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

　　現代化是社會的整體性變遷過程。唯其是整體性的變遷，所以人們可以從多種角度對現代化作出界定。從知識分子與現代化的關系看，現代化過程就是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獨立的社會階層和利益群體逐漸興起和形成的過程。中國的現代化可以追溯到清末的洋務運動，從洋務運動到１９４９年，其間有近百年的跨度。在這近百年的時間中，中國的現代化過程斷斷續續，既未完全停頓，也不是一帆風順。這是一個斷斷續續的扭曲的過程，與這一過程相伴隨，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自身的發展也經歷了一個極不正常的過程。在這個不正常的發展過程中，中國知識分子的作用和命運越出了歷史發展的常軌。
　　關于近現代知識分子的社會作用和歷史命運，國內外已有眾多的研究。概括這些研究，我們可以用“角色模糊，命運多ｃｈｕǎｎ＠①”這八個字對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作一基本判斷。為什么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會角色模糊而命運多ｃｈｕǎｎ＠①？或者說，中國知識分子在現代化過程中的基本狀態是什么？我們認為，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基本狀態，簡單地說，就是游魂無處歸。在整個現代化過程中，中國知識分子沒有自己的歸宿，沒有自我定位，沒有形成獨立的社會力量。它依違于政治和學術，游移于傳統和現代，搖擺于中國和西方之間。
　　知識分子當然是受過一定教育，并且從事非體力勞動的人，但是并不能象流行的定義那樣，反過來說，凡是有一定文化水平的非體力勞動者都是知識分子。官僚和高級經濟管理人員大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又從事非體力勞動，但他們顯然不屬于知識分子的群體。事實上，這些腦力勞動者的利益往往與知識分子相對立。知識分子是專門從事創造和傳播文化價值的一個獨立的社會階層。從正面看，知識分子的主要職能是制造社會的合法性，為一定的社會力量、社會運動和社會制度進行辯護；從反面看，知識分子的主要職能是進行社會批判，尤其是進行社會體制的批判。制造合法性和進行社會批判是一個硬幣的兩面，為某種社會力量制造合法性，同時也就是對另一種社會力量進行社會批判。這種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是近現代的產物。事實上，“‘知識分子’這個名詞最先用之于十九世紀的俄國，它指特定的一群人，他們在大學受過教育，大部分受西歐文化的教養，自成一個有別于傳統階級結構的社群。這個社群從貴族家庭、資產階級或富農的子弟中吸收成員，他們脫離舊有社會，由于相同的知識背景，而且對于既定的社會所采取的態度又相同，他們自覺地聯合在一起，這一切再加上新科學的精神與自由解放的概念，使他們傾向革命”［①ａ］。
　　作為一個專事社會文化價值創造和傳播的獨立階層，知識分子的出現只能是社會現代化的結果，只有在社會現代化的條件下才具備知識分子賴以產生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基礎。首先，現代化導致社會利益的多元化和社會結構的分化。國家或政府無法再壟斷全部的社會利益，市民社會開始形成，并日益獨立于政治國家，從而使得獨立的社會階層有可能出現。其次，現代化作為一個總體性的社會變遷過程，也必然要求政治上的進步。政治統治有兩種基本形式：即暴力的形式和同意的形式。從政治統治的形式看，政治進步的過程就是暴力不斷讓位于同意的過程。同意的形式是指對公民進行灌輸、說服、教育和勸導，從而使其心甘情愿地服從既定的政治統治。暴力的統治主要依靠軍隊和警察等來實現，而同意的統治則主要由知識分子來完成。從這種意義上說，政治進步的過程是一個日益重視知識分子的過程。簡言之，市民社會的形成是知識分子作為獨立階層的經濟基礎，而民主政治的推進則是其政治基礎。
　　士大夫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前身，但士大夫本身并非象通常所說的那樣，是一個知識分子的群體。它屬于官僚階層，是官僚階層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中國早期現代化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士大夫中的一部分人試圖從官僚階層中獨立出來，形成一個獨立的群體。實際上，中國最早的知識分子同時也是最后的士大夫，如康有為、梁啟超、楊度、嚴復、蔡元培等等。從工具批判走向體制批判，是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取代傳統的士大夫而正式誕生的主要標志。工具批判是對現成體制的修補，而體制批判則是對現成體制的系統改造。體制批判的產生表明知識分子在政治上開始獨立。沒有體制批判，就沒有知識分子在政治上的獨立。如果說康有為等人的“公車上書”還是一種工具批判的話，那么，鄒容、朱執信、孫中山、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的觀點，則完全是徹底的體制批判了。
　　近現代知識分子在獨立過程中首先要掙脫的是政治上的束縛。他們當中的許多激進分子甚至走得更遠，他們把一切國家制度和政府權威看作是萬惡之源，試圖徹底摧毀它們。人們通常把這些人稱作無政府主義者。作為一個通例，獨立知識分子出現的初期，往往涌現出一大批無政府主義者或者具有無政府主義傾向的人，中國也不例外。１９世紀末２０世紀初，無政府主義在中國知識界曾風靡一時，許許多多知識分子或由知識分子轉變而成的政治家在其一生中或多或少受過它的影響，如鄒容、吳虞、孫中山、汪精衛、瞿秋白、丁文江、巴金等等，不一而足。無政府主義思潮的泛濫，一方面表明了知識分子力圖掙脫政治控制的決心；另一方面表明了現實政治對知識分子的極大束縛，以及知識分子對現實政治的無奈。它典型地暴露了知識分子既想獨立于現實政治，又不能擺脫政治束縛這樣一種兩難境地。
　　現代化進程啟動之后，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急于要脫離政治而獨立，而實際上卻根本無法擺脫現實政治的嚴重束縛，從而使他們不得不游移于政治與學術界之間。這種游移有三種基本情況：
　　第一，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紛紛踏入政界，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實踐上，成為職業政治家，或半職業政治家，如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汪精衛、瞿秋白等。對于這些出身于知識分子的政治家來說，他們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們在何種程度上擺脫其原先的知識分子習氣。擺脫得越徹底，就越可能成功；反之，原來的知識分子習性越重，就越可能失敗。瞿秋白是這一類型的一個悲劇性代表。作為一個政治家的瞿秋白是失敗的，他的失敗從主觀上說就是因為他身上還保留著濃重的知識分子習氣，或者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文人”的習氣：“我向來沒有為著自己的見解而奮斗的勇氣，同時，也很久沒有承認自己錯誤的勇氣。當一種意見發表之后，看看沒有有力的贊助，立刻就懷疑起來；但是，如果沒有一個另外的意見來代替，那就只會照著這個連自己也懷疑的意見做去。看見一種不大好的現象，或是不正確的見解，卻還沒有人出來指摘，甚至其勢洶洶的大家認為這是很好的事情，我也始終沒有勇氣說出自己的懷疑來，優柔寡斷，隨波逐流，是這種‘文人’必然的性格”［①ｂ］。
　　第二，在從事自己專業的同時，也涉足政界，兼搞一些政治活動，這些人常被稱為社會活動家。許多有名望的近現代知識分子屬于這一類，如嚴復、吳虞、章太炎、蔡元培、李大釗、魯迅、胡適、梁漱溟等等。這些知識分子是一個矛盾的復合體，他們既有政治家的氣質，又有知識分子的習性。當其在政界順利時，前一種習性就顯露得更明顯，而當其在政界失落時，后一種習性便壓倒前一種氣質。因此，有時他們站在政治家的立場上批評知識分子，有時他們又站在學者的立場上批評政治家。對于這一點，４０年代就有學者明確指出：“中國的官僚百分之九十來自知識界，卻是知識分子最喜歡罵官僚。在朝的知識分子和在野的知識分子形成兩個對壘。其實在朝的與在野的，無論在知識方面，或在道德方面，是不相上下的。……在團體活動中，他們（指知識分子——引者注）往往胸襟狹、氣量小，有學問不一定有能力，尤其是領袖組織能力；他們往往過于自信，過于自尊，因而漠視紀律，輕視旁人，這就成了‘既不能令，又不受令’的人。”［①ｃ］
　　第三種類型是終身不官，沒有直接參與官場的政治活動，但實際上處處受到政治的控制。這樣的知識分子由于直接游離于現實政治，對社會的作用和影響都沒有前面兩類大。這類知識分子中文人、教師居多。這些人或是不想踏入政界，或是無緣進入政界。由于不占有社會的政治資源，從而不享有現成的政治利益，但現實政治卻有形無形地壓迫著他們，因此，從總體上說，這部分知識分子的命運最為悲慘。其悲慘景象恰如一位學者所描述的：“中國近現代和現代知識分子在近現代和現代中國歷史的舞臺上，曾扮演著新時代催生者的重要角色。然而，曾幾何時，面目全非，斯人憔悴！于今，一部分知識分子飄零海角天涯，一部分知識分子被穿上緊身夾克，一部分知識分子過著蹇蹙淡漠的歲月。……中國知識分子是失落了！”［②ｃ］
　　抽象地說，學術與政治并非必然沖突，人們也不必游移于兩者之間。學術與政治在中國現代化的早期之所以尖銳沖突，根本的原因在于，當時的學術思想是從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引入的現代文明，而其時的現實政治實質上是數千年專制傳統的延續。是故，學術與政治的沖突，是現代價值與傳統價值沖突的一種外在表現。
　　傳統的價值與現代的價值常常互不相容，非此即彼，人們只能選擇其一。中國近現代的知識分子脫胎于士大夫，他們帶著沉重的傳統的包袱進入了現代，既秉承著傳統文化，又要接受現代觀念。這種歷史背景使得他們往往徘徊于傳統與現代之間。這些知識分子一生思想多變，忽而激進，忽而保守，忽而迂腐，忽而時髦。例如，“嚴復和梁啟超在年輕的時候，思想激進，反傳統反專制，梁啟超且曾一度要求革命。但是當他們過了四五十歲，都不約而同的趨向保守。黃遵憲在三十五歲的時候，以民主為大同的理想，四十五歲以后，要求漸進，提倡‘君民共主’。陳獨秀年輕的時候，由民主而共產，思想極端激進，但到了晚年，又以為民主是理想的制度。當然這只是一般的趨勢而已，并非沒有例外”［③ｃ］。
　　傳統與現代的碰撞，在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身上經常體現為中西價值的沖突。中國的現代化是一種后發外生型的現代化，對于中國來說，早期的現代化過程是一個向得現代化風氣之先的西方國家學習的過程，包括學習西方的工業文明和精神文化。在現代化早期，傳統通常意味著中國固有的東西，而現代則意味著西方的新價值觀念。近現代知識分子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徘徊，便經常表現為在中西之間的搖擺，這種搖擺典型地反映在由來已久的中西之爭上。
　　中西之爭從洋務運動時期就開始了，到本世紀二三十年代達到高潮。人們當時爭論的以中化為主，還是以西化為主的問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實質上是以傳統為主，還是以現代為主。中化論包括“中體西用論”、“中國本位論”、“中國特殊論”、“中國國情論”、“中國特色論”、“中西互補論”等，其主要代表有梁啟超、梁漱溟等。中化論者的共同主張是反對中國實行西方式現代化，主張按中國的傳統或國情來實現現代化，使現代化帶有中國特征。西化論或歐化論包括“充分西化論”、“全盤西化論”、“全球化論”、“世界化論”等，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胡適、陳序經、林語堂等。西化論的一個基本前提就是把現代化界定為西方化，認為西化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唯一目標模式。這一理論的倡導者們甚至不愿意采用“現代化”、“工業化”等概念，而堅持用“西化”來概括整個世界歷史發展進程中的現代階段［①ｄ］。
　　近現代史上的中西之爭之所以在我們看來反映了當時知識分子對中西價值觀念的一種彷徨，不僅因為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整體在這個問題上一直沒有達成比較一致的共識，還因為對于同一個知識分子來說，在中西價值觀念的選擇上也往往猶豫不決，以致常常自相矛盾。
　　例如，胡適和梁實秋是公認的西化論代表，但他們也不得不承認真正的全盤西化既是不可欲的，也是不可能的。胡適把其一貫主張的“全盤西化”改為“充分西化”（盡管在漢語中“全盤”與“充分”的意義相去甚遠），他特別聲明，“全盤”的意義不過是“充分”而已，而“充分”則是“盡量”或“全力”的意思，于是“全盤西化”便成為“一心一意西化”［②ｄ］。梁實秋盡管認為中國文化中值得稱道者寥寥無幾，但也終于承認，“我們若把文化分析成若干部門，我們就可發現：⑴有中國優于西洋者；⑵有西洋優于中國者；⑶有不必強分優劣而可并存者；⑷此外更有中西俱不高明而尚有待于改進者”［③ｄ］。
　　梁啟超和梁漱溟是公認的中化論代表，但他們也不一味拒斥西方文化。梁啟超說中西文明是可以互補的：“拿西洋文明來擴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補助西洋的文明，叫它化合起來成一種新文明，正是我們的責任。”［④ｄ］梁漱溟在經過數年的研究后最后得出的結論是：“對于西方文化是全盤承受，而根本改過，就是對其態度要改一改”［⑤ｄ］。
　　近現代知識分子在精神上游移于中西之間，還導致了他們在生活上也彷徨于中國和西方國家之間。作為中國人，他們自然愿意留在國內，但是現實的處境常使他們深深地失望，其中一部分有條件的知識分子便想方設法游學或干脆移民西方國家。西方發達國家的某些價值觀與這些知識分子是吻合的，但西方國家的生活方式、民族傳統，尤其是一些西方人的種族中心主義態度，又使得這些漂泊在外的中國知識分子難以忍受。這樣，對于那些人格上比較獨立的近現代知識分子來說，無論他們身處本國還是身處海外，他們都有一種深刻的疏離感。“大部分的海外知識分子（至少留在美國的中國知識分子）對當地社會是缺乏歸屬感，雖然就文化的享受來說，或許他們多少已被同化，而且喜歡享受當地的文化成品。他們多是學有專長的專家，總覺得無法在自己的國家實現他們的專長抱負，他們認為假如憑一股愛國熱情回來，終會因現實條件的貧乏而冷凍了原先的熱情，會使自己的專長長期埋沒在貧乏的環境中。……他們是在美國社會中，身軀活在美國的土地上，他們的心卻一直是中國的。……苦悶而無可奈何。他們不愿回來，是因為不敢冒險，怕失去已有的生存保障。生活在等待不知何時才可能改變的等待中”［⑥ｄ］。
　　“游魂無處歸”是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命運，導致這一命運的直接原因，是中國知識分子在現代化過程中始終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的社會階層，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獨立的社會階層所必需的經濟和政治基礎在近現代的中國始終沒有出現。由于沒有賴以獨立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基礎，近現代的中國知識分子便象毛澤東所精辟地指出的那樣，是附在皮上的毛。他們沒有自己的皮，“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本文作者：俞可平：中共中央編譯局當代研究所教授）
　　　　　　　　　　　　　　　　　　　責任編輯：王琳＊
　　①ａ　雷蒙德·阿倫：《知識分子的鴉片》，蔡英文譯，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６３頁。
　　①ｂ　瞿秋白：《多余的話》，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３年版，第２４～２５頁。
　　①ｃ　蔣廷黻：《漫談知識分子的時代使命》，《世紀評論》第１卷第２４期，１９４７年６月。
　　②ｃ　殷海光：《知識分子的責任》，周陽山編《知識分子與中國現代化》，時報出版公司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３４頁。
　　③ｃ　張朋園：《清末民初的知識分子》，同上書，第３３６頁。
　　①ｄ　參閱俞可平：《“中國式現代化”還是“西方式現代化”：對３０年代前后兩種流行的現代化模式理論的評析》，《經濟社會體制比較》１９９５年第１期。
　　②ｄ胡適：《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大公報》１９３５年６月２１日。
　　③ｄ梁實秋：《自信力與夸大狂》，《文化建設月刊》１９３５年６月９日。
　　④ｄ梁啟超：《歐游心影錄》，轉引自羅榮渠編《從西化到現代化》，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４７頁。
　　⑤ｄ梁漱溟：《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同上書，第７４頁。
　　⑥ｄ陳國強：《從文化觀念談知識分子》，《知識分子與中國現代化》第３２～３３頁。
　　字庫耒存字注釋：
　　　＠①原籽夕加牛
　　
　　
　　
天津社會科學75-78K4中國現代史俞可平19961996 作者：天津社會科學75-78K4中國現代史俞可平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58:28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