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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即將進入一個嶄新的世紀和千年。回顧往昔，中國和印度這兩個發展中大國，有理由為它們在剛剛過去的一個世紀里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歡欣鼓舞。但是更為緊迫的是，雙方都應當為如何攜手合作，共同面對在新世紀的艱巨任務未雨綢繆。中印兩國都要在新世紀中葉前基本實現現代化。這是一項十分光榮和艱巨的任務。為完成這一偉大任務，中印兩國不僅應當長期和平友好相處，而且應當加強和深化雙方在各個方面的合作。為達到這一目的，雙方似乎應當爭取在最短的時間內，在思想認識上和實際工作中解決以下幾個問題。
　　　　　　一、中印究竟是天然盟友抑或潛在對手
　　要在新世紀真正加強和深化中印兩國關系并密切兩國在各個方面的合作，就必須首先在思想認識上解決“中印究竟是天然盟友抑或潛在對手”這個不可回避的基本戰略估量問題。不明確這個問題，便不可能出現有力的行動，也無從進行大膽的決策。錯誤的估量固然會為中印兩國未來的發展造成許多本來可以避免的麻煩、甚至災難，但是模棱兩可，認識模糊，也決不會給兩國帶來什么益處。必須有一個客觀的估量和清醒的認識。在這一與中印兩國二十多億人口的命運和切身利益相關的問題上，千萬不能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或者瞎子摸象的錯誤。
　　應當斬釘截鐵地說，中國和印度是天然的盟友，而不是潛在的對手。在這個立論上，我想，也許無須重復已多次闡述過的有關中印兩國有著共同歷史遭遇和作為兩個由眾多民族組成的最大發展中國家，在建立世界新秩序中所具有的許多共同利害關系等等的理由，只要觀察一下中印兩國在科索沃事件中的表現，即可說明問題。
　　科索沃事件不是一個等閑的事件。它是美國在世紀之交加緊推行其稱霸全球戰略的一個重要標志。以美國為首的北約以“人道主義干預”為借口，對一個主權國家進行野蠻的狂轟濫炸并悍然襲擊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起到振聾發潰的作用；它使人們一下子認清了霸權主義的兇惡面目和本質，也看到了今天對世界和平和穩定的威脅究竟來自哪里。無怪乎盡管中印關系自1998年5月印度核試驗后遭到挫折， 雙邊的高層來往中斷，但在1999年3月科索沃事件發生和5月8 日美國襲擊中國大使館后，印度外長賈斯旺特·辛格在5月24 日訪問莫斯科時仍然強調指出：“印度對科索沃問題的立場與俄羅斯和中國是一致的。科索沃沖突不僅是巴爾干問題，也是全世界的問題，它關系到聯合國的作用和國際法原則。”印度作出這樣明確的表態決非偶然，或出于權宜之計。中國堅決反對和批駁西方鼓吹的什么“人權高于主權”、“主權有限”、“人道主義干預論”、“新干涉主義”和“為價值觀而戰”等等謬論，不愿看到美國將來以同樣的借口來干涉臺灣問題和西藏問題等純屬中國的內政的問題。印度長期在人權問題上支持中國，自然也不愿看到美國介入其地方分離主義傾向和錯綜復雜的種族和教派沖突。在這樣一個有關國家主權的重大問題上，中印兩國不謀而合，立場一致，這難道不能說明它們是天然盟友嗎？
　　當然，說中印是天然盟友是指中印兩國從其歷史經歷、今天所處的發展階段和在國際上所處的地位等等因素，決定了它們在有關主權和民族生存等許多重大問題上有著共同的利害關系，因而會不約而同地采取相同的或基本一致的立場。正是因為如此，這兩個國家之間并不需要通過簽訂條約正式結成聯盟。因為這樣做不符合當今世界的潮流且會產生許多反效應。關鍵的是，兩國從上到下在思想上應有一個共識，一旦做到這點，其影響和作用將是十分巨大的。
　　早在1954年10月26日，毛澤東在與尼赫魯進行交談時就指出過，“朋友之間有時也有分歧，有時也吵架，甚至吵到面紅耳赤。但是這種吵架，和我們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性質上的不同的。”（注：《毛澤東外交文選》，第175頁。）毋庸諱言，中印兩國雖是天然盟友， 但它們之間的確也有分歧，甚至還有一些誤解。但是這些分歧和誤解是和它們與美國之間的分歧在性質上是不同的。只要雙方開誠布公，心平氣和地多多交換看法，這些分歧和誤解是完全可以化解和消除的。
　　　　　　二、中國是否“侵略”了印度？
　　中印兩國雖是天然盟友，但它們之間有一個“情結”迄今尚未完全解開，那就是印度仍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中國在1962年對印度進行了“無端的侵略”，因而一直耿耿于懷。這種心態和情緒在有形和無形之中妨礙和影響著中印關系的發展，甚至成為一些企圖將中國這個真誠的朋友丑化為敵人或對手的人的思想和社會基礎。且不說印度總理瓦杰帕伊在1998年5月13 日在致克林頓和其它西方國家領導人的信中指責中國在1962年對印度發動了侵略（克林頓不顧他的要求而有意將該信公之于眾是意味深長的），因為他在很大的程度上可能是要為印度的核試驗尋找一個借口。但是，遲至1999年10月初在北京舉行的“中印學者第三次對話”會議上，仍有印度學者堅持認為“中國在1962年對印度進行了侵略”這一早在40多年前便開始流行的謬見和臆造的說法。這說明了應當認真弄清這個問題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關于中印邊界戰爭的起源，幾十年來，包括不少正直的印度學者和開明人士在內的各國學者都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其真相早已大白于天下。此文由于篇幅有限，不能過多地引用他們的種種很有見識的論據，這里只擬提及1999年8月25 日《印度時報》上發表的一篇題為《與龍共舞》的文章。該文指出：“當尼赫魯拒絕談判，說‘我們的國界不容談判’時，印度實際上堵塞了所有和平解決的道路。但到1962年，尼赫魯又變本加厲地宣布，他已下令他的將領們把中國人趕出去。這是在傷害中國之后，又對它加以污辱。中國人進行了反擊，但目的不是占領印度領土，而是使印度回到談判桌旁。”該文的作者是印度的老資格外交家白春暉先生。他被稱為印度的“中國通”，在1954年尼赫魯訪華和1960年周恩來赴新德里會晤尼赫魯時曾任尼赫魯的翻譯，可以說是中印關系一系列重大事件的見證人。他的上述言論應當說是公正的、實事求是的，因而也是最具有說服力的。但是，一些陷于狹隘民族主義情緒和盲目維護自尊的人往往不肯承認或看不清這點，卻一味顛倒黑白地指責中國對印度進行了“侵略”。這未免太過落后于時代和形勢發展了。本文作者不愿多翻過去的陳賬，也無意于進行爭論，只是想對那些仍然堅持上述觀點的印度朋友提出友善的建議：如若你們對白春暉先生的這篇短文尚不以為意的話，可以自己對中印1962年的邊境沖突的來龍去脈進行一些認真和客觀的研究，　或者認真閱讀一下印度學者卡魯納卡爾·　古普塔（Karunakar Gupta）、艾耶爾（R.　 C.　 Ayer ）和查蘭·尚迪拉雅（Charan Shandilya）等人的有關著作，如《中印邊界秘史》、《中印爭端》和《中印關系》等等。我相信，在這樣做之后，你們定會得出正確的結論，并找回自己心態的平衡。
　　應當指出的是， 印度對中國的態度從猜疑到逐漸轉為敵對， 是自1959年空喀山口事件之后。鑒于有不少讀者對此事并不知情，有必要回顧一下有關事實的記述：
　　1959年10月21日，一支由70余名印度特種邊防警察組成的巡邏隊在同一地點（指空喀山口）闖入中國領土，并于15時9 分首先向中方開槍射擊。自從中印兩國發生邊界爭執以來，中國政府為維護中印友好關系大局和保持邊界安謐，給邊防部隊下達了在任何情況下不打第一槍的嚴格指示。為執行這些指示，中國在當地的一支由15人組成的邊防巡邏隊做好戰斗準備，由副班長武國清向印方打手勢并大聲喊話，要印方部隊停止前進。但是印方部隊看到中國巡邏隊人數很少，對中方的喊話置若罔聞，仍然繼續前進，并于15時19分進行第二次射擊。武國清担心對方看不到他的手勢，聽不清喊話，于是躍出了工事的掩體，站在羌臣摩河谷的小山包上繼續向印度軍人打手勢和喊話。但是回答他的卻是“噠噠噠……”的槍聲。槍聲過后，武國清立即倒在鮮紅的血泊中，成為第一個犧牲在印軍子彈下的中國邊防戰士。印軍一方面搶走中國巡邏隊放在附近的馬匹，一方面向中方發起進攻。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巡邏隊只好奮起自衛還擊。印度方面仗著人多勢眾，分兩路向中國陣地撲來。班長文杰看到印軍心懷不善，來勢兇猛，便改變作戰策略。他讓大部分戰士集中火力抵抗正面進攻的印軍，自己帶著兩個戰士抄印軍的后路。來犯印軍屁股后面響起了槍聲，陣腳大亂，四散而逃，丟下了9具尸體，10幾個傷員和7名俘虜。（注：見《喜馬拉雅山情結：中印關系研究》，第172頁。原注：參見（一）1959年 10月27日《人民日報》；（二）王咸金《熱血冰山》和（三）蘇達爾·巴特：《印度與中國》，1967年，英文版，78—79頁。）
　　根據當時任情報局長的尼赫魯的親信穆立克的證詞：在空喀山口事件發生后的第二天，即10月23日，“總理召開了一次有國防部長、陸軍總參謀長和外交部、內政部和國防官員參加的會議。……情報局成為陸軍總部和外交部的共同攻擊目標，被指責進行擴張和制造邊界挑釁”，（注：穆立克：《我與尼赫魯相處的歲月》（The Years　with　Nehru:The Chinese Betrayal），英文版，第234至244頁。 ）因為內政部的一名叫夏爾馬的副司長不顧尼赫魯9月13 日發布的禁止部隊在西段邊界進一步活動的指示，要部隊在拉達克前沿地區建立新的哨所。但在公開場合，印度政府卻怒氣沖沖地譴責中國進行了“無端的侵略”。（注：卡·古普塔：《中印邊界秘史》，中文版，第43頁。）正是印度政府的這種兩面手法，把印度公眾的憤怒情緒煽動到了沸點，使反華浪潮臻于頂峰。這種兩面手法所產生的后果也許是尼赫魯政府所沒有完全料到的。從那以后，中國實際上在印度公眾的心目中變成了“惡魔”，中國威脅的論調也逐漸取代了中印人民是兄弟的口號。
　　著名英國學者內維爾·馬克斯韋爾最近發表的《中印邊界爭端反思》一文，很值得關心中印關系發展的人認真一讀。經過近40年的觀察和研究，他得出的結論是：所謂的“中國1962年的侵略”是“印度的彌天大謊”。（注：Neville Maxwell, "Sino- Indian　 Border　DisputeReconsidered",見 Economic and Polilicol　Weekly,　April10- 16,1999，第905頁。）還說：“印度制造了邊界爭端， 拒絕就它進行談判，然后企圖憑借武力實現其主張。武力回應是被強加到北京頭上的，當它來臨時，它得到恰當的估量。中國的武力反擊從戰略上和政治上說都是有正當理由的，印度的政策的確使北京沒有其它現實的選擇余地”。（注：Neville Maxwell,"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 Reconsidered",見 Economic and Polilicol Weekly,April10-16,1999,第913頁。）正如一位印度評論家所指出的，“（中國的）‘無端侵略’這個警句在邊界戰爭后廣為傳播純粹是為了政治目的——它是一種為爭取同情而玩弄的冷酷政治花招……”（注：R.C.艾耶爾：《中印爭端》（The Sino-Indian Dispute），第12頁。）但是， “因為這種黑白顛倒可以撫慰印度政治階層的深受傷害的自尊，它便被立即當作真理接受了，并且在印度一直成為一種受到珍視的謬見”。（注：R.C.艾耶爾：《中印爭端》（The Sino-Indian Dispute），第12頁。）
　　當代的印度政治階層當然不應為尼赫魯政府在處理中印邊界問題上所犯的錯誤負責（這里提到尼赫魯的錯誤并不影響作者由于他曾為中印友好事業作過巨大努力而對他懷有的尊敬心情，更不會影響他作為對印度獨立事業作出不可磨滅貢獻的政治家的偉大形象），但有責任為增進中印相互理解，為兩國人民的長遠利益而迅速糾正這種錯誤。只有將真相告訴人民，使印度公眾從上述“謬見”中完全解脫出來，中印這兩個天然盟友之間隔閡和誤會才會逐漸消除。它們在有關這兩個偉大民族的根本利益的許多重大問題上，才會更加緊密地合作。
　　　　　　三、正確看待中巴關系和正確處理印巴關系
　　盡管中國在冷戰后調整了對南亞的政策，不再支持巴印對抗，而是主張印巴兩國通過對話和談判解決它們的分歧和問題。中國發展同印度的關系，巴基斯坦作為一個相對較小的國家，并沒有產生恐懼和對中國的不滿，但是中國與巴基斯坦保持傳統的正常睦鄰友好關系，卻常引起印度精英階層的一些人毫無根據的猜疑、對立和指責。今年1月中旬，巴基斯坦首席執行官穆沙拉夫在上臺后對中國進行了首次訪問。許多媒體都對這次訪問進行了全面和客觀的報道。印度外交部也注意到穆沙拉夫在北京做出的通過和平手段解決克什米爾問題的保證。（注：新華社新德里2000年1月20日電。 ）但是一位身居要職的印度防務分析家卻對記者說：“巴中聯系可能要讓印度付出昂貴代價。”并說，印度應該設法“通過一項大的戰略計劃切斷巴中聯系”，還說：“印度有潛在的新友邦——美國、日本、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印度可以仔細地制訂出一項在戰略上包圍中國的政策。”（注：法新社新德里2000年1月19 日電。）
　　這位防務和國際關系分析家的話充滿了冷戰氣氛。人們自然不相信印度有眼光的政治家會接受他的建議，但對他的此類言論和思維決不能輕視：它可以煽動和加劇中印之間的不信任。
　　印度的一些戰略分析家對中國誠心想與印度改善和發展關系的努力總是漠然視之，不愿承認中國的善意。1999年中，中國在印巴在卡吉爾的沖突中所采取中立的立場并沒有得到這些分析家的公正對待。盡管他們意識到中國對印巴沖突早已表明了立場改變，但卻雞蛋里挑骨頭似的認為，中國這樣做是因為在科索沃事件后感到不安，并不是真心希望印巴和平解決克什米爾爭端。對于這種偏見，毋庸多費筆墨進行辯駁，在這里再次引用印度老外交家和中印關系的見證人白春暉先生的話也許更能說明問題。他發表在《印度快報》上的上述同一篇文章中明確地指出：“我們一直受人誤導，認為中國是巴基斯坦的親密朋友，是印度的敵人。因此，當我看到中國在克什米爾沖突期間不僅嚴格遵守了中立，而且還勸說謝里夫不要進行軍事冒險，而要通過對話同印度達成和平解決時，我們感到驚訝。”還說：“不幸的是，在印度，我們給中國描繪了一個不好的形象。”（注：1997年8月25日《印度快報》。）
　　印度敏銳的戰略分析家似應覺察到，中國在印巴沖突中保持中立，決不是始自卡吉爾事件，而是自從它將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以后，一直這樣做的。因為自那時以后，中國完全放棄了過去的結盟和“一條線”戰略，不同任何大國結盟，也不支持任何一方反對另一方。對一切國際問題，根據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和中國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按照是否有利于維護世界和平，發展與各國的友好關系，促進共同發展的標準，獨立自主地作出判斷，決定自己的政策。中國既要和印度加強和深化友好睦鄰關系，也要與巴基斯坦保持原有的友好合作關系。相信理智的印度決策人士，決不會要求中國為發展中印友好關系而割斷同巴基斯坦的傳統友好關系。因為那樣做不符合國際慣例，也有悖于情理，因而反而會破壞南亞地區的穩定與和平。
　　應當承認，印度的精英階層中有一小部分人鄙視巴基斯坦，也不能心平氣和地平等對待它；有的甚至認為它壓根兒就不應該存在。這種心態不利于解決印巴之間的問題，也不利于進一步改善中印關系，更不利于印度想爭取成為一個有全球性影響力大國的努力。印度一位自由作家在一篇題為《甭怕，中國是朋友》的文章中指出：“關于印度和中國的真相是：世界將印度看作是一個南亞區域性的大國，而將中國看作是一個全球性大國。關于其地位，印度應當責怪自己。它在克什米爾問題上同巴基斯坦的爭吵使世界將印度看作是與巴基斯坦同等的國家，這的確令人感到悲慘……”（注：1997 年 10 月 8 日《印度快報》上發表的Arvind Kala的文章。）人們對這位作家的話可能未必完全贊同， 本文作者對他關于中國國際地位的估量也不盡贊同。但他的確說出了可對印度精英階層有所啟示的某種真理。
　　印度在克什米爾問題上出爾反爾，卻又不肯對巴基斯坦作出一定實質上的讓步，使問題日趨激化，難以解決。這是中國所不愿看到的。正如中俄關系改善和恢復正常后中國不再懷疑印俄日益密切的雙邊關系一樣，一旦印度與巴基斯坦的關系有了實質性改善，印度的某些戰略分析家對中巴發展正常的雙邊關系的疑慮自會消除。
　　　　　　四、盡速一勞永逸地解決邊界問題
　　當前世界的科學技術正在飛速發展。盡管中印兩國在剛剛過去的一個世紀里在各個方面均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績，但其發展水平無論是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或就人民群眾的要求來說，都相差甚遠。它們實在迫切需要盡速一勞永逸地解決長期困擾雙方的邊界問題，以便毫無顧慮地攜手合作，發展科學技術和經濟，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人類做出新的貢獻。
　　在進入90年代后，拉奧政府在解決邊界問題上曾做過一定努力。在他1993年訪華時，中印兩國政府在北京簽署了《關于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保持和平與安寧的協定》。這是一項有意義的進展。這一進展，盡管與中國同其它多數鄰國在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邊界問題中所取得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它在解決中印邊界的漫長而曲折的進程中，卻的確是一個突破。因為，1960年周恩來風塵仆仆前往新德里與尼赫魯會談，力圖解決邊界問題，結果是，不僅邊界問題沒有解決，甚至連這樣一個維持現狀的起碼協議都未能達成，境況何其悲慘乃耳。
　　1996年11月，江澤民主席在高達任總理期間訪問了印度，中印雙方進一步簽署了《關于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軍事領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協定》。這進一步使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的和平與安寧得到了保證，具有積極意義。但是，由于印度仍未完全放棄昔日尼赫魯政府的邊界政策，這些進展距邊界問題最終的實際解決仍有很大的距離。只要邊界問題一天不解決，它便會像一把隱形的達摩克利斯劍那樣，在冥冥之中威脅和影響著中印雙邊關系的發展。
　　應當如何解決中印邊界問題呢？雙方無疑應當本著“互諒互讓”和“有取有舍”的原則。根據此原則，竊以為，印度應當將其獨立后在東段通過武力占領的色拉及其以北包括達旺在內的中國領土（注：1947年印軍下令不準色拉以北“羌”地區的百姓到原屬他們的草場上放牧。1948年夏，印軍到達旺拉業和達旺寺派駐色拉以南德讓、達隆的官員住處，用武力把他們趕回色拉以北。1948年西藏地方政府與印方交涉，要求印方把包括門域在內的“所有西藏土地、村落、百姓”歸還西藏政府。1951年2月2日，印度軍隊越過色拉侵入門域的中心達旺，用武力將西藏當局派到那里的行政人員趕走。2月9日，印軍卡辛（Khathing）少校偽稱，西姆拉會議時西藏已將這些地方給了印度。等等。）歸還中國，作為禮讓，中國可以考慮在西段劃出一片相應的領土給印度。這一建議比較易于為雙方人民所接受。如果中印雙方當局能予以采納，則不僅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邊界問題，而且也可使印方由于昔日憑借武力侵占本由中國西藏地區當局有效管轄的中國領土而在人們心目中形成的“擴張主義”或“侵略”的形象在無形中消失，還自身一個清白。從此，曾長期備受西方侵略和欺凌的中印這兩個偉大民族，將會并肩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毫無愧疚。
　　應當看到，經過半個世紀的滄桑，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當前出現了實際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空前有利條件。它們主要表現在：
　　（一）經過幾十年的觀察和研究，中印邊界問題的真相已大白于天下。在印度，已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官員、政黨領導人和有識之士認識到昔日政府在此問題上的錯誤，而行政當局已采取了一些措施，使公眾逐漸明了真相，從而使解決邊界問題的阻力大大減小。
　　（二）40多年來，中國已先后與絕大多數周鄰國家解決或基本解決了邊界問題，特別是繼1999年8月同俄國、哈薩克斯坦、 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解決了邊界問題之后，又于同年12月與越南解決了陸地邊界問題，這在無形中給印度方面造成一定壓力，增強了其緊迫感。
　　（三）幾十年的實踐和無可駁辯的事實證明了中國愿與所有周鄰國家在公平合理的基礎上解決邊界問題的誠意，它既不想“攫取”別國的領土，也不想“孤立”任何人，而惟愿與所有周邊國家建立持久的睦鄰友好關系。
　　（四）印度的有識之士認識到，早日與中國解決邊界問題，可以集中精力發展民族經濟和科技，并有利雙方合作。1999年1 月在新德里舉行的中印學者第二次對話會議上，有的印度學者說，應當以理性的態度解決邊界問題，并說中國同其它國家達成邊界協議的原則可資參考。
　　（五）據悉，在2000年初印度曾派出一個代表團到越南學習和吸取越南同中國在邊界問題上達成陸地邊界協定的經驗。這無疑是印度方面的一個積極的舉動。
　　（六）2000年1月28日， 一位印度級別較高的官員在交談時對中國學者說，只要中印兩國最高領導人作出政治決斷，中印兩國的邊界問題也可像中越陸地邊界那樣得到解決；他個人認為，這在5 年之內是有可能的。
　　由此可見，長期困擾中印兩國的邊界問題，已出現了比較切實的解決希望。當然，作出政治決斷，不是一項簡單或輕而易舉的事情。這既需要遠見和卓識，也需要決心和勇氣。但是，為了能順利做到這點，還需要做很多工作，諸如：（1）將雙方高層的互訪機制化；（2）提高現行安全對話的級別；（3）繼續雙邊的第二渠道對話；（4）開展相互間的旅游活動，增加各界人員的交流和相互了解；（5 ）大力加強彼此間的經貿科技合作，等等。這些宛如一條條涓涓細流向大江大河匯集一樣，會使解決邊界問題如水到渠成那樣臻于成熟。一旦邊界問題得到一勞永逸的解決，中印兩國在新的世紀和新的千年的雙邊關系，無疑將會走上寬暢的康莊大道，它們之間的全面合作必將向更大的廣度和深度發展。
　　
　　
　　
南亞研究京8～13D6中國外交王宏緯20002000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所 作者：南亞研究京8～13D6中國外交王宏緯20002000

網載 2013-09-10 21:5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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