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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分子的“新現實主義”
　　８０年代末期以來，中國改革轉型期知識分子中開始出現一種新的文化心態。我們可以把它大體上概括為“新現實主義”。其基本特征是，人們不再以某種過于簡單的抽象的口號或“主義”，去大而化之地涵蓋復雜的現實問題。而是運用經過“漢化”處理的、源自國際社會通用的學術“軟件”或學術概念工具，在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等社會人文科學的廣泛領域中，在較厚實的學理基礎上，通過更為實證的方式，來對“問題”本身進行研究。這并不意味著知識分子放棄對理想與主義的追求，而是不再以泛道德的“主義”來作為判識中國具體問題的坐標或解釋框架。這一時期人們更注意的是，對中國國情的具體調查，對中國實現現代化的理想目標的約束條件的認識，以及對建立新制度所必需的中介環節和因素的探討。如果說，自五四以來，以“主義”來壓倒“問題”是中國知識分子思維模式的主流特點，那么，從“問題”中尋求實現“主義”的約束條件與中介，則日益成為當今中國知識分子的主流趨勢。這可以說是近八十年來中國精英中的真正具有歷史意義的劃時代的心態變化。
　　與這種文化相呼應的是，從哲學人文學科層面上，自五四以來受中國知識分子偏愛的歐洲大陸唯理主義思潮（它在中國曾成為“主義決定論”和烏托邦的理論基石）開始受到批判的反省。北大一位青年學者高毅寫的（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政治文化》一書正是這一反思的代表之作。該書印數已達八千冊以上，這在當今中國大陸學術書刊不景氣的情況下可以說已經是頗為驚人的數字。從社會科學層面上看，近年來，在西方受過較系統的學術訓練的新一代學者已經在學術界嶄露頭角，上海一些青年文化人類學者在對江西、湖南農村宗族現狀進行大量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完成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學術成果，北京一些青年學者對中國基層的“單位組織”現象與體制改革的關系的研究，均可以看出新一代學者的求實的學風與學術根柢。
　　與８０年代中、前期相比，８０年代后期以來文化的另一個特征是：理性、求實而平和的心態已經取代了焦慮、亢奮與浮躁的激情，如果說，此前的文章以華彩、激昂和浪漫的激情為其基本特色的話，那么，嚴謹、深沉、厚實乃至冷峻，已經成為此后學者們約定俗成的風格。中國十多年漸進式改革的實效已經大大地緩解了知識分子因文化滯差而產生的焦慮感和亢奮心理。這又使人們能更為冷靜和理性地去認識中國的問題的復雜性和中國現代化的長期性。情感激越的大言高論，已經不再能嘩眾取寵。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市場經濟的世俗化潮流，固然有摧折理想主義的負面性，但也在相當程度上瓦解了以抽象的“主義決定論”為基礎的、意識形態式的思維模式，鼓勵了講求實效的價值觀的發展。
　　　　知識分子政治理念的變化
　　８０年代后期以來，在政治層面的最突出特點是，知識分子對政府的權威性的認同程度較八九年前后有了很大的提高。這首先因為，前面已經提到過的漸進式改革的實效，使一個政權的合法性即使不是在政治理想和價值層面上，至少是在政府權威對于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的功效的意義上，在知識分子中已經得到更為理性的認可。前蘇聯的“八一九”事件發生后的短暫時期內，一些心態上較為激進的知識分子的政治浪漫情緒曾一度有過回光返照，但前蘇聯激進改革神話的破滅，則進一步強化了原來已經出現的對漸進改革選擇的認同傾向。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對“姓社姓資論”的否定，隨后的經濟熱潮，以及國外對中國發展的積極評價，使八九年以后的知識分子對政府權威性的認同達到一個更新的高度。
　　８０年代后期以來在政治層面的另一個特點是，知識分子的直接政治參與的程度比過去時期有所降低。相對于改革初期的政治參與亢奮心態而言，這種政治淡化反而是改革進入中期階段后的正常現象。這首先是因為，改革初期知識分子“爆炸式”的“政治參與”是與“五四”式的焦灼而亢奮的“主義崇拜”相聯系的，８０年代后期以來經過多元化和分流化，人們可能從政治以外的其他方式實現自身的價值。如果說，改革初期，受一種意識形態文化的熏陶而尚未分化的知識分子的“千軍萬馬”，涌向政治參與的“獨木橋”，作為實現自身價值的唯一途徑，那么，這種情況現在已發生很大的變化。
　　　　中國改革轉型時期人文知識分子的四種類型
　　在８０年代前、中期，中國人文知識分子內部分化程度不大，觀念與行為方式上均呈同質的“板塊性”，他們一般都具有很高的政治參與熱情，彼此以“思想解放”和“改革動員”的入世使命感相激勵。各種文化沙龍雖然層出不窮，然而討論的差不多是同樣的話題，政治傾向與心態上也大同小異。這種情況與“五四”時期頗為相似，知識分子的分化情況在１９９２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后的北京尤為典型，因為京城歷來作為全國“首善之地”，來自各地的各類人才紛紛云集，各種思想的交流碰撞為知識分子的類型分化提供了條件和基礎。而在東南沿海地區，由于市場經濟對社會人文精神的巨大沖擊力，使相當多數的人文知識分子紛紛向商潮蜂擁，從而使上述分化顯得并不十分明顯。盡管如此，從總體來看，９０年代以來的知識分子的類型分化趨勢畢竟已經出現，并將隨著市場經濟與民間社會的發展而日趨清晰。
　　大體上，我們可以根據這些知識分子各自的知識學理的不同類型，他們在學術和社會分工上的自我定位，他們與政治決策中心的接近程度以及他們的政治參與程度，把９０年代以后的改革轉型期人文知識分子劃分為以下四種基礎類型。
　　　　一、經世致用的“國策派”
　　這種類型的知識分子一般都有較主動的與決策層協作的傾向。他們力求運用自己的經濟學、社會學與政治學的知識，對中國當前改革與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實際問題，進行獨立的研究，并力求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如國情報告和經濟趨勢與危機的預測分析報告，對轉型時期意識形態的定位問題的研究，來影響政府的決策。在政治理念上，一般均具有這樣的共識，即通過中國特色的漸進改革以實現政治民主與經濟現代化。他們目前所關注的主要問題有中央與地方關系；沿海與內地關系；人口與資源關系；國家權威與民主政治的關系；轉型期危機發生的機制；社會問題研究與對策建議等等。
　　胡鞍鋼可以說是國策派的突出代表。這位原來在東北插隊的學工科的中國科學院博士，在耶魯大學經濟系深造兩年回國后，運用統計經濟學的方法，根據自己選擇的七百多個變量，對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９２年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二萬多個有關國民經濟的數據，進行電腦處理，并在這一基礎上成功地預測了經濟增長速度與通貨膨脹率的關系。１９９３年下半年，他與留美學者王紹光在計量研究基礎上完成了長達十七萬字的《中國國家能力報告》，該報告分析了國家稅收能力下降與地方分利化傾向急劇發展可能引起的嚴重后果，這份報告和他們提出的分稅制建議，受到政府與國際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并成為當前分稅制改革的理論依據。
　　與八九年以前的青年幕僚相比，９０年代以來出現的“國策派”一般均受過更嚴格系統和規范的學術訓練，他們能更自覺地從中國改革中產生的“問題”出發，而不是從理論或某種抽象的既定目標出發，來提出自己的學術或政策主張，他們也更具有學術上的獨立性。由于近年來改革中出現的各種危機現象和社會問題日益嚴重，決策層與知識分子中重新出現對理論與對策問題的關注，處于前沿的國策派，勢必更為活躍，更具“進攻性”和主動性，并將具有包括政治學和意識形態研究在內的更為廣闊的活動空間。政府首先是通過這些“國策派”知識分子，認識到非幕僚式的、獨立的學術研究對于現代化所需要的理性認識和正確決策的必要性。隨著改革的深入，轉型時期產生的各種問題和矛盾日呈多樣化與復雜化，決策層將越來越認識到有學術根柢和獨立創見的國策派的作用與價值。國策派無疑將成為今后政府決策層與知識分子之間建立更為廣泛的溝通的重要橋梁。
　　　　二、恪守學術本位的“學院派”
　　與國策派不同，學院派有意識地與政治動作保持相當的距離。他們關心政治，但卻并不想直接影響政治，他們對知識分子中的浮躁、亢奮與激進浪漫的心態有過相當的反省，并認同決策層在政治穩定的條件下漸進的現代化改革。他們與前述的國策派一樣，同樣也有著相當強烈和敏銳的“問題意識”，并力求從中國現代化產生的“問題”與困惑中尋找學術關注點。但他們認為知識分子應以學術為生命，通過發展學術，引進國際規范化的概念工具，正本清源，并使之成為反省歷史、認識現實、展望未來的學術“軟件系統”。他們認為，對于中國民族來說，最需要的是“思維方式的科學化”，只有通過思維方式的規范化、嚴格化，才能改造國民性中的偏執、狹隘和教條化心態并發展理性精神，而這一事業才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真正使命。如果把“國策派”的學術比喻為有關中國現代化的“應用科學”，那么，“學院派”則致力于“基礎科學”研究。他們關注的是一些更深層次、也更為抽象的理論問題，如中國現代化的歷史、中國的市民社會、公共領域與中間組織、儒家傳統的轉化與中國民族性、宗教、意識形態與政治的關系等等。
　　　　三、以清流自好的“文人派”
　　與國策派與學院派不同，“文人派”可以說是與現實政治與社會問題最為疏離的知識分子群體。他們對自己所崇尚的人文主義與理念相當的執著，甚至懷有一種近乎審美的熱情。他們最常用的語匯是“人文精神”“終極關懷”“人的個體性”“拒絕媚俗”，他們對現實中的政治與社會沒有多大興趣，理念與現實的不協調而產生的精神挫折感，使他們中一些人甚至提出“退出歷史”這樣的命題。
　　文人派是當代知識分子中精神最為孤獨、心態最不平衡并充滿心理張力的人群。一方面，他們從蕓蕓眾生向商海狂跳的世俗化潮流中，感受到“人文精神的失落”與“人格的侏儒化與動物化”，另一方面，現實社會又非常不合乎他們的口味與理念，于是成為茫茫社會人海中的一個個的“孤島”，他們在現實生活中幾乎找不到任何精神上可以依托的支點，而且，也不像前兩派那樣容易得到企業界的經濟支持。而內心又不愿與“舉世皆醉”的社會“同流合污”，于是，他們只能回歸到自己所鐘愛的理念世界中去。在他們的“精神家園”中憤世妒俗，孤芳自賞，并以清流自許。他們是當代知識分子中最具有傳統士大夫“文人氣”的人群。
　　在文人派看來，國策派過于“淺薄”，學院派的研究也過于功利化，并且缺少“知識審美趣味”和“永恒的主題”，他們生于中國，但卻不像前兩派那樣有中國人的“問題意識”，他們崇尚的是普遍主義，詩人顧城用斧頭殺妻而后又自殺，在一些文人派知識分子中引發的卻是一片大發幽情的唏噓。他們從中發現的乃是“詩人的性靈”問題，這就是他們的“問題意識”，因為他們關注的是人類的精神本體，他們是作為“世界人”生活于中國的。
　　當然，上面所描述的只是“文人派”的典型畫像，實際生活中的文人派知識分子作為個人當然會現實一些。文人派對精神理念的執著追求，在一個多元化的世界上也應有他們的地位，尤其在中國精神生活領域出現過度的世俗化的條件下，作為一種反向的思想精神運動，他們在繼承與發掘中國文化精神、拓展社會的精神視野、介紹與傳播世界思想文化成果方面，具有其他知識分子類型不可取代的作用。
　　　　四、浪漫激進的“社會批判派”
　　如果說，中國當前社會政治發展的主流是在保持現存體制的歷史連續性的條件下，漸進地走向市場經濟和中國式的民主，那么這里指的“社會批判派”是那些對這一主流趨勢抱批判態度的具有“浪漫主義”政治與思想傾向的人。他們的人數相當有限，但作為一種特殊的類型，在知識分子中仍占有一席之地。其中的右派是原來主張全面推進西方式的多元化民主的、全面認同西方價值與政治理念的人，在大多數知識分子走向實現主義之后，他們仍然懷抱過去的理念而“守其孤忠”。
　　“社會批判派”中的“左派”則與右派在政治價值與目標上恰恰相反，他們對中國市場經濟改革抱有相當謹慎的態度。他們在理論上崇尚西方“左派”的依附性發展理論”、“羅馬俱樂部”與法蘭克福學派，我們可以把這些人稱之為“新左派”，他們反對中國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因為那樣將會成為“帝國主義世界市場”的犧牲品，他們從西方新“左派”那里接受了這樣的理念，即“資本”是“對人性和人的尊嚴的全面奴役和控制”，而“市場經濟”的實現必然會以犧牲大多數下層民眾的利益這種“不公平”作為代價和成本。他們認為，中國應該做的是“完善”原有的計劃經濟模式，走“社會主義”的而不是“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雖然“新左派”中不乏有在西方留過學的博士，但他們大多數年齡尚輕，沒有經歷過“文革”與插隊。對中國實際國情缺乏真正的了解。他們是從價值追求上，而不是從實際生活的體驗中來認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對中國現實生活中的這些“新左派”，中國大陸的上述主流知識分子在感情上有一種復雜的態度，一方面，主流知識分子尊重“新左派”對理想主義的執著，另一方面，又認為，這些“新左派”的理想過于“唯美主義”，中國的現代化只有通過發展市場經濟才能實現。
　　以上兩種在政治取向上絕然不同的“社會批判派”都具有相當程度的“民粹主義”傾向。其中的右派是利用民粹主義的口號來實現其“人權”理想，而“左派”則把民粹主義看作是社會主義的原動力。
　　從中國的社會發展與進步而言，８０年代后期以來出現的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思想分化與多元化，以及功能上的分殊化，是一種不可避免的文化精神現象。思想價值的相互碰撞和激蕩，無疑將使２１世紀的中國社會的精神生活世界，呈現出過去所未有的層次與色彩。無論中國在未來的命運如何，“板塊”式的大一統的文化局面將一去不復返。知識分子的分化趨勢如何發展與演變，將會成為關注現代化命運的人們日益感興趣的問題。
　　
　　
　　
北京青年報3京004D4中國政治蕭功秦19951995 作者：北京青年報3京004D4中國政治蕭功秦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5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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