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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D6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0681(2001)04-0013-04)
　　改革的深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一方面需要政治系統的推動與指導，另一方面也會對政治系統帶來影響和沖擊，其突出表現就是政治權力的變遷。在中國這樣一個以執政黨為核心的政治系統中，如何適應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的要求，改革落后的政治權力關系和政治結構形式，吸納新型社會力量參政，最終推動政治現代化和社會轉型，是擺在執政黨面前的一個重大問題。在歷史長河中，人類共同體內部權力通過控制、轉換等手段有效地削弱乃至解除各種異己的力量，從而維持共同體的生存不息。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時期，權力之網在包裹社會的過程中，政治共同體與社會共同體之間的不協調狀況呈漸顯態勢。那么，社會轉型給以執政黨為核心的政治體系提出了哪些重要課題？如何影響政治權力的變遷？又去怎樣調控權力的流向？
　　一、當前政治權力變遷的主要特征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正在推動整個社會的全面轉型。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處在以政治主導型向政治——社會主導型轉變的時期。
　　所謂政治主導型就是政治力量推動社會的運動和規定運動的方向；而政治——社會主導型就意味著社會獲得某種程度的自主權，社會自決的力量在增大，但政治體系仍然是影響社會變遷的關鍵力量。從政治主導型向政治——社會主導型轉變的標志是：從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從封閉、半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轉型，從一元化社會向多元化社會轉型，從宗法倫理社會向契約法治社會轉型。社會的轉型必然導致社會觀念的變革，社會關系的重組，社會利益的分化和新興社會階層的崛起。而對現存政治體制的沖擊，首先是對執政黨的理論基礎和組織體制的影響則是執政黨遇到的新情況和新問題。關于這一點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理解。
　　第一，社會價值系統對政治價值系統的不斷滲透。
　　在社會轉型時期，起主導作用的政治價值系統由于受到社會價值系統的發展的挑戰，其地位受到了沖擊，這種沖擊表現為后者對前者的不斷滲透。社會價值系統的滲透作用降低了人們對傳統政治權威的忠誠度以至在平民當中興起了一種“政治冷淡主義”。（注：王長江《政黨的危機》引言第3頁，改革出版社，1996年9月版。）并由此導致了個人主義、小團體主義的興起。為什么在當前這種高度強調思想政治工作和先進理論灌輸的環境下，社會價值系統仍能對政治價值系統產生滲透態勢？主要原因是社會價值系統在很大程度上適合了人們對物質利益追求的情緒，迎合了主張個人自由的心理。社會價值系統的滲透作用勢必降低以執政黨為核心的政治價值體系的社會整合、社會動員和利益表達的功效。
　　第二，政治參與意識的擴張。
　　市場經濟的發展必然導致利益關系的調整，使得利益分配格局向多元化演變。伴隨利益分化而來的是利益表達的欲求，而利益表達的重要方式就是政治參與。現代意義政治的參與是普通公民的政治行為。公民是政治參與的主體。就行為方式來說，政治參與的主要途徑有政治投票、政治選舉、政治結社、政治表達、政治接觸、政治冷漠乃至某種程度的政治暴力。政治參與從本質上講是民主政治時代的產物。人們有能力在一定范圍內施加自己對社會政治事務的影響力。在我國，不管政治參與的形式如何，既要受到經濟發展程度的影響，又要受到政治制度和政治結構等制度性因素的影響。公民的政治參與意識的增強，能促進政治管理的民主化，其重要內容就是公民對于政治管理過程的參與和對于政治管理主體的制約。政治管理的民主化與官僚主義和腐敗行為是水火不相容的。公民的政治參與通過選舉、罷免公職人員、通過意見表達和輿論監督活動，或者通過直接介入管理過程等，來制約執政黨權力的運行活動，從而保障政治的廉潔與高效，同時促進民主的制度化建設。此外，政治參與還能影響政治穩定。但政治參與并不總是與政治穩定成正比關系，它既可增強政治穩定，也可以破壞政治穩定。當黨的主張順乎民心時，公民參與能與國家保持一體感，政治體系就是穩定的；當黨的主張違背民意，公民的政治挫折感日強，執政黨和公民間的關系日趨緊張時，公民的參與會導致政治的不穩定。因此，政治參與是政治與社會之間的雙向互動過程，尤其在中國公民社會發展尚未成熟，政治參與機制尚未健全的情境下，政治參與的表現途徑也有其特殊性。這種特殊性表現在：當正常的利益表達不能通過有效的參與形式來實現時，往往導致政治參與以激進的方式表現出來。如在某些地區，農民因“亂收費”而圍攻黨政機關，工人因下崗失業而游行示威，進行相當規模的鬧事，這些形式反映出了轉型時期政治發展不成熟的特征。為此，執政黨進行制度化的疏導，讓公民的政治參與體現一種理性的精神，平和的方式，出自內心的意愿表達是不可忽視的。
　　第三，黨的執政基礎有所弱化。
　　政黨作為一種政治現象，在建造人類文明大廈的過程中起了不可磨滅的作用。它適應人們參與政治的需要而產生，是人們為參與政治而創造出的一種形式，它對于維持全國性的政治穩定，表達各種利益，控制社會沖突在盡可能小的范圍內，引導公民積極參與政治活動等都有不可代替的作用。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在長期斗爭中考驗出來的，是政府的締造者。黨的領導地位受憲法保護。在社會結構的轉型期，黨要維持其合理性、合法性，在全國范圍內把整個階級組織起來，博得人民群眾的支持，避免群眾的疏遠、冷漠難度加大了。社會的轉型已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執政黨的合法性危機。首先，價值系統的多元化發展趨勢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們對黨的信仰。而在處理諸如經濟發展，利益格局調整，就業安置等涉及到個人切身利益的問題上，某些機關和干部對群眾利益的嚴重背離更為加劇了群眾對黨的忠誠度的下降，并由此帶來了黨的社會認同感的下降。其次，社會轉型所帶來的對黨的執政地位認同感的有所降低也是黨的地位的合法性受到影響的一個重要因素。社會轉型意味著地位和權力的贏得應該建立在個人的綜合能力和素質的基礎上以及由此形成的對人們心理的最大影響程度。而這種影響的程度則成了檢驗執政黨地位合法性的重要尺度。然而，黨的某些地方組織和個人在活動過程中暴露出來的一些消極的、不利于黨發展的現象無疑成了這種尺度的沖擊力量。再次，一些黨員干部難以自拔地卷入了金錢、政治和腐敗攪在一起的旋渦，導致一些人錯誤地認為黨是導致腐敗的根源。基于這些原因，黨和群眾的關系顯得有些別扭了。“政黨與民眾的關系若發生變形，政黨的生存就要受到挑戰。”（注：王長江《政黨的危機》第35頁，改革出版社，1996年9月版。）
　　二、受到挑戰的政治權力
　　社會的轉型給以執政黨為核心的政治體系造成的沖擊波效應所帶來的是政治共同體和社會共同體之間的權力的博弈。其結果是：政治權力從中央到地方呈下行態勢，權力從政治領域流向社會領域。政治和社會權力的博弈勢頭是強勁的。
　　1.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博弈
　　發展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個人主義的存在是一種客觀現象。個人主義是與社會價值系統相對應的，主張個人利益至上。集體主義作為一種傳統而又經久不衰的價值觀強調國家集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集體主義是與政治價值系統相對應的，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博弈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長期以來，黨的意識形態一直具有排他性，但在改革開放的條件下，西方意識形態的涌入難以完全阻止，同時，就實際情況來看，試圖使人們的思想都完全一致，并且都按同一模式思考是不可能的。不難理解社會的轉型為個人主義提供了存在的土壤。而在現時的中國，其他類型的思想難以通過正常的渠道表達，這種思想的積累在適當的條件下就可能被引爆，并加劇社會對抗的趨勢。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博弈驅動了整個社會價值系統與政治價值系統的博弈。這種博弈的結果是集體主義獲得了支配地位，因為集體主義既有政治權威的支持，又有傳統力量的推崇。但個人主義在博弈過程中也為自己掙得了一席合理的生存空間。
　　2.執政黨與社會團體的和平博弈
　　隨著市場取向改革的逐步推進，對外開放的迅速擴大，導致了中國政治和社會的全面發展與變革。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社會多元化和文化世俗化導致了中國全能主義政治及其一元化組織體系的某種動搖。大量新的社會群眾團體組織如潮水般涌現出來。某些社會組織不乏濃厚的政治色彩。如去年出現的“法輪功”組織，其活動的猖獗使黨不能不花大力氣去對付。由于受到西方社會政治思潮的錯誤影響，一些粉墨登場的社會組織出現了擺脫或削弱黨的領導的趨勢。于是就產生了以執政黨為核心的政治組織同社會群眾團體之間的博弈。這種博弈關系到黨和國家對社會的領導權。因為博弈的焦點是權力的分割問題。當然，這種分權的力量主要來自黨和政府，同時也來自轉型時期所產生的各種社會組織的力量。目前中國主要有三支力量要求分權。其一，經濟性組織分權。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化和市場的發育，大量非公有制經濟涌現出來。由于轉型時期體制建設尚未跟上，其生存與發展避免不了受到政治權力的不同程度的制約，某些與市場機制相悖的政策法規會制約這些企業的自由發展。這些企業則企圖擺脫政治權力對其行為的約束，并產生了分權的欲求。在經濟性組織中，國有企業的改革也在不斷深化，這些企業希望黨和政府提供更多的經營自主權，使其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獨立法人實體。其二，地方分權。市場經濟的發展促使了地方利益格局的形成。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地方保護主義有增無減，它試圖保護其政治管轄范圍內的利益的完整性，全國“上下一盤棋”的思想總要不同程度地受到地方的抵制，地方的權力觀念在強化。其三，個人分權。轉型時期對個人主義的張揚是自由主義思潮復興的產物。現代化進程中，中國個人分權的趨勢與西方分權的背景有著相似之處，那就是經濟的市場化發展。但在中國，執政黨是推動分權的動力，又是約束分權、使之有限漸進的控制力量。
　　三、調控政治權力變遷的思路
　　要保持中國現代化運動持續有序地進行，就必須有一種機制把新生的階層、團體等各種社會力量組織起來，使之與現存的政治秩序達到高度的整合狀態。實現政治和社會的互強，保持權力的有序運動，進而建立科學的良性的政治和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
　　1.鞏固執政黨的權力
　　強調鞏固執政黨的權力是由轉型時期中國權力變遷的特殊環境決定的。在我國，執政黨既是政治秩序的創造者，又負有領導經濟建設，促進生產力發展的責任。這就在某種程度上使黨處于兩難境地。一方面黨必須明確其執政地位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必須推動社會和經濟的轉型，領導中國的現代化。但這兩者的目標由于經濟和政治方面的原因而導致的不穩定性相互沖突，這種沖突成了制約中國政治改革與發展的一個瓶頸，沖破瓶頸的束縛，理性地控制權力的流向關系到中國的前途與命運。顯然，鞏固執政黨的領導權無疑是明智之舉。執政黨權力的鞏固應從四個方面的基本內容切入：一是黨必須把全社會的力量集中到實現黨的目標上來。二是通過全社會的利益表達和利益綜合，增強自己的凝聚力。三是黨應該成為政府和群眾之間的橋梁，尋求合適的活動方式，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四是黨的權力必須從社會領域有限撤出，引導新的社會組織適度參入政治。
　　2.堅持權力法治化原則
　　權力法治化就是以制度、法規來規范控制權力的流動。把黨的活動納入法律的范圍。這既是社會轉型時期人們認識和觀念上的一個重要轉變，也是制約政治權力被濫用而導致腐敗的有效途徑。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時期權力轉移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政策性分權程度超過法治性分權。這種分權方式的運作有其客觀性一面。當社會政治經濟體制發生轉變時，常會帶來社會和政治的不穩定。為了防止變革時期權力的失范、失序和失衡現象，就必須有相對靈活、具伸縮性的政策來調節權力的經常性變動，但這種分權方式本質上帶有強制性，在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多的情況下，有一種中央對地方權力失控的危險。在社會結構持續分化的時期，社會成員都想通過制度化方式來實現利益和政治權力的共享。權力法治化是實現政治現代化的客觀要求。
　　3.開發政治權力資源
　　社會由政治主導型向政治——社會主導型的轉換過程中，政治權力的變遷是正常的。這種變遷的突出表現就是地方和部門以及群眾團體的分權欲求。“權力必須被分割或分配，但它也必須被制造，它有分散也有集合的功能。”（注：（美）塞繆爾·P·亨廷頓《變動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等譯），三聯書店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130頁。）在政治社會化過程當中，更多的社會力量卷入了權力關系之中，因此，對權力結構進行科學調整以開發政治權力資源，滿足政治現代化對權力擴張的需求是必要的。這種調整應堅持兩個原則：第一，執政黨權力適度集中原則。中國的政治體系是執政黨居于核心地位，黨是現代化的啟動者、推進者和組織者。權力適度集中的政治體系有利于保持轉型期社會政治穩定，集中動員社會政治經濟資源，加速現代化進程。但適度集權并非代表中國權力結構的未來走向，而是現代化進程的階段性需要。第二，拓寬吸納新的社會組織進入政治體系的渠道。現代政治系統都是開放的，它不斷地與外部環境發生互動，如果在系統的輸入端缺乏理性的支持與需求，政治系統就會發生不良反應。輸出的政策也可能是與群眾的利益相違背的。由此而引發出政治的不穩定。社會的轉型客觀地要求執政黨增強自身對外界物質的同化功能，吸納更多的社會組織介入政治運作過程。這樣就可以緩解因政治參入渠道不暢而產生的政治壓力，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并為黨的正確決策提供更多的，更為理性的政治信息。
　　4.推進政治價值系統的改革
　　社會的轉型往往導致黨的意識形態和黨的政策之間產生矛盾的可能性。意識形態作為政治價值系統的主要內容在政治控制時缺乏靈活性是不可避免的。成功的意識形態應該適應形勢和任務的變化，以便得到新的社會階層的擁護。社會價值系統是多元的，對政治價值系統具有沖擊作用。化解兩類價值系統存在的沖突，實現政治價值系統起支配地位的兩類價值系統的和諧是黨在轉型時期面臨的新課題。黨的意識形態是黨賴以立足的思想基礎，對其進行有的放矢的調整與完善，克服自身的剛性弱點以增強對群眾的吸引力是黨必須解決的一個難題。毫無疑問，對黨的意識形態的調整并不是對黨的意識形態的否定與批判，而是在繼承中創新，并相應地調整黨的路線和政策，這也是政黨發展的一條規律。
　　中國的社會轉型還處于初始階段。在這種情況下，以執政黨為核心的政治體系所遇到的挑戰也是初步的。但社會轉型背景下政治權力的變遷是一種必然現象。政治權力和社會力量的博弈，在形成了一種政治和社會的良性互動的機制的前提下可以實現政治和社會的互強。本文對政治權力變遷的探討正是從這一基點出發，其宗旨在于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使黨的領導走向現代化。
　　收稿日期：2001年4月4日
《云南行政學院學報》昆明13～16D4中國政治劉志雄20012001政治權力變遷是社會轉型時期的一個重要表征。當前政治權力變遷的主要特征是：社會價值系統對政治價值系統的不斷滲透態勢，公民政治參與意識的擴張以及社會轉型所帶來的部分社會成員對黨的執政地位的認同感有所降低。這就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對政治權力的挑戰，帶來了以執政黨為核心的政治共同體和社會共同體之間的博弈，導致了政治權力的變遷。為了有效地調控政治權力的變遷，就必須有一種機制把新生的階層、團體等各種社會力量組織起來，使之與現存的政治秩序達到高度的整合狀態。為此，要在鞏固執政黨權力的基礎上，以制度、法規來規范控制權力的流動。同時對權力結構進行科學調整以開發政治權力資源，滿足政治現代化對權力擴張的需求。并對黨的意識形態進行有的放矢地調整與完善，以增強對群眾的吸引力，夯實執政黨的理論基礎。社會轉型/政治權力/變遷/調控劉志雄 中央黨校黨建部。郵編：100091 作者：《云南行政學院學報》昆明13～16D4中國政治劉志雄20012001政治權力變遷是社會轉型時期的一個重要表征。當前政治權力變遷的主要特征是：社會價值系統對政治價值系統的不斷滲透態勢，公民政治參與意識的擴張以及社會轉型所帶來的部分社會成員對黨的執政地位的認同感有所降低。這就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對政治權力的挑戰，帶來了以執政黨為核心的政治共同體和社會共同體之間的博弈，導致了政治權力的變遷。為了有效地調控政治權力的變遷，就必須有一種機制把新生的階層、團體等各種社會力量組織起來，使之與現存的政治秩序達到高度的整合狀態。為此，要在鞏固執政黨權力的基礎上，以制度、法規來規范控制權力的流動。同時對權力結構進行科學調整以開發政治權力資源，滿足政治現代化對權力擴張的需求。并對黨的意識形態進行有的放矢地調整與完善，以增強對群眾的吸引力，夯實執政黨的理論基礎。社會轉型/政治權力/變遷/調控

網載 2013-09-10 21:5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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