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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對待西方文化的問題，是貫穿中國近代文化史中的一個主要問題，近代思想家們都從自己的文化視角出發，表述了各自不同的西方文化觀。孫中山作為先進中國人向西方尋求救國救民真理的偉大代表，始終站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向西方學習潮流的前列，并在他領導的中國近代資產階級革命實踐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西方文化觀。探討孫中山的西方文化觀，不僅可以看清西方文化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的形成和發展所起的作用，而且對于我們今天在改革開放的社會背景下如何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也有積極的借鑒作用。
　　 一、要救國，“只有學外國”
　　鴉片戰爭的炮火，不僅打開了中國封閉了幾千年的國門，而且也強烈地震撼了中國的文化意識。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造成了中西方化價值觀的直接沖撞，中西文化關系問題，作為一個緊迫的社會問題，擺在了中華民族面前，如何對待西方文化，是拒斥還是接受，拒斥什么，接受什么，痛苦的文化選擇已無法逃脫。
　　近代思想家們抱著救亡圖強的熱切愿望，開始學習西方文化，企圖從中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被稱為近代中國第一批“開眼看世界”的林則徐和魏源等人，認為要制服“外夷”，就必須首先了解“夷情”，就必須承認并學習西方文化的長處，為此，他們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觀點。雖然他們對西方“長技”的理解，主要局限在西方的器物文明和堅船利炮上，但這畢竟沖擊了幾千年來形成的中國文化的自傲情緒，認識到學習西方文化的必要性，感到有“舍己從人的必要”，從而“開西學之先聲”，拉開了向西方學習的序幕。此后，不論是早期改良派的“中體西末”論，還是洋務運動時期的“中體西用”論，再到后來的“全盤西化”論，都是近代思想家們在學習西方文化的過程中，對中西文化關系問題在理論上作出的回應。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指出：“自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他們認為“要救國，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學外國”[1]，充分肯定了當時中國向西方資產階級學習的進步意義。
　　孫中山同很多近代思想家們一樣，也強烈地認識到，要實現中國的富強，就必須向西方學習。這一認識，是孫中山從對西方文化的全面了解中，從中西文化的直接對比中獲得的。這與孫中山的個人經歷有著直接關系。孫中山早年曾在檀香山和香港等地接受過系統的西方文化教育，對西方文化有較為深刻的認識。他在1894年《上李鴻章書》中說：“幼嘗游學外洋，于泰西之語言文字，政治禮俗，與夫天算地輿之學，格物化學之理，皆略有所窺，而尤留心于其富國強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規；至于時局變遷之故，睦鄰交際之宜，輒能洞其竅奧。”[2]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后，孫中山在旅居英國期間，為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更加如饑似渴地學習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知識和社會政治思想，認真研讀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外交、經濟、哲學和自然科學著作。此后孫中山長期流亡海外，“環繞地球，周游列國，一面考察各國的政治得失和古今國勢強弱的道理，一面做我的革命運動。約計每二年繞地球一周，到武昌起義以前，大概繞過了地球六七周”[3]。這段經歷有助于他對西方社會進行廣泛深入的考察和了解，從而使他對西方文化的認識不斷豐富和發展，為他的西方文化觀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孫中山通過對西方社會和文化的了解，親自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先進和中國文化的相對落后。他說：“歐美近一百年來的文化雄飛突進，一日千里，種種文明都是比中國進步得多。”[4]西方不僅在科學技術上遠遠走在近代中國前面，而且在武器、生產工具等方面也比中國先進得多。從總體上來看，孫中山把中國傳統文化當作固有的“舊物”，當作“過代之文化”，把西方近代文明當作外來的“新物”，當作“近世的文明”，并進行對比，“用外國的新東西和中國的舊東西比較，象武器一項效力，自然是很明顯的。至于除了武器之外，象交通上的鐵路、電報，也要比中國的挑夫、驛站好得多。我們要轉運東西，火車當然要快過挑夫、便利過挑夫；要通消息，電報當然是迅速過驛站、靈通過驛站。再推到其余種種關于人類日常生活的機器，和農工商所用的種種方法，也沒有不是比中國進步得多的。”[5]西方不僅在科學技術和器物文明方面優于中國，而且在政治文化和心性文明方面，也有比中國進步的地方。“持中國近代之文明以比歐美，在物質方面不逮固甚遠，其在心性方面”，“不如彼者亦多”[6]。可見，在孫中山看來，西方文化在總體上是優于中國文化的。
　　重要的不是看到西方文化的進步性，而是要放棄文化保守主義，采取開放主義文化觀，主動學習西方文化中的長處和精華。為此，孫中山認為，“中國未經產業革命，向持閉關主義”，不肯向西方學習，這是造成“國勢所以弱，而民事所以不進”的重要原因。中國要擺脫被動挨打、亡國滅種的厄運，要走向富強，就必須對西方文化采取開放態度，“舉西人之文明而盡有之”。他在1887年同俄國學者談話時就曾明確指出：“必須使我們的國家對歐洲文明采取開放態度”[7]。因為，“如果不學外國的長處，我們仍要退后”[8]。不僅國家不能富強，而且我們中國的文化也得不到發展，“我們有自己的文明，但是，因為無法進行比較，選擇而得不到發展，它也就停滯不前了。”[9]同時西方近兩百多年的發展經驗和教訓，有很多是可以借鑒的，“中國如一后至之人，可依西方已辟之路徑而行之”，中國只要取西方成功之捷徑，借鑒西方成功之經驗，避免西方失敗之彎路，便可省卻許多“冤枉工夫”，而收事半功倍之效果，必定會“后來居上”。因此，“今欲急求發達，則不得不持開放主義。”[10]他堅信，中國“如果能迎頭去學，十年之后，雖然不能超過外國，一定可以和他們并駕齊驅”[11]。
　　孫中山不僅要求國人學習西方文化中的精華，而且他本人也自覺地吸收西方近代科學技術和政治思想，變為自己的思想養料。他的三民主義學說就是淵源于歐美，對歐美的“學說事跡”加以“規撫”的結果，正如他本人所說：“中國人的民權思想都是由歐美傳進來的。所以我們近來實行革命，都是仿效歐美。”[12]
　　無可否認，孫中山在對待西方文化的問題上，經歷了一個從簡單推崇到有所分析的過程，從毫無保留地吸收到有所保留地吸收的過程，經歷了一個從仿效歐美到借鑒歐美的過程，但在這一過程中，他對中國應學習西方文化的精華的基本觀念，始終未變。
　　 二、博取西方文化的精華而不照搬
　　要學習西方文化，就必須有正確的態度和方法。
　　首先，孫中山批判了在對待西方文化上的兩種錯誤的極端態度：一是極端排外，一是極端崇拜西方文化。他說：“中國從前是守舊，在守舊的時候總是反對外國，極端信仰中國要比外國好。”[13]但隨著對西方文化的了解，尤其是由于義和團運動的失敗和處國殖民者依靠堅船利炮在中國橫行無忌，部分中國人開始看到了西方文化的價值，認識到了向西方學習的必要性。“從那次義和團失敗以后，中國一般有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國強盛，要中國能夠洗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種大恥辱，事事便非仿效外國不可。不但是物質科學要學外國，就是一切政治社會上的事都要學外國”[14]。從此，在對待西方文化的態度上，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即“極端的崇拜外國，信仰外國是比中國好。因為信仰外國，所以把中國的舊東西都不要，事事都是仿效外國；只要聽到說外國有的東西，我們便要去學，便要拿來實行”[15]。而且這種“崇拜外國的心理便一天高過一天”。孫中山極為憎恨那些一味醉心于西方文化，“奉歐美為至上”，不加分析盲目地崇拜西方文化的人。如某些留學生，“到了美國之后，不管中國為什么要派留學生，學成了以后，究意對中國有什么用處，以為到了美國，只要學成美國人一樣便夠了。所以他們在外國的時候，便自稱什么‘佐治’、‘維廉’、‘查理’，連中國的姓名也不要。回國之后，不徒是和中國的飲食起居，不能合宜，就是中國的話也不會講。所以住不許久，便厭棄中國，仍然回到美國”[16]。孫中山認為，這種學生“是無志，只知道學人，不知道學成了以后想自己來做事”，并為他們而感到恥辱，“吾甚恥之”，認為“他日引歐美以亂中國者”，必定是這些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的“學奴”。
　　那么，究意怎樣學習西方文化呢？應采取什么樣的態度和方法呢？孫中山認為，正確的態度和方法應該是，立足本國的國情，博取西方主文化的精華而不照搬。他在1887年就曾明確地指出了這一點，“必須使我們的國家對歐洲文明采取開放態度。我不是說，我們要全盤照搬過來”[17]。在晚年，孫中山更加看到照搬照抄西方文化的危害性，多次指出，如果對西方文化“一味的盲目附和，對于國計民生是有大害的”。孫中山的這一觀點無疑是正確的，是他的西方文化觀走向成熟的標志，也是他的西方文化觀高出于前人和同時代人的重要標志。
　　孫中山形成博取西方文化的精華而不照搬的文化態度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至少有以下兩個主要原因：
　　第一，是針對現實社會中對待西方文化的不良傾向提出的。中國近代文化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逐漸向西方文化開放，逐漸深入地學習西方文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崇拜西方文化價值的心理明生暗長，而民族自信心卻逐漸低落，尤其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后，“歐風東漸”，“西風”勁吹，人們執著地向西走，一些“醉心于西方文化的人”過分抬高西方文化的價值，不加分析地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與此同時，又貶低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成果，認為中國“百事不如人”，如果聽任這種傾向發展下去，必然會走向“全盤西化”，走向民族虛無主義文化觀。正是在這種大的文化背景下，孫中山冷靜地分析了西方文化的價值，認為西方文化有其長處，可以學習和借鑒，但決不能照搬盲從。
　　第二，是從理論上對西方文化進行全面分析和思考的產物。從文化學的角度來看，任何文化的形成，都是同具體的社會環境、文化傳統和民族心理密切相關的，都必然會帶有民族和政治的局限性，都不可能完整地稼接到其他民族的文化之中；同時，西方文化也不是盡善盡美的，同歷史上的其他文明一樣，既有積極的成分，又有消極的因素，因此，也是不能照搬的。具體地說，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孫中山認為，“文明有善果，也有惡果，須要取那善果，避那惡果”[18]。任何文明都有雙重的社會價值，西方文明也不例外。一方面，它促進了社會的進步，另一方面又帶來了一系列社會問題，而且“文明越發達，社會問題越著緊”。其中最大的社會問題，是財富的貧富不均，其結果是，“歐洲各國，善果被富人享盡，貧民反食惡果，總由少數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19]因此，孫中山一再強調，在學習西方文化的過程中，要注意吸收歐美文化中的精華，決不能成為它的糟粕的犧牲品。其次，由于各國的風土人情不同，社會狀況不同，因而必然會造成文化上的差異，尤其是中國近代社會的特殊性質，決定了我們在學習西方文化時，也不能盲從照搬。孫中山說：“中國幾千年來社會上的民情風土習慣，和歐美的大不相同。中國的社會既然是和歐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會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歐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歐美，照樣去做。”[20]他又進一步把歐美的科學技術、物質文明同歐美的政治振興區分開來，認為對于西方的科學技術和物質文明可以盡量仿效，但對于西方近代的政治哲學則應該有所分析，有所取舍，有所變更，而不能盲目照搬。他說：“歐美的機器，我們只要是學到了，隨時隨地都可以使用。譬如電燈，無論在中國的什么房屋，都可以裝設，都可以使用。至于歐美的風土人情和中國不同的地方是很多的，如果不管中國自己風土人情是怎么樣，便象學外國的機器一樣，把外國管理社會的政治硬搬進來，那便大錯了。”[21]這樣不僅不利于國計民生，而且還會對國家和民族，造成極大的危害。最后，歐美的政治學說也不是盡善盡美的，還有許多弊端，歐美在實行民權的過程中也遭到了許多挫折，遇到了許多障礙，出了許多問題，所以“我們倡民權，一切辦法在根本上還沒有解決。”“民權問題在外國政治上至今沒有根本辦法，至今還是一個大問題。就是外國人拿最新發明的學問來研究民權、解決民權問題，在學理一方面根本上也沒有好發明，也沒有得到一個好解決的方法。所以外國的民權辦法不能做我們的標準，不足為我們的導師。”[22]因此，如果盲目仿效歐美的政治學說，“不但是學不好，反且學壞了。”我們在學習西方的政治學說時，首先“要把歐美已往的民權經驗研究得清清楚楚”，借鑒其成功的經驗，同時結合自己的國情，順應時代的潮流，加以創新，“重新想出一個方法”。只有這樣，才能即可免費“許多冤枉工夫”，又可避免“再蹈歐美的覆轍”。在此，孫中山已清醒地認識到，要在中國實行民權，改革政治，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是行不通的，只有在借鑒西方成功經驗的基礎上，立足本國實際，創造出一種適合于中國國情的政治模式，才是唯一正確的途徑。
　　既然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文化，而只能吸收其中的精華，那么，什么是西方文化中的精華呢？用什么標準來判斷它是否是精華呢？這就涉及到了文化價值評價標準問題。在近代文化發展史上，存在著兩種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價值標準：一是“中體西用”論的文化價值標準，它基本上以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評斷西方文化的價值，一是“全盤西化”論的文化價值標準，即以西方文化的價值觀來評價文化的價值，這兩種文化價值標準，在總體上來看，都是不健康的、片面的。孫中山在對待西方文化問題上，擺脫了上述兩種文化價值觀上的局限性，跳出了“非中即西”的簡單循環的圈子，從更高的層次上，確立了嶄新的文化價值評價標準。孫中山認為，凡是對于我們有用處的東西，就是好的，就是應該加以繼承和吸收的；凡是對我們沒有用處的，就是應該加以拋棄的。他說：“大凡一種思想，不能說是好不好，只看他是合我們用不合我們用。如果合我們用便是好，不合我們用便是不好；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好，不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不好。”[23]西方的科學技術和物質文明，我們學到手以后，可以節省人力，提高效率，更大限度地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從而可以改善人民生活，使中國走向富強，因而是可以學的；而對于西方文化中的某些弊端，學來之后，只能造成新的社會問題，因而是應該加以剔除的。在孫中山看來，判斷一種文化是否有用處，既不能從個人的主觀好惡和需要出發，也不能從單純的“學理”出發，而只能從現實的革命需要出發，以是否有利于國計民生為最終標準。他說：“余所治者乃革命之學問也。凡一切學術，有可以助革命之知識及能力者，余皆用以研究之資料，而組成余之‘革命學’也。”[24]這樣，孫中山最終找到了一種評判西方文化中何者為精華，何者為糟粕的可操作的價值標準。這也是孫中山西方文化觀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之一。
　　 三、后來居上，駕乎歐美
　　學習西方文化中的精華，并不是最終目的，真正的目的在于“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然后“漸漸發動”，“轉弱為強”，“易舊為新”，使中國傳統文化發揚光大，使中華民族走向富強。這樣，孫中山就把他的西方文化觀同愛國主義情感緊密地結合起來。這是孫中山西方文化觀的一個重要特點。
　　首先，學習西方文化，使中國傳統文化重放光彩。從階級基礎上來看，孫中山所代表的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的新文化，而中國傳統文化是以封建專治制度為基礎的舊文化，二者在性質上是不同的，重建新文化，必然意味著對舊有文化傳統的批判。但孫中山并未由此走向民族虛無主義文化觀。在他看來，推翻帝制創建民國，不是要全盤丟掉或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相反，“是要恢復數千年歷史上的文明”，是要恢復一切“國粹”。孫中山認為，“中國之文明已著于五千年前，此為西人所不及”[25]。但由于種種原因，中國文化在近代卻相對落后了，相反，歐美各國在近二、三百年間卻雄飛猛進，獨步先行，凌駕于中國文化之上。因此，中國要想強盛，要想恢復中華民族的地位，就必須要恢復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恢復民族精神，恢復固有的道德。他說：“大凡一個國家所以能夠強盛的原故，起初的時候都是由于武力發展，繼之以種種文化的發展，便能成功”。[26]而要恢復中國的傳統文化，學習和借鑒西方文化中的優秀成果，是極為必要的。可見，我們在“恢復一切國粹之后，還要去學歐美之所長，然后才可以和歐美并駕齊驅。如果不學外國的長處，我們仍要退后”[27]。孫中山認為，學習外國的東西并不難，“因為幾千年以來，中國人有了很好的根底和文化，所以去學外國人，無論什么事情都可以學得到。用我們的本能，很可以學外國人的長處”[28]。他堅信，只要“發揚吾國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則中國文化必然“與諸民族并驅于世界”，再現昔日中國文化的風彩。
　　其次，學習西方文化，使中國變為富強國家，駕乎歐美之上。孫中山在其西方文化觀中，表現出一種“駕乎歐美之上”的宏大氣魄。他反對在學習西方文化過程中采取爬行主義的態度，認為我們絕不能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步人后塵，去學習“西方歷史上的文明”，而應該高瞻遠矚，從大處著眼，從高處著手，“迎頭去學”，學習“西方發展了以后的文明”，學習“西方文明的最新成就”。他說：“我們中國先是誤于說我中國四千年來的文明很好，不肯改革，于今也都曉得不能用，定要取法于人。若此時不取法他現世最文明的，還取法他那文明過渡時代以前的嗎？我們決不要隨天演的變更，定要為人事的變更，共進步方速”[29]。譬如在技術方面，西方大體經歷了用煤到用電兩個階段，如果我們能從發展最新的電力技術起步而不循西方由煤力而電力的老路，“便可以減少兩百多年的光陰”，十年之后，定能與歐美并駕齊驅。在政治制度方面，我們學習西方的目的，就是要“擇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來救我們中國”，因此，“我們現在改良政治，便不可學歐美從前的舊東西，把歐美的政治情形考察清楚，看他們政治的進步究竟到了什么程度，我們要學他們的最新發明，才可以駕乎各國之上”[30]。孫中山認為，日本通過學習西方文化，用了不到幾十年的時間便一躍成為世界上的一流強國，中國若能象日本那樣迎頭去學，定能后來居上，用不了多久就會“駕乎歐美之上”，成為世界上最新、最進步的國家。
　　總之，孫中山在西方文化觀上，堅持開放的文化心態，正視東西方文化上的差距，認識到西方文化在中國文化近代化歷程中的作用，試圖通過學習和借鑒西方文化來實現中國傳統文化的近代化；同時，他對西方文化采取了辯證的立場和發展的觀點，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弊端和西方近代化模式的局限性，力圖通過借鑒西方模式，達到超越西方模式的目的，這無疑都是值得肯定的，也是他對中國文化近代化所做出的巨大貢獻。但同時也應看到，由于歷史沒有給孫中山提供更先進的思想武器、更科學的思維方式和更從容的歷史環境，因而他沒有真正認識到西方近現代文化的性質，沒有更詳細地對西方文化中應加以繼承發展的因素進行系統梳理，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缺陷和遺憾。這表明，如何批判地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華，以建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仍是我們所面臨的一項重要而艱巨的任務。
　　注釋：
　　[1]《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四卷，第1470頁。
　　[2]《上李鴻章書》，《孫中山選集》，第1頁。
　　[3]《歡宴國民黨各省代表及蒙古代表的演說》，《孫中山選集》，第583—584頁。
　　[4][5][12][13][14][15][20][21][22][30]《三民主義·民權主義》，《孫中山選集》，第758、759、758、760、759、760、763、763—764、760、788頁。
　　[6]《孫文學說》，《孫中山選集》，第140頁。
　　[7][9][17]《與〈倫敦被蒙記〉俄譯者等的談話》，《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86頁。
　　[8][11][23][26][27][28]《三民主義·民族主義》，《孫中山選集》，第689、690、651、679—680、688—689、6898頁。
　　[10]《在濟南各團體歡迎會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81頁。
　　[16]《在廣州嶺南學生歡迎會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538—539頁。
　　[18][19]《在東京〈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的演說》，《孫中山選集》，第84、84—85頁。
　　[24]《與邵元沖的談話》，《孫中山全集》，第五卷，第55頁。
　　[25][29]《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大會的演說》，《孫中山選集》，第72；《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80頁。
　　
　　
　　
東方論壇青島65-70K3中國近代史鄭偉19971997 作者：東方論壇青島65-70K3中國近代史鄭偉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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