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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中國文學史上其他一些第一流的作家作品相比，李商隱及其創作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是比較受冷落的。屈原、司馬遷、陶淵明、李白、杜甫、蘇軾，都長期受到歷代作家的推崇和研究者的關注，對他們的研究，早已成為顯學。即使最晚出的曹雪芹的《紅樓夢》，200 年來也一直是研究的熱門。而李商隱研究，在整個唐詩學已經處于興盛階段的明代，尚未形成氣候，顯然滯后于整個唐詩研究。直到清代順、康、雍、乾、嘉、道這200年間，才陸續出現了一系列李商隱研究的著作， 形成了李商隱研究史上的第一個高潮。而李商隱的藝術成就受到人們高度重視并獲得較深認識，則是近20年來，隨著思想解放浪潮與李商隱研究的第二個高潮到來之后才出現的。從唐末李涪對李商隱“無一言經國，無纖意獎善”（《刊誤·釋怪》）的惡評，到今天將他置于中國文學史上第一流大作家的行列，竟經歷了11個世紀。這個事實說明，象李商隱這樣一位其文學創作的內容與藝術表現手段都非常獨特的作家，不僅對其準確的把握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而且還說明，它的被接受、被認識，需要一個充分重視文學創作本身藝術價值的學術文化環境和政治環境。
　　　　　　一、傳統箋注考證成果的總結
　　清代是傳統文化的總結期。清代的李商隱研究，其成果之豐碩，與同時期對其他古代作家的研究相比，可以說毫不遜色。其主要內容是對李商隱生平經歷的考證和對李商隱詩文的系年考證、箋注、解說與評點。自朱鶴齡、徐樹ｇǔ＠①、吳喬、何焯、朱彝尊、姚培謙、程夢星、徐武源、陸士湄、陸昆曾、屈復、馮浩、紀昀、錢振倫兄弟等人的詩文箋注及解說、評點著作陸續問世以來，既積累了許多極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又提出或留下了一系列需要進一步研究考證的問題，而《全唐文》中200篇李商隱佚文（錢氏兄弟據以收入《樊南文集補編》）的發現，又給進一步考證李商隱生平提供了極重要的資料。客觀上需要對清人豐碩的研究成果進行一次清理與總結。長于史學的張采田所著的《玉ｘī＠②生年譜會箋》（又有《李義山詩辨正》）便適應這一需要，對清人的箋注考證成果作了一次總結。書始創于民國元年，削稿于民國五年，正值五四運動前夕。
　　《會箋》以詳考譜主之行年仕歷及詩文之系年為主，同時又在系年詩文下對之作較具體的箋解，作為系年之依據。故此書實兼譜與箋的雙重性質，有不少地方還涉及對玉ｘī＠②詩的總體評論與具體作品的藝術評價。它的主要貢獻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對李商隱所歷各期（特別是文、武、宣三朝）與其生平仕歷、詩文創作有關的人事作了較馮、錢等譜更詳密的考訂載錄，不但糾正了馮、錢等譜考訂上的失誤，而且對史籍中相互矛盾的記載作出準確的是非正誤判斷。如杜ｃóｎｇ＠③由西川移鎮淮南，系代在淮南，系代在淮南任上去世之李鈺，西川節度使則由白敏中接任。舊、新《唐書》紀、傳、表所載歧異，馮譜系于大中七年。張箋據《樊川集·冊贈李玨司空制書》所載年月日及李商隱《為河東公復相國京兆公第二啟》、《新唐書·宰相表》、《新唐書·白敏中傳》、《唐會要·祥瑞門》等所載，考定杜ｃóｎｇ＠③大中六年五月由西川遷鎮淮南，否定了七年李玨卒于淮南之錯誤記載及馮譜之誤，表現出治絲理棼的深厚功夫。其中有些條目載錄，甚至已逸出與譜主仕歷、創作有關的人事范圍（如大和五年載錄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收復吐蕃所陷維州，接受吐蕃守將之降，及宰相牛僧孺沮議之事）。岑仲勉謂：“唐集人事之討究，自今以前，無有若是之詳盡，豈徒愛商隱詩文者須案置一冊，亦讀文、武、宣三朝史者必備之參考書也”（《玉ｘī＠②生年譜會箋平質·導言》），洵為確評。從文學研究角度說，由于李商隱生平仕歷與詩文創作涉及文、武、宣三朝一系列政治、軍事大事和眾多政壇重要人物的進退遷貶，因而張箋的這些載錄實際上為李商隱詩文創作提供了相當具體的時代政治背景與人事環境，比起這方面記載相對較為簡略的馮譜有高得多的論世知人價值。
　　二是對李商隱一生的經歷作了較馮、錢等譜更細密準確的考證，糾正了馮譜中不少較大的錯誤。其中最重要的，是將李商隱應柳仲郢之辟，赴東川幕的時間定在大中五年，糾正了馮譜將李商隱妻王氏之卒、赴東川幕分置于大中五年、六年的錯誤。馮譜泥于《舊唐書·盧弘正（當作止）傳》“鎮徐四年”之文，認為盧卒于大中六年，李商隱亦于是年方應柳仲郢之辟赴東川。張箋據《補編·四證堂碑銘》述仲郢事有“（大中）五年夏，以梁山蟻聚，充國鴟張，命馬援以南征，委鐘繇以西事”之文，定柳仲郢除東川在大中五年夏秋間，并據李商隱詩文證明盧弘止卒于鎮、李商隱離徐幕還朝、妻亡、任國子博士、赴東川幕均在大中五年，證據確鑿。不僅糾正了李商隱經歷中一件大事的時間誤載，且糾正了馮譜中與此有關的一系列詩文的系年之誤。張氏的這一重大糾正，固與《補編》提供的材料有關，但先他而見此材料的錢氏卻未能利用它作出新的考訂結論，可見主要取決于其史家的精密考證功夫。
　　三是在精密考證的基礎上給一系列詩文作了正確的系年。《補編》中有為河東公上楊、李、陳、鄭等相公狀八篇，錢氏以為河東公為柳仲郢，而仲郢鎮東川期間，宰相無姓楊、李、陳者，故于上楊、李、陳七狀之諸相無考，而以上鄭相公狀為上鄭朗。張氏根據以上諸篇所提供之內證，結合開成三年在位諸相之情況，考定此八篇題內之“河東公”均為“濮陽公”之訛，狀系開成三年李商隱居涇原幕期間代王茂元上楊嗣復、李玨、陳夷行、鄭覃諸相所作，考訂精密，證據確鑿。又如《補編·為濮陽公上賓客李相公》二狀，為王茂元出鎮陳許時所上，錢氏以為李相公指李德裕，然李德裕兩為太子賓客均在此前，故錢氏于此實有所疑，然又謂“無他人可以當之”。張氏則據《舊唐書·李宗閔傳》“（開成）四年冬，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之文及二狀提供之內證，考定此“賓客李相公”實為李宗閔，從而使此二狀得以定編于王茂元出鎮陳許時。詩之系年較馮譜更為準確合理者，亦所在多有。
　　四是對李商隱詩的總體特征及某些具體作品發表了一些比較精辟的見解。如說“玉ｘī＠②詩境盤郁沉著，長于哀艷，短于閑適。摹山范水，皆非所擅場。集中永樂諸詩，一無出色處，蓋其時母喪未久，閑居自遣，別無感觸故耳。其后屢經失意，嘉篇始多，此蓋境遇使然”（《辯正》）。結合境遇論詩，既指出其所長，亦不護其所短。論《漫成五章》，謂“此五首者，不但義山一生吃緊之篇章，實亦為千載讀史者之公論”，較之楊守智、程夢星、馮浩僅從“自敘其一生之蹤跡”、“即謂之義山小傳可也”、“實義山一生淪落之嘆”著眼，所見特大，顯示出治史者之特有眼光。《武侯廟古柏》詩，前人評箋均從單純詠古著眼，張箋則結合李商隱后期政治傾向，指出此詩乃“因武侯而借慨贊皇（李德裕）”，并謂“葉凋湘燕雨，枝坼海鵬風”二句分指李德裕之主要助手李回湖南、鄭亞桂海之貶，亦為有得之見，非生硬比附者可比。
　　張氏《會箋》也有明顯缺點。首先是在李商隱生平行蹤考證上進一步坐實并發展了前人提出的江鄉之游與巴蜀之游說。徐樹ｇǔ＠①箋《潭州》詩，疑楊嗣復鎮潭，李商隱曾至其幕。馮浩《玉ｘī＠②生年譜》乃提出開成五年九月至會昌元年春李商隱應楊嗣復之招南游江鄉說，并謂是役兼有閑情牽引。其實本無實證，全從詩中參悟而得。張箋乃進一步張揚之，將明為早年所作之《燕臺詩四首》及《代越公房妓嘲公主》、《代貴公主》、《石城》等一大批詩統系于所謂“江鄉之游”中，且均附會為為楊嗣復作，造成了比馮譜更大的混亂。關于巴蜀之游，馮譜以為大中二年李商隱桂幕罷歸抵故鄉與東都后，旋又出游江漢巴蜀。張箋雖辨馮說及系詩某些錯誤，但仍堅持有巴蜀之游，并謂此行系為拜謁李回、杜ｃóｎｇ＠③。巴蜀之游系詩中雖尚有個別詩篇（如《過楚宮》、《搖落》）尚須推究，但象張氏所主張的為李回、杜ｃóｎｇ＠③而進行的巴蜀之游實為向壁虛構。
　　從吳喬的《西昆發微》開始，在解李商隱《無題》及其他一些詩時，往往牽扯與令狐＠④的關系，認為均系為＠④而作。程夢星、馮浩的箋注均有此特點。這種生硬比附、索隱猜謎式的解詩法，至張氏《會箋》而登峰造極。除毫無實據牽扯令狐＠④作解的一大批詩以外，還有許多同樣沒有任何蛛絲馬跡而任意牽扯其他人事作解的情況，這些詩解多為張氏的“首創”。如《代越公房妓嘲徐公主》、《代貴公主》、《楚宮》（復壁交青瑣）、《河內詩》之牽扯楊嗣復，《河陽詩》之牽扯楊嗣復、李執方，《無題二首》（昨夜星辰、聞道閶門）之牽扯李德裕，《相思》之牽扯王茂元，《杏花》、《荊門西下》、《楚宮》（湘波如淚）、《無題》（萬里風波）、《岳陽樓》、《妓席暗記送獨孤云之武昌》之牽扯李回，《北禽》、《梓潼望長卿山巴西復懷譙秀》之牽扯杜ｃóｎｇ＠③，《賈生》之牽扯牛黨與李德裕，《席上作》之牽扯李黨，《景陽井》之牽扯懿安太后，《景陽宮井雙桐》之牽扯孝明太后與杜秋，《海上》、《天涯》之牽扯盧弘止，《當句有時》之牽扯初除博士，《壬申七夕》、《壬申閏秋贈烏鵲》之牽扯杜ｃóｎｇ＠③與令狐＠④，凡此等等，不一而足。李商隱詩解中雖向有索隱之風，但象張氏這樣生硬比附，逞ｙì＠⑤為解的卻不多見。
　　王國維在為張氏《會箋》所作的序中引孟子說《詩》“以意逆志”“知人論世”之論，以為譜所以論世、箋所以逆古人之志。張氏《會箋》之指導思想，蓋亦不出此二端。今天看來，此書在論世知人方面，雖亦有如上所述在江鄉之游、巴蜀之游考證上沿襲前人而變本加厲之失誤，但成績是主要的。在年譜之體所允許的范圍內已將李商隱其世其人論列考證得相當充分、清楚，確實作到了總結前人而又有新的發現，也為今天進一步研究其世其人提供了重要材料與參考，顯示出治史者的優長。而在“以意逆志”方面，則問題較多，在某種意義上說，不妨視為對前人索隱比附之風的惡性發展。其中一個關鍵性的問題是對文藝創作特征，特別是對李商隱不少詩意蘊虛涵的特征缺乏認識；過分強調以史證詩，務求實解；過分狹隘地理解詩歌的比興寄托，把它等同于影射。這方面的教訓，值得后來研究商隱詩者汲取。
　　　　　　二、在新思潮和新文化運動影響下李商隱研究的新變化
　　從“五四”運動到建國前這30年中，李商隱研究的成果不多，但這一時期出現的幾部論著卻都明顯受到新思潮和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表現出與傳統研究不同的特點。
　　1927年出版的蘇雪林的《李義山戀愛事跡考》（又名《玉ｘī＠②詩謎》），是一部專門考證李商隱戀愛事跡并對其愛情詩作出本事性詮釋的專著（在此之前，于1922年出版的蘇氏《唐詩概論》中已有《詩謎專家李商隱》一節，初步提出其基本觀點）。考證李商隱詩愛情本事，并不自蘇雪林始，馮浩、張采田都作過這方面的努力，馮浩還對李商隱的艷情詩作過概括性的結論：“統觀前后諸詩，似其艷情有二：一為柳枝而發，一為學仙玉陽時所歡而發。《謔柳》、《贈柳》、《石城》、《莫愁》，皆詠柳枝之入郢中也；《燕臺》、《河陽》、《河內》諸篇，多言湘江，又多引仙事，似昔學仙時所歡者今在湘潭之地，而后又不知何往也”（《玉ｘī＠②生詩箋注·河陽詩箋》）。但所說的戀愛對象，僅限于象柳枝這樣原為商人女后為使府后房姬妾者，以及女冠，且只涉及少量詩篇。而蘇雪林卻認為李商隱的戀愛對象有宮嬪飛鸞、輕鳳，有原為宮女后入道觀的女道士宋華陽，且將全部無題詩都看成愛情的本事詩。寫《李義山戀愛事跡考》這樣一本專著本身，就反映出受五四以來新思潮熏染的女性在思想觀念上的變化，即認為李商隱的上述不符合封建道德規范的愛情行為以及表現這種行為的詩，不但是其生活與創作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完全可以用肯定的態度去研究與評價。這與傳統詩學以風雅比興與美刺論詩，以是否有政治寄托來評論一個詩人的詩品，特別是以男女之情為題材的作品，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文藝價值觀。如果說朱鶴齡的《李義山詩箋注序》“義山之詩，乃風人之緒音，屈宋之遺響”的評價表現出將李商隱說成一位政治詩人的努力，那么蘇雪林的《李義山戀愛事跡考》則力圖將李商隱塑造成一位深摯純情的愛情詩人。
　　蘇氏所考證的李商隱愛情詩具體本事，由于缺乏可靠的證據，只是就李商隱無題諸詩及其他一些詩中本身就很隱約朦朧的詩句進行推衍假設，其可信程度自然是比較低的。特別是與宮嬪飛鸞、輕鳳戀愛之說，更是無論從事理上、從材料依據上都讓人難以置信。但蘇氏提出的李商隱兩類不同戀愛對象的詩分別用不同的典故詞語，女道士用仙女、仙境、仙家事物，宮嬪則用帝王、妃后、宮廷建筑、宮廷器用以為區別，不能說毫無道理。認為李商隱與某一女冠有戀情之說，也并非毫無依據。但蘇氏這本書的主要價值并不在具體的考證結論和對具體詩篇本事的詮釋上，而是它們顯示的觀念的更新、思想的解放以及由此帶來的研究視角的變化對于以后研究者的啟示與影響。董乃斌說：“從要求把愛情詩只當作愛情詩（而不是政治詩）來讀這一點看，蘇雪林的觀點顯然是對前此種種闡釋的超越，至少是這種超越的開始”（《李商隱的心靈世界》，55頁），這是非常客觀而中肯的評價。蘇氏直到1986年7—9期《東方雜志》上發表的長文《論一本風ｆāｎ＠⑥式的詩評書——〈李商隱詩研究論文集〉》中仍堅持她五十年前提出的基本觀點，并作了許多新的論證。
　　發表在《武漢文哲季刊》六卷三、四期上朱ｘｉè＠⑦的《李商隱詩新詮》，基本觀點與蘇氏相同（認為李商隱與宮娥、女道士宋華陽有戀愛關系），但據以論證的詩例及具體解釋與蘇氏有別。《新詮》“義山與宮女之情詩”、“李義山之情詩”兩節之要點，周振甫先生《李商隱選集》的前言中已詳加節引，此處不贅。周先生認為蘇氏之義山與宮嬪飛鸞、輕鳳戀愛說乃是對朱氏義山與宮女相戀說的發展。朱氏之觀點及論證雖亦與蘇氏同樣多屬推衍假設，但其客觀意義仍不容抹煞。它與蘇氏之著作后先出現，更足以說明“五四”思想解放新潮流對古典文學研究的影響。盡管清代注家如吳喬、程夢星、馮浩及近人張采田等與蘇、朱二氏在詮釋李商隱詩時都有索隱穿鑿的傾向，但前者是索政治之隱、君臣朋友遇合寄托之隱，后者則是索愛情本事之隱。方法雖似，觀念自別。
　　發表在1933年安徽省立圖書館《學風》雜志上張振ｐèｉ＠⑧的《李義山評傳》則顯示出，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一部分學者試圖用唯物史觀來研究李商隱詩歌創作的努力。在《緒論》中著者說：“中國現時還沒有一部唯物史觀的文化史或經濟史，所以文學史的研究比較困難。”即透露出著者認為唯物史觀念應當成為文學史研究的指導。在具體分析晚唐詩風的成因時，著者試圖從晚唐社會對文學的影響及文學本身發展演變的結合上來加以說明：“因亂后的晚唐社會，須要強烈的刺激，他（李賀）便以冷艷奇險確立了獨異的旗幟。韓、白一派的粗闊原即是盛唐的強弩之末，由粗闊而復以纖麗，自是文學演變的必然趨勢”，“李賀可以算發難的戍卒，義山卻是開國的元勛。”在聯系時世、身世比較杜甫、李商隱詩風時指出：“老杜和義山所處的環境雖然同屬惡劣，但老杜身受暴風雨似的安史之禍，痛苦流離，較義山更甚。然其對于政治則尚希望其亂平后，而得治理。義山便不同了，他及身所受的痛苦雖不及老杜那樣厲害，但因國家于大亂后悠久的未能治平，對政治已行絕望了。所以他們的思想內容，完全是兩個不同的樣式。杜是哀愁苦惱，而李則是傷感頹廢；杜是抱有希望的注意他詩的思想內容，而李則是絕望的雕飾形式。”這些分析、比較雖或失之簡單，但確實從時代社會與詩風的聯系上揭示出了李商隱詩的一些特點。張著對蘇雪林《李義山戀愛事跡考》將無題詩說成與宮嬪戀愛的實錄，也結合李商隱生平進行了批評。
　　在實證研究方面作出很大成績，糾正了張采田《玉ｘī＠②生年譜會箋》一系列失誤的，是著名唐史專家岑仲勉的《玉ｘī＠②生年譜會箋平質》（稿成于1942年，發表于《歷史語言所集刊》第十五本）及其《唐史馀沈》中《李商隱南游江鄉辨正》一文。《平質》分導言及創誤、承訛、欠ｑｕè＠⑨、失鵠、錯會、缺證六項。除導言集中討論李商隱無關黨局及批評舊箋動輒牽扯令狐以解玉ｘī＠②詩外，其他六項均以實證條舉張氏箋證之失誤。其中最重要亦最有價值者，首推對馮、張關于江鄉之游、巴蜀之游考證的批評。岑氏對江鄉之游的辨正，主要是從開成五年九月到會昌元年正月這段時間內，李商隱正忙于移家、從調，以及正月在華州周墀幕為周墀、韋溫草《賀赦表》來證明其不可能同時分身作江鄉之游，辯駁極為有力。盡管還未能對馮、張真正持以為據的羅袞《請褒贈劉＠⑩疏》“沉淪絕世，六十馀年”作出合理的解釋，亦未從李商隱詩本身找出內證，以證明李商隱與＠⑩相遇的確切時地，因而難以徹底駁正馮、張之說，但所提出的否定理由確實動搖了開成末南游江鄉說。對巴蜀之游的辨正，亦主要從駁論據著手，指出馮張藉以為據的一系列詩證，或為大中二年隨鄭亞赴桂途次所作，或為大中五年赴東川途次及梓幕期間所作，并對大中二年李商隱北歸行程及系詩按時間先后作了排比論列。盡管其中有的詩（如《過楚宮》、《搖落》）岑氏未曾涉及，致使此游的有無尚留下一些疑點，但其駁正馮、張大量誤系詩證據確鑿，可視為定論。駁正“東川訪杜ｃóｎｇ＠③”之說亦極有力。此外，如對張箋李德裕入相在開成五年四月的駁正，對王茂元出為陳許節度使年月的駁正，對大中二年由桂歸洛說的駁正，對《為濮陽公上陳相公第一狀》作時的駁正，均證據確鑿，且對考證李商隱行年及詩文系年關系重大。《平質》中亦偶有小疏或難以定論的條目，但從總體看，其考證之精密確有超越馮、張之處。
　　由于李商隱集中《過楚宮》、《搖落》二詩反映他確曾有過夔峽游程，堅持有大中二年巴蜀之游者固資以為證，否定此說者亦難以說明此二詩之作時。陳寅恪《李德裕貶死年月及歸葬傳說辨證》（刊于1935年《歷史語言所集刊》五本二分）根據大中六年李商隱曾奉東川節度使柳仲郢之命至渝州迎送西川節度使杜ｃóｎｇ＠③移鎮淮南，及李商隱代柳仲郢所擬祭李德裕文殘句，提出李商隱可能在“大中六年夏間……承命至江陵路祭李德裕歸柩”的假設，認為馮、張指為二年往返巴蜀所作之詩，大抵為此次行程所作。這一假設由于該文主題的關系，在文中并未展開論證，是否能成立亦難確定，但至少提供了另一種考證的思路，即排除了馮、張所主張的大中二年巴蜀之游外，李商隱可能還有過另一次途經或短期逗留夔峽的行旅。
　　黃侃《李義山詩偶評》、汪辟疆《玉ｘī＠②詩箋舉例》也是撰于這一時期的箋評類論著。前者箋評七律44首（附七絕一首），后者箋評七律16首，其中均包括七律無題。黃評時有對某一類詩的總體看法，如謂：“義山《無題》，十九皆為寄意之作……必概目為艷語，其失則拘，一一求其時地，其失則鑿。”雖未必概括得全面準確，但對讀者仍有啟發。對具體詩篇的箋解，亦時有新見（如對《臨發崇讓宅紫薇》、《宋玉》的箋解）。汪箋對《一片》、《錦瑟》、《重過圣女祠》、《流鶯》、《回中牡丹為雨所敗二首》的藝術品評，亦頗精到。
　　這一時期單篇論文之有價值者，首推繆鉞的《論李義山詩》（作于1943年5月，收入著者《詩詞散論》）。此文主要闡論李商隱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對李商隱其人其詩的特征提出了一系列很有見地的觀點，如謂“義山蓋靈心善感，一往情深，而不能自遣者，方諸曩昔，極似屈原”，“義山對于自然，亦觀察精細，感覺銳敏……遺其形跡，得其神理，能于寫物寫景之中，融入人生之意味”，“義山詩之成就，不在其能學李賀，而在其能取李賀作古詩之法移于作律詩，且變奇瑰為凄美，又參以杜甫之沈郁，詩境遂超出李賀”，均極恰當中肯。而文中論及李商隱詩與詞體之關系一節，尤具卓識，為明許學夷《詩源辯體》以來所未道，而其所體現之文學史宏觀眼光，尤具啟發性。
　　　　　　三、總結與創新并重的建國后李商隱研究
　　從新中國建立到現在這半個世紀，李商隱研究經歷了從大落到大起的曲折。以1978年為界，可以分為兩個大的階段。
　　前一階段，包括1949—1978這30年，是李商隱研究相對沉寂的時期。據不完全統計，30年中，關于李商隱的專題研究論文（不包括對單篇作品的一般性賞析）僅30余篇，平均每年僅一篇左右，詩文選注本及專著則均付闕如。對于象李商隱這樣的大家，無疑極不相稱。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左”的思想路線和理論觀念長期影響下，象李商隱這樣一位藝術上極富獨創性，風格偏于綺艷的作家，藝術上嘔心瀝血的追求反倒成了唯美主義的表現，甚至連《錦瑟》這樣橫絕古今的杰作，也被認為用典過多，隱晦難解，具有唯美主義傾向。這種在總體上貶低甚至有時帶有否定色彩的評價，成為這一階段李商隱研究的一種傾向。
　　但這一階段仍然出現了一些態度較為客觀、評價比較實事求是，且有一定深度的研究論文，如陳貽ｘīｎ＠①①的《關于李商隱》、《談李商隱的詠史詩和詠物詩》，馬茂元的《玉ｘī＠②生詩中的用典》、《李商隱和他的政治詩》，何其芳的《〈李憑箜篌引〉和〈無題〉》，劉開揚的《論李商隱的愛情詩》，吳調公的《流鶯巧囀意深深——論李商隱的風格特色》等。這些論文，涉及義山詩各種題材領域與藝術風格、藝術手段。特別是陳、馬、何、吳諸先生側重談藝的論文，在當時的思想、學術氛圍中，尤為難能可貴，顯示了學術上的勇氣。劉盼遂、聶石樵的《李義山詩札記》，對李詩的箋解也多有新見。
　　從1978年到現在的這18年，隨著思想、理論上的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整個學術界思想的趨于活躍與解放，李商隱研究出現了一個新的高潮。據不完全統計，18年中，光是各種李商隱研究的專著（包括李商隱詩文的箋注疏解、選本、評傳和研究著作），就多達30來種，這在中國古代大家研究中也是少見的，可以說形成了“李商隱熱”。這個高潮的主要標志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形成了全面推進的態勢。18年的研究成果中，既有側重于全面清理總結以往研究成果，對李商隱全部詩歌進行疏注、集解的著作，又有側重于運用新方法進行新的嘗試與探索的論著；既有對李商隱作全面研究的著作，又有大量從某一題材、體裁或就某一問題、某一名篇進行具體深入研究的論文；既有箋注考證方面的成果，又有以“義理”即理論研究為主的著作，更有大量對具體作品的藝術品鑒，形成了義理、考據、辭章并重的局面；既有不少具有較高質量的學術研究著作，又有許多以普及為主或兼有普及與提高性質的選注、選析本。過去長期未被研究者注意的樊南文，這一階段不但出版了新的校點本，而且陸續發表了一些有份量的論文。
　　二是對李商隱研究中一些難點、熱點問題進行了比較深入的探討，如無題詩有無寄托及其特點的探討，《錦瑟》詩內涵及特點的探討，李商隱與牛李黨爭關系的探討，李商隱生平游蹤中兩大疑案（江鄉之游與巴蜀之游）的考辨，李商隱詩歌朦朧情思與意境的探討，等等。通過不同意見的討論，有些問題逐步取得了比較一致的認識，有些問題由于不同意見的充分展開，使問題的討論更加深入。
　　三是出現了一批有較高質量的學術成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觀點或新的考證結論。這是新時期李商隱研究的主要收獲，也是研究高潮在“質”的方面的主要標志。
　　四是成立了全國性的專門研究組織——中國李商隱研究會，作為中國唐代文學學會下屬的一個分會， 有組織地開展李商隱研究工作。 自1992年成立以來，已經召開了兩次年會。研究隊伍中，既有專門研究機構和高校中從事教學、科研，特別是從事李商隱研究的人員，又有著名的作家和詩人。后者參加到李商隱研究隊伍中來，不僅使一向比較單一的古典文學研究成員組成發生變化，而且對活躍學術空氣、改變純學院派作風，特別是在將研究與創作、古代與當代溝通方面起著重要作用。
　　在總體研究方面，錢鐘書先生提出的“樊南四六與玉ｘī＠②詩消息相通”及李商隱“以駢文為詩”說引人注目。它不但揭示了李商隱律詩運用駢文手法這一重要特征，而且指出了樊南文與玉ｘī＠②詩之間存在著某些共同特征以及它們的相互滲透與影響。周振甫先生的《李商隱選集·前言》對二者的共同特點作了精切的闡述，董乃斌的《李商隱的心靈世界》于“非詩之詩”一章中重點發揮了錢鐘書的“以駢文入詩”說。其實，錢先生的“消息互通”說還可以包含另一方面，即玉ｘī＠②詩對樊南文的影響，這同樣是一個饒有新意的課題。
　　關于李商隱詩歌的創作傾向和基本特征，董乃斌在其論著《李商隱詩歌的主觀化傾向》、《李商隱的心靈世界》中，將主觀化作為其詩歌的主導創作傾向，認為它在李詩中是滲透性、彌漫性的，深潛于其詩的肌理血脈之中，表現在對題材的選擇與處理、移情與全面象征、對客觀時空限隔的突破與超越等諸多方面，成為李商隱詩風格的基本特征，且為其詩所具其它多種特征之基礎。這是從總體上探討李商隱詩風格特征的一種新見解。劉學鍇的《古代詩歌中的人生感慨與李商隱詩的基本特征》則側重于從詩歌所表現的內容方面著眼，認為抒寫人生感慨，是李詩的基本特征。它既縱貫其整個創作歷程，又彌漫滲透于各種題材、體裁的詩歌中。并指出其詩歌所抒寫的人生感慨，多為內涵虛括廣泛的情緒性體驗，如間阻、遲暮、孤寂、迷惘幻滅之慨等。故在表現手段上亦多取借境（或物）象征，境界亦因此呈現朦朧模糊而多義的特征。
　　在運用新方法進行研究方面，董乃斌的《李商隱詩的語象——符號系統分析》作了有意義的探索。著者通過對帶有李商隱個性特色的“夢蝶”“化蝶”兩個語象——符號系統的示例分析，力圖用客觀的分析、比較、歸納手段將略可意會、難以言詮，且意會亦因人而異的象征涵義揭示出來。這種破譯詩人心靈世界密碼的工作，是將李商隱研究工作做得比較深入透徹的一項既基礎又尖端的工作。張伯偉、曹虹《李義山詩的心態》分別從取景的角度、空間的隔斷、時間的遲暮、對自然的描寫、自比的古人、詞匯的色彩、句法結構以及“無端”二字來透視李商隱的心態，得出“義山是一個由理想主義經過幻想主義而最終歸于悲觀主義的人”的結論。這種從多種角度透視詩人的心態的方法，與董著可謂異曲同工。
　　包括《錦瑟》在內的無題詩的內涵意蘊與藝術特征，歷來是李商隱研究中的難點與焦點。有關這方面的文章，占了這一階段李商隱研究文章的一半左右。在討論的初期，焦點集中在無題詩有無寄托及寄托什么內容上，大體上仍不出偏重于寄托與偏重于愛情兩種觀點。但各自的實際內容都有所變化發展，而且在相互滲透、交融、吸收的過程中呈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面貌，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對立觀點漸趨接近的態勢。從總的趨勢看，比附索隱式的寄托說越來越為研究者所摒棄，對愛情本事的考索也因缺乏足資征信的材料而漸趨衰歇，而對無題諸詩須“分別觀之”，進行具體分析的態度與方法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贊同。在寄托的內容，寓意令狐說雖仍有一些學者堅持，但更多的學者比較傾向于寄托作者的身世之感、人生體驗，而且認為這種寄托未必全是有意識的，有的甚至只是“身世之感，深入性靈”，“即性靈，即寄托”，是一種融匯或滲透。這種看法，較之以前有些注家字比句附的寄托說，比較不拘鑿，比較符合文學創作的實際。而王蒙的一系列文章則反復強調，這些詩未必專為某人某事某景某物而作，它所創造的乃是一種涵蓋許多不同心境的“通境”，所抒發的乃是一種與各種不同感情相通的“通情”。這可以說是對無題詩可能包蘊愛情以外感情內涵的觀點所作的一種理論上的概括。盡管著者對此并未作更具體詳盡的闡述，但仍值得充分重視。因為作為一位作家，他對詩歌創作及無題詩有一種別有會心的感受。由此出發，他又以《混沌的心靈場》為題，對無題詩的結構作了饒有新意的探索，指出可簡約性、跳躍性、可重組性、非線性乃是詩人混沌的心靈，而這類心靈詩的結構，則可稱為心靈場。從這里可以看出，對《無題》、《錦瑟》一類詩內涵意蘊的感受與理解，越到后來，越趨于虛化、泛化。王蒙的一系列文章，正是這種觀點的突出代表。另一方面，認為無題詩是寓意令狐＠④的周振甫先生在具體詮解時也摒棄了馮、張等人字比句附的方法，而注重從通篇所表現的纏綿悱惻、固結不解之情著眼。認為無題是表現李商隱與女冠戀情的陳貽ｘīｎ＠①①、葛曉音也另立新說，謂李商隱所戀者系玉陽山靈都觀的女冠，并分別作了詳盡的考證，葛文還將這段戀情與江鄉之游聯系起來。《錦瑟》一詩的詮解仍眾說紛紜，力主悼亡說的黃世中撰長篇考論，對宋以來的各種詮解詳加爬梳整理，采取“以詩箋詩”之法，繼承、揚棄、發展了清代以來的悼亡說，另出新解，認為詩中的“蝶”喻妻王氏，“珠”“玉”亦似指妻與侍妾，“玉山”為妻之葬地。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錢鐘書先生用清人程湘衡“義山自題其詩以開集者”之說（王應奎《柳南隨筆》以為系何焯說）而以己意發揮之，略謂《錦瑟》系義山自題其詩，開宗明義，略同編集之自序。首二句言華年已逝，篇什猶留畢世心力，平生歡戚，清和適怨，開卷歷歷。莊生一聯言作詩之法，滄海一聯言詩成之風格與境界。錢說發表后，周振甫復加發揮解釋，此說遂ｑīｎ＠①②ｑīｎ＠①②然成為《錦瑟》諸解中一種頗有影響的新解。
　　李商隱的七律，為其詩歌創作中最有成就的詩體，在七律發展史上有重要地位。程千帆、張宏生《七言律詩中的政治內涵——從杜甫到李商隱、韓ｗò＠①③》在論述李商隱七律對杜甫全面學習與繼承的同時，著重指出李商隱“結合自己的創作個性去學習杜甫，ｎóｎｇ＠①④麗之中時帶沉郁，別創一境界”。陳伯海則指出以無題詩為代表的李商隱七律，其創新意義“在于它最大限度擴展了詩篇的心理空間”。二文分別就其七律政治詩與無題詩揭示了李商隱在這一體中所作出的貢獻。
　　牛李黨爭與李商隱生平遭際及創作的關系，是研究中長期爭論的焦點之一。這一階段發表的論著涉及這一問題的，有一個比較明顯的趨向，即認為李商隱本人無意于參加黨爭，只是在客觀上被卷入或受黨爭之累。傅璇琮的《李商隱研究中的一些問題》根據對大量材料的分析，認為王茂元并非李黨，亦非牛黨，李商隱入王茂元幕，根本不存在卷入黨爭的問題。李德裕一派在當時是要求改革、有所作為的政治集團，李商隱在李黨面臨失敗、無可挽回的情況下同情李黨，表現了明確的是非觀念，堅持了傾向進步、追求理想的氣概與品質，因此對其政治態度應作出新的評價。這種看法，雖朱鶴齡、岑仲勉均分別有所論，但如此明確而系統地論述的，這是第一篇。董乃斌的《李商隱悲劇初探》則從另一方面立論，認為李商隱悲劇的根源是晚唐時代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激化和官僚制度的極端腐朽。如果僅僅停留在他與牛、李兩黨個別人物的關系上，勢必有礙于對悲劇實質的深入探討。傅、董二文，代表了對這一問題的兩種不同見解，卻都有助于對問題討論的拓展與深入。關于李商隱與鄭亞的關系及鄭亞的生平仕歷，周建國的《鄭亞考》、毛水清的《李商隱與鄭亞》作了詳密的考證。毛文并指出鄭、李“不僅是幕主與下屬的關系，而是政治上的同道，這才是桂幕期間李商隱詩文豐收的根本原因”。
　　李商隱與道教的關系，是研究中相對薄弱的環節。對此，吳調公的《李商隱研究》、董乃斌的《李商隱的心靈世界》兩本專著的有關章節都有較集中的論述。鐘來因的《唐朝道教與李商隱的愛情詩》、《李商隱玉陽山戀愛詩解》對其愛情詩與道教的關系作了集中的探討，后文指出道藏中的秘訣隱文的表達方式給李商隱的愛情詩打上了深刻烙印，其無題詩制題藝術，愛情詩的隱比、象征手法，都從道藏中學來。葛兆光的《道教與唐詩》則謂“李商隱在頭腦極清醒狀態中借用道教意象，早年為寫浪漫的幻想與愛情，后來多寫自己的痛苦與失望”。
　　李商隱文學上的淵源、影響及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吳、董的專著均有專章或專節論述，論列了他所受于屈原、六朝詩人、杜甫、李賀的影響及其對西昆、王安石、黃庭堅及元、明、清詩家的影響。劉學鍇的論文《李商隱與宋玉——兼論中國文學史上的感傷主義傳統》、《李義山詩與唐宋婉約詞》則分別論述了宋玉對李商隱的深刻影響和中國文學史上自宋玉經庾信、李商隱直至曹雪芹的感傷主義傳統，指出李商隱在這一源遠流長的傳統中的地位，論述了李商隱詩對唐宋婉約詞的影響，指出他是詩、詞嬗變過程中一位關鍵性詩人。陳伯海的《宏觀世界論玉ｘī＠②則在全面考察晚唐詩歌六大流派的基礎上，指出李商隱為首的一派是大宗，李的成就與影響超越了溫李詩派的范圍，成為晚唐詩壇的典型與高峰。李商隱及其所代表的晚唐詩，實質上是古典抒情詩發展到高潮后的余波，是文學創作主流由抒情寫景向敘事說理轉折過渡中的一卷水渦，亦構成了聯系唐詩與宋詩、宋詞之間的特殊紐結點，表現出宏遠的文學史眼光。這在董著中亦有明顯體現。
　　關于李商隱生平游蹤中的兩大疑案，自岑仲勉提出有力的質疑辨正以后，多數研究者仍傾向于馮、張的考證。劉學鍇的《李商隱開成末南游江鄉說再辨正》一文，根據李商隱贈、吊劉＠⑩諸詩提供的內證，特別是贈劉＠⑩詩“更驚騷客后歸魂”之句，結合其他方面的分析辨正，推斷劉＠⑩于會昌元年被遠貶柳州司戶后，并非在翌年即卒于江鄉（馮說）或卒于貶所（張說），而是遲至宣宗即位后方隨牛黨舊相的內遷而自柳州放還北歸，并于大中二年正初與奉使江陵歸途的李商隱晤別于洞庭湖畔的黃陵，贈劉＠①⑤詩即作于其時，從而否定了馮、張之說，繼又劉＠⑩次子劉＠①⑤的墓志關于劉＠⑩“貶官累遷澧州司戶參軍”的記載，進一步撰文證實了劉＠⑩自柳放還北歸之說，并推斷他卒于江州。關于巴蜀之游，周建國的《李商隱桂管罷歸及三峽行役詩辨說》論證了陳寅恪提出的大中六年至江陵路祭李德裕的假設，并對有關諸詩加以排比系時。他還撰文對張采田提出的李商隱晚年游江東之說提出有力的質疑。
　　李商隱駢文，這一階段研究較少。董乃斌的《論樊南文》、吳在慶的《樊南四六芻義》是兩篇專論樊南文的有份量的論文。董乃斌在《李商隱的心靈世界》“非詩之詩”一章中不僅對李商隱四六文，而且對其散文也作了中肯的論述。
　　此外，李商隱的政治詩、詠史詩、詠物詩、女冠詩，李商隱的七絕，這一階段也都有較重要的有新見的論文發表，不一一縷述。
　　商隱詩文選集，這一階段紛紛出版，各具特色，有陳伯海的《李商隱詩選注》，陳永正的《李商隱詩選》，王汝弼、聶石樵的《玉ｘī＠②生詩醇》，周振甫的《李商隱選集》，劉學鍇、余恕誠的《李商隱詩選》。其中周選詩文兼選，其前言長達五萬言，全面論述商隱生平及其詩文創作，對錢鐘書提出的商隱“以駢文為詩”說作了具體闡說，注、解詳贍。聶石樵文革前即與劉盼遂先生合作研治李商隱詩，多有新解，《詩醇》的箋釋也頗多作者深入探討后得出的新見，征引詳洽，評注結合，選目亦有自己特色，入選了一些開宋調的義山詩。陳永正的詩選分體編排，便于研討李商隱各體詩的特色與成就，其注解文采紛披，頗能傳原作之神韻意境。葉蔥奇的《李商隱詩集疏注》，是他繼《李賀詩集》之后，傾多年之力完成的一部著作。此書雖以新注面目出現，而其主要價值，仍在博采與別擇舊本、舊注、舊箋之長而時出己之新見。對馮注本有時逞ｙì＠⑤輕易改字的弊病，亦每多指摘糾正，所引評藝語多切合中肯。總的看，書中對許多意蘊較為具體的篇章疏解品評每多切實洽當，而對一些意蘊較虛的作品詮解有時不免流于穿鑿。劉學鍇、余恕誠的《李商隱詩歌集解》是一部會校、會注、會箋、會評，帶有總結性而又兼有著者考辨研究成果的著作。校勘以明汲古閣本為底本，參校明清多種抄本、刻本及唐宋元主要總集，采錄諸家校改意見；廣泛搜輯前人乃至近人箋注、考辨、疏解、評點成果，加以排比匯集，為研究者提供了較為全面系統的研究資料，而著者自己新的考證研究成果亦每從融通舊說或補充發揮、糾正舊說中產生。在詩歌系年考證與詩意箋解方面用力較多，時有新見。
　　這一階段重要的研究專著有吳調公《李商隱研究》、董乃斌《李商隱的心靈世界》。吳著對李商隱的生平思想、審美觀、政治詩、愛情詩、詩歌藝術特色、詩歌風格的形成與發展、詩歌淵源與影響及對李詩的評價作了全面探討。其中如審美觀、風格的形成與發展、淵源與影響都是前人未系統論述過的問題，有不少新的見解。藝術特色部分，在此書之前，也沒有論述得這樣充分的。由于著者長于詩論研究，故此書理論色彩較濃，對作品的感受與分析亦時見精采。董著的主要特點是運用新的理論、方法進行嘗試與探索。書中融匯西方文論及相關科學成果，從理論高度將探索心靈世界作為作家研究的中心，抓住古代作家身心矛盾及其統一這個創作的動力源及外部環境折射于個人的聚焦點來進行考察。將李商隱放在中國文學發展史的縱軸和他所處時代的橫斷面所構成的立體座標圖系上，給以科學的定位，指出其主要貢獻，在于充當了唐代詩藝乃至中國詩藝的總結者。通過橫斷面的剖析與橫向聯系比較，說明李商隱既代表晚唐，又高出晚唐，因為他更全面典型深刻地反映了時代精神面貌。書中對李詩語象——符號系統的分析、詩風演變的軌跡、李商隱文的研討，亦饒有新意。
　　評傳類著作，有楊柳《李商隱評傳》，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董乃斌《李商隱傳》，鐘銘均《李商隱詩傳》等。楊著成書最早，篳路藍縷，功不可沒。董著雖以傳主的生平經歷為經，卻緊密結合每一時期詩人的經歷遭遇、時代環境、人際關系、創作實踐，揭示其思想發展變化歷程與詩風演變軌跡，揭示詩人的精神風貌。同時在有關章節較為集中地論述某一題材詩歌的特色與成就，使“傳”與“評”較好地結合起來。對詩人生平行事的敘寫，在征實的前提下注重文學性的描寫，亦使全書生色。
　　以上分三個時期對本世紀大陸的李商隱研究作了簡略的回顧。疏漏缺失，所在多有，希望得到方家的匡正。
文學評論京39～50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劉學鍇19981998作者單位：安徽師大中文系 作者：文學評論京39～50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劉學鍇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1:4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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