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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妻再娶，棄妾新婚，皆社會中所偶見，獨蔣介石事，詬者最多，以其地位故也。然蔣猶不謹，前日特發表一文，一則謂深信人生若無美滿姻緣，一切皆無意味，再則謂確信自今日結婚后，革命工作必有進步，反翹其淺陋無識之言以眩社會。吾人至此，為國民道德計，誠不能不加以相當之批評，俾天下青年知蔣氏人生觀之謬誤。 　　

男女，人之大欲也。其事屬于本能的發動，動物皆然，不止人類。人生得真正戀愛，固屬幸事。然其事不可必，目戀愛對象，變動不常，靈魂肉欲，其事難分。自生民以來，所謂有美滿之姻緣甚少矣。然戀愛者，人生之一部分耳。若謂戀愛不成，則人生一切無意義，是乃專崇拜本能，而抹殺人類文明進步后之一切高尚觀念，或者非洲生番如此，中國不如此也。夫文明人所認為之人生意義，一言蔽之，曰利他而已。蓋人生至短，忽忽數十春秋，與草木同腐，以視宇宙之悠久，不啻白駒之過隙。然而猶值得生存者，則以個人雖死，大眾不死故。所以古今志士仁人之所奮斗者，惟在如何用有涯之生，作利人之事，而前仆后繼，世代相承，以為建筑文明改善人類環境盡力。行此義者，為人的生活，不然為動物生活。得戀愛與否，與人生意義無關也。或曰：此言固是。然得戀愛，始能工作，失戀愛則意志頹然，蔣氏之意僅在是耳。然此亦大誤。蓋在有道德觀念知人生意義之人，其所以結構一生者，途徑甚多，不關戀愛。太史公受腐刑而作史記，成中國第一良史；美國愛迪生，一生不娶，發明電學，裨益人類，古今大學問家大藝術家之不得戀愛者多矣，寧能謂其人生無意義乎。 　　

目蔣氏之言，若即此而止，猶可不論，蓋人各有志，而戀愛萬能之說，中外皆有一部分人持之。蔣氏如此，亦不足責。然吾人所萬不能緘默者，則蔣謂有美滿姻緣始能為革命工作。夫何謂革命？犧牲一己以救社會之謂也。命且不惜，何論婦人？十八世紀以來之革命潮流，其根本由于博愛而起。派別雖多，皆為救世。故雖犧牲其最寶愛之生命而不辭者，為救惡制度惡政治下之大眾，使其享平安愉快之生活故也。一己之戀愛如何，與“革命”有何關連哉？嗚呼，常憶蔣氏演說有云：“出兵以來，死傷者不下五萬人。”為問蔣氏，此輩所謂武裝同志，皆有美滿姻緣乎？抑無之乎？其有之耶，何以拆散其姻緣？其無之耶，豈不虛生了一世？累累河邊之骨，凄凄夢里之人！兵士殉生，將帥談愛，人生不平，至此極矣。嗚呼，革命者，悲劇也。革命者之人生意義，即應在悲劇中求之。乃蔣介石者，以曾為南軍領袖之人，乃大發其歡樂神圣之教。夫以俗淺的眼光論，人生本為行樂，蔣氏為之，亦所不禁。然則埋頭行樂已耳，又何必嘵嘵于革命！夫云裳其衣，摩托其車，鉆石其戒，珍珠其花，居則洋場華屋，行則西湖山水，良辰美景，賞心樂事，斯亦人生之大快，且為世俗所恒有。然奈何更發此種墮落文明之陋論，并國民正當之人生觀而欲淆惑之？此吾人批評之所以不得已也。不然，寧政府軍隊尚有數十萬，國民黨黨員亦當有數十萬，蔣氏能否一一與謀美滿之姻緣，俾加緊所謂革命工作？而十數省戰區人民，因兵匪戰亂，并黃面婆而不能保者，蔣氏又何以使其得知有意義之人生？甚矣不學無術之為害，吾人所為蔣氏惜也。或曰：天下滔滔，何嚴責蔣氏？曰：果蔣氏自承為軍閥，為官僚，則一字不論，其事亦不載。而蔣氏若自此銷聲匿跡于戀愛神圣之鄉，亦將不加以任何公開之批評。今之不得不論者，以蔣氏尚言革命之故耳。吾人誠不能埋沒古今天下志士仁人之人生觀，而任令一國民黨要人，既自誤而復誤青年耳。豈有他哉？ 　　

【注釋】本文刊登在1927年12月2日天津《大公報》上，是張季鸞主持大公報社評初期最有名的文章之一。 　　

1927年12月1日《大公報》第二版上以《今日之新郎新婦》為題登載了蔣介石、宋美齡的頭像，并以電訊形式轉發了蔣介石寫的《我們的今日》。

原件是這樣的： 　　

十一月三十日下午十一時二十五分上海來電 　　

蔣介石發表一文，題為《我們的今日》，謂今日得與最敬愛之美齡結婚，為有生來最光榮、最愉快之一日。彼奔走國事以來，常于積極中忽萌退志，前輩常詢何日始可安心工作，當時未答，今可圓滿答復，即確信自今結婚后，革命工作必有進步，即從此始可安心盡革命責任。彼深信人生若無美滿姻緣，一切皆無意味，故革命當從家庭始。末歸結于今日結婚實為建筑彼二人革命事業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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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季鸞——近代獨立報人

作者：陳奎德 出處：驛釗傳媒學習小組2005-09-22

張季鸞（1888－1941）陜西榆林人， 近代中國最富自由獨立色彩的報紙《大公報》首任總編輯和主筆，民國時期最具聲望的報人。在他主持筆政期間，1941年5月15日，《大公報》榮獲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獎，這是當時國際新聞界極富聲譽的獎項。
張季鸞早年留學日本，并創辦《夏聲》雜志，1911年歸國，任《民立報》編輯。一九一二年元旦，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大總統，成立了中華民國。因其文名，經于右任推薦，張季鸞任孫先生秘書。曾為中山先生起草《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

　　張季鸞先生處世頗有棱角，仗義執言，以致曾兩度入獄。袁世凱任大總統時，他對于宋教仁被刺殺案，秉筆直言，遭到無理逮捕，囚禁三個月之久。袁世凱死后，他出任《中華新報》總編輯，又因揭露段祺瑞政府與日本訂立滿蒙五路大借款合同消息，致他再陷囹圄，后經各方營救獲釋。一介書生，兩度落難，兩次獲救，大落大起，預示了其一生的坎坷與輝煌。

　　張季鸞染有中國文人的文風余韻，又有現代學人的廣博知識，像象梁任公一樣，筆起波瀾，引領風潮，掀一時之氣象，成輿論之重鎮。

　　1926年9月1日，張季鸞與胡政之、吳鼎昌（吳出資5萬元使報紙經濟獨立）合作接手大公報，這是其一生的轉捩點。張季鸞在主持《大公報》筆政后，先聲奪人，提出著名的“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四不主義辦報方針。

　　論及“不黨”，他說“不黨云者，特聲明本社對于中國各黨閥派系，一切無聯帶關系已耳。惟不黨非中立之意，亦非敵視黨系之謂，今者土崩瓦解，國且不國，吾人安有立袖手之余地?而各黨系皆中國之人，吾人既不黨，故原則上等視各黨，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為利于國者，吾人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勉附清議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區區之愿，在于是矣”。

　　論及“不賣”，他說“欲言論獨立，貴經濟自存，故吾人聲明不以言論作交易。換言之，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論，或不免囿于知識及感情，而斷不為金錢所左右”。

　　論及“不私”，他說“本社同人，除愿忠于報紙所固有之職務外，井無私圖。易言之，對于報紙并無私用，愿向全國開放，使為公眾喉舌”。

　　論及“不盲”，他說“不盲者，非自詡其明，乃自勉之詞。夾隨聲附和是謂盲從；一知半解，是謂盲信；感情沖動，不事詳求，是謂盲動；評詆激烈，昧于事實，是謂盲爭。吾人誠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寥寥八字，擲地有聲。“四不主義”一旦公諸天下，就界定了《大公報》的堂堂報格，并付諸公眾明鑒，天下監督。

　　這八個字，并非心血來潮，并非靈感驟涌，而是淵源有自，思有所本的。

　　張季鸞為文坦承：“我們這班人，本來自由主義色彩很濃厚的。人不隸黨，報不求人，獨立經營，久成習性。所以在天津、在上海之時，往往與檢查機關小有糾紛。”“中國報人本來以英美式的自由主義為理想，是自由職業者的一門。其信***仰是言論自由，而職業獨立。對政治，貴敢言；對新聞，貴爭快。從消極的說，是反統制，反干涉。”（1939年5月5日《大公報》香港版社評[抗戰與報人]）

　　事實上，張季鸞的確也與中國自由主義的象征性人物胡適相交相契。一九三三年春，張季鸞、王蕓生、胡適之在北平一同吃小館子。季鸞先生品評適之先生說：“適之先生好比龍井茶，總是那么清新。”王蕓生則品評季鸞先生，認為他好比新泡的龍井茶，清新之外還有熱。以胡適之為人為文的平實理性、寬容厚道和冷靜淵博，以張季鸞為人為文的理路清晰、見解獨到和熱情洋溢來看，上述品評，絕非文人之間的互相吹捧，而是知人論世，一語中的。誠如吳鼎昌贈給張季鸞的詩所說的：“深交孰能忘其厚，久交孰能忘其舊；我何與君兩忘之？日見百面如新覯！”

　　（二）

　　1941年5月15日，《大公報》獲得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獎章這一世界性榮譽。張季鸞先生在《本社同人的聲明》中說：“而中國報原則上是文人論政的機關，不是實業機關。這一點。可以說中國落后，但也可以說是特長。……假若本報尚有渺小的價值，就在于雖按著商業經營，而仍能保持文人論政的本來面目。”

　　應當注意他所指的《大公報》“文人論政”的特點。即，《大公報》雖然具有國際媒體通行的商業經營的性質，但同時，它還擁有中國文人論政的深厚傳統。所謂“文人論政”，就是“鐵肩担道義，妙手著文章”，就是蘊含深重的倫理担當，即“對于國家社會負有積極的扶助匡導之責任”。這是從中國士大夫“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習性中傳承下來的道統，這就使《大公報》獲得了一種在中國征服人心的力量，從而在形形色色的商業報刊中脫穎而出，臻于化境，被國際社會視為東方最優秀的報紙之一。

　　就張季鸞自己的為文風格而言，他是“以鋒利之筆，寫忠厚之文；以鈍拙之筆，寫尖銳之文”，這既是張季鸞對自己社評技巧的概括，也是其為文的基本宗旨。

　　有鑒于此，他的政論，不偏激褊狹，不任性使氣，其論事析理，穩健明達，不溫不火，如沐清風，如飲濃茶，娓娓道來，入木三分。他不靠筆走偏鋒、嘩眾取寵來奪人耳目。而是以分析的透辟，說理的犀利名世。他有一副永遠清新的頭腦，活潑綿密而又提綱挈領的思路，更有高人一籌的見解；而一流的學識經驗與文字技巧，使他不但面對國際國內紛至□來的新聞事件，能夠迅即作出反應，幫助公眾了解事件背景，作出平實可靠的分析評論，甚至能在紛紜繁復的難局中，預測事件進展，指明一線出路。有時，他也不惜違逆眾意，壁立萬仞，只爭一線，給出化解難局的應對之方。當時有人評論說，張季鸞為文如昌黎（韓愈），如新會（梁啟超），無僻典，無奧義，以理勝，以誠勝，故感人深而影響遠。這種風格，播灑于萬千社評之內，如春風化雨，潤物細無聲，有助于造就社會上健全的判斷力，有益于公眾非情緒化的理性思維能力，有助于邁向一個健康的公民社會。

　　張季鸞為文為人是厚道的。但是，他的厚道，并非鄉愿，并非無原則捧場。當為了公義，他認為必須批評時，他的筆鋒又是很銳利的。如他曾撰寫過三篇被人們稱之為“三罵”的社評，曾經膾炙人口，風行國中。一罵吳佩孚，是1926年12月4日的《大公報》社評《跌霸》，文中說：“吳氐之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氣力而無知識，今則并力無之，但有氣耳。”酣暢淋漓，一語中的。二罵汪精衛，是1927年11月4日的《嗚呼領袖之罪惡》，指斥汪精衛“特以‘好為人上’之故，可以舉國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財產，以殉其變化無常目標不定之領袖欲。”三罵蔣介石， 1927年12月2日發表的《蔣介石之人生觀》社評，針對蔣介石因剛與宋美齡結婚而“深信人生若無美滿姻緣，一切皆無意味”，并“確信自今日結婚后，革M工作必有進步”的說法，以犀利尖銳的筆觸指出“蔣氏人生觀之謬誤”，“夫何謂革M？犧牲一已以救社會之謂也。命且不惜，何論婦人？”“兵士殉生，將帥談愛；人生不平，至此而極”。社評責問，以蔣氏的結婚后革M工作必有進步的說法來論，南京政府軍隊有數十萬，國民黨黨員也有數十萬，蔣氏能否一一與謀美滿之姻緣，俾加緊所謂革M工作？”

　　張季鸞罵吳、罵汪、罵蔣之時，確實保持著不偏不倚的超然態度和立場。他是無欲則剛， 獨立不羈。惟因如此，蔣介石亦敬重他的這一氣度，在張季鸞后半生一直與之保持良好的私人關系。事實上，也正因其超然姿態，以致《大公報》同時受到當時中國政治舞臺上兩大對立主角的青睞。蔣介石在他的辦公桌、起居室、衛生間各放置一份；而毛澤東說，他在延安經常讀的報紙就是《大公報》。

　　張季鸞一生的文章議論，鑄成了他那個時代的活歷史。而當年的《大公報》，則構建了中國百年言論史上的重要篇章。

張季鸞 2011-06-10 10:5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