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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     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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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近年來陜西長篇小說的崛起帶來了評論的繁榮，為我們審視陜西評論隊伍的實力與不足提供了一個難得的窗口，同時也為窺視陜西長篇創作的得失提供了一面折光鏡。
　　長篇小說所獨具的形式因素（大容量、高密度、廣闊的時空范圍、自由的描述方式等）和反映時代、揭示生活方面的特殊優勢（可以涵括比較豐富的時代生活內容，塑造眾多的人物形象，包含較深的思想意蘊，揭示出特定歷史時期社會的變遷和生活的走向等），決定了長篇小說的評論具有其他評論所難以替代的作品，比如——
　　由于它的份量比較重，力度比較強，因而比較引人注目，容易對創作界產生較大的影響；
　　由于同樣的原因，它也比較易于造成一個階段乃至一個時期評論的熱點，從而引導評論的走向；
　　同時，正如長篇小說的創作比較容易推出作家一樣，長篇小說的評論也比較容易推出評論家。只要回顧一下柳青的《創業史》之于劉建軍，賈平凹的《浮燥》之于費秉勛，陳忠實的《白鹿原》之于王仲生，我的這一斷語也許就不難成立了。
　　當然，從事長篇小說的評論又有特殊的難度，至少，其評論對象的龐大篇幅對評論家的韌性、概括力和宏觀把握能力就是一個莫大的考驗。加之由于市場經濟的猛烈沖擊，目前學術意義上的文學評論正在急劇萎縮，讓評論家耐心地讀完幾十萬字的大部頭再去評頭品足，顯然要比評論幾萬字的中篇小說或萬把字、幾千字的短篇小說費勁得多，這里匱乏的不僅僅是時間和精力，而且還有發表學術研究成果的陣地以及平和、沉穩的創作心態。正因為如此，在論及全國近幾年開始出現的長篇小說取代中短篇這一趨勢時，一些評論家不無遺憾地指出，眼下長篇小說崛起后，批評界卻遲遲沒有從相應的角度盡其職責，就此而言，長篇小說熱也許有些生不逢時，它很難指望得到類似于當年中篇小說崛起時批評界所曾給予的呼應。
　　全國如此，那么我們陜西的情況又如何呢？
　　　　　　二
　　就長篇創作而言，陜西近幾年來勢頭之猛在全國是名列前茅的。與之相應的是，陜西評論界也出現了新時期以來的第二個活躍期（第一個活躍期是八十年代中期以“筆耕文學評論組”為代表的中年評論家群體對省內外中、短篇小說的評論）。
　　在一系列不同規模、不同范圍的作品研討會和形形色色的出版物中，我認為最近這一活躍期中有兩件事帶有某種開創性的意義。
　　一是對《白鹿原》的評論。據我很不完全的統計，陜西評論界圍繞這部煌煌巨著在省內外組織了多次座談會，發表了數十篇評論文章。僅《小說評論》９３年第４期的專輯就刊出１２篇論文和１篇綜述。其篇數之多，為幾十年所罕見。也許是作品本身驚人的探索勇氣為評論者提供了巨大的創造空間，陜西評論界在對《白鹿原》的研討中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創造熱情。
　　一批論者從比較廣闊的背景上，對這部全景式的作品進行了全景式的觀照。其廣度、深度和力度都較前有所進展和突破。
　　有的論者秉承了作家本人闖禁區的勇氣，對某些久懸不決、噤若寒蟬的文藝理論問題進行了有膽有識的探索，提出了自己的新見和發現。我省評論界長期以來比較沉穩的總體面貌似乎有所改觀，接納“異端”的紳士風度似乎也有所強化。我們盡可以對這些具體觀點持保留態度，但絲毫也不妨礙我們對這種探索精神和這種久所翹望的真正的“百花齊放”局面表示真誠的歡迎。
　　有的論者努力運用新的知識結構和新的研究方法來進行評論，從社會學、文化學、文藝美學、比較文學、闡釋學、敘述學等多種角度對審美對象進行觀照，盡管有時也有失之皮毛之虞，但陜西評論界知識結構不夠新，研究方法比較單一的原有格局卻開始有所打破。
　　還有的論者側重從藝術規律、特別是敘述形式和語言特色的角度進行比較細致的分析，開始改變了我省評論界以往比較側重思想內涵的社會學分析，比較忽視對形式——技法的美學、文藝學分析的弊端，開了新生面。
　　和《白鹿原》的研討同樣具有開創意義的是暢廣元教授主編的《神秘黑箱的窺視》一書。它選擇了在中國當代文壇上享有盛名的五位陜西作家——路遙、賈平凹、陳忠實、鄒志安和李天芳作為“案例分析”的對象，讓作家、評論家和青年學者共同就每一位入選作家的創作實踐與創作心理進行對話：年輕的學者首先寫出關于作家創作心理的論文；作家在讀過這些論文之后，既可以對它作具有鮮明針對性的評說，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講述自己的創作經驗和感悟；然后，評論家再對二者進行評論。我以為，這部“三極對話”的著作對陜西文學評論事業作出了不容忽視的貢獻：
　　第一，它從作家的創作心理這一“神秘的黑箱”入手，來探尋陜西作家創作的規律和藝術的奧秘，這就為陜西評論界引入了一個新的理論支點——創作心理學。
　　第二，通過中年和青年評論家的對話，使后者的學術銳氣，比較新的知識結構與前者的理論功底、人生閱歷實現互補，從而為陜西評論界引入一股清新的朝氣和強烈的現代意識。
　　第三，通過作家與評論家的對話，不僅有利于二者之間的相互溝通和理解，而且可以使廣大讀者感受到一種相對客觀的“呈現”，從而有利于從不同角度去把握作家的創作。
　　通過對《白鹿原》的評論和《神秘黑箱的窺視》一書的編撰，我省的文學評論，特別是對長篇小說的評論［①］，向深化、廣闊化乃至成熟化的方向邁出了切切實實的一步，開始顯示出這樣一種久所期盼的目標和風格：力求堅定，不隨風搖擺；力求準確，從生活和作品出發；力求真誠，有好說好，有壞說壞，不文過，不媚俗。但與此同時，也豁露出我省長篇小說評論所存在的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三
　　首先，是缺乏把長篇小說的勃興作為一個整體現象的研究。
　　這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對陜西長篇創作的總體態勢、特點、優劣及趨向的研究。二是對長篇小說文體特征的研究。對具體作品和個別作家的研究固然必要，但若忽略了整體研究，往往事倍功半。
　　比如，陜西的長篇與其中短篇一樣，歷來有現實主義的傳統，近年推出一批新作仍然繼承了這種傳統，但若與《保衛延安》、《創業史》相比，其現實主義已明顯地開始有所深化、變化和發展。弄清這種變化到底有哪些具體的表現形態，它們分別具有那些價值和不足，又應該向什么方向深化，這對于我們陜西作家自覺地探索自己的創作風格和實現新的突破顯然至關重要，而要弄清這一點，就必須超越具體的作家、作品，對陜西長篇創作進行總體性和比較性的研究。
　　又如，從近年我省推出的一批長篇新作來看，在駕馭這一體裁方面或多或少暴露出種種力不從心或捉襟見肘的現象。有些作家是在思想準備和藝術準備均不足于駕馭長篇的情況下匆促上陣的。這與我們長期以來對長篇體裁的研究不夠恐怕有一定的關系。八十年代中期，陜西評論界一度曾對小說文體學有所涉及，并將它運用到對當代陜西小說以及外地小說作品的分析中去，但那時我們的審美對象主要是短篇和中篇，至于長篇小說則幾乎沒有多少成功的實踐。而今天，面對我省一大批優秀的長篇小說的新鮮實踐，陜西評論界的一項當務之急便是結合本省以及全國長篇小說的最新實踐，認真研究長篇小說的現代文體特征。比如，長篇小說中應該如何運用視角；如何經營意象；如何考慮結構；如何更新長篇小說的傳統敘述方式；如何使一部數十萬字的長篇小說不僅成為一種“敘事的藝術”，而且做到“藝術地敘事”，即藝術地構成小說文本，如何對長篇小說這一體裁進行藝術上的調整；等等。對于這一研究所客觀存在的特殊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李潔非說過一段對我們很有啟示的話：
　　實際上，這個問題（按指長篇小說的文體問題——引者注）在整個現代世界小說史上都是十分重要的，因為自從《尤利西斯》、《追憶似水年華》以及《城堡》這樣一些現代作品誕生以來，長篇小說的的文體概念——特別是它的結構方式——便有了根本性的改變，把這些作品與《紅與黑》、《歐也妮·葛朗臺》、《戰爭與和平》甚至于包括《包法利夫人》、《罪與罚》在內的傳統或半傳統的作品放在一起，我們幾乎無法找到多少共同點。據我所知，西方批評家很早以前就研究過長篇小說文體的“現代”含義和“傳統”含義之間的差異。但在我國，長篇小說的文體變革來得太遲。直到幾年前，我們在長篇小說上仍然遵循著“巴爾扎克模式”，因此我們在理論上對這個問題缺乏敏感也就不足為怪了。［②］
　　　　　　四
　　其次，我們還缺乏對我省長篇創作的形式——技法的認真研究。
　　應該說，上文所述長篇小說的現代文體特征研究本身就是形式——技法體系中的題中應有之義。這里我其所以將后者專門單列出來加以強調是因為第一，文體特征只是形式——技法研究中的一個分支，后者所包容的內容要遠為寬泛。第二，前述的文體特征研究主要系指對長篇小說體裁的整體性理論研究，其形而上的成份要多一些；而形式——技法研究則側重于對我省長篇作品的形而下研究。
　　長期以來，我們的評論界似乎形成了一些較為普遍的薄弱環節，諸如缺乏新的參照系，缺乏新的知識結構，缺乏多元化的視角，缺乏多側面的審視，等等。特別是在形式與內容的關系上，往往是撇開形式直奔內容，在濃墨重彩地描述完內容之后才回過頭來對形式作一番隔靴搔癢的輕描淡寫，形式成了內容所隨意選擇的對象或木偶。這種傾向，在當前我省長篇小說的評論中也有明顯的反映。大多數評論仍然集中在作品的思想深度和人物形象這樣一些熱點上，這無疑是必要的。但與此同時，對通向這些目標的過程中作家所采取的形式和技巧，包括結構、手段、語言等，論者就寥寥了，而且往往是作為一種次要的補充性成分在對內容的重點評論之后才予以提及。
　　這里，我想特別強調一下長篇小說語言的研究問題。如果說在我們原有的批評框架中比較缺乏對文學形式的精細研究的話，那么對文學語言的研究則是其中最為薄弱的一環。盡管教科書早就把文學定義為“語言的藝術”，盡管美國文學理論家理查德·泰勒正確地指出：“風格是人們運用語言的方式而具備的一種功能”，［③］盡管海德格爾說：“語言是思想存在的家園”，“誰把握了語言，誰就把握了文學本質”，盡管諾貝爾文學獎十分重視作家“精通敘述藝術”的能力，但不知從哪里冒出來一條不成文的法則，似乎語言是短篇小說的專利品，至多延伸到中篇，而一旦涉及長篇，作家便只能傾心于講故事、講謀篇、講人物，再也無力去顧及語言，評論家也是傾心于講故事、講結構、講人物，同樣無暇去評論語言。這種現象在我們陜西創作界和評論界也不例外。多年來我始終認為，就總體而言，我們陜西作家在敘述形式和敘述語言方面急待提高（我省作家在這方面的差距，同秦腔的文學性與京劇、昆曲、越劇之間的差距有類同之處）。尤其是長篇，它對作家藝術修養的缺陷來說無異于一面放大鏡，而對其語言修養的缺陷而言則是一面高倍顯微鏡。不近，近年來情況已開始發生變化，便如賈平凹和陳忠實正在不同的方向上對文學語言進行著頗有成效的探索，特別是后者對關中方言的運用和改造尤其引人注目。正因如此，當我近年來讀到薛迪之以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專論《白鹿原》語言的“張力”時，就象我讀到李小巴專文論述同一作品的“敘述形式”、曉雷專文探討陳忠實“翻鏊子的藝術”一樣，感到一種呼吸到新鮮空氣的清新感和親切感。但恕我直言，這方面的探討（無論是有關長篇小說的形式、手段還是語言的研究），不僅數量仍屬寥寥，深度也未盡人意。
　　　　　　五
　　第三，我們的長篇評論中還缺乏一種面對實際、坦言直陳的氣氛和勇氣。
　　陜西的評論界，就總體而言，是一支嚴肅的、有正氣的集團軍。其標志，一是評論界內部關系比較融洽，文人相親遠多于文人相輕，評者相助遠多于評者相誅。二是外部關系也比較協調，評論家與作家既相互尊重，又“君子之交淡如水”，在一般情況下評論家能夠從作家和作品的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進行獨立的藝術評論。
　　但也有不盡如人意的時候和地方。
　　其一，當前在市場經濟浪潮的沖擊下，整個文化藝術界都陷于經濟上捉襟見肘的境地。為了走出困境，純文學刊物只好出賣版面刊登“企業文化”宣傳品，純藝術報刊甚至明碼標價出售版面刊登“有償稿件”。與此相配套的是，近年來由作者本人（包括作者拉來的企業家）出資與文學機構聯合召開的各類作品（包括長篇小說）研討會多起來了。這固然不失為無奈的現狀之下繁榮創作和評論的一條路子，但我担心，在這樣的研討會上我們的評論家是否還能夠坦然面對作品的實際和自己心目中那桿神圣的批評標尺，直言相告作品所存在的那些顯而易見的問題？難怪北京作家陳建功要召開一個自帶餐費的討論會以示與這類“專說好話”的討論會劃清界限，據說到會者相當踴躍。
　　其二，我們的評論界并非生活在真空之中。因此，當政治生活中的“翻鏊子”現象不幸又再度出現時，我們的文學評論界恐怕也很難以頂住而不違心地參與其中。近十多年來的實踐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我覺得，與其去探究個別人為什么要違心，不如集體來反思我們的文學評論是否真正擺脫了附庸地位，真正具備了“獨立法人”的資格、品格和特征，我們的“評論自由”是否真如我們所樂觀估計的那樣已經完全實現。
　　其三，當面對一種潮流化的力量洶涌而來時，我們評論家的主體意識和人格力量是否還能一如既往地忠于作品的實際，忠于生活的實際，忠于職業道德和良心？我一方面高興地看到，當某些領導同志對陜西有的作品的看法和我們評論家自己的看法不盡吻合時，我們仍能堅持護衛自己的藝術見解，勇敢地發出自己的聲音，這在當今中國是難能可貴的。但與此同時我又困惑地發現，陜西評論界對本省重要作品的評價，比如對近年“陜軍東征”的五部長篇的肯定性評價，居然如此鐵板一塊。據我眼力所及，近年來陜西報刊上對這五部作品很少提出比較尖銳的批評意見，這不僅與外地某些批評的呼聲形成鮮明的反差，而且與我在會下、報刊之外所聽到的“民間評論”也不盡吻合。比如，這幾部長篇巨作何以能超越當今嚴肅文學門可羅雀的困窘局面，大踏步地走向市場，甚至創造長安紙貴的奇跡？
　　是對人生的多面性和豐富性的成功描繪引起了多層面讀者的共鳴？
　　是大量吸收新潮小說的語言句式適應了更大范圍的讀者？
　　還是細膩生動、不乏渲染的性描寫迎合了商業主義的需要？
　　抑或是對古代禁書的現代模仿收到了廣告的誘惑功效？
　　在這諸多因素中，哪些是嚴肅文學走向市場必需的革新與越位即超越自身的傳統地位，哪些是嚴肅文學面臨危機時無可奈何的俯就與犧牲，哪些又是純功利性的廉價拍賣？
　　據我所知，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對近期出版的幾部重要作品的評價，評論界以至廣大讀者的意見并不一致，特別是對性意識在我們的長篇新作中的集中表現和過分渲染，担心甚多，微詞不少。但奇怪的是，一旦到了研討會上，一旦寫成文章或紀要發表，對立意見就消失了，至少梭角就磨平了，輿論自然而然也就同一化了。多年來的教訓告訴我們，輿論一致并不是好兆頭。現在反映出來的對五部長篇的正式評價如此一致，我感到需要冷靜思考一下，在它背后有沒有被掩蓋起來的某種不健康、不正常的傾向？
　　注：
　　①《窺視》一書中以相當大的篇幅評論了我省一批長篇近作的得失，如路遙的《平凡的世界》、賈平凹的《浮躁》、鄒志安的《愛情心理探索》系列長篇、李天芳、曉雷的《月亮的環形山》等。遺憾的是，由于該書出版較早，最近問世的幾部影響更大的長篇新作未能涵括。若能按照《窺視》的體例對這幾部新作再來一次“窺視”，將功莫大焉。
　　②見《小說評論》１９９４年第２期。
　　③《理解文學要素》，四川文學出版社會１９８７年版第２頁。＊
　　
　　
　　
小說評論西安78-8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陳孝英19961996 作者：小說評論西安78-8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陳孝英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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