特征、新變化，那么，就要依據這一新特征、新變化所產生的新要求，解決什么是進，或進什么的問題。我認為，從主要的方面來說，什么是進，就是要處理好以下六大關系。
　　1.與國際接軌同中國特色的關系。加入WTO后我們的市場經濟運行機制要和國際接軌，這沒有疑問。但這有兩個問題要解決。第一，與國際接軌，并不意味著照搬別國的現成模式，雖然市場經濟并不具有社會經濟制度的性質，但它的形成仍然是在特殊的國情和文化背景下。這里就要考慮中國的東西是什么。我們和國際接軌，如果放棄自我，完全按照美國或日本的模式，最后只能是死亡一條路。因為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是可以沿著別人的模式完成工業化或現代化的。所以中國特色是什么？也就是說我們改革的模式、發展的模式是什么？過去我們講中國特色關鍵的問題是公有制問題，那么加入WTO后國有經濟的比重、定位以及職能是什么？這些東西都值得探討。全世界所有的國家幾乎都有數量不同的國有企業，他們對國企的定位、國企的職能，應該說在市場經濟情況下有共同的一面，但也有差別的一面。中國也不例外，我們建立國有企業既有市場經濟一般的要求，但還要看到中國作為發展中的大國、作為一個尚未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國家，它對國有經濟的要求是什么樣子，特殊性在哪里？例如，日本和韓國，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迅速工業化的時候，他們的國有企業的數量是不斷提升的。為什么他們到了上世紀80年代實現現代化以后才開始民營化？這就需要作很深入的研究。又如，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如果簡單地理解與國際接軌，就把西方已經證明是成功的企業制度移植到我國就行了，其實不然，西方的現代企業制度是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移植到東方文化背景下能否成功，仍然是一個需要驗證的問題，在華人社會，至今還沒有一個西方現代企業制度成功的案例。再如，企業管理，我們通常都在說要引進西方的管理，但外資企業甚至成功經營跨國公司的老總們到中國來經營企業卻往往是不成功的，這正是外資企業紛紛更換中國人做老總的基本原因。因此，與國際接軌并不是照單全收、照章辦事。第二，入世與國際接軌，也不是簡單地服從和遵守。國際規則，特別是WTO的規則，是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從自身的利益出發制定的，我國加入WTO，并不是簡單地服從，而是要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為我國尋求更大的發展空間。同時，在WTO的原則框架下，尋求有利于我國發展的運作模式也是應該給予足夠的重視。
　　2.理論引進與理論創新的關系。我們和國際接軌后首先一個問題就是大量引進西方經濟學。引進西方經濟學沒有問題，因為任何國家的經濟學的發展包括中國經濟學的發展都不可能離開世界文明的大道。但在引進的過程中怎樣處理好理論引進與理論創新的關系？是中國經濟學發展的一個關鍵。可能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用西方已有的理論框架往中國套，指出中國的不足，然后提出政策建議。實際上這又是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那就是對西方經濟學的教條。在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問題上，我們要反對兩個僵化：既不能僵化地教條地理解馬克思主義，也不能僵化地教條地理解西方經濟學。引進不是為了模仿，而是為了創新，引進是手段，創新即建立中國經濟學是目的。如果沒有引進，就談不上消化、吸收、創新；因為畢竟西方經濟學是在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而我國離建立起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要有10年的時間，不成熟的實踐就不可能孕育出成熟的理論。但如果只有引進，到此為止，那就是食洋不化，也就不會有中國經濟學。所以如何去創立中國的經濟學，即符合中國特色的經濟學，這正是中國經濟學理論創新的核心所在。
　　3.改革與發展的關系。改革與發展是我國經濟生活的兩大主題，但這兩大主題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上彼此的關系是不同的。在實行改革開放的20多年中，我國一直把改革放在中心的位置上，即是用改革統攬全局，用改革促進發展這樣一個基本思路，應該說這是非常成功的，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隨著入世挑戰和新經濟挑戰的來臨，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的初步建立，發展的問題就成為第一位的問題。因此，在經濟發展的新階段，在戰略安排上就需要適時地從以改革為中心轉向以發展為中心，這在“十五”規劃里已明確地講到這一點，即把發展作為主題，把改革作為發展的動力，和科技并列了。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可是目前還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隨著我國改革與發展主題地位的互換，中國經濟學就要從過去的“改革經濟學”轉換為“發展經濟學”，當然這個發展經濟學是一個大發展的概念，而不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所以，在新的發展階段，中國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框架，就不再是改革的框架或制度變遷的框架，而是發展的框架。但是，從發展框架來看，由于新經濟所帶來的產業革命，以往被推崇為指導發展中國家發展的二元經濟理論或發展模型也將失去足夠的解釋力，取而代之的將是三元經濟（農業經濟、工業經濟、新經濟或知識經濟）的發展模型或理論框架。這就是說，中國經濟學的主線將發生歷史性的改變。創立三元經濟發展的理論框架，將是中國經濟學的巨大創新，也是經濟學的一個頂尖課題。
　　4.工業化與信息化的關系。工業化與信息化的關系是三元經濟理論框架中一個最基本的關系。應該說，以信息產業為先導的高新技術產業的出現將對傳統工業、對整個一套經濟體制是一次徹底的革命。中國1840年“鴉片戰爭”悲劇發生的原因就在于無視西方興起的工業革命，從而沒有完成從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的轉變。所以現在對新經濟革命的出現，中國如果跟不上這輛戰車的話，那1840年的悲劇就可能重演。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經濟發展就面臨著雙重的任務：工業化和信息化。這實際上就是要探討我國在三元經濟的框架內如何去完成發展，因為所有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理論都是探討的二元經濟的發展，即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的關系，而現在則要把新經濟部門加入進來，在這三個部門之間如何完成勞動力的流動、資本的流動；如何重新認識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市場實現、政府作用；如何推進金融制度的創新、企業制度的創新、管理制度的創新等等。通過這樣一些研究，揭示出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以工業化為基礎、以信息化為先導的運行機制，在工業化和信息化的互動中實現我國經濟的跨越式發展。
　　5.城鄉關系。毛澤東曾強調中國的頭等大事就是農民，農民問題不解決中國的問題就解決不了。我國經過50多年的發展，其中20多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經濟結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在新的發展階段上，農民、農村、農業即三農問題又成為制約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瓶頸，如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農村消費不足，是導致我國通貨緊縮的一個重要原因。不過，現在的農民問題是中國走到了一個新的更高的起點上的問題。在這個新的起點上，中國必須解決農民問題，不解決農民問題中國的經濟永遠沒有出路。所以說句不好聽的話，中國在新的發展階段必須“消滅農民”。那么，如何消滅農民呢？如何來構架城鄉之間一個新的通道？這就成為解決中國問題的一個核心問題或首要問題。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就是推行“農民市民化”、“農村城市化”、“農業工業化”。在這“三化”中關鍵的又是“農民市民化”，但農民向城市轉移又受到我國面臨巨大就業壓力的制約，因而如何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就成為“農民市民化”的首要前提。
　　6.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關系。鄧小平講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過去我們理解的科學技術往往就是自然科學，而不包括社會科學。所以江總書記針對這一狀況，最近多次講到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同樣重要”。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大的理論創新。把社會科學提升到第一生產力的高度上，關鍵在于要探索社會科學如何成為生產力，如何在生產力方面發揮作用。這里不僅僅是一個理論創新的問題，還要提出一個理論轉化的問題。我認為“社會科學如何轉化為生產力”是目前一個最新的課題。我們提出的很多新思想、新觀念、新的經營技巧等通過一個什么樣的通道轉化為生產力、變成真正的生產力？在這個問題上，社會科學其實與自然科學是一樣的。科學技術如果只是一種理論、一個專利放在那里，而不產業化、市場化，同樣也不會轉化成生產力，從而也就不是生產力。同樣，社會科學如果只有理論創新，而沒有創新成果的轉化，也不會成為直接的生產力。所以社會科學的理論創新成果如何轉化、如何產業化、如何市場化，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課題，是社會科學成為第一生產力，從而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非常關鍵的一點。
　　 三、關于如何進？
　　面對經濟學在新的發展階段上出現的一系列全新課題，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就成為時代的迫切要求。如何推進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即如何進，我認為，首先要解決價值觀的問題，即從理念上把握三個方面：第一，“三個代表”中講的始終成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我認為非常重要。中國的核心問題就是發展，不發展什么問題都解決不了，所以如何進的問題首先就是要確立生產力標準。就是說，經濟學的理論創新要有利于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否則，就是胡進，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就是要代表大多數人民的利益。這包含了三個方面的規定。一是對生產力標準的規范。某項創新可能在某個地方某個點上說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但如果違背大多數人民利益的話，這個創新就是不可取的了。這就是說，生產力標準是有限制的、有條件的，并不是在任何一個事情上、任何一個小的地方上、任何一個局部上能夠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東西我們都可以用，而是必須符合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二是經濟改革的支持度。誰來支持改革，這是改革的動力源泉問題。只有讓大多數人支持改革，改革才有可能向前推進，也才能取得成功。要讓大多數人支持改革，改革的理論與改革的政策就要符合大多數人的利益。三是誰來發展生產力，發展的生力軍是誰。只有代表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協調不同利益階層的利益關系，才有可能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力量，參與我國的現代化建設。第三個問題是文化。我強調的是適合于中國文化的東西。因為任何的理論創新都是在一定文化背景下產生的，包括西方的經濟發展、西方的經濟學理論、西方的成功經驗都是在西方文化的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東方的文化、中國的文化與西方文化存在較大的差異，這就決定了我們只能在中國的文化背景下去創新，如果大多數人民群眾根本不接受就沒法創新。當然，文化本身也需要創新，但創新并不意味著否定，它還有一個繼承的問題。我堅信：中國文化永遠不會被別的什么文化所同化。所以，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必須要考慮到中國文化的適應性，防止一些水土不服的東西。
　　其次，解決如何進的問題還要明確落腳點。落腳點我覺得就是中國經濟學的創新和中國經濟的發展、中華民族的復興。我們解決的不是別國的問題，而是中國自己的問題，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再次，在如何進的問題上，還要有科學的方法和正確的道路。既然我們的落腳點是實現中國經濟學的創新和中國經濟的發展，那么，我們所能選擇的只有理論與中國實踐結合的道路。這包括兩點：第一，從實踐中檢驗理論，包括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檢驗和對西方經濟學的檢驗。馬克思主義理論是我們的指導理論，但馬克思主義理論是發展的理論，是活的理論，她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就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檢驗、不斷發展。西方經濟學是在西方文化和制度背景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這就需要接受中國經濟實踐的檢驗。適用的我們用，不適用的我們同樣不能用。第二，從實踐中去提升理論。中國經濟學是一門全新的理論體系，她不可能從邏輯的推演中建立和發展起來。因為中國經濟學必須從中國的實踐當中去提升，去總結，去概括，方法就是個量分析、數量分析、實證分析、調查報告、案例分析等。這是未來中國經濟學的一個非常艱苦的基礎性工作，不從大量的案例當中去提升去總結就不可能有中國的經濟學。所以我講的方法和道路問題，實際上就是實踐的問題。
　　最后允許我引用中國的一句古話“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作為結束語。我一直非常推崇這句話。讀書是我們必須讀的，你連理論都沒有，你還去檢驗什么理論，發展什么理論，新的理論不是憑空產生的；但光讀書不行路，理論就是無源之水，理論就不會發展，就不會創新。所以要既讀書又行路，這是中國經濟學理論創新的根本所在。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京26～29F11理論經濟學黃泰巖20022002入世帶來的體制革命和新經濟帶來的產業革命是我國新的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的兩個重要標志，它是經濟學的“時”。而經濟學的“進”，則是處理好與國際接軌同中國特色的關系，理論引進與理論創新的關系，改革與發展的關系，工業化與信息化的關系，城鄉關系，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關系這六大關系。經濟學/理論創新/與時俱進黃泰巖(1957-)，男，山東招遠市人，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100872。 作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京26～29F11理論經濟學黃泰巖20022002入世帶來的體制革命和新經濟帶來的產業革命是我國新的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的兩個重要標志，它是經濟學的“時”。而經濟學的“進”，則是處理好與國際接軌同中國特色的關系，理論引進與理論創新的關系，改革與發展的關系，工業化與信息化的關系，城鄉關系，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關系這六大關系。經濟學/理論創新/與時俱進

網載 2013-09-10 21:5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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