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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西方的管理學派與管理模式
　　嚴格來講，迄今為止，中國尚沒有自成一體的管理理論或管理學派，也沒有相對固定的、比較有效的微觀管理模式，現有的管理理論及模式大都是從國外、尤其是從西方引入的。因此，為了更好地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管理模式，有必要對本世紀以來西方的管理理論與管理模式作一簡要的回顧、概括和比較。管理研究認為，管理理論經歷了三個主要發展階段，第一個是管理理論的形成時期，以泰羅、法約爾、韋伯等為代表，以他們創立的“科學管理理論”、“管理過程理論”以及“行政組織理論”為標志。他們針對提高工人勞動生產率的問題提出了標準化原理，倡導工人與雇主的合作以求雙方受益；他們總結了8 種管理組織原則和7種管理職能，成為19世紀末20 世紀初在西方形成的較為系統的、頗有影響的管理理論。管理理論的第二階段開始于本世紀二三十年代，以行為科學為主要特點，其代表人物有梅奧、馬斯洛、盧因、坦南鮑姆、羅伯特·布來克等。他們研究生產組織中人的行為以及這些行為產生的原因。它們涉及人的需要、動機、內驅力、個性、情緒、思想，特別是人群之間的相互關系等。管理理論的第三個階段即管理理論的“叢林”時期。孔茨將這種“理論叢林”概括為11個學派，即經濟管理學派，人群關系學派，組織行為學派，社會協作學派，社會技術系統學派，決策理論學派，系統管理學派，管理學學派，權變理論學派，經理角色學派，行政管理學派。
　　現代管理研究中，較為重要的有以下6 大學派：（1 ）決策理論學派認為管理的核心是決策，決策貫穿于管理的全過程，它是以社會系統理論為基礎，吸收系統理論、運籌學和計算機程序應用等學科內容而發展起來的。西蒙為其重要代表人物。（2 ）經驗管理學派旨在以大企業的管理經驗為主要研究對象，立足于將管理經驗加以概括和理論化，并注重將管理理論與方法傳授于管理實踐的人。彼得·德魯克為其代表人物。（3 ）管理科學學派的要旨是制訂用于管理決策的數學和統計模型，并把這些模型通過計算機應用于企業管理。埃爾伍德·伯法為這一學派的重要代表。（4 ）經理角色學派是由享利·明茨伯格創立的較晚出現的學派，它以研究經理在企業經營管理中所表演的各種角色為中心而展開其理論體系。（5 ）管理過程學派是西方管理理論中較早出現又有較大影響的學派。這一學派管理應當是在組織中通過別人并同別人一起完成工作的過程，人們可以根據管理經驗總結出一些基本管理原理用以作為認識和改進管理工作的說明啟示。孔茨是這一學派的代表人物。（6）權變理論學派是70年代在西方風行一時的管理派別。 該理論認為在管理中要根據環境和內外條件隨機應變，沒有一成不變、普遍適用的最好的管理理論和方法。權變理論注重依據環境自變數和管理思想及管理技術因變數之間的函數關系確定一種有效的管理方式。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弗雷德·盧山斯。
　　　　　　二、管理學是管理科學與管理藝術的集合
　　管理是人類組織社會生活的一個最基本的手段，它是為了實現一個確定目標而計劃、組織、指揮、協調和監督反饋的過程，它滲透在社會、經濟、科技、文化、政治、軍事及人類生活的各個領域。管理包括“管”和“理”這兩個密不可分的方面，管，意在管人、管物、管目標；理，意在理財、理制、理關系。而管理學則是如何實施有效管理的一門學問。一般認為，管理學既不是科學、又不是藝術，既是科學，又是藝術。而筆者認為，管理科學與管理藝術的集合，如果用符合U 表示集合，則有：
　　管理學＝管理科學U管理藝術
　　哈羅德·孔茨在其名著《管理學精華》中指出：管理作為一門科學盡管是粗糙的，但畢竟已有了它自己不同于其它學科的獨特的學科知識體系。
　　科學，一種知識系統，包括明確的概念——在邊界條件內普遍反映事件之間的聯系。名詞和術語確切地概括了事物的本質，內涵與處延清楚，對理論工作者和實際工作者所傳達的信息是同樣的。以此為基礎，對事實和現象進行分類和分析，概括或假設反映它們之間的因果、聯系；經過客觀實踐的檢驗，說明概括或假設了客觀事實，并能解釋事理，即為“原理”，它具有預示事物發展的重要意義，想互關聯的原理和觀念構成一個系統，由此可以形成一個理論框架，是重要的知識領域。管理有自己明確的概念、范疇和普遍原理、原則，并且相互依存，形成了獨特的知識體系，當屬科學無疑。
　　此處的藝術，既不是指文學、繪畫、音樂、舞蹈等用形象來反映現實的社會意識形態，又不是指事物的形狀獨特而美觀，而是指富有創造性的方式和方法，即在工作或在廣義的實踐活動中，創造性地靈活應用科學知識，將知識轉化為生產力和能力的一種技巧。藝術性來自個人的經驗、直覺和智慧、能力，正如錢學森所說：“領導藝術是一種遠離數學領域的才能，它能從大量復雜事物的關系中判斷出最重要最有決定意義的東西”。
　　從第一本管理學著作《科學管理原理》問世以來，經過幾代學者和企業家的努力，管理理論走過了自己茁壯成長之路。蓬蓬勃勃的“叢林現象”使新理論不斷誕生，老理論又產生新的活力，即使是理工科的教授們也不得不承認，以管理科學為主要內容的軟科學的存在。
　　但管理面對的不是一次又一次可以設定完全相同條件的實驗環境，而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變化著的組織的內外環境。因而沒有可以一次又一次重復驗證的一成不變的規律可循。所以它又含有特定的藝術成份。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管理沒有一成不變的規律可循，不是因為自身的缺陷，而是不存在一次又一次完全相同的實驗環境條件可以證明其存在，因而似乎是決策因人而異，顯出藝術性；第二，管理對同一決策對象面言，決策本身既包含有實驗意義，又具有實施價值，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可以重新再來的機會，因而顯現出決策者對機遇的把握；第三，管理者的三項重要資源：決策能力、用人和運用自己有限的時間均是因決策者個人而異的，更多的體現為一種藝術；第四，管理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并非優秀的管理專業畢業生就一定能管好一個企業，因而，管理就是管理，不僅要求科學嚴謹而且要求藝術。
　　筆者從自己十幾年的管理實踐中感到，一個成功的管理者必須兼顧管理的科學性和藝術性。管理科學好比人的骨架，管理藝術好比人的血肉，而管理則好比人體，二者缺一不可，否則就不成其為人體。
　　從管理科學的角度講，管理者必須遵循一些基本的原理或法則，如夏禹龍、劉吉、馮之凌、張念椿總結歸納出的現代管理和動力原理（《領導科學》，廣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如果違背這些原理，一個機構無論有多大的活力，一個領導人無論有多大的人格魅力決不維持長久，我們都曾目睹當今中國一大批極耀眼的明星人物（企業家或改革家）紛紛隕落、曇花一現。究其所以然，除體制法律環境、人文環境、不可抗拒力等因素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這些明星人物不懂管理科學，在他們領導或管理實踐中不懂得或不善于遵循這些基本的原理。
　　1993年4月筆者應邀到中國人民大學作演講， 席間有人提問：搞管理與搞學術研究最大的差別是什么？筆者回答：我的體會是研究有小事，管理無小事。意思是，研究問題時，可以先忽略一些小的變量，就幾個主要的變量建立起粗略的模型，然后再逐步加進一些微小變量，使模型趨向精細、準確；而從事管理時，任何微小的變量至始至終都不能忽略，都要事先考慮到并準備好應對之策，否則就會功虧一潰、全軍覆沒。但事實上，實際管理中的小事非常多、發生的概率也大、隨機性也強，要完全按決定論的要求事先考慮周詳并按計劃從容應對，幾乎不可能，這就需要領導人隨機調整、靈活處置。而這些，就是管理藝術。一般來講，制定戰略、編制計劃、設置機構等主要靠管理科學指導；而實施計劃、管理下屬、處理突發事件等主要靠管理藝術，靠管理者因人而異、因事而異地處置，沒有太過嚴格的一定之規。有時候同樣一句批評下屬的話，而不同的人、同一個人不同的場合，甚至不同語氣和不同的表情都會產生完全不同的結果。
　　　　　　三、具有中國特色的管理模式
　　在管理中國人時，管理的計劃、組織、指揮、協調和監督反饋等五大職能中，最主要的是抓監督反饋，而監督反饋的核心又是檢查。可以說，沒有檢查就沒有管理，只要疏于檢查，再好的方案也會落空，這是千真萬確的鐵的事實。
　　因此，我在管理實踐中，最重視的機構是監督反饋機構，即無論人員多么少經費多緊都一定要設立一套獨立于執行系統（如總裁）、代表決策中心（如董事會或董事長）對執行者和執行系統實施強有力監督的人或系統（如督察長或督察處）；同時建立一套獨立于執行系統和監督系統，直接向決策中心及時準確反饋信息的人或系統（如秘書長或秘書處），我將其稱之為一個中心三個系統，即決策中心（如董事會）和執行系統（總裁）、監督系統（督察長領導的督察處）、反饋系統（秘書長領導的秘書處）。也就是將西方公司的領導體制中常用的董事會領導下的總經理負責制改造為董事會領導下的一總（總裁）二長（督察長和秘書長）制，原總經理的權力一分為三，互相制約、互相配合。
　　這一模式實施的結果是，企業中最常出現的內部人問題基本上沒出現過，組織機構極為穩定、安全，同時又能保持一定的高效率，當然監督成本也明顯偏高；但它與內部人問題造成損失相比，卻要少得多。
　　其實，中國古代的官制中就有類似的機構。例如，封建社會受皇帝直接控制，以皇權為依托，以服務皇權為目的監察制，無疑有其時代與階段的局限。但是，監察權的自成系統、垂直監督網絡的相對獨立性；其與行政、司法、軍事等機構平行，不受它們的限制，能獨立行使監察權；監察活動依據法規，以條問事；監察官任卑權重，威震百官，無所不糾；御使負責糾舉百官違失，諫官負責諫正皇帝或中央決策失誤，二者相輔相成；選任考核監察官，注重剛正不阿的品質，憑實跡黜陟等，對中國與世界的現代政治建構仍有重大的意義。其制衡、治官、監督、檢察、彈劾、懲戒和教育的功能，能“彰善痛惡，激濁揚清”，揚清吏治，是“政之理亂”的關鍵，這顯然可以揚棄、轉化為中國特色的現代監察制度和干部制度的合理內容。
　　筆者在日常的組織、指揮等管理活動中，最重視的是檢查，筆者向下屬布置工作時，從來不單獨向一個人布置，從來都是向兩個以上的人布置。其中一人執行，另一人專事監督檢查。而重在檢查——因為筆者沒有精力對每一個下屬的工作都去進行跟蹤檢查，如果工作性質復雜、涉及面廣，還委派一人專事協調。執行者每天或每周要向筆者作一書面工作進展匯報；檢查者也是每天或每周或更頻繁地向筆者作書面匯報；而筆者至少每周親自檢查一次。筆者的信條是，永遠不要輕信下屬的匯報，必須親自檢查或派專人檢查并確認無疑后才認可。筆者的切身體會是：凡有布置無檢查或檢查不力的工作，十有八九會失敗或落空；反之，再難的工作也能取得成功或階段性成果。因此，筆者在選撥、考核、重用領導干部時，除德性外，工作能力方面最主要的是看他抓工作是否有股狠勁；而狠勁的主要表現就在于一抓到底，不達目的誓不罷休；而一抓到底的直接做法是一絲不茍地檢查。筆者的這一套理念和做法在實際管理過程中非常有效，它往往能使一些較平庸的領導人辦成連他們自己都感到吃驚的大事；使平凡的職工做出不平凡的業績；使那些看上去希望很渺茫的事竟然獲得奇跡般的成功；使一支由極普通的人、甚至平均素質相對較低的人組成的群體成為一支效率高、戰斗力強的隊伍。由此，筆者時常想，如果我們的各級管理院校（系）和培訓機構在培養學員時不是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泛泛的一般管理理論和方法的傳授上，而是放在諸如監督、反饋、尤其是如何有效實施檢查等操作性強的內容上，管理者的管理水平要高的多，各單位的微觀效益也要好得多，我國的整體實力和綜合國力也要強得多。
　　其實，大到一個國家，小到一個集體內，并不需要群體都優秀、都聰明（當然都優秀、都聰明更好），只要有少數幾個人優秀，能把握準方向，并能通過強有力的檢查手段有效地進行具體實施，其他人服從照辦，就能取得超常的業績（如日本民族就是如此）。這比那些整體素質較高，但人人都頗有心計且領導人因過于圓滑礙于面子不認真進行監督檢查的集體要有效得多。中國人民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的楊杜副教授在考察日本企業后得出結論，日本企業里只有四種人：全人——全面的人才，作主要領導；怪人——怪異的人才，善于超前思維，適于作戰略策劃；活人——靈活的人才，適于搞營銷公關等；死人——死板的人才，適于在固定的崗位上工作。前兩種人極罕見；第三種人亦不多；大量的是第四種人——他們遵守紀律、服從命令、一絲不茍地認真做好本職工作，由這些人構成了日本的民族性和企業文化。
　　因此，筆者認為，中國管理界的當務之急是，管理學者和管理工作者聯合起來，以監督反饋，尤其是以檢查為特色和核心，創出中國自己的管理模式——中國學派。這可能是中華民族整體振興的基礎之舉。江澤民在中共十五大報告中也強調，“要探索符合市場規律和我國國情的企業領導體制和組織管理制度，建立決策、執行和監督體系，形成有效的激勵和制約機制。”
　　至于這一學派的理論價值有多高，是否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則無多少實際意義。席酉民認為，在現實中，從整體上評價一個國家的管理水平高低尚可進行，但若評價某種管理技術或管理理論的水平則往往很難。國內在研究成果評價時常下這樣的評語：某某研究達到了國內先進水平、或國內領先水平、或國際先進水平、或國際領先水平。對于自然科學或技術科學研究成果這樣評價無疑是正確的，因為全世界的評價標準是一致的。但對管理研究水平的評價就遠不是這樣簡單。日本的某項管理技術在日本非常成功，但到美國由于文化等因素無法適用，這樣的技術算日本國內領先呢？還是算國際領先？如果從領先的角度講，許多中國國內很適用的技術日本或美國還沒有；自然也算國際領先了，因為在國際上是獨一份，實際上這種不具備可比性的評價本身意義就不大。筆者認為，由于管理研究（許多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也有類似的特性）的特性，在一些研究成果沒有可比性的情況下，追求領先本身沒有什么價值（結果有可比性時，作為研究自然應追求領先水平）。此種狀況下，只能是追求在特定環境下最滿意地解決實際問題。
　　現在我國國內有一句流行的口號，叫做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如果將管理也算作是科學技術，這一命題尚可成立；否則這一命題的可信度則需大打折扣。
　　嚴格來講，科學技術屬于器物層面和生產力范疇的內容，它與土地、資本、勞動力并列構成為生產要素。如果說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則土地、資本、勞動力等也是第一生產力，這樣一來所謂第一生產力就沒有任何意義了。事實上，如果沒有管理將科技和土地、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組合起來，誰也發生不了作用，誰也形不成生產力，更別說第一生產力了。
　　縱觀古今中外的歷史和現實，我們不難得出結論，管理也是第一生產力，尤其是中國的第一生產力。
　　沒有管理，縱然有瓦特改進蒸汽機，但它能形成機器工業革命嗎？
　　沒有管理，縱然有法拉第和麥克斯韋提出電磁理論，但它能形成電力革命、人類能夠進入了電力工業時代嗎？
　　沒有管理，縱然有愛因斯坦發現原子核裂變能產生巨大能量的著名公式E＝c[2]M，但它能產生核動力發電機組，人類能夠進入核工業時代嗎？
　　沒有管理，縱然有美國工程師發明電子計算機，但它能形成信息革命，人類能夠進入信息時代嗎？
　　沒有管理，盡管中國有王淦昌、朱光亞、鄧稼先、錢學森等著名核物理專家，但中國的導彈能上天嗎？
　　沒有管理，科學技術本身能有突破性的大發展嗎？
　　沒有管理，能形成三中全會后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明顯改善、綜合國力大大增強的局面嗎？
　　這一切并不是想說明科技不重要，科技的重要性是盡人皆知、不言而喻的；而想說明的是，對當今的中國來講，管理更重要。如果中國能盡早創造出最適合中國的管理模式并普遍推廣運用，即使科學技術沒有大的突破和飛躍，中國經濟也能上一個新臺階，中國人民的生活也將比現在強得多。所以朱ｒóｎｇ＠①基在慶祝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管理科學部成立座談會上明確指出：“管理科學，興國之道。”
經濟師太原19～21C3管理科學彭明19991999 作者：經濟師太原19～21C3管理科學彭明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2: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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