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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就要告別二十世紀了。回眸歷史，無疑可見學術領域的燦爛群星。其中，張舜微先生博大精深的學術成就令世人矚目。
　　　　　　一、總結乾嘉學術　堪稱樸學殿軍
　　清代考據學，學風質樸，以漢代的訓詁考證方法為宗，故被稱為樸學、漢學。這一學派源于清初，盛于乾嘉，衰于道光，殆及二十世紀又放異彩。當代的國學大師，如俞樾、孫詒讓、章太炎、羅振玉、王國維、劉師培、陳寅恪、陳垣、顧頡剛、錢穆、錢基博、余嘉錫、黃侃、張舜徽幾乎無不受乾嘉學派的治學傳統影響，在考據學中卓有建樹。盡管他們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新思想、新方法，有新拓展，但在學術的總路數上仍是沿襲了乾嘉學術。事物的發展過程往往會出現回光返照，二十世紀新樸學的出現，或許是傳統考據學在中國幾千年學術中的一個精彩終結。在這一終結中，張舜徽先生是最后一位謝世的樸學殿軍。
　　張先生出生在洞庭湖畔的書香家庭，祖父和父親都精通樸學，從小發蒙的是樸學教育，一生的治學道路和大半學術成果都可以歸到樸學系統。樸學以文字、音韻、訓詁為根柢，推崇漢代的許慎和鄭玄，熱衷于對四部書籍作校勘、注釋、考證。張先生從文字學入門，視許、鄭之學為礎基，對考據學派的學術淵源了解很深，對顧炎武、王夫之、閻若璩、胡渭、惠棟、江永、戴震、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盧文＠①、王鳴盛、孫星衍、阮元等人的學問皆有采擷和繼承。他一生致力樸學，在家坐擁書城，終日伏案筆耕，對樸學進行了全面總結和研究，推出了一部部散發著新時代氣息的樸學著作。欲讀張先生的書，不能不上溯到清代去讀乾嘉樸學大師的書，否則不明其源；欲讀乾嘉樸學大師的書，又不能不讀張先生的書，否則不明其流。可以說，張先生的學問與乾嘉以來的樸學是不能分割的一個整體，是樸學在二十世紀的繼承和發展，是對樸學的弘揚。張先生的《廣校讎略》《積石叢稿》《說文解字約注》《鄭學叢著》《清人筆記條辨》《舊學輯存》《漢書·藝文志通釋》《愛晚廬隨筆》《＠②庵學術講論集》《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清儒學記》《清人文集別錄》《清代揚州學記》《顧亭林學記》等著作都可以歸于新時代的樸學書庫，并占有突出的一席之地。
　　當然，張先生畢竟是二十世紀中后期比較杰出的學者，他不可能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樸學學者。事實上，他在治學理論上、方法上、成果上都超出了樸學范圍，他的《中國古代勞動人民創物志》《中華人民通史》《周秦道論發微》《中國文獻學》《史學三書平議》《中國史論文集》《中國歷史要籍介紹》不能簡單地包容到樸學中去。張先生沒有盲目地全盤肯定乾嘉樸學，他常常跳到圈子外，站在更高的境界反思樸學、品評樸學，他認為有些樸學家太迂腐、抱殘守缺、孤守一門；有些樸學家太自負，數典忘祖，反唇相譏；有的樸學家有識無文，筆頭呆滯，不耐閱讀。如他在《史學三書平議》（第１９１頁）說有些經師“好為大言……多見其不知量也。”他在《＠②庵文錄》（《中國歷史文獻研究》二，第１頁）說：“余平生涉覽清人文集，至千余家，深病乾嘉諸儒能為考證之學，多不能為考證之文，具二者之長可以無憾者，特十數家耳。”張先生的古文和語體文都寫得很漂亮，氣勢磅礴而不裝腔作勢。筆者每讀其文，不忍釋手，以為歸之《古文觀止續編》亦未嘗不可。這大約是因為張先生有感于樸學文飾太差，從小發憤練就了這一手“絕活”。他的文與識，超過了許多樸學家。
　　張先生是舊學營壘中走出來的新樸學家，他與他同時代的新樸學群團一起為傳統樸學劃了一個相對完美的句號。
　　以下分別論列張先生在樸學中的成就：
　　　　１．文字學
　　治文史者，不能沒有文字學根柢。文字功夫與學術成就往往成正比。文字功力有多深，文史成就就有多扎實。乾嘉樸學特別重視“小學”。所謂小學，狹義的是文字學，廣義的包括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文字中的形音義實是三位一體，不能分割。乾嘉樸學對漢代許慎的《說文解字》特別下功夫，戴震、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駿聲皆因研究《說文》而稱名于世。二十世紀，章太炎著《文始》，馬敘倫著《說文解字六書疏證》，陸宗達著《說文解字通論》，張政烺著《六書古義》，楊樹達著《說文讀若探源》，周祖謨著《徐鍇的說文學》，丁福保編《說文解字詁林》，推動了《說文》研究，時至今日，《說文》研究已發展為一門許學，成立了專門的研究會。
　　張先生一生酷好《說文》研究。他從小就堅信一句名言：“由小學入經學者，其經學可信；由經學入史學者，其史學可信。”此乃張之洞《書目答問》末附清代學者《姓名略》的開首語，這也是樸學家恪守的治學門徑和信念。張先生１５歲時取王筠《說文句讀》《說文釋例》、段玉裁《說文注》、郝懿行《爾雅義疏》諸書通讀對讀，１７歲寫成《爾雅義疏跋》，指出《說文》與《爾雅》的異同、以及郝氏《義疏》的不足之處。２０歲時，張先生在祟文書局版《說文》寫滿了眉批。三十年代初，張先生讀到《說文解字詁林》，認為此書僅有羅列而無論斷，頗感失望，于是下定決心要通注《說文》，著一部簡約易學的字書。其后，他逐字、反復研究《說文》，又續批了幾部《說文》。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五十個春秋，他終于在七十年代末完成了《說文解字約注》。《約注》不約，２００萬字三大冊，實為二十世紀《說文》研究成果中的巨著。當代學者之所以公推張先生為許學碩儒，就是因為這部《約注》奠定了他在文字學中的地位。
　　《約注》的貢獻在于：（１）它代表了一個時代研究《說文》的新水平。長期以來，人們一直有個疑慮：乾嘉樸學的水平很高，特別是在《說文》等領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后學在樸學上能否超過先賢？退而言之，在樸學某一個方面能否超過先賢？張先生用畢生精力作了肯定回答：人世間沒有不可逾越的學術！張先生參考了幾百年來有關《說文》的幾乎所有成果，形成了一部集大成的新著，實際上是對《說文》研究作了一個階段性的總結。（２）它凝結著張先生的無數創見。許慎原文九千字，張先生對每一個字都有見解，或擇其一家之說，或卓爾不群。他遠師漢儒，近宗清儒，旁征博引，沿聲求義，自成體系。其中引用的甲骨文、金石文、民俗知識，令人耳目一新。
　　《約注》在１９８４年獲得湖北省社會科學成果一等獎，特別值得提出的是，學術界對《約注》太缺乏研究，時下學風追求浮躁，有悖樸質，且《約注》印刷用的是手寫體，很難通讀，所以，《約注》的研究尚未真正開始，這是令人遺憾的。
　　為了幫助人們學習古文字，張先生曾撰有《廣文字蒙求》《說文解字導讀》等書，和一些文章，由淺入深地引導讀者走向正確的門徑。這種普及性的工作是很有意義的。
　　張先生注意總結語言文字的內在規律，他有感于晉人郭璞楬橥的字義反訓之例，惜其說未能充類至盡，不及推溯皇古造字之初，乃博稽群書，擴充義證，撰《說文反訓集證》，把通常所見的文字敵對義分為四十類，如善與惡、治與亂、分與合、大與小等。這對于理解古文中相反相成的道理很有益處。
　　限于經濟條件、地理條件，張先生沒有機會像王國維、羅振玉、郭沫若、董作賓、胡厚宣等先生那樣去一一考釋甲骨文和金文。但是，他對金、甲文很重視，五十年代曾寫了一篇《初學研究甲骨金文應該注意的幾個問題》，主張結合《說文》考訂文字，不可憑空猜測。他很推崇王國維、羅振玉，對考釋上古文字具有極大興趣，并積極采納新成果。
　　　　２．音韻學
　　音韻學研究漢語在各個不同歷史階段的語音系統及其演變規
　　側重分析聲韻調的關系。二十世紀，張世祿著《中國古音學》，羅常培、周祖謨著《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唐作藩著《音韻學教程》，李新魁著《韻鏡校證》，謝紀鋒著《音韻學概要》。
　　張先生對音韻學是有研究的。他在青少年時盡心于聲韻。在審聲方面，從江永《音學辨微》《四聲切韻表》入門，然后閱讀錢大昕《聲類》、陳澧《切韻考》、江謙《說音》諸書；在辨韻方面，對顧炎武、江永、段玉裁、王念孫、孔廣森、江有誥以及近代章太炎、黃侃諸家古韻分部異同之說，都曾系統鉆研過，他在２４歲時以古韻分部為經，聲紐為緯，將《說文》九千余文按類填表，撰成《說文聲韻譜》，裝為六冊。《舊學輯存》有《說文諧聲轉紐譜》《切韻增加字略例》《聲論集要》。
　　張先生在音韻學有獨到見解。他讀劉熙《釋名》，恍然有悟于聲訓之理，認定由韻部以推字義不如由聲類以求字義尤可依據，而雙聲之理為用至弘。他贊同王引之在《春秋名字解詁敘》所云：“訓詁之要，在聲音不在文字。聲之相同相近者，義每不甚相遠。”他曾輯錄戴震、邵晉涵、陳澧、劉師培、錢玄同等２０位學者有關循聲以求義的論述，得出結論說：“如欲研治小學，以達于語言文字之原，則雙聲之理，不可不講。”這是他的經驗之談，研究古文字者應當認真借鑒。
　　　　３．訓詁學
　　訓詁是解釋經文，用易知的語言說明古代難懂的文獻。二十世紀，黃侃著《訓詁學講詞》，胡樸安著《中國訓詁學史》，楊樹達著《訓詁學講義》，張世祿著《中國訓詁學概要》，齊佩＠③著《訓詁學概論》，周大璞著《訓詁學要略》。
　　張先生雖沒有研究訓詁學的專著，但他的著作中已經有專章論列訓詁。他對訓詁的源流有自己的看法，認為上古的《公羊傳》《谷梁傳》《詩毛氏傳》都是訓詁之作。漢代學貴師承，囿于一家之說，鄭玄遍注群經，有博通氣象。宋代學者喜歡另創新義，實為訓詁之一變。他還認為《爾雅》是很重要的訓詁名物書，類似的書還有《小爾雅》《廣雅》《博雅音》。此外，楊雄的《方言》、郭璞的《方言注》、劉熙的《釋名》都是基本的訓詁書。
　　張先生整理古籍時，常采用訓詁方法。他撰有《管子四篇疏證》《毛詩故訓傳釋例》《中論注》《異語疏證》等。清嘉定人錢獻之撰《異語》十九篇，世鮮傳本，張先生為之作《疏證》，有釋詁、釋言、釋訓、釋親、釋宮諸篇。張先生的這些著述為訓詁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４．版本目錄學
　　版本目錄學是治學的門經。乾嘉樸學以之為治學的基礎。二十世紀有不少這方面成果，張元濟著《涵芬樓燼余書錄》，姚名達著《中國目錄學史》，余嘉錫著《目錄學發微》，王重民著《中國目錄學史論叢》，來新夏著《古典目錄學淺說》，魏隱儒著《古籍版本鑒定叢談》，不勝枚舉。
　　張先生特別重視版本目錄學。他認為雕版印書的開始，應溯源于石經，東漢熹平三年（１７４年）把儒經刻在石上，供人捶拓揭取。他認為宋金元明本不可盡據，只有精校本和精刊本才可貴。漢代開始對古書正式分類，書目的流別有官簿、史志、私錄等，都是學者應熟悉的。
　　張先生寫有《四庫提要敘講疏》《初學求書簡目》，并且對整理《清史稿·藝文志》發表過文章。他對《漢書·藝文志》下功夫最深，著有《漢書·藝文志通釋》出版。他考證《漢書·藝文志》的義例，從甄審、著錄、敘次、標題、注記五個方面總結其特點，并且對《漢書·藝文志》所載古籍一一作了辨識。這是二十世紀研究《漢書·藝文志》的一部力作。
　　　　５．校勘學
　　校勘，又稱校讎。但有人認為校勘與校讎不完全等同。張先生認為，古代從事古籍整理的學者都是校讎學家，校讎學無異為文獻學的別名。所謂版本、目錄、校勘都不過是校讎學的幾個組成部分，校讎學的功用在于辨章學術考鏡源流。
　　二十世紀在這方面的成果很多。胡樸安著《古書校談法》，余嘉錫著《古書通例》，陳垣著《校勘學釋例》，王重民著《校讎通義通解》，蔣元卿著《校讎學史》
　　張先生對校勘學很有研究，他認為從周代開始就有了校勘，理由是《國語·魯語下》記載：“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為首。”他在《中國文獻學》對校勘的重要性、必要性、條件、依據、態度都有論述。他對劉向、劉歆、鄭玄、陸德明、鄭樵、章學城、紀昀等人的校勘方法作了總結，如劉向校書有六個方面：（１）廣羅眾本，仔細勘對；（２）彼此互參，除去重復；（３）校出脫簡，訂正訛文；（４）整齊篇章，定著目次；（５）屏棄異稱，確定書名；（６）每書校畢，寫成敘錄。張先生把清代樸學的校勘家分為兩派，盧文＠①、顧千里等人是博涉派，校書遍及四部；王念孫，王引之、錢大昕、錢大昭是專精派，校書側重經或史。
　　張先生在校勘方面有實踐。他著有《敦煌本說苑殘卷校勘記》、《老子疏證》等。１９７３年長沙馬王堆出土了《老子》的兩種寫本，張先生以之校對傳世的本子，在編次和文字上都有新的發現。他的《老子疏證》博采眾說，擇善而從，抒發己見，為我們從事校勘提供了借鑒。
　　張先生在這方面的代表作是《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該書論述了校讀史籍的基本條件，校書應注意的問題，如何辨偽，輯佚等。這是我們學習校勘學最重要的讀物之一。
　　　　６．經學
　　經學是訓釋或闡述儒家經典的一門學問。它在漢代是一門顯學，出現了董仲舒、劉歆、何休、鄭玄等一批大師，宋代有些消沉，清代又復興。乾嘉樸學重視經學，往往皓首窮經，閻若璩、胡渭、惠棟、王引之、焦循都卓有貢獻。其后，龔自珍、康有為、廖平、章太炎都熱衷于經學，有成果問世。
　　與過去相比，二十世紀的經學較為冷落，但仔細想一想，仍不乏名師大家，如皮錫瑞有《經學通論》，馬宗霍有《中國經學史》，劉師培有《經學傳授考》、楊向奎有《兩漢經學與政治》，錢穆有《兩漢經學今古文評議》，蒙文通有《經學抉原》，周予同有《群經概論》，他們對歷史上的經學作了總結。至如研究一部部經書的成果則更多，此不贅舉。
　　作為一位樸學家，張先生對經學下過功夫。他在《八十自敘》說：“余之治學，始慕乾嘉諸儒之所為，潛研于文字、聲韻、訓詁之學者有年，后乃進而治經，于鄭氏一家，深入而不欲出，即以此小學、經學為基礎，推而廣之，以理群書。由是博治子、史，積二十載。”幾乎每一個樸學家都治過經學，這是他們學術生涯的必經階段，也是衡量樸學家的一個標志。張先生在文字學中耕耘了一段時間后，就進入了經學園地，初治《毛詩》，后及《三禮》，均有著述傳世。最突出的成果是《鄭學叢著》。
　　《鄭學叢著》是張先生在經學中的代表作，這里想多交待幾句，鄭玄是漢代經學的碩儒，他遍注群經，多有創獲。清儒雖不乏潛研鄭學者，但分治一經者多，合治群經者少，終未有匯合鄭氏群經注義以成一編者，亦未能成書。二十世紀幾乎無人專攻鄭學，唯張先生下力尤深。張先生年輕時就寫了有關鄭學的一些筆記，當時，他自顧年尚少，見聞不廣，輕言述造，恐貽譏大雅，把筆記整理成書而存之。到了晚年，他發篋重溫舊業，區處而理董，修改充實成《鄭氏校勘學發微》《鄭氏經傳釋例》《鄭雅》《鄭學敘錄》《鄭學傳述考》，又推衍鄭氏聲訓之理，效《釋名》之體，以究萬物得名之原，撰成《演釋名》一書，與上述五種合刊為《鄭學叢著》。該書發凡起例，取用自如；融會鉤稽，博采眾說；左右采獲，極共周詳。主要可概括為五個方面：（１）介紹經學知識。書中論列了經的名稱、經學博士的設立、經今古文兩派的爭論、經學的弊端，指出經學陰陽五行化是西漢今文經學的基本特點。（２）闡明鄭玄的貢獻。鄭玄在古聲韻有開創性發明，由占聲類以推見物名之原。鄭玄與許慎一樣精通文字，不同的是：許造字書，皆明本字；鄭撰經注，多釋假借。鄭玄對群經寫出了簡約的注本，開創了好學風。（３）考證鄭注。把鄭玄的注釋方法歸納為二十類，如“宗主舊注不為茍同”“沿用舊詁不標出去”。（４）廣弘鄭義。鄭注與《爾雅》相表里，張先生撰《鄭雅》以明部居；撰《演釋名》以紹雙聲。（５）條辨鄭學傳述。鄭玄在世時，弟子上千。張先生考查了由漢代到清代的鄭學名家和學術成果。總之，《叢著》發前人所未發，精心孤詣，填補了清末以降鄭學研究的空白。
　　　　　　二、開創古籍理論研究新學科　堪稱文獻學一宗師
　　我國古代學者擅長考證和釋理，不擅長創造新術語、新領域。浩瀚的古籍涉及到哲學、政治學、文學、心理學、教育學等方方面面內容，但都被籠統地歸于經史子集四部，而沒有與近代學術相銜接的新學科。先賢整理古籍，實踐有余，理論總結不足。盡管有少數學者作過某些嘗試，如漢代劉向撰《別錄》，南宋鄭樵撰《校讎略》，元初馬端臨撰《文獻通考》，明代胡應麟撰《少室山房筆叢》，清代王念孫撰《讀書雜志》，但始終沒有形成系統的古籍整理理論和方法，傳統的校讎學實際上沒有形成“學”，只是一盤散沙而已。
　　當時代大潮把中國傳統國學卷入到當代學術中時，國學面臨著社會轉型與文化變遷，要么沉淪，要么走向新生。樸學（或校讎學》在保存舊價值體系的同時，需要創新。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序》感嘆說：“我國史界，浩如煙海之資料，茍無法以整理之耶，則誠如一堆瓦礫，只覺其可厭。茍有法以整理之耶，則如在礦之金，采之不竭，學者任?C治一部分，皆可以名家，而其所貢獻于世界者，皆可以極偉大。”古籍整理的理論和方法需要科學化、現代化，這個任務落到二十世紀的學者身上。
　　１９３３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鄭鶴聲、鄭鶴春編《中國文獻學概要》，這是中國現代第一部以文獻學命名的論著，有開創之功。該書作者在例言云：“結集翻譯編纂諸端，謂之文；審訂講習印刻諸端謂之獻。敘而述之，故曰文獻學。……伸明中國文獻的地位與世界潮流之趨勢，以總其要，典籍結集，為文獻學上最重大之事業。”該書分別論列了目錄、審訂、學術源流、翻譯、編纂，刻印，初步確立了文獻學的框架。可惜，二位鄭先生的響應者很少，他們后來的學術興趣轉移到其它方向。
　　張先生從蒙童開始就對歷史文獻有莫大興趣，一生矢志不改。早在三十年代就走上講臺教授這方面課程，四、五十年代陸續推出文獻學成果，七、八十年代致力于文獻學隊伍建設，直到他逝世，把畢生獻給了文獻學，作出了卓越的貢獻。當今的學者，一談及文獻學，首先就想到了“張舜徽”這三個字。文獻學之所以能成為一門生機勃勃的獨立學科，能在海內外有很大影響，這與張先生的貢獻分不開。張先生是中國歷史文獻學的第一位博士導師，是中國歷史文獻學會的首任會長，他在文獻學領域的著述弘富，弟子遍及天下，所以，有人把他稱為文獻學的一位宗師。
　　張先生在文獻學的成就主要有兩方面：
　　　　１．融匯各家，創立新說
　　張先生勤于筆耕，他全面總結了古代校讎學，系統建構了新時代的文獻學。他在１９４５年排印的《廣校讎略》是對舊學的總結。他在１９８２年推出的《中國文獻學》是對新學術的建構。同時，他還出版了其他一些有關的著作。
　　張先生在１９５５年推出的《中國歷史要籍介紹》是新中國出版的第一部介紹古代典籍的教材，在此基礎上，以后又推出了《中國古代史籍舉要》。張先生對典籍進行了新的分類，有通史類、斷代類、實錄類、政事類、制度類、學術史類、方志類、史評類、史考類等，他試圖突破傳統四部分類法，以便從新角度研究古籍。
　　為了幫助學人研習，張先生選編了《文獻學論著輯要》，該書從古籍中精選了先賢的１２０篇精辟論述，涉及文字學、方志、避諱、類書、金石學、郭煌學等，匯為一冊，這對于了解傳統的古籍整理理論很有幫助，也顯示了張先生的淵博和卓識。
　　張先生在這方面的代表作首推《中國文獻學》。該書在體例和內容方面都很完備，有兩個特點：（１）每一篇章都凝結著他多年的研究心得，包含了他由博返約的真知灼見。他在原始材料中發掘了好多年，不是靠二手材料寫作。書中論列的人物和史料，往往是常人所不熟悉的。讀其書，不能不感嘆張先生的精深。（２）該書系統地闡述了文獻學，把文獻學框架基本建構完畢。誠如扉頁上的《內容提要》所云：“本書為我國文獻學領域的奠基性著作，分十二編，六十章。除論述文獻學的范圍、任務和古代文獻的流傳及類別外，對版本、目錄、校勘等有關整理文獻的基本知識，論述尤為詳明。前人整理文獻的具體工作和豐碩成果，歷代校讎學家整理文獻的輝煌業績，書中都作了總結性的介紹。最后兩編，對今后整理文獻工作指出了努力途徑，提出了具體設想。”該書出版后，學術界頻繁征引，視為文獻學最重要的著作。其后，又陸續出版了王余光、張家藩、洪湛侯等人的文獻學教材，但無不視張先生的《中國文獻學》為范式。
　　關于文獻學研究，張先生提出了許多指導性的建議，他經常談及四個方面：（１）改造二十四史。二十四史是帝王欽定的紀傳體正史，不能僅僅標點完事，而應將史文重新寫成定本，特別是《宋史》《明史》有必要改寫。對正史的舊注要整理，并撰述新注。（２）整理地方志書。要將豐富的地方志書分類撮錄，編寫出可供采摭的史料叢編。（３）甄錄古史遺文。從各種書籍中、舊注中、金石刻辭中搜集資料，去偽存真，取精用弘。（４）融貫諸子百家。要疏理周秦諸子、明清文集和筆記，分類叢鈔，以助學術研究。這四個方面做好以后，可以編述內容豐富的通史，廣泛為社會服務。這是張先生追求的目標和愿望。
　　　　２．建立機構，培養人才
　　文獻學的興盛，需要眾多的學者參與，并把分散的力量組成合力。１９７９年，張先生參與發起創建了中國歷史文獻學會，其后連續十年担任會長。十年間，學會由小到大，由幾十人發展為幾百人的全國性大型學術團體。張先生殫精竭慮地籌劃會內工作，為了辦好會刊《中國歷史文獻學集刊》，他親赴北京、上海征集名家文稿，親自審讀稿件，使該刊成為學術界有份量的刊物。每年的年會，張先生都具體組織，協調好各方面關系。１９８９年，他主動辭去了會長職務，被推為名譽會長，但他始終關心著學會的發展。
　　為了從事文獻學研究，張先生在華中師院創辦了歷史文獻研究所。該所從無到有，張先生在校部多方奔走，使所迅速發展，成為省重點學科單位，并且在１９９０年前一直是中國歷史文獻學會的掛靠單位。
　　為了壯大研究隊伍，張先生積極培養文獻學傳人。早在三十年代，張先生就走上講壇，先后在長沙文藝、兌澤、雅禮等中學任文史教員。四十年代在蘭州大學任教授、中文系主任。解放后在華中師院工作。六十年教學生涯，他的得意弟子數十，受業弟子數千，著錄弟子數萬。他直接培養了１０名博士、４０名碩土。１９８３年，他受當時教育部委托舉辦了全國性的歷史文獻學講習班，４０多人學習了一年，其中大多數人已是各單位的文獻學帶頭人。張先生開創文獻學事業蒸蒸日上，后繼有人。
　　　　　　三、拓新中國史學，堪稱史壇一大家
　　張先生在中國史學領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在《八十自敘》說過：“平生精力所萃，尤在治史。”
　　　　１．為人民寫史
　　二十世紀的中國通史著作很多，柳詒征、范文瀾、郭沫若、呂思勉、鄧之誠、周谷城、錢穆、翦伯贊、呂振羽、尚鉞、張其昀、白壽彝等都有巨著問世。張先生從早年就發愿要寫一部通史，他整理文獻的終極目標就是要實現這個目標。他認為，歷史是人民創造的，應打破王朝體系，不為一家一姓的帝王樹碑立傳，而應以人民為歷史主人，圍繞人民來進行敘述。經過幾十年準備，他在古稀之年完成了一百多萬字的《中華人民通史》。這部書名以“人民”為題，反映了寫作宗旨。他在書中設專章揭露統治階級的剝削壓迫，用考古發掘的殉葬事例與《墨子·節葬》所記載的“天子殺殉，眾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眾者數十，寡者數人”相映證，藉以說明奴隸主的殘忍。《中華人民通史》獲第四屆中國圖書一等獎。
　　為了總結勞動人民的貢獻，張先生撰寫了《中國古代勞動人民創物志》，書中從農業、飲食，建筑、藝術、健身、水利等方面總結了勞動者的成就，涉及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他認為：我們祖先對一切事物的發明創造，從來就不注意到發明家是誰，所以很難找到創造者的真名。實際上，發明創造不是出自一人一時，而是集體的智慧。至于有人把功勞歸于神農、黃帝，那不過是尊古賤今，高遠其所從來。
　　張先生還另辟蹊徑，從文字角度研究上古的生活。他的《廣文字蒙求》《說文解字約注》在解釋字形時，總是形象地說明了人民的勞作和所處的地位。他還認為，文字的前驅是圖畫，勞動者圖繪實物，漸進而有文字，文字是人民創造的。
　　在張先生的《中國史論文集》收錄有《論勞動人民表現在謠諺中的憎和愛》《論兩宋農民起義的社會背景和英勇事跡》，文中飽醮著他對人民的無比熱愛。
　　　　２．為學術寫史
　　作為一個學者，張先生以職業的眼光洞察幾千年的學術長河。他對先秦到民國的每一段學術史都有研究，尤其是對周、漢、宋、清最有見識。他信奉“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治學原則，著有《周秦進論發微》《鄭學叢著》《史學三書平議》《廣校讎略》，對學術源流作了詳盡辨析。他對清代學術用力很深，著有《清人文集別錄》《清儒學記》《清人筆記條辨》《顧亭林學記》《清代揚州學記》等。將這些成果匯集起來，可以構建一部中國學術史新著。
　　張先生著《史學三書平議》非一日之功，而是平日研讀《史通》《通志》《文史通義》的思想火花總匯。
　　張先生批判性地接受劉知幾的史學觀，對《史通》的一些論述提出異議。如《史通·六家》說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紀傳互出，表志相重，于文為煩，頗難周覽。至孝獻帝始命荀悅撮其書為編年體，佐《左傳》，著《漢紀》三十篇。”張先生認為根本不是這回事，他在此文下評曰：“馬、班二史，雖紀、傳互出，表、志相重；而詳略不同，取舍復異。相資為用，其來已久，本無涉于《史記》。”按張先生的觀點，《史記》與《漢書》可以互相參照，而荀悅是依據《漢書》撰成《漢紀》。
　　張先生對宋代鄭樵評價很高，認為鄭樵是個人才，有博通氣象，他在《通志總序平議小序》說：“二千年間，論史才之雄偉，繼司馬遷而起者，則有鄭樵，雖其所修《通志》未能臻于預期之完善，要不可以成敗論得失也。”漢、宋之間的大學者尚有劉向、班固、王充、張衡、鄭玄、裴松之、酈道元、孔穎達、劉知幾、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沈括等，張先生認為這些人在“史才之雄偉”上都不及鄭樵，可見他是欽佩鄭樵的。但是，鄭樵也有缺點，張先生在《通志總序平議》說：“鄭氏才高氣盛，論人行事，每好騁議論以抑揚之，故評騭多失其準。”
　　學術界對宋代學術缺乏研究，輕視宋代學術。張先生對漢、清兩代學術用力最多，但總是呼吁要給宋代學術以中肯的評價。他多次撰文，極力贊譽宋代學術在中國學術中的貢獻。他在五十年代寫的《論宋代學者的廣闊規模及替后世學術所開辟的新途徑》，全面總結了宋代學術成就，對宋人的治學方法和方面、以及對清代的影響作了歸納。他平日讀書寫札記，常為宋人鳴不平，批評清代樸學的清高和偏見。如：《清人筆記條辨》卷一載錄清人馮班《鈍吟雜錄》卷四語“讀書不可先讀宋人文字”。張先生大不以為然，他評曰：“此論可商。宋人空談心性之文及《語錄》之書固可緩讀，然如蘇、王、歐、曾諸家之文，說理敘事皆極暢達，初學讀之，大可啟發思路，裨益文筆。……故余平生教學文者以多讀唐、宋文為先務，而宋文尤要。”
　　關于宋代學術與清代學術的關系，張先生多次疏理。他在《清人筆記條辨》論及馮煦的《蒿庵隨筆》時，考辨了漢學和宋學：“漢學之名，本甚不通。始乾嘉諸經師宗尚古注，精研許、鄭，亦特以求是而已，初未嘗樹一漢學之幟以炫異于世也。其標立名義且述為專書以張之者，則自江藩《漢學師承記》始。其書初成，龔自珍即遺書規之，斥其立名有十不安，江氏不之省也。其實清儒治學途徑，無不開自宋人，章學誠《文史通義·朱陸篇》亦已言之。”
　　張先生認為宋人治學氣象博大，啟示后世而導夫先路。他在《史學三書平議·朱陸》有一段文字專門考證宋代學術與清代學術在源流上的關系。他說：“校定《說文解字》，自徐鉉始；為《說文解字》作傳，自徐鍇始；昌言右文，自王圣美始；考論古韻，自吳＠④始；為爾雅作疏，自邢＠⑤始；此清代小學出于宋也。攻《偽古文尚書》，自吳＠④、朱子始；尊信《詩序》，自呂祖謙、馬端臨始；搜集漢人舊注，自王應麟始；此清代經學出于宋也；他若金石考證，歐、趙肇其端；目錄解題，晁、陳啟其緒；自鄭樵有《校讎略》，而校讎之學始號專門；朱子為韓文考異，而考異之體方臻精密。至于史部考訂之學，不外辨正異同，勘改＠⑥失，則吳鎮《新唐書糾繆》、《五代史記纂誤》、吳仁杰《兩漢刊誤補遺》亦已導夫先路。其旁涉諸子為之詮釋者，以疏說老莊之書為最多。然如陸佃之解《鶡冠子》，杜道堅之釋《文子》，謝希深之注《公孫龍子》，錢佃之校《茍子》，梅堯臣、王皙、何延錫，張預之注《孫子》，至今猶有存書，固已卓然不廢，斯又清代諸師校理周秦諸子之前驅也。若夫《困學紀聞》《黃氏日鈔》諸編，包羅群書，考核精審，后之《日知》《養新》諸錄，實其嫡嗣矣。”筆者每讀這段文字，未嘗不感嘆張先生的通識。如果不是讀遍了宋代、清代書籍，又怎么能用四百字把學術源流勾勒得如此清晰！
　　張先生最精熟的莫過于清代學術。這里不可能一一列舉他的重要創獲，只是介紹他的兩部書的寫作過程。其一是《清人文集別錄》，為寫這部書，張先生翻檢過１１００多家清人文集，每讀一集，輒考作者行事，記書中要旨，究其得失，校其學識之深淺，然后從長年積累的筆記中選錄出六百種，匯編成冊。其二是《清人筆記條辨》，張先生翻檢過３００多家清人筆記，比其異同，考其要義。他在《自序》中說：“這些筆記有辨章學術者，有考論經籍者，有證說名物制度者，有訂正文字音義者，有品定文藝高下者，有闡述養生方術者，得失互見，多可商榷。竊不自量，從而平亭是非。凡遇精義美言，則為之引申發明，或值謬說曲解，則為之考定駁正。”像張先生這樣把清人文集和筆記幾乎讀遍的學者，在當代恐怕難數一二。如果天假其年，張先生還可以在此基礎上寫出很專深的清代學術研究著作。依此類推，如果有誰甘于寂寞去讀遍明代、元代、宋代的文集、筆記，不是也可以成為大家？！但在經濟大潮翻滾的今天，又有幾位學者能象前輩這樣去治學？我為當今的浮淺學風而悲哀！
　　除了清代，張先生對當代學術也很有見識。他對羅振玉、王國維、楊樹達、柳詒徵、余嘉錫、錢基博、黃侃、顧頡剛等人的學問都有評價。如，他曾為羅振玉打抱不平。學術界一度有人說羅振玉盜竊了王國維的學術成果，張先生根據他對羅的多年考察和研究，撰寫了《王國維與羅振玉在學術研究上的關系》等文章，指出羅的功力很深，寫作能力很強，成就是名副其實的，絕不能因為羅后來跑到滿洲國當了漢奸而否定他的學術成就。史學家應當尊重事實，而不應靠想當然歪曲史實。
　　　　３．為釋疑考史
　　張先生認為才學識三要素中最難能可貴的是識。他曾評價明代李贄有識，李贄提出的“六經皆史”是一個創見。他認為清代章學誠沒有文才，但識力很強，乾嘉樸學都以識見長。
　　張先生對一些重大的史學問題都有獨到見解，如：長江是否中國古代文明的搖籃；《禹貢》是否先秦書籍；孔子、孟子是否倒退；陳勝政權是否稱為張楚等，都發表過文章。
　　中國哲學上一些重要范疇，如道、理、無為，張先生都有辨析。他的《周秦道論發微》是有關先秦哲學的重要著作，書中提出：道論就是人君南面之術，南面之術就是統治者駕馭臣下、壓制人民的一套手法和權術，周秦古書稱之為道。“清靜”“無為”是南面術的具體內容。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認為老子是最先發見“道”的人，張先生不同意胡適的觀點，從三方面加以駁斥：首先，在《老子》本書已明白說過：“古之善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可知《老子》以前已有不少人闡明過這些道理。其次，《莊子·天下篇》敘述諸子學說的興起，每云“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某某聞其風而說（悅）之”，說明每一學派的出現都是前有所承。第三，《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在《老子》之前著錄了《伊尹》《太公》《辛甲》《鬻子》《管子》，可知道家學說源遠流長。《老子》非老聃一人創造，它是戰國時人匯輯古代道家言論的語錄。
　　張先生著《周秦諸子政論類要》對法家的作用和源流作了辨析，認為韓非子雖未在秦國受重用，但他的思想對秦、以及后世王朝起了不可低估的影響。法思想與古代的治國理論是一個系統。
　　張先生著《愛晚廬隨筆》，這是仿南宋洪邁《容齋隨筆》有感而發的心得薈萃，可以稱之為二十世紀的《日知錄》《養新錄》。他把那些零星的見識以短小的文章寫出來，如“婦節”“什一之制”“三十稅一”“胡與漢”“二陸異同”“新文化運動”都有一孔之見。如卷二論及《周易》，張先生認為《周易》中理論之可取者尚多，其中闡發的謙德之用最為精要，讀書宜于可受用處細心體會。張先生把《周易》中的精要語句摘錄了數十條，以示此書不盡是糟粕，不可輕易稱為迷信書。他在為筆者著《神秘的八卦——〈周易〉研究縱橫觀》的《題辭》云：“《周易》于群經中最為難知，良以易道廣大，舉凡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堪輿卜相，皆可援易以為說。所該甚博，隨得一隙而入，悉能宛轉圓通，有所闡發。”由此可見，張先生認為《周易》是值得研究的書。又如卷四，張先生論及“神道設教”，一言中的地提出：神道設教不過是古代帝王的欺世之術，統治者偽造種種傳說，以明己之受命于天，讓百姓畏伏順命。類似的見解尚多，讀其書，確實增長不少見識，用簡明的語言表述確切的觀點，這是乾嘉樸學的一個特點。
　　　　　　四、鑄就博大氣象，堪稱治學一典范
　　中國學界的泰山北斗，在治學氣象上可分為兩派，一為博大派，一為精深派。晚清的梁啟超和章太炎是兩個代表人物，各領風騷。
　　梁啟超知識淵博、思維敏捷、治學勤奮。他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幾乎沒有未涉及的領域。他的上千萬字著作有氣吞山河之勢，就象一部百科全書。其后有郭沫若等人紹其余緒，以才華橫溢、一日萬言的氣象稱譽于世。
　　章太炎追求深邃，且看他的一部代表作《訄書》，被反反復復地修改了數次，可謂精雕細琢，其中填進了許多生癖字和奇澀的典故，使人望而生畏。其后有黃侃專攻訓詁，發誓５０歲以后才可以提筆，可惜到知天命時，他卻駕鶴西游了。
　　博大也罷，精深也罷，都無可厚非。各人皆可根據自己的興趣和素養選擇治學之路，要緊的是給社會、給學界貢獻了多少有份量的東西，這才是衡量學者的唯一標準。當然，博大與精深也不是絕然分開的。大凡學界巨擘，博大不失精深，精深寓含博大，謂其博大或專深，只是相對而言。
　　張先生是一個博大的學者，他以一生的成就和經歷，為二十世紀的學者樹立了由治學成才成為一位大才的典范。
　　張先生沒有“文憑”，他小時候到附近的學堂聽過幾天課，覺得老師講得太淺，于是堅持自學，“無師自通”。由于沒有教材的約束，他的治學領域特別寬廣，思想在上下五千年的天地間自由馳騁。
　　張先生認為，自古以來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在這稀有的“麟角”中，張先生敬佩的是通才型學者。他多次贊揚漢代司馬遷能夠“網羅天下放失舊聞”，“整齊百家殊語”，“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他贊揚宋代司馬光修《資治通鑒》的氣概，他在逝世前幾天為《資治通鑒全譯》寫的序文中說：“曠觀數千年中華史學界堪稱震鑠古今之大著作，必有雄偉的氣魄，龐大的規模，創新的體例，審密的剪裁，而行之以暢達之文筆。必具備了這些條件，然后可以傳之久遠，為后世不磨之書。自古至今，作者雖多，其能達到這一境地的，自推漢宋兩司馬的成就為最大。”
　　張先生對清初王夫之也很推崇，他在《學習王船山治學的求實精神和博大氣象》一文說：“作為一個＠⑦跡荒陬，身居瑤峒的鄉里老儒，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而能卓然自立”，實為中外歷史罕見。“船山學術之所以經得起時代的考驗，到三百年后的今天，仍為人們所仰望而紀念他，很重要的原因，便是為他的博大氣象所感召了。”
　　張先生認為，乾嘉學派雖然很專精，但專精不失博大。他在《愛晚廬隨筆·學林脞錄卷十四》指山：“必有雄厚功力而后能成精深之學問”，他說：“乾嘉諸儒治學，極其刻苦。每欲專精一經或一藝，必先多為之方，從事綜合之研究。既得其綱要矣，然后散其例以理繁穰，致收融會貫通之效。”
　　張先生認為文獻學是一門通人之學，即廣義的史學。清末張之洞按類分列學有專長的清代學者，把乾嘉樸學家錢大昕分別列入經學、史學、小學、算學、校勘學、金石學，張先生認為這樣分類不妥，只要把錢大昕歸到文獻學即可。
　　張先生認為梁啟超博大，但有遺憾。他在《愛晚廬隨筆·學林脞錄卷十六》評價梁說：“綜其一生致力之端，至為廣博，而根抵乃在史學。……其專集中所錄史稿，有考證古代者，有敘述近代者，有為前人新撰傳記者，有為外國纂述小志者，有言宗教者，有敘禮俗者。凡所述造，至為繁富。”張先生認為梁不該入仕太早，否則在學術上會更有成就。
　　張先生一輩子走的是博大的治學道路，他不喜歡“專家”這個稱呼，忌諱人家說他僅是一個文字學家、他公開發表了２４部３１冊近８００萬字的著作，這還不包括他主編的書。他治學領域上迄三代，下及民國，經子史集，無不涉獵。他的視野從不局隘于一個斷代、一個專門史、一本書、一個人，而是旁征博引，八方采獲。他的《說文解字約注》豈止是考文字，舉凡民俗、心理、創物、思想都有論及。他的《中華人民通史》通貫古今，覆蓋方方面面。他不僅研究文字、政治、哲學、學術，還研究圖畫、書法等，他的《藝苑叢話》對器物、雕刻、營造、地圖都有考證，他喜好揚州八家之畫，能夠說出其特色和源流。他對乾嘉樸學的書法很留心，稱贊汪中、阮元擅長篆書；桂馥、錢大昕擅長隸書；姚鼐、何焯擅長楷、行、草書。
　　張先生總是告誡學生要走通才之路。他自己編的《讱庵學術講論集》搜集了他本人在高等學校的多次演講稿，不論是在蘭州、臨汾、石家莊，還是在廣州、揚州、武漢，他講的題目都離不開一個“通”字。如：１９４６年他在蘭州大學講“談偏才與通才”，要求“學習文史的人，有必要恢宏志氣，將治學范圍推廣，博覽兼收，務求通貫，必通貫而后能免于＠⑧陋。”（第４頁）１９８０年他在揚州師院講“學習揚州先輩的治學精神，走博通的路”的報告，認為揚州學派有圓通廣大的氣象，他們既清算了漢學家的煩瑣的治學方式，又批判了宋元理學的唯心見解，“從此清代學術界開始得到解放，一變而為生動活潑的局面，廓然有以見天地之大。”（第３８頁）筆者當年陪張先生到山西師大、河師院訪問，張先生分別講述了山西、河北歷史上的通才大儒，以博學勉勵大學生。
　　值得提出的是，張先生追求博大，但并不輕視精深。他認為精深必須建立在博大的基礎上，不博則不專，博是前提。但博學須從小處著手，由微觀見宏觀。他在《史學三書平議》辨析章學誠的“博約”觀說：“學不同方，意不必盡同。”“所謂博而能約，即治學能博觀而約取也。如治一經，則凡涉及此經之書皆遍覽之，所謂博觀也。于是去粗取精，擇善而執，所謂約取也。推之專治一學，皆應如此。不博觀，則形其褊陋；不約取，則必致泛濫，故由博返約之功，必不可少。”可見，博與約是治學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專門之學，必得有博觀，然后返約。
　　　　　　五、取得成就的原因
　　為什么張先生能在二十世紀的學術中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我認為可以從外因和內因尋找答案。
　　外因方面，張先生受湘學影響很大。清代以來，湘學以博大而篤實稱譽于世。１９８５年，張先生在湖南紀念楊樹達百歲誕辰大會上論湘學說：“湖南人的治學精神與江浙一帶不同，走的是博通的路。近三百年間，如王夫之、王先謙、王闿運，是清代湘學中的代表人物。他們的學問極其廣大，遠非江浙所能及。楊先生少時承湘學余緒，有志昌大，在前人治學的基礎上，更加精進不已。”（《＠②庵學術講論集》第１５０頁）清代以來的湘人，不論是從政的，還是習文的，都常常以天下為己任，發誓要做一番大事業。從魏源、曾國藩、譚嗣同、黃興，到中國共產黨的杰出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胡耀邦，莫不有博大氣象。這是湘學湘風的一個顯著特點。張先生在湘學熏陶下，少有大志，成年后又結識了許多湘籍學術名流，切磋學問，砥礪志氣。晚年的張先生寫過一篇《憶往篇》，用很大篇幅談湘學對他的影響，列舉了余嘉錫、孫文昱、譚戒甫等２０位學者與他的交往，他說：“湘賢二十人，皆舜徽所嘗親炙幾席，與聞緒論者也。其年皆長于我，多者至三十余歲，少亦十余歲，俱盛德碩學，有名于時。舜徽或師事之，或承其引為忘年交。”張先生年輕時負笈北游，在京訪學，就住在姑父余嘉錫家。余嘉錫是大史學家，精通版本目錄。張先生耳濡目染，受到很多啟發。后來，余嘉錫與張先生有一百多封通信，都是論學的。這些信件在“文革”中被紅衛兵抄走，下落不明，張先生以為終身遺憾。在湘籍人中，張先生與楊樹達是忘年交，張先生經常到楊宅拜訪，親眼看楊摩挲《說文》。楊有《積微居小學述林》傳世，精通國學。張先生對他很有感情。
　　此外，張先生還受家學影響。他祖父當過京官，走的是“學而優則仕”的道路。他父親厭惡八股文，終生不應科場考試，埋頭鉆研學術，曾出任師范學堂教習，后養病回家，把全部精力都傾注在教育愛子中。張先生在晚年寫的自述回憶說：父親教學很有經驗，畫日月山水以教象形文字；對著《史記夏商周本紀》，講解《尚書》；對著《本草綱目》上的圖象，講解《說文》＠⑨部和木部；白天講《三垣圖》，晚上在野外辨認星斗；結合《書目答問》《＠⑩軒語》，探索讀書門徑。父親介紹的書和指明的治學方法，基本上是樸學范圍。父親沒有留下著述，且英年早逝，這是張先生時常傷感之處。張先生一生勤奮治學，內在的動力在于對父親的報答。正如漢代司馬遷繼承父親司馬談遺志一樣，張先生以功成名就的一生告慰了九泉之下的父親。
　　除了湘學、家學，張先生還受益于其他學者，如陳垣、黎錦熙、駱鴻凱、高步瀛、吳承仕、沈兼士、錢玄同、馬衡、顧頡剛，張先生與他們都有交往。
　　從治學條件看，張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是在解放后完成的。他一直在華中師范學院（今華中師大）工作，生活和治學比較安定。校園坐落在桂子山，山雖不高，但有靈氣。
　　外因只是次要的原因，關鍵在于內因：
　　首先，張先生聰明過人。說他聰明，是因為他有三個“善于”。其一他善于打基本功，從小練就過目不忘的本領，練就文字學功力，練就目錄學門徑功夫，對史料能信手拈來，出口成誦。其二，他虛懷若谷，勤于訪學，善于把別人的知識和方法變為自己所有，并擇善而從之。其三，他善于選擇治學方向。他常說“善取不如善棄”。天下知識太廣，任何人不可窮盡。張先生放棄了年輕時偏好的詩賦，專心文史而成其大。綜觀張先生一生，似乎從年少就有一個整體計劃，他一輩子按計劃從事，井然有序。他是一個有心人，對自己的講稿、筆記都有精心安排，幾無虛度年華和浪費的筆墨。
　　第二，張先生有超人的勤奮。他老人家在《八十自敘》說：“余之一生，自強不息，若駑馬之耐勞，如貞松之后凋，黽勉從事，不敢暇逸，即至晚暮，猶惜分陰。因自號無逸老人，所以自概其生平也。”他的室名別號還有省浮室、強學廬、惜余年館，都是勉勵勤奮治學的。他一輩子沒有睡過懶覺，沒有什么娛樂，唯有孜孜不倦地伏案。學者之所以能成為學者，唐代的劉知幾提出了“才學識”，清末章學誠提出了“德”，張先生用他一生又補充了一個“勤”字。大凡成就功名者，僅有才華是不夠的，還需要忍受別人受不了的苦，否則只能是平庸之輩。張先生的勤奮刻苦，受到乾嘉樸學的影響。他在《愛晚廬隨筆·學林脞錄卷十四》有專節談“清人樸學成就多得力刻苦”，他說：“非有刻苦鉆研之精神，曷足以立名當世”“余平生教導后生，嘗謂乾嘉諸儒之書雖不可盡讀，然其治學刻苦之精神，與其理董故書之方法，則固足為后人師模也。”
　　第三，張先生胸襟開闊、潛心研作。他老人家以學術事業為生命，畢生追求人生價值的最大體現。他服膺老莊，寧靜致遠，不貪圖高官厚祿，不趨炎附勢，不為社會上的事情所動搖，全身心地投入學術研究。既使是在“文革”期間，他被視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自天受批斗，晚上仍若無其事地伏案寫作。一部《說文解字約注》就是于逆境中在一個舊浴室中用三年半時間抄完的。十年浩劫，有的學者悲觀失望、一無所為；有的學者失去人格，趨炎附勢；張先生面對“炮轟”“油炸”“打倒”，甚至還要面對自己學生的批判，他以大海般的胸懷對待這一切，悠悠萬事，唯有治學唯大。“文革”結束后，張先生的十幾種學術著作接連問世，令人驚嘆不已。直到耄耋之年，他仍不知老之已至，雄心勃勃地計劃著大的課題。
　　張先生能夠坐冷板橙，也能夠起早床。他常說“三朝頂一工”，所以每天聞雞而起。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２７日，天未破曉，張先生就像往常一樣開始了筆耕，不料突發心血管病，溘然逝世。桂子山為之泫然！學術界無限悲痛！哲星隕落，光輝永存。
　　　　　　結語：弘揚“張學”　推動中華學術
　　張先生的學術一直為世人關注。六、七十年代以來，臺灣、日本翻印或翻譯了他的著作有十部之多，像《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清人文集別錄》等著作都稱譽海外。不論在大陸，還是在海外，都有一批張先生的受益者、追隨者、崇拜者。事實上，張先生的學術和他的弟子們已經無形中構成了一個學系——張學。張學的任務就是要總結張先生的學術思想、學術經歷、學術方法、學術成果及影響，要完成張先生的未竟事業。張先生走得很急，還有許多遺稿需要整理，還有一些設想尚未啟動。既使是他已出版的著述，還可以在此基礎上擴充和深化。要做的事實在太多！
　　通過弘揚“張學”，有利于推動對歷史、歷史文獻、傳統文化的研究。如果當今的學者都能像張先生那樣有博大的治學氣象、有鍥而不舍的治學精神，學術界一定會更繁榮。張先生和他的同輩學者已經完成了從舊學向新學的過渡，我們這一代人應沿著他們開辟的學術大道奮勇前進！（限于篇幅，筆者另有《論張舜徽先生的學術思想》載于《華中師大學報》１９９７年增刊）
　　　　　　張舜徽先生著作目錄
　　①《廣校讎略》　1945年長沙排印本。中華書局１９６３年４月增訂本。
　　②《積石叢稿》五種　1946年蘭州排印本。
　　③《中國歷史要籍介紹》 湖北人民山版社１９５５年１１月月出版。
　　④《中國史論文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年９月出版。
　　⑤《顧亭林學記》 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９月出版。中華書局１９６３年１２月出版。
　　⑥《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１９６１年７月出版。
　　⑦《清代揚州學記》 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年１０月出版。
　　⑧《清人文集別錄》 （上、下）中華書局１９６３年１１月出版。
　　⑨《中國古代史籍舉要》 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５月出版。
　　⑩《周秦道論發微》 中華書局１９８２年１１月出版。
　　11《中國文獻學》 中州書畫社１９８２年１２月出版。
　　12《史學三書平議》 中華書局１９８３年２月出版。
　　13《說文解字約注》 （上、中、下）中州書畫社１９８３年３月出版。
　　14《鄭學叢著》 齊魯書社１９８４年６月出版。
　　15《中國古代勞動人民創物志》 華中工學院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１月出版。
　　16《文獻學論著輯要》 陜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８月出版。
　　17《清人筆記條辨》 中華書局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18《舊學輯存》 （上、中、下）齊魯書社１９８８年１０月出版。
　　19《中華人民通史》 （上、中、下）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華５月出版。
　　20《說文解字導讀》 巴蜀書社１９９０年１月出版。
　　21《漢書藝文志通釋》 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３月出版。
　　22《愛晚廬隨筆》 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２月出版。
　　23《清儒學記》 齊魯書社１９９１年１１月出版。
　　24《＠②庵學術講論集》 岳麓書社１９９２５月出版。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弓右加召
　　　　＠②原字為讠右加刃
　　　　＠③原字為王右加容
　　　　＠④原字為原字為木右加或
　　　　＠⑤原字為原字為日下加丙
　　　　＠⑥原字為原字為讠右加為
　　　　＠⑦原字為原字為豚下加辶
　　　　＠⑧原字為原字為合下加廾
　　　　＠⑨原字為原字為屮豎為撇右加屮
　　　　＠⑩原字為車右加酋
　　
　　
　　
文獻京96～122K1歷史學王玉德19981998華中師大歷史文獻所 作者：文獻京96～122K1歷史學王玉德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1:5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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