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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中國以經濟改革為中心的社會變遷，既影響和推動青年的社會發展，同時又以年輕一代的成長進步為動力。考察15年改革實踐與青年發展的關系，為青年研究提供理論基礎，為社會現代化提供有益啟示，具有重要意義。
　　我們認為，改革15年我國青年的發展歷經四個階段：
　　1.思想解放階段（1978～1982年）。中國社會突破僵化模式，啟程進入世界現代化潮流，是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當時有三件大事極富歷史意義：一是真理標準討論引發的思想解放運動。廣大青年從中受到極大教益，從現代迷信中解放出來，打破種種禁忌和束縛，激發出強大的自主性。之后，全國性的人性、人道主義討論熱潮再次引起青年對自身的關注，盡管他們對人性、人道主義的本質尚未深切了解，但對人自身的意義和價值產生極大興趣，從朦朧中開始醒悟。這是當代青年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啟蒙時期。二是由安徽農村肇始并迅速波及全國的聯產承包責任制。三是創辦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其意義不僅是帶動了全國的經濟增長，更重要是打開閉鎖的國門，中華民族從此進入世界現代化潮流。社會開放是由傳統向現代轉化的必要條件。創辦特區，借助“窗口”功能，有利于中國青年開放視野，成為具有現代意識、國際追求和全球歸屬感的公民。由思想解放、農村變革、對外開放所組成的第一次現代化沖擊波，使中國青年開始掙脫和放棄舊的意識、觀念和心態，產生對現代化社會的急切追求，驅使青年逐漸了解、吸收、學習與過去經驗完全不同的新生事物。
　　2.實踐創新階段（1983～1987年）。80年代前期，中國青年由以破為主變為以立為主，由批判心態轉為建樹心態，在社會變革大趨勢中投身現代化的社會實踐。其間有三種活動影響較大：一是商品經濟活動。《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對傳統單一計劃模式作了重大突破，引發了青年經濟觀念和行為的轉變。“脫貧致富”與“萬元戶光榮”的輿論宣傳，更激勵著青年想方設法謀求致富門路，直接或間接地促成了第一次“全民經商熱”。二是政治體制改革呼聲增強，刺激中青年干部和知識分子嘗試新的政治活動方式與體制結構。三是追求新的生活方式。隨著體制改革的深入和物質生活收入相對提高，青年產生了強烈的追求新生活方式的愿望。但這一方面同傳統意識觀念發生矛盾，另一方面同“左傾”思潮下一貫提倡的先公后私的思想發生矛盾。在有關領導和專家學者的推動下，這場討論迅速向全國擴散，成為廣大青年關注的熱點。上述趨勢對青年發展具有二重效應，首先是年輕人勇敢地投身變革實踐，不論成敗利弊，作出了嘗試，也推動了計劃經濟體制向初級商品經濟體制逐步轉化。其次，經濟活動培育了青年的競爭意識，以及以競爭觀為核心引伸出效益觀、進取觀、交換觀、經營觀等商品經濟意識。政治活動激發了青年的參與意識。新生活方式討論引發出各種生存觀、勞動觀、消費觀、發展觀等大反思，促使年輕一代摒棄舊的參照坐標，主動接受新觀念和行為準則。另一方面，也帶來種種負效果。從表層上看，是增加社會的不穩定性；從深層上看，是造成青年的心態混亂。集中表現在各種觀念意識、行為準則的扭曲變形，使人們無所適從，陷入困境。中國青年實踐所產生的困惑，成為現代化推進必須解決的課題，為深化改革提供了契機。
　　3.意識調整階段（1988～1991年）。這是現代化轉折時的矛盾充分激化，使各種沖突公開化并引出調整導向措施的階段。中國青年對前一段實踐中出現的各種不良現象，包括官倒、特權、腐敗、投機等嚴重不滿，產生兩股急于改變狀況的潮流：一是希望于中國加速“西方化”發展，模仿發達國家走上現代化正軌；二是寄希望于中國恢復舊的社會主義權威模式，靠高度計劃體制來推進與西方有根本區別的現代化。回顧該歷程，加強對青年現代化理論知識的教育導向，是完全必要的。但正確的方法應該是對此前引進的觀念、意識、準則進行反思與改造，使其符合中國國情，并指導青年卓有成效地參加社會實踐。許多清醒的理論界人士和中青年干部，就在這兩股思潮的夾縫中，開展艱辛的教育導向工作。既引導青年不崇洋媚外、不追求全盤西化，而是針對國情吸收外國長處和發揮民族優勢；又勸告年輕人抵制極左沖擊，避免陷入僵化思想，保持追求變革與進步的活躍心態。同時，他們扎扎實實地介紹世界現代化的經驗教訓，使人們對未來發展有較清醒的認識。經過努力，中國青年的心態發展呈現出較為健康的勢頭，其政治追求從多樣化轉為明確化，經濟活動從直接性轉為規劃性，文化生活從新奇性轉為實用性，人際交往從利用型轉為互益型，人格模式從分裂型轉為協調型，社會認識從幻覺型轉為現實型。青年素質發展的新趨勢，表明他們在現代化的曲折、反復、斗爭之考驗中逐漸成熟，具有相對自主的選擇能力。
　　4.自覺發展階段（1992年至未來一段時期）。這時期迎來中國現代化的第二次轉機，即以市場經濟為目標的進一步改革。從鄧小平南巡講話到黨的十四大召開，都重新鼓勵中國青年解放思想，大膽探索，勇于實驗。但兩次機遇有所不同，70年代末起始的改革和80年代初確立的商品經濟體制，基本上是國內“前無古人”的探索，90年代初的發展市場經濟，卻是以沿海地區，尤其是廣東省的改革實踐為典范。這就對廣大年輕人的心理產生不同的影響。前者使人對民族現代化缺乏堅實的信心，后者使人增強了開拓創新的勇氣。所以，這次發展市場經濟，將全國各地青年，包括最落后地區的青年也激發出熱情，紛紛渴望把握機遇。經過十多年改革開放實踐，此時期中國青年自身現代化，就由靠外因刺激作出反應，到自覺主動發展自己；由受多種因素沖擊而產生矛盾心態和行為沖突，到有意識地協調適應。現代化因素已逐漸融入青年的深層人格之中。
　　由于年輕一代接受現代化的渠道不同，就形成三種主要的人格類型，包括理性人格、市場人格、中性人格。理性人格是符合理性規則和有效性準則為基礎構建生活的個人行為特征，對中國社會變遷具有二重功能：一方面，理性人格激發了中國青年的奮發進取，拼搏奮斗精神，有利于凝聚力量推動現代化；另一方面，它依據西方模式刺激中國青年的行為反應，就容易出現自我中心、個人主義、不切實際地進取等弊端。市場人格是指以獲取現實利益和經濟利潤為目標，并構建實惠性生活模式的個人行為特征，對中國變革亦具有二重功能：一方面，青年的市場人格發揮作用，使追求效率、講求效益成為社會的時尚，有利于中國經濟增長與社會繁榮；另一方面，市場人格注重短期利益與實惠世俗，故在促進社會短暫繁榮時往往不顧及長期發展戰略，甚至以犧牲長遠利益為代價。青年中性人格是一定時代、一定社會中具有極強適應性而導向穩定有序生活狀態的青年個人行為特征，對中國現代化亦有二重功能：一方面，它強調對變革過去及新舊交替的適應性，使青年增強忍耐能力和承受力，有利于化解現代化面臨的矛盾沖突，促進社會順利發展；另一方面，它誘使青年注重適應而回避或忽略主動、進取、競爭，阻礙社會活力的增強，甚至間接導致社會停滯。三種人格類型各有利弊，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而不斷調整和轉化，并相互交叉、融合。其趨勢是講究理智、追求效益、積極適應等有益因素逐漸被廣大青年所接受和具備，而以個人為中心、短時行為、不敢進取等消極因素則被摒棄或改造。現代化人格素質對社會進步發展有著潛在而深遠的作用。
　　通過對中國青年發展歷程的回顧，我們可歸納出具有特殊性的幾點因素。
　　其一，青年發展由淺層向深層推進。中國的經濟改革，從生產者行為的解放逐漸轉向對體制、結構的沖擊，相應地，青年發展則體現出“觀念——行為——人格”推進的軌跡。事實上，現代化不斷深入，并非必然頻繁更換觀念，而是將新意識逐漸滲透到青年內心。從80年代初期倡導競爭觀念，到80年代后期形成競爭行為，再到90年代塑造競爭性人格，市場經濟所依靠的競爭，才真正影響中國青年的素質。其余的現代化因素也是借助改革的不同階段，而由外向內地影響年輕一代，轉變為他們的內在素質，塑造出現代化的公民。
　　其二，青年發展是曲折和復雜的過程。現代化過程必然包含新舊矛盾、現代性與傳統性的沖突，使其在前進中出現波折。激進或倒退，是其曲折反復的表現形式。中國變革初期，改革者曾付出過艱辛的努力，同樣，中國青年自身的發展也經歷了曲折與反復。由于社會的復雜因素，傳遞給年輕人的信息也就模糊多變，從“西化”的極端主張，到“左傾”的僵化思想，都對青年正確認識的形成有所干擾。所以，中國青年在思想解放初期的實踐創新中就出現諸多問題，再次解除束縛，投身市場經濟活動又產生人格沖突，都是自身素質曲折發展的反映。
　　其三，青年發展是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中國是后發展國家，年輕一代參與變革時，受到來自不同方面，甚至是互相對立因素的影響。經濟改革起步之后，有來自歐美模式的誘惑感，試圖使中國成為“西方中心主義”體系中的邊陲國；有來自蘇聯東歐模式影響，希望使中國以政治改革帶動經濟改革；有來自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如“拉美模式”、“四小龍模式”的影響，勸告中國走依附性發展道路；同時，還有來自各種“國粹主義”的影響，要求中國為保持民族特性而不惜犧牲經濟發展目標。參照多重因素，提煉有益成分，建構中國式的現代化架構，是必須努力的方向。青年自身素質就在交錯因素影響下發展和更新。
　　其四，青年發展存在類型差異。中國青年的現代化，亦并非單一模式，而是具有不同組合的類型。首先是地區差異，當先行一步的沿海青年已在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實踐中更新變化時，貧困山區、封閉地區的年輕人仍固守自然經濟模式，仰賴計劃體制保護。所以，改革深入后，出現“觀念北伐”、“南風北漸”，正說明青年現代性形成中的差異，具有交流和互補的可能性。其次是群體差異，即先接受新知識、新思想的青年知識分子、中青年企業家和干部與文盲半文盲的低素質青年之間，具有較大差距。倘若忽略差距的制約功能，盲目加速社會變革，就會引起對抗、混亂甚至分裂。中國改革和青年發展之所以異常艱難，亦受此影響。再次是人格差異及虛飾表現。中國現實存在多種人格，青年的個性、利益千差萬別，這將牽制社會現代化的推進。然而，中國人的二重心理、虛飾習慣，又使其善于掩蓋內心真象，人格表現模糊難辨。重視這些差異和特性，才能使中國現代化政策、措施有針針性，對不同類型青年都產生較深刻的影響。
　　其五，青年發展對社會變革的復雜功能。中國青年發展本身是曲折反復的，其作用于社會也會產生種種后果。一方面，青年自身素質的更新與發展，有利于形成社會進步的動力，加速國家現代化的步伐，這是普遍認同的道理。另一方面，年輕一代在自身變革中出現失誤就會波及社會，干擾政治、經濟、文化事業，造成消極后果，這是理論界近年較為注意的問題。再一方面，青年從個體而言合理的有益的素質更新，從社會而言卻超越現實條件，不符合社會背景，亦會產生不良后果，這在中國有特殊的警示意義。由于地區差異大，人口成分復雜，某地區成功的經驗應用于另一地區卻可能產生負作用。中國青年傳統習慣于依賴“大一統”、“簡單化”管理方式，同時又千方百計滿足特殊利益，這種矛盾會削弱正確導向的效果。因此，注重青年現代化的復雜功能，對國家、民族的穩妥進步是極必要的。
　　　　　　　　　　　　 李學銘、譚建光、余冰　廣東青年干部學院＊
　　
　　
　　
中國青年研究京44-46D421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李學銘/譚建光/余冰19961996 作者：中國青年研究京44-46D421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李學銘/譚建光/余冰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5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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