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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     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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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在處理知識分子問題的時候，要區分政治問題與學術問題而分別對待，這是當前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內容之一，也是社會上人們已經習慣接受的說法和做法。
　　形成這一共識的主要緣由，是“文化大革命”留下的教訓。建國后，特別是1957年以后，毛澤東等領導人在對知識分子的認識上發生了偏差（即所謂“皮與毛的理論”），后來隨著意識形態領域里的左傾錯誤日甚，更把知識分子冠以“資產階級”的政治稱謂。所以三十多年里，知識分子領域是非迭起，飽經風霜，包括“文革”在內的幾乎所有政治運動都自文化戰線肇始，都是知識分子首遭劫難。打擊知識分子的主要手法，是政治上的上綱上線，即把學者的思想學術成果與階級斗爭牽強附會，以言定罪。“文革”過后，痛定思痛，撥亂反正的重要舉措之一就是徹底否定混淆政治與學術的做法，分清政治問題與學術問題的界限，區別對待。
　　這固然是有利于知識分子思想學術自由與繁榮的明智之舉，但宏觀且深入考察之，筆者又認為這不過是在特殊歷史背景下采取的保護知識分子的特殊辦法。而實際上，反觀歷史，并參考其他國家知識分子的狀況，我們發現，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整體，從來就與政治思想和政治運作關系密切，知識分子的學術與政治天然地交融一體。不獨中國如此，西方各國知識分子亦概莫能外。區分知識分子的學術與政治，實非易事。
　　　　　　二
　　中國傳統社會的知識分子——士，產生于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之中。所謂百家爭鳴，并非玄虛而無關實在的純學術討論，諸于百家中的大部分其實都在辨論和比較各自的經邦緯國治理政事的謀略，以適應“治國平天下”的時代需求。各學派的思想無不與政治關涉密切，諸子探究與論列的學術本身就是治國之術。孔子主張“學而優則仕”，以至“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孟子更指出：“士之仕也，猶農之耕也……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周秦以降，整個中國古代社會的士大夫階層都繼承了孔孟這種經世致用、關心國家大事的精神，形成了憂國憂民、學術與政治一身二任的傳統。從“處士橫議”的漢朝太學清流與黨錮之禍，到唐宋明清科舉制度下的“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無論杜甫“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入世志向，還是李白“仰面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式的狂傲抱負，都表達了參與政治的強烈愿望；不但身居廟堂者“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而且遠處江湖者亦如東林黨人，“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都顯現了關心政治以為旨歸的治學目的。
　　這種傳統深深滲入了中國知識分子的靈魂，在國勢阽危的近現代，更驅使一代代知識分子上下求索，從救亡圖存到科學救國、實業救國、教育救國，到鄉村建設、搞現代化，執著追尋自己的學問學術用于“匡時濟世、扭轉興亡”的政治大業。不僅激進的知識分子紛紛組織左翼團體和革命政黨，直接投身于政治運動，而且，原定“二十年不談政治”并指責他人談論“主義”的胡適等留洋博士，不僅一再“談”政治，而且一度“干”政治。他1928年辦《新月》，1932年辦《獨立評論》，涉入人權問題、對日外交方針、民主與獨裁等一系列政治論爭，影響很大。抗戰以后，胡適出任駐美大使，盡管時常為荒疏學問而惆悵，但為國家仍勉力奔走于各國政要之間。甚至，極少數主張且固守了無涉時局的“純學術”的學者，如文史大師陳寅恪和陳垣，雖然竭力將自己禁錮在專業的小天地里，但仍然無法保持內心良知的“超然”無愧，于是，前者深為自己只能尋章摘句無助于世而嘆息懺悔，后者則與學生共勉“在史學上壓倒人家”以自慰。連出家事佛的李叔同，在蘆溝橋事變后也到處書寫“念佛不忘救國，救國不忘念佛”贈人。他們分別以各自的方式，表示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學術與政治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
　　在西方，情況更加簡單明了。現代西方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ls)一詞本身，就產生于社會政治運動。1894年法國德雷弗斯冤案之后，一批作家、教授、學者堅持正義，為平反此案奔走呼號，他們言辭激昂的呼吁被稱為“知識分子宣言”(Manifeste des intellectuals)。在俄國，19世紀末亦活躍著一些思想激進、對沙皇制度多有批判的人，被稱為Интелигенция（即intelligentsia），或譯為“知識界”。所以，有學者把德雷弗斯事件稱為西方“知識分子的創世紀”。時至今日，“知識分子”在西方仍被習慣地理解為不斷批判和改造現實的人，認為“知識分子作為一個階層、一個單獨的社會力量，甚至知識分子這個詞本身，都是以其政治上和道義上的異議為特征的”（注：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rfstater)語，轉引自遼寧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知識分子》文叢之一，第1頁。）；人們通常印象中的知識分子也是一些思想急進、時常對社會政治發表批評意見的人。至于那些擁有較高文化知識、從事醫學、法律、科技等工作的人，西方人根據他們的具體職業分別稱為醫生、律師、工程師等，而并不視為知識分子——如果這些人只專注于專業和職業而不關心社會政治事務的話。
　　同樣，隨著社會發展，日益細密的分工使一部分現代中國知識分子不再關心本職以外的事，淡漠政治，雖然現在中文里仍稱他們為知識分子，但按西方通行的劃分，以及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的共識，嚴格的知識分子概念不包括這部分人。當然，這涉及知識分子概念的定義與界說這樣一個歧議紛紛的問題，已超出本文的討論范圍。
　　總之，盡管中西知識分子概念的界說與劃分有所不同，但東西方的知識分子在熱心政治，學術與政治緊密結合這一特點上卻并無二致。
　　　　　　三
　　省視歷史與現實，可見東西方知識分子的學術與政治本來就都是交融一體的。進一步說，盡管從表面上看，某些自然科學學科與政治之間沒有多少直接聯系，然而大多數的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譬如歷史學、法學、政治學，要區分其學術與政治，顯然是毫無意義的自欺欺人之談。所以綜合論之，要分清知識分子的學術與政治，既不可能也不應該。提出區別對待知識分子的學術與政治問題的政策，僅僅是特殊歷史背景下的特殊辦法。而知識分子與政治的關系問題的真正解決，在筆者看來，需要兩方面的努力：
　　其一，建設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本質特征之一是其開放性，關心國家大事，參政議政，是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全體公民的基本權利；而把政治與學術人為地分開，則隱含著政治是禁區、百姓不得過問這種舊觀念。此乃常識，毋須贅言。需要強調的是，由于知識分子擁有較其他階層為高的文化知識水平，以及因為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而超越局部私利的特性（曼海姆所謂unattached intellectul），知識分子可以更為宏觀和深刻地認識社會政治問題，因而具有天然的參政議政的優勢。所以，建設民主政治的一項重要任務，是形成開放的、寬容的制度和氣氛，重視和實現知識分子的參政權利。
　　其二，知識分子自己要更新觀念，擺正位置，處理好政治與學術的關系。在目前，知識分子應揚棄兩種單向度選擇的思維定勢：一是因傳統社會“吏師合一”造成的學術只是臺階或手段、惟當官從政才是正途的心態，樹立學術是目的、“為學術而學術”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二是因現代社會分工和學科分野而造成的部分知識分子疏遠甚至鄙視政治的傾向，超越狹隘的一己私利和專業限制，建立關懷全社會全人類乃至整個宇宙的宏闊視野。筆者認為，在現代民主政治的理想環境中，知識分子應有的正確態度是，站在獨立自主的地位上，以求知為目的，以天下為己任，在執著追求專業學術的同時，保持一種熱切的人間情懷。借用一句幾十年前胡適博士的表述，知識分子應對政治保持一種“不感興趣的興趣”。
　　知識分子與政治的關系的這種理想狀態，在風雨如晦的幾十年前的中國自然是不合時宜和不能實現的妄想，但在今天，經過我們努力，將不再僅僅是一種奢望。
石油大學學報：社科版東營68～69D4中國政治馬宏19981998馬宏　作者單位：石油大學 作者：石油大學學報：社科版東營68～69D4中國政治馬宏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1:5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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